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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提出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不仅结合了大量切实可循的数据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思考，同时也对于自杀这一社会现象中不同人群所受到的各方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进而提出类似社会研究中对于数据和人的双重重视使得相关研究结果在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的同时具有推动对于人这一主体的关注的作用值得学习。
关键词：《自杀论》；数据；人文情怀
《自杀论》是迪尔凯姆的著作，作品将自杀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了自杀现象，批判了用个体心理学解释自杀现象的传统理论。作者首先界定了自杀的概念，进而分析了为何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自杀现象，在分析的过程中首先对个体心理学对于自杀现象的解释提出了多方面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大量结合相关数据做出推论，并将相关推论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以此对个体心理学的相关结论提出了质疑，同时分析了相关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其次，作者提出了自杀率的概念，以自杀率为切入口对自杀现象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并将自杀分为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4种类型，从社会事实因果角度出发论述了不同类型的自杀发生的原因。
《自杀论》作为迪尔凯姆的重要作品之一，用社会事实因果分析的方法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非常的价值。书中的研究分析涉及了大量自杀现象相关数据以及自杀现象所涉及到的不同社会主体所受到的不同环境的影响。本文将着重分析《自杀论》中所涉及到的数据和所展现出来的人文关怀，解读《自杀论》一书中相关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独特社会学魅力，之所以以人文关怀和数据为抓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社会学离不开切实可循的数据，数据的佐证是证明相关结论具有实际效用的重要标志，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结合切实可循的数据，更要使得集合的相关数据以及研究中对其进行的相关分析和研究所要解释的内容有准确的逻辑关系。但要能准确的找到能解释相关现象的有益数据并非易事，相关问题在《自杀论》一书中也有体现，迪尔凯姆在很大程度合理解决了相关问题。
其二，社会学离不开对于人的解读，有了人才能形成人的集合社会，社会学是在研究一群人的事，没有个体的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就不复存在。这里的人本已经不仅仅是对于单个人的关注，更是对于人的相关群体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整体的人所受到的环境的影响。而由于现代科学对于数据准确度的重视，众多社会学研究往往忽视了人在所研究的社会事件中的独特作用。而《自杀论》作为一本社会学专著，全书始终对人这一主体所产生的多种影响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其三，对于数据与人文的双重重视是本书的突出表现，而本书又是迪尔凯姆用社会事实因果分析的方法论分析社会事件的代表。以此书为媒介，从数据与人文思考这一小的角度来看待用社会事实因果分析解释社会事件的方法论，不失为一个有益尝试。
本书对于数据与人文的双重重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证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数据的信度与效度。为此做出以下尝试：
其一，采用迂回的方法，用相关数据替代无法准确获得的数据，保证用有效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社会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很多数据无法获得。比如“社会制度越是固定不变，多变的患者越是无法在社会中生活的心理特点，对引起自杀究竟起到多大作用”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中，首先要比较各种自杀与各种神经衰弱的，但各种神经衰弱人员的数据资料无法获得。在此情况下，迪尔凯姆提出精神错乱是神经退化的扩大形式，而神经退化者的数量变化和疯子的数量变化是一样的，可以用研究疯子的数量变化来替代神经退还者的数量变化，这还有助于一般的确定自杀率与各种心理变态的关系。
其二，灵活结合可获得的数据论证所提出的假设或对于相关假设提出的质疑。在对于莫赛利所提出的结论表示质疑时，他首先拿出莫赛利原用来提出该结论的数据指出，两栏数据之间并没有经常的对应关系表明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其次，又进一步结合其他相关两组数据（每十万人中的疯子和白痴数与每一百万居民中的自杀平均数）进行对比，提出对应关系更加不明显，且在某些组存在相关因果关系倒置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对于莫赛利的结论提出质疑。
其三，选择可被准确测量的自杀率为研究的主要入手点，保证了用数据论證相关观点的前提。同时在论证过程中结合了大量表格、地图、统计数字等可靠的数据资料。资源主要来源于司法局和统计局的26000名自杀者的档案材料。这些研究对象分布于当时的欧洲12个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挪威、俄罗斯、奥地利、瑞士、丹麦、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自杀行为主要发生在1835至1890年之间。
（2）时刻关注可能对于所研究的自杀现象造成重要影响的人文因素。在数据之外，迪尔凯姆也充分考虑了人文因素对于自杀现象所产生的影响。首先，迪尔凯姆注重在研究中排除可能使研究结果存在偏差的相关人文因素，比如，考虑到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并不能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做准确的预估，迪尔凯姆将此类人群排除在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之中。其次，从多个人文因素出发分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仅考虑单一因素从而得出有偏差的结论的情况，比如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不同的种族的自杀率存在较大不同，若将之进一步推论为这是由于不同种族的身心特点造成的，则可以推断自杀与某种身体素质有着密切关系；迪尔凯姆进一步将具有特殊性的民族日耳曼民族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生活在不同国家社会的日耳曼民族同样具有不同的自杀率，从而避免走入相关陷阱。再者，综合考虑不同社会因素对于人的影响，对于其对自杀现象产生的影响进行推演，比如在研究不同宗教对于自杀现象的影响的过程中，考虑不同的宗教教义对于其教徒间关系，以及由此对于社会整合程度的影响；在研究不同家庭对于自杀现象的影响过程中，考虑不同的家庭结构、子女数量影响血缘之间关系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与互动。 （3）注重用数据对比分析等方式准确分析人文因素造成影响加以解释。迪尔凯姆在论证相关人文因素是否对于自杀现象产生影响时充分结合了可以收集到的，与之有关的相关数据。资料包括如下一些和自杀者相关的变量：性别、年龄、地区（包括国家中的地区、地区所属的气候类型）、婚姻状况、家庭人数、宗教信仰、疾病史、自杀的动机（医生的鉴定，如家庭纠纷、肉体或其它痛苦、内疚或酗酒等）、自杀时间（包括年、季度、月、星期、日、时）、自杀方式（如跳楼、吃药、割手腕等）。除了一个自杀者的资料以外，迪尔凯姆同样运用文献法收集了与之相关的其它统计资料，如这些国家总人口的死亡率等。通过相关资料数据的对比分析，迪尔凯姆对于当时所公认的观点看法进行了批驳，同时用数据论证了相关假设的准确性。
人与数据是社会学研究所无法绕开的要素，人是社会学研究的主体，而数据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自杀论》一书在尽可能保证数据严谨性的同时，充分考虑在不同社会状况下可能对于自杀现象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文因素。从而保证了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充分的严谨性，也使得相关结论能够切实的解释社会现象，真正实现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社会事实。笔者认为，实证社会学研究的魅力正是在于其既能充分结合数据展开准确分析，又能顾全不同人文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影响，达成客观分析社会事实的目的。在《自杀论》一书中所体现的迪尔凯姆在进行相关社会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是他集合了大量实际的数据，虽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部分数据仍缺乏准确性，但就当时的技术而言，相关数据收集仍具有较高的技术性，这要求研究者能对社会的体系有较好的了解，同时具有广泛的人脉网络。
其次，迪尔凯姆在社会范围内对于自杀现象的充分思考并非单纯的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他大量的知识累积和丰富的社会调查经验，对于相关社会学研究者的阅读量、实践经历都有极高要求。这要求研究者在掌握社会学原理的同时，深入田野，深入了解社会现实。
再者，迪尔凯姆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以及他对于众多人文因素的深入思考，显示出迪尔凱姆敏锐的社会感知力，这要求研究者对于社会生活有持续的关注。
参考文献：
[1]E.迪尔凯姆.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陆丹，张月.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论及其现在价值——《自杀论》的社会学方法论解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6）：41-44.
[3]李文华，从《自杀论》看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确立——兼论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A].社会学，2004，12.
作者简介：胡雨洁（1997—），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女性社会学。
（指导教师：王太鹏）
关键词：《自杀论》；数据；人文情怀
《自杀论》是迪尔凯姆的著作，作品将自杀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了自杀现象，批判了用个体心理学解释自杀现象的传统理论。作者首先界定了自杀的概念，进而分析了为何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自杀现象，在分析的过程中首先对个体心理学对于自杀现象的解释提出了多方面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大量结合相关数据做出推论，并将相关推论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以此对个体心理学的相关结论提出了质疑，同时分析了相关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其次，作者提出了自杀率的概念，以自杀率为切入口对自杀现象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并将自杀分为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4种类型，从社会事实因果角度出发论述了不同类型的自杀发生的原因。
《自杀论》作为迪尔凯姆的重要作品之一，用社会事实因果分析的方法将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具有非常的价值。书中的研究分析涉及了大量自杀现象相关数据以及自杀现象所涉及到的不同社会主体所受到的不同环境的影响。本文将着重分析《自杀论》中所涉及到的数据和所展现出来的人文关怀，解读《自杀论》一书中相关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独特社会学魅力，之所以以人文关怀和数据为抓手，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社会学离不开切实可循的数据，数据的佐证是证明相关结论具有实际效用的重要标志，在社会学的研究过程中不仅要结合切实可循的数据，更要使得集合的相关数据以及研究中对其进行的相关分析和研究所要解释的内容有准确的逻辑关系。但要能准确的找到能解释相关现象的有益数据并非易事，相关问题在《自杀论》一书中也有体现，迪尔凯姆在很大程度合理解决了相关问题。
其二，社会学离不开对于人的解读，有了人才能形成人的集合社会，社会学是在研究一群人的事，没有个体的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也就不复存在。这里的人本已经不仅仅是对于单个人的关注，更是对于人的相关群体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包括社会环境），整体的人所受到的环境的影响。而由于现代科学对于数据准确度的重视，众多社会学研究往往忽视了人在所研究的社会事件中的独特作用。而《自杀论》作为一本社会学专著，全书始终对人这一主体所产生的多种影响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其三，对于数据与人文的双重重视是本书的突出表现，而本书又是迪尔凯姆用社会事实因果分析的方法论分析社会事件的代表。以此书为媒介，从数据与人文思考这一小的角度来看待用社会事实因果分析解释社会事件的方法论，不失为一个有益尝试。
本书对于数据与人文的双重重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保证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数据的信度与效度。为此做出以下尝试：
其一，采用迂回的方法，用相关数据替代无法准确获得的数据，保证用有效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社会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很多数据无法获得。比如“社会制度越是固定不变，多变的患者越是无法在社会中生活的心理特点，对引起自杀究竟起到多大作用”这一问题的研究过程中，首先要比较各种自杀与各种神经衰弱的，但各种神经衰弱人员的数据资料无法获得。在此情况下，迪尔凯姆提出精神错乱是神经退化的扩大形式，而神经退化者的数量变化和疯子的数量变化是一样的，可以用研究疯子的数量变化来替代神经退还者的数量变化，这还有助于一般的确定自杀率与各种心理变态的关系。
其二，灵活结合可获得的数据论证所提出的假设或对于相关假设提出的质疑。在对于莫赛利所提出的结论表示质疑时，他首先拿出莫赛利原用来提出该结论的数据指出，两栏数据之间并没有经常的对应关系表明这两种现象之间存在着某种确定的因果关系；其次，又进一步结合其他相关两组数据（每十万人中的疯子和白痴数与每一百万居民中的自杀平均数）进行对比，提出对应关系更加不明显，且在某些组存在相关因果关系倒置的情况。从而进一步对于莫赛利的结论提出质疑。
其三，选择可被准确测量的自杀率为研究的主要入手点，保证了用数据论證相关观点的前提。同时在论证过程中结合了大量表格、地图、统计数字等可靠的数据资料。资源主要来源于司法局和统计局的26000名自杀者的档案材料。这些研究对象分布于当时的欧洲12个国家：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英国、挪威、俄罗斯、奥地利、瑞士、丹麦、普鲁士、巴伐利亚、萨克森，自杀行为主要发生在1835至1890年之间。
（2）时刻关注可能对于所研究的自杀现象造成重要影响的人文因素。在数据之外，迪尔凯姆也充分考虑了人文因素对于自杀现象所产生的影响。首先，迪尔凯姆注重在研究中排除可能使研究结果存在偏差的相关人文因素，比如，考虑到严重的精神病患者并不能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做准确的预估，迪尔凯姆将此类人群排除在所涉及的研究对象之中。其次，从多个人文因素出发分析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仅考虑单一因素从而得出有偏差的结论的情况，比如相关统计资料显示，不同的种族的自杀率存在较大不同，若将之进一步推论为这是由于不同种族的身心特点造成的，则可以推断自杀与某种身体素质有着密切关系；迪尔凯姆进一步将具有特殊性的民族日耳曼民族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生活在不同国家社会的日耳曼民族同样具有不同的自杀率，从而避免走入相关陷阱。再者，综合考虑不同社会因素对于人的影响，对于其对自杀现象产生的影响进行推演，比如在研究不同宗教对于自杀现象的影响的过程中，考虑不同的宗教教义对于其教徒间关系，以及由此对于社会整合程度的影响；在研究不同家庭对于自杀现象的影响过程中，考虑不同的家庭结构、子女数量影响血缘之间关系及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与互动。 （3）注重用数据对比分析等方式准确分析人文因素造成影响加以解释。迪尔凯姆在论证相关人文因素是否对于自杀现象产生影响时充分结合了可以收集到的，与之有关的相关数据。资料包括如下一些和自杀者相关的变量：性别、年龄、地区（包括国家中的地区、地区所属的气候类型）、婚姻状况、家庭人数、宗教信仰、疾病史、自杀的动机（医生的鉴定，如家庭纠纷、肉体或其它痛苦、内疚或酗酒等）、自杀时间（包括年、季度、月、星期、日、时）、自杀方式（如跳楼、吃药、割手腕等）。除了一个自杀者的资料以外，迪尔凯姆同样运用文献法收集了与之相关的其它统计资料，如这些国家总人口的死亡率等。通过相关资料数据的对比分析，迪尔凯姆对于当时所公认的观点看法进行了批驳，同时用数据论证了相关假设的准确性。
人与数据是社会学研究所无法绕开的要素，人是社会学研究的主体，而数据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自杀论》一书在尽可能保证数据严谨性的同时，充分考虑在不同社会状况下可能对于自杀现象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文因素。从而保证了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充分的严谨性，也使得相关结论能够切实的解释社会现象，真正实现用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社会事实。笔者认为，实证社会学研究的魅力正是在于其既能充分结合数据展开准确分析，又能顾全不同人文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影响，达成客观分析社会事实的目的。在《自杀论》一书中所体现的迪尔凯姆在进行相关社会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同样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是他集合了大量实际的数据，虽然从现在的眼光来看部分数据仍缺乏准确性，但就当时的技术而言，相关数据收集仍具有较高的技术性，这要求研究者能对社会的体系有较好的了解，同时具有广泛的人脉网络。
其次，迪尔凯姆在社会范围内对于自杀现象的充分思考并非单纯的凭空想象，而是基于他大量的知识累积和丰富的社会调查经验，对于相关社会学研究者的阅读量、实践经历都有极高要求。这要求研究者在掌握社会学原理的同时，深入田野，深入了解社会现实。
再者，迪尔凯姆对于社会现实的深刻把握，以及他对于众多人文因素的深入思考，显示出迪尔凱姆敏锐的社会感知力，这要求研究者对于社会生活有持续的关注。
参考文献：
[1]E.迪尔凯姆.自杀论[M].冯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陆丹，张月.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论及其现在价值——《自杀论》的社会学方法论解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6）：41-44.
[3]李文华，从《自杀论》看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确立——兼论其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A].社会学，2004，12.
作者简介：胡雨洁（1997—），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女性社会学。
（指导教师：王太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