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铁牛”的故事》，王公法、王志良写，余云鹏、蔡康非画。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第一版，彩色，0.12元。基本上采用无边界的构图 方式，文字量较同等篇幅的标准的上图下文的连环画要多，类似今天的图文书。
上海一家拖拉机厂的工人陈洪，下夜班的时候碰见农民给城市拉菜的拖拉机抛了锚，车厢里堆着满满的蔬菜停在路上，因为缺少零件而一筹莫展。他主动帮助修理，最后把自己崭新的自行车上的零件拆下来给拖拉机换上了(这里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拖拉机和自行车上的某些零件是通用的)，而自己只能在深夜的街道上推着车子走回家了(这里特意安排这一帮助行为结束的时间是五月一日凌晨，即劳动节这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是那时期的作品被要求的革命象征意味的一个很普遍的做法)。
这连环画里，那种拉菜的拖拉机行驶在外滩背景的马路上的画面，今天看来颇为新鲜——那时候，马路的异化还不严重，所有的车都可以走所有的路，在特定的时间段比如深夜时分，即使是拖拉机也可以行走在市中心最重要的路段；混行固然多少会影响速度，增加行路的危险，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空气污染与噪音污染的概念，实际上机动车少之又少；无论是车还是人，都有着比之现在严格的交通管制状态下的永远的各占其位、不得逾越，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那时候的路和车都还朴实，更朴实的是开车的、走路的人。
如果去掉附着在这个其实是非常朴实的故事上的政治口号，可能会更接近于事实的真实：拖拉机厂的职工帮助修理拖拉机，顺理成章地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固然显示了带有职业特点的关注与被关注。但更是人和人之间无私的帮助、甚至是本能的帮助与帮助的本能的一个标准个案。在帮助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很少有人去过多地考虑政治上的内涵的，它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类的光辉的自然流露。助人为乐的故事是有着古老的原型的，它们是人类自古而今的无数生活事实的带着表彰与感激色彩的然而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反映。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大事，到指方向领路的小事，在人类与自然(交通工具和机器设备可以看成是人造的自然)、与社会的诸多关系中，靠着自己的力量无以为胜的时候，就一定会向着哪怕是陌生的路者望过去恳请的目光。我们对西方人站在路边伸出大拇指恳请帮助的场面并不陌生，而总有与落难者完全陌生的行车人会尽自己的方便予以帮助，甚至是主动询问主动帮助，类似于当年我们这位主动过来帮助修车的工人师傅陈洪。我们对深山老林里好客的住户也多少还有些逐渐遥远(唯其越来越遥远我们才记得越来越深刻)起来的经验。来自于我们同类的人的无私的帮助，总会比那帮助本身的实用意义更为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恩泽有时候并不一定是金钱的给予或者财富的支持，在困难时刻的一个螺丝钉，有时候就已经是莫大的鼓励了。人际关系，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方式，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我们固然未必一定要有西方人陌生人之间碰面(至少是迎面“狭路相逢”的时候)打招呼的形式，但是对于曾经长期存在于我们生活传统之中的那种古道热肠样的亲近。就这么于不知不觉之中于很短的时间里慢慢失掉，也不能不说是心有遗憾的。或者随着物质的进步，随着物质进步以后精神上的稳定，精神追求的重新出现，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人类成员之间的温和的关系方式，还会在我们这一片曾经有过长久的帮助传统的土地上重现吧。
在这样的意义上翻看、欣赏这册距离现在其实还不到35年的连环画，回忆与展望的审美享受就会同时到来。如果一个人只是出于政治上的甚至是政策上的考虑——诸如工农一家、帮助农村建设、让城市人民及时吃上菜，等等——才帮助一个夜路上的落难者，那这个人被口号和宣传所左右的头脑至少就显得有了几分简单甚至幼稚，而成人的幼稚是很容易被和虚伪联系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确乎出于真情的连环画故事，在今天看来显得可笑的心理原因之一。在任何困难面前，我们首先面对的都应该是本真的人性，而不只是概念；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古老的道德关系的无形规则，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口号。所谓以人为本，此之是也。从这样的角度上去还原这故事的本来面目，我们就能设身处地地为昔日那人和人之间的温情而唏嘘了。
当然，作为时代的产物，往这个故事上附加口号色彩的东西，当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现实中假如真有这样的事情，当事人会不会有类似的工农一家人的考虑，则几乎无从考证。我们只能凭着假如自己在彼时彼情下的想象去揣摩。广泛阅读和归纳的结果是：任何事实甚至伪事实都可以按照固定的话语的套路来讲述，使之完全符合某一个阶段的政策或理想，这是“文革”连环画的一个明显特征。所有的生活突然都被几个既定的概念给框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天下再无新鲜事。在主题正确也就是政治正确的简单化要求下，一切故事还可能存其万一于其身的魅力，就只能是细节与背景了。这故事里有一个细节，是陈洪过去帮助修车的时候看到那个司机师傅正在修理，而旁边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社员给他打着手电照明。安排还是个孩子的年轻社员跟车送菜，这是中国农民按照农民的体力与经验来派活的朴素的运筹经济学。尽管今天看来有点使用童工的嫌疑，但在当时却是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重要表现。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细节，是最后一页，修好了的拖拉机走了，“霓虹灯和彩色电灯把夜空照得更亮更美了”，这颇有诗意的一句，与前面那个打着手电照明的景象之间似乎有了点矛盾：路灯可以把天空照亮照美，却不能用来做修车的照明。这虽然未必不是事实，但是却也透露了一个当时行文的习惯，为了配合文本的情绪，大可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一下，这几乎成了八股和惯例。
这个“铁牛”的故事，发生在上海的繁华之地，外滩——在那个几乎可以说是城乡差别最为巨大，财富和贫困距离被拉得最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可能是此前此后的历史上这个距离都最小的一个时期；工人和农民的区别，城市人和乡村人的区别，在连环画里几乎没有显示；文字作者在行文之中似乎要显示一点点区别，说是“脖子上围着白毛巾的农民叔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绘画者并没有在画面上显示，画面上只显示了他们在面貌和服装上的同一性：他们的服装一样干净整洁和标准保守，他们的表情一样憨厚，笑容一样质朴)，出现这样帮助与被帮助的事情，何其可贵。今天的外滩自然是不会让拖拉机行驶的，今天的外滩上如果有车抛锚的话，行路者除了远远地围观的兴趣外大约不会有什么别的作为(如果不是车祸，没有什么血淋淋的场面，或者吵架争执的激烈，那连围观者大约也不会多了)。即使有人去问了，司机的警惕性也会使他本能地对可能的帮助予以拒绝，因为趁机抢劫的事情屡有发生。当然庞大的交通流量也不允许你在那里几个小时地修下去，唯一的办法是打电话叫有偿救援，把车拖走。解决问题的办法交给了商业化的机制，钱是一切运转(包括不能运转之后的运转)的关键之物。有人比喻钱之为用的神奇与无奈，习惯于说：“离开了钱，人和人形同陌路。”其实。即使是陌路者也还可能有《“铁牛”的故事》这样的事情，让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铁律暂时阙如。不管怎么说，古道热肠式的故事至少在外滩和以外滩为代表的城市生活中已经越来越成为罕有之事了。幸耶不幸?反正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曾经有过的那种出于本能的融洽与平和的东西，再以朴实的面目出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这也就是在今天，在这即使是附加了政治的油彩的小故事中，我们也能获得温馨的原因——故事虽然并不遥远，但是似乎已经只能在连环画里约略地望见它的影子了。
(本文编辑 钱振文)
上海一家拖拉机厂的工人陈洪，下夜班的时候碰见农民给城市拉菜的拖拉机抛了锚，车厢里堆着满满的蔬菜停在路上，因为缺少零件而一筹莫展。他主动帮助修理，最后把自己崭新的自行车上的零件拆下来给拖拉机换上了(这里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事实：拖拉机和自行车上的某些零件是通用的)，而自己只能在深夜的街道上推着车子走回家了(这里特意安排这一帮助行为结束的时间是五月一日凌晨，即劳动节这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是那时期的作品被要求的革命象征意味的一个很普遍的做法)。
这连环画里，那种拉菜的拖拉机行驶在外滩背景的马路上的画面，今天看来颇为新鲜——那时候，马路的异化还不严重，所有的车都可以走所有的路，在特定的时间段比如深夜时分，即使是拖拉机也可以行走在市中心最重要的路段；混行固然多少会影响速度，增加行路的危险，但是那时候还没有空气污染与噪音污染的概念，实际上机动车少之又少；无论是车还是人，都有着比之现在严格的交通管制状态下的永远的各占其位、不得逾越，拥有更大的自由空间。那时候的路和车都还朴实，更朴实的是开车的、走路的人。
如果去掉附着在这个其实是非常朴实的故事上的政治口号，可能会更接近于事实的真实：拖拉机厂的职工帮助修理拖拉机，顺理成章地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固然显示了带有职业特点的关注与被关注。但更是人和人之间无私的帮助、甚至是本能的帮助与帮助的本能的一个标准个案。在帮助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很少有人去过多地考虑政治上的内涵的，它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类的光辉的自然流露。助人为乐的故事是有着古老的原型的，它们是人类自古而今的无数生活事实的带着表彰与感激色彩的然而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反映。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大事，到指方向领路的小事，在人类与自然(交通工具和机器设备可以看成是人造的自然)、与社会的诸多关系中，靠着自己的力量无以为胜的时候，就一定会向着哪怕是陌生的路者望过去恳请的目光。我们对西方人站在路边伸出大拇指恳请帮助的场面并不陌生，而总有与落难者完全陌生的行车人会尽自己的方便予以帮助，甚至是主动询问主动帮助，类似于当年我们这位主动过来帮助修车的工人师傅陈洪。我们对深山老林里好客的住户也多少还有些逐渐遥远(唯其越来越遥远我们才记得越来越深刻)起来的经验。来自于我们同类的人的无私的帮助，总会比那帮助本身的实用意义更为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恩泽有时候并不一定是金钱的给予或者财富的支持，在困难时刻的一个螺丝钉，有时候就已经是莫大的鼓励了。人际关系，特别是陌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方式，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我们固然未必一定要有西方人陌生人之间碰面(至少是迎面“狭路相逢”的时候)打招呼的形式，但是对于曾经长期存在于我们生活传统之中的那种古道热肠样的亲近。就这么于不知不觉之中于很短的时间里慢慢失掉，也不能不说是心有遗憾的。或者随着物质的进步，随着物质进步以后精神上的稳定，精神追求的重新出现，那种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人类成员之间的温和的关系方式，还会在我们这一片曾经有过长久的帮助传统的土地上重现吧。
在这样的意义上翻看、欣赏这册距离现在其实还不到35年的连环画，回忆与展望的审美享受就会同时到来。如果一个人只是出于政治上的甚至是政策上的考虑——诸如工农一家、帮助农村建设、让城市人民及时吃上菜，等等——才帮助一个夜路上的落难者，那这个人被口号和宣传所左右的头脑至少就显得有了几分简单甚至幼稚，而成人的幼稚是很容易被和虚伪联系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确乎出于真情的连环画故事，在今天看来显得可笑的心理原因之一。在任何困难面前，我们首先面对的都应该是本真的人性，而不只是概念；都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古老的道德关系的无形规则，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口号。所谓以人为本，此之是也。从这样的角度上去还原这故事的本来面目，我们就能设身处地地为昔日那人和人之间的温情而唏嘘了。
当然，作为时代的产物，往这个故事上附加口号色彩的东西，当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至于现实中假如真有这样的事情，当事人会不会有类似的工农一家人的考虑，则几乎无从考证。我们只能凭着假如自己在彼时彼情下的想象去揣摩。广泛阅读和归纳的结果是：任何事实甚至伪事实都可以按照固定的话语的套路来讲述，使之完全符合某一个阶段的政策或理想，这是“文革”连环画的一个明显特征。所有的生活突然都被几个既定的概念给框在一个固定的圈子里，天下再无新鲜事。在主题正确也就是政治正确的简单化要求下，一切故事还可能存其万一于其身的魅力，就只能是细节与背景了。这故事里有一个细节，是陈洪过去帮助修车的时候看到那个司机师傅正在修理，而旁边一个十六七岁的年轻社员给他打着手电照明。安排还是个孩子的年轻社员跟车送菜，这是中国农民按照农民的体力与经验来派活的朴素的运筹经济学。尽管今天看来有点使用童工的嫌疑，但在当时却是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重要表现。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细节，是最后一页，修好了的拖拉机走了，“霓虹灯和彩色电灯把夜空照得更亮更美了”，这颇有诗意的一句，与前面那个打着手电照明的景象之间似乎有了点矛盾：路灯可以把天空照亮照美，却不能用来做修车的照明。这虽然未必不是事实，但是却也透露了一个当时行文的习惯，为了配合文本的情绪，大可以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一下，这几乎成了八股和惯例。
这个“铁牛”的故事，发生在上海的繁华之地，外滩——在那个几乎可以说是城乡差别最为巨大，财富和贫困距离被拉得最开的地方(那个时候，可能是此前此后的历史上这个距离都最小的一个时期；工人和农民的区别，城市人和乡村人的区别，在连环画里几乎没有显示；文字作者在行文之中似乎要显示一点点区别，说是“脖子上围着白毛巾的农民叔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绘画者并没有在画面上显示，画面上只显示了他们在面貌和服装上的同一性：他们的服装一样干净整洁和标准保守，他们的表情一样憨厚，笑容一样质朴)，出现这样帮助与被帮助的事情，何其可贵。今天的外滩自然是不会让拖拉机行驶的，今天的外滩上如果有车抛锚的话，行路者除了远远地围观的兴趣外大约不会有什么别的作为(如果不是车祸，没有什么血淋淋的场面，或者吵架争执的激烈，那连围观者大约也不会多了)。即使有人去问了，司机的警惕性也会使他本能地对可能的帮助予以拒绝，因为趁机抢劫的事情屡有发生。当然庞大的交通流量也不允许你在那里几个小时地修下去，唯一的办法是打电话叫有偿救援，把车拖走。解决问题的办法交给了商业化的机制，钱是一切运转(包括不能运转之后的运转)的关键之物。有人比喻钱之为用的神奇与无奈，习惯于说：“离开了钱，人和人形同陌路。”其实。即使是陌路者也还可能有《“铁牛”的故事》这样的事情，让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铁律暂时阙如。不管怎么说，古道热肠式的故事至少在外滩和以外滩为代表的城市生活中已经越来越成为罕有之事了。幸耶不幸?反正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曾经有过的那种出于本能的融洽与平和的东西，再以朴实的面目出现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这也就是在今天，在这即使是附加了政治的油彩的小故事中，我们也能获得温馨的原因——故事虽然并不遥远，但是似乎已经只能在连环画里约略地望见它的影子了。
(本文编辑 钱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