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想当年,我们三个书生,以耄耋流沙河为首,年已望七的书崇为少壮,首次出游台湾,最感兴趣的,是瞻仰岛上传统文化的遗迹遗风。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百年前只皇帝独享的书画、瓷器、玉器精品,现供庶众共享了,当然要花一笔门票钱去欣赏。在书画馆,遇上正展出明四家之一的沈周的作品,我年少时,四家中文徵明、仇英与唐伯虎的书画,都见得不少,唯沈石田(沈周)颇少见。这终身不仕的民间画家,底层引车卖浆庶众向他求画,也来者不拒。巡游于近千米的画厅画廊,发现对这个文人画承先启后的大师,几十幅以毛笔画的作品,不仅有山水,也有飞禽走兽,且风格独特,不似有的国画家,只临摹或抄袭前辈。
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有两大文化人,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史学家钱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钱穆的《国史大纲》,在我们父辈口里就传诵一时。走马观花看了许多新鲜后,还想一谒胡适纪念馆与钱穆的素书楼,东打听,西问讯,不果,到了高雄,在中山大学余光中教授欢迎老友流沙河的筵席上说出这事,余光中说:陈水扁闹“去中国化”时,可能就把东南大学钱穆故居拆了。
走在台北、高雄街头,望着伸出楼体的市招,满眼是一笔未简、一字未改的汉字,流沙河这钻研文字多年的老学究,便称道看见这些正体字顺眼。他从大文化角度坚持原形原体的汉字,效法陈寅恪先生,不怕有人说他保守。虽没有如陈先生出版《柳如是别传》及其他著作,坚持用正体字直排,他仍珍惜自己在港、台印的非简体字版本。流沙河这态度,能认为是他崇古复旧顽固吗?我想,他步陈寅恪的后尘,坚守正体字,也是效陈寅恪不愿断中国传统文化书简传承之脉吧。陈先生精通这世界十多种文字,还不会从比较中看到汉字的独特?用它可读懂三千年前甲骨文与钟鼎文,其生命力可贵么?看到流沙河赞赏台北遍街的未简化汉字,我也难以“守旧”、“复古”去贬损他了。
进入台北高铁车站,广播里传来既陌生又熟悉的客家话,我这客家仔,幼时听父祖辈在家族中说过,虽然自己不会说了,入耳也能听懂一半。千多年前,衣冠南渡从中原南迁的客家移民,说的中原古音,还在台岛流行。岛上竟有数百万客家后裔。他们教训子孙的名言是:“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这祖宗言,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与根基吗?字古言古,都在此邂逅,作古的胡适与钱穆,也在此忆念,看来游台也如醉翁欧阳修,不在山水之间,而在人文与传统了。
访游累了,回到饭店打开电视,发现有的频道,专播基督教、佛教、道家等宗教信仰的,竟然是高僧坐着娓娓说法,代替浓妆艳抹的播音美女煽情弄骚,望着慈眉善目的轻言细语,便生温雅气氛。另有频道,竟然在说风水讲堪舆,由风水师主持,像传播养生那么讲龙穴主贵,好水生财,这些与我这耄耋老人是隔了半个多世纪未见的货色了。
台北与高雄虽是现代城市风貌,文庙都很恢弘。还具明、清时期原貌,正殿与庑廊里供奉的牌位,多得令我惊异。在大陆现在恢复的明清建的府县文庙里,不过把从前与孔夫子同享冷猪肉的颜、曾、师、孟,或朱熹、陆九渊的牌位立出,来同享香火。我们访问台北、高雄的文庙,供的宗儒的学者与贤者,几乎囊括了两千年的人物。尤其东西庑廊里,不仅见到集汉字写《说文解字》的汉代许慎,史家司马迁、司马光,北宋的儒家学者魏了翁,也在此享受香火。魏了翁是四川蒲江人,许多蜀人已不知他的名字与事迹了,我这蜀客在台岛见到岛民竟然尊仰古代蜀贤,能不感慨系之吗?
此行台岛,行走匆匆,没访到胡适、钱穆遗迹,甚至把出自蜀乡的大画家张大千的摩耶精舍故居也漏访了。但访到林语堂故居和健在中山大学的学者、诗人余光中教授,弥补了一些遗憾。
林语堂是“五四”后蜚声文坛那批文化人中,中西文化学养最深厚的学者型作家,获过哈佛和莱比锡大学文学博士。他在北大、厦大任过教授,创办过风行一时极具文化品质的杂志,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尤其英国幽默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时,他借机在中国推崇幽默文化,甚至他首创,将西方的humour一词译成“幽默”。这“幽默”新辞,在中国过去辞典里是没有的。他曾想从推广幽默,来引国民进入现代文明,曾推崇说:“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粘,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这些隽言说得多好呵!今天,當幽默被有人粗鄙地异化为油滑,忍不住感叹那些弄噱头逗趣是一种恶俗时,能不感念林语堂1933年说的话,对现实仍有深意与新意吗?
林语堂故居,像他的人一样,也是中西合璧的优雅,既是中国四合院格式,又吸收西班牙建筑风格,尤其嵌一色蓝色琉璃瓦,更加清爽。院中的起居室、卧房、书斋与书库,仍照1978年主人逝世前原貌展出。当流沙河瞥见书斋里林语堂老式英文打字机时,禁不住高声叹腕:“林语堂有一创造发明被埋没了,即过去我们用的中文打字机,是他发明的。为此发明,他费尽心智,耗尽积蓄。当年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一分钟就能打五十字,他还申请过专利哩。”
参观完了,我们在环屋参天古树绿荫下坐下品茶,流沙河像在写悼念文章似的,说他少年时读林先生写的英语课本,怎么受益。有人回忆语堂先生译过数十种中国文化精萃给西方,不仅有《苏东坡传》,林黛玉那葬花词,也被他用精湛的英文译介到国外。我则忆起他在国外写的那本《吾国吾民》,吃透吾国吾民的文化性格,而那本《生活的艺术》提升我文化鉴赏与审美价值,在改革开放初受益匪浅。今天人们说起林语堂,就只知他那本《京华风云》小说了,而有人还只从电视剧知道这本书哩。流沙河提醒我,林语堂的墓就在屋后,离开故居前,我抽身到墓前鞠了躬,才与同游者拦计程车回台北。
访问了林语堂故居,尚未填满未访到胡适、钱穆遗址的遗憾,终于在高雄拜望健在的余光中教授。现在台湾重文化的人以“国宝”称他,丰富了我们访游的文化内容。
余光中与流沙河,从1980年代初便由诗交函交到心交,加上余光中几次入蜀的蜜交,历时已三十多年。刚下榻台北,余夫人范我存便电话询问,何时到高雄,说光中先生当夜即要设宴接风。想到他已八十六岁高龄,如此劳神来接待较他年轻的几个蜀客,实不敢当,推谢再三,终于达成协议:翌日到中山大学访问,再把酒言欢。但是我们一行六人刚在华园饭店驻下,便闻余光中偕夫人来行迎迓之礼,已在途中。流沙河与同行者迎出饭店,见耄耋的余教授竟驾车奔来,令流沙河一行诸人惊讶不已。 当流沙河与余光中拥抱在一起时,两个年过八旬诗翁的激情应是一首诗了。
抗日时期,余光中与范我存皆年少避乱入蜀,他俩分别在重庆与乐山上中学。皆称四川是他俩第二故乡,见到几个蜀人,便有乡亲般的亲切。近几十年,巴蜀邀他返蜀讲学或参与文化活动,多次返蜀,曾有《入蜀》一诗,我一读难忘:“辣喉的是红油/麻舌的是花椒/大曲酒只消一落肚/便扫开岁末的阴寒/如扫开半世纪的贪馋无助/把我辘辘的饥肠/熊熊烧烫/交给了火锅/蜀入了我。”可见他蜀情之深厚。他访武侯祠,见过壁上草书的《出师表》。武侯祠文物馆请他题词,他写下十六字:“魏王无庙,武侯有祠。啼泣一表,香火万世。”如诗如赋,是浓缩的铭,若穿透历史的碑。有评论家称道余光中是用古汉语融现代汉语,煅打出新汉语的巨匠,这十六字题句,也可佐证。
他在中山大学设的海滨餐厅,以海鲜待客。鲜美的鳕鱼两次进入我这蜀客之腹,忍不住,也仿他那《入蜀》诗,有这些句子在心中恿动:“青绿的鳞纹,是海之浪。细嫩的鲜味,是海之灵。当洁白的美肴入了腹,海入了我。”也以我的海情回报余先生的蜀情吧?
我正沉浸在诗意里,忽听流沙河在席上说文学:东方与西方有侧重与差异,中国传统不像西方那么重小说,更重文章。这话引动有人评论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它更多以西方的文学观念去看世界文学,便认为这诺奖,不应看作世界文学奖,只可称西方文学奖。于是,又有人评说起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奖唯一汉学家马悦然。此公与余光中、流沙河都相识相熟。席上有人承认他是个世界级汉学家,中国《左传》等先秦典籍,也能译介给西方,他有高的汉学造詣,未必有高的文学修养与眼光。但也有人说他曾把老舍与沈从文入围诺奖,因入围听闻这两作家去世而作罢,能推崇老舍、沈从文,仍说明这马悦然还有文学鉴赏水平。宾主难得相遇,文人相遇,很难不说文学与文事吧?
告辞主人归途中,我向流沙河谈我对余光中印象:既清纯又温雅,不像我等浅薄且浮躁。流沙河说,他一生潜心教书育人,读书写作做学问,没有干扰,怎不像当年北大、燕大那些学者教授呢?回到住的旅舍,想起余先生在台大的业师是梁实秋教授,梁与胡适都是留美文化学者。对余光中的心仪,这余夫子引我心里浮起李白那首写孟浩然的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又在心里仿袭出:“吾爱余夫子,两岸香诗文。红颜执讲坛,白首卧海滨。”以此来宣泄心中的赞赏。
在高雄,游了有杭州西湖那么一半规模的莲湖,拜了很壮观的一座孔庙。听说古城台南离此颇近,便又去作一日游。上那里的赤坎楼,访过赶海盗与荷兰人的郑成功的纪念馆,进安平古堡,看过荷兰人的炮台与日本督抚的官邸,在一截古城墙边拍了照,然后坐在太阳伞下雅座上品咖啡。流沙河从堡上大员官邸,悟出“台湾”一名的由来,兴致很高地解释他的发现,与陈寅恪由典籍找到台湾一辞的出处相比,他从当年土著的口语形成另一悟解。此刻,这另一位余夫子(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又像个乾嘉学派书生,梁启超说这种人“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观察”。
台南留给我们蜀客最深印象的还有那座与文庙对应的武庙,供奉的蜀汉统领、“荆襄军区”司令的关羽,以忠义道德打造出一个武圣来给武夫们作偶像。这庙是清代中期派来的府台大人杨廷理主建,几乎是原质原貌的清代建筑与殿堂。这府台写一手王体的好书法,流沙河一见他在匾额上写的“大丈夫”三字,便赞不绝口,谓此三字难写,竟然写得如此劲秀,赛过多少书法家了。我叫流沙河看另一石碑,上书有“山西夫子”来与山东孔子并称,颇有趣,这么圣化他,不是可看到拔高人物的风气,历史悠久吗?
在台湾自由行半月归来,头脑里捕捉到这些信息与文化印象,笔之以文,供有兴趣者共赏吧?不是有一句“两岸可互补”的流行语吗,这互补,又岂只在经济领域,也应有文化层面的互补哩!写得不短了,就此打住吧。
当年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有两大文化人,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史学家钱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钱穆的《国史大纲》,在我们父辈口里就传诵一时。走马观花看了许多新鲜后,还想一谒胡适纪念馆与钱穆的素书楼,东打听,西问讯,不果,到了高雄,在中山大学余光中教授欢迎老友流沙河的筵席上说出这事,余光中说:陈水扁闹“去中国化”时,可能就把东南大学钱穆故居拆了。
走在台北、高雄街头,望着伸出楼体的市招,满眼是一笔未简、一字未改的汉字,流沙河这钻研文字多年的老学究,便称道看见这些正体字顺眼。他从大文化角度坚持原形原体的汉字,效法陈寅恪先生,不怕有人说他保守。虽没有如陈先生出版《柳如是别传》及其他著作,坚持用正体字直排,他仍珍惜自己在港、台印的非简体字版本。流沙河这态度,能认为是他崇古复旧顽固吗?我想,他步陈寅恪的后尘,坚守正体字,也是效陈寅恪不愿断中国传统文化书简传承之脉吧。陈先生精通这世界十多种文字,还不会从比较中看到汉字的独特?用它可读懂三千年前甲骨文与钟鼎文,其生命力可贵么?看到流沙河赞赏台北遍街的未简化汉字,我也难以“守旧”、“复古”去贬损他了。
进入台北高铁车站,广播里传来既陌生又熟悉的客家话,我这客家仔,幼时听父祖辈在家族中说过,虽然自己不会说了,入耳也能听懂一半。千多年前,衣冠南渡从中原南迁的客家移民,说的中原古音,还在台岛流行。岛上竟有数百万客家后裔。他们教训子孙的名言是:“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这祖宗言,不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与根基吗?字古言古,都在此邂逅,作古的胡适与钱穆,也在此忆念,看来游台也如醉翁欧阳修,不在山水之间,而在人文与传统了。
访游累了,回到饭店打开电视,发现有的频道,专播基督教、佛教、道家等宗教信仰的,竟然是高僧坐着娓娓说法,代替浓妆艳抹的播音美女煽情弄骚,望着慈眉善目的轻言细语,便生温雅气氛。另有频道,竟然在说风水讲堪舆,由风水师主持,像传播养生那么讲龙穴主贵,好水生财,这些与我这耄耋老人是隔了半个多世纪未见的货色了。
台北与高雄虽是现代城市风貌,文庙都很恢弘。还具明、清时期原貌,正殿与庑廊里供奉的牌位,多得令我惊异。在大陆现在恢复的明清建的府县文庙里,不过把从前与孔夫子同享冷猪肉的颜、曾、师、孟,或朱熹、陆九渊的牌位立出,来同享香火。我们访问台北、高雄的文庙,供的宗儒的学者与贤者,几乎囊括了两千年的人物。尤其东西庑廊里,不仅见到集汉字写《说文解字》的汉代许慎,史家司马迁、司马光,北宋的儒家学者魏了翁,也在此享受香火。魏了翁是四川蒲江人,许多蜀人已不知他的名字与事迹了,我这蜀客在台岛见到岛民竟然尊仰古代蜀贤,能不感慨系之吗?
此行台岛,行走匆匆,没访到胡适、钱穆遗迹,甚至把出自蜀乡的大画家张大千的摩耶精舍故居也漏访了。但访到林语堂故居和健在中山大学的学者、诗人余光中教授,弥补了一些遗憾。
林语堂是“五四”后蜚声文坛那批文化人中,中西文化学养最深厚的学者型作家,获过哈佛和莱比锡大学文学博士。他在北大、厦大任过教授,创办过风行一时极具文化品质的杂志,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尤其英国幽默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时,他借机在中国推崇幽默文化,甚至他首创,将西方的humour一词译成“幽默”。这“幽默”新辞,在中国过去辞典里是没有的。他曾想从推广幽默,来引国民进入现代文明,曾推崇说:“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粘,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这些隽言说得多好呵!今天,當幽默被有人粗鄙地异化为油滑,忍不住感叹那些弄噱头逗趣是一种恶俗时,能不感念林语堂1933年说的话,对现实仍有深意与新意吗?
林语堂故居,像他的人一样,也是中西合璧的优雅,既是中国四合院格式,又吸收西班牙建筑风格,尤其嵌一色蓝色琉璃瓦,更加清爽。院中的起居室、卧房、书斋与书库,仍照1978年主人逝世前原貌展出。当流沙河瞥见书斋里林语堂老式英文打字机时,禁不住高声叹腕:“林语堂有一创造发明被埋没了,即过去我们用的中文打字机,是他发明的。为此发明,他费尽心智,耗尽积蓄。当年他发明的中文打字机,一分钟就能打五十字,他还申请过专利哩。”
参观完了,我们在环屋参天古树绿荫下坐下品茶,流沙河像在写悼念文章似的,说他少年时读林先生写的英语课本,怎么受益。有人回忆语堂先生译过数十种中国文化精萃给西方,不仅有《苏东坡传》,林黛玉那葬花词,也被他用精湛的英文译介到国外。我则忆起他在国外写的那本《吾国吾民》,吃透吾国吾民的文化性格,而那本《生活的艺术》提升我文化鉴赏与审美价值,在改革开放初受益匪浅。今天人们说起林语堂,就只知他那本《京华风云》小说了,而有人还只从电视剧知道这本书哩。流沙河提醒我,林语堂的墓就在屋后,离开故居前,我抽身到墓前鞠了躬,才与同游者拦计程车回台北。
访问了林语堂故居,尚未填满未访到胡适、钱穆遗址的遗憾,终于在高雄拜望健在的余光中教授。现在台湾重文化的人以“国宝”称他,丰富了我们访游的文化内容。
余光中与流沙河,从1980年代初便由诗交函交到心交,加上余光中几次入蜀的蜜交,历时已三十多年。刚下榻台北,余夫人范我存便电话询问,何时到高雄,说光中先生当夜即要设宴接风。想到他已八十六岁高龄,如此劳神来接待较他年轻的几个蜀客,实不敢当,推谢再三,终于达成协议:翌日到中山大学访问,再把酒言欢。但是我们一行六人刚在华园饭店驻下,便闻余光中偕夫人来行迎迓之礼,已在途中。流沙河与同行者迎出饭店,见耄耋的余教授竟驾车奔来,令流沙河一行诸人惊讶不已。 当流沙河与余光中拥抱在一起时,两个年过八旬诗翁的激情应是一首诗了。
抗日时期,余光中与范我存皆年少避乱入蜀,他俩分别在重庆与乐山上中学。皆称四川是他俩第二故乡,见到几个蜀人,便有乡亲般的亲切。近几十年,巴蜀邀他返蜀讲学或参与文化活动,多次返蜀,曾有《入蜀》一诗,我一读难忘:“辣喉的是红油/麻舌的是花椒/大曲酒只消一落肚/便扫开岁末的阴寒/如扫开半世纪的贪馋无助/把我辘辘的饥肠/熊熊烧烫/交给了火锅/蜀入了我。”可见他蜀情之深厚。他访武侯祠,见过壁上草书的《出师表》。武侯祠文物馆请他题词,他写下十六字:“魏王无庙,武侯有祠。啼泣一表,香火万世。”如诗如赋,是浓缩的铭,若穿透历史的碑。有评论家称道余光中是用古汉语融现代汉语,煅打出新汉语的巨匠,这十六字题句,也可佐证。
他在中山大学设的海滨餐厅,以海鲜待客。鲜美的鳕鱼两次进入我这蜀客之腹,忍不住,也仿他那《入蜀》诗,有这些句子在心中恿动:“青绿的鳞纹,是海之浪。细嫩的鲜味,是海之灵。当洁白的美肴入了腹,海入了我。”也以我的海情回报余先生的蜀情吧?
我正沉浸在诗意里,忽听流沙河在席上说文学:东方与西方有侧重与差异,中国传统不像西方那么重小说,更重文章。这话引动有人评论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它更多以西方的文学观念去看世界文学,便认为这诺奖,不应看作世界文学奖,只可称西方文学奖。于是,又有人评说起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奖唯一汉学家马悦然。此公与余光中、流沙河都相识相熟。席上有人承认他是个世界级汉学家,中国《左传》等先秦典籍,也能译介给西方,他有高的汉学造詣,未必有高的文学修养与眼光。但也有人说他曾把老舍与沈从文入围诺奖,因入围听闻这两作家去世而作罢,能推崇老舍、沈从文,仍说明这马悦然还有文学鉴赏水平。宾主难得相遇,文人相遇,很难不说文学与文事吧?
告辞主人归途中,我向流沙河谈我对余光中印象:既清纯又温雅,不像我等浅薄且浮躁。流沙河说,他一生潜心教书育人,读书写作做学问,没有干扰,怎不像当年北大、燕大那些学者教授呢?回到住的旅舍,想起余先生在台大的业师是梁实秋教授,梁与胡适都是留美文化学者。对余光中的心仪,这余夫子引我心里浮起李白那首写孟浩然的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又在心里仿袭出:“吾爱余夫子,两岸香诗文。红颜执讲坛,白首卧海滨。”以此来宣泄心中的赞赏。
在高雄,游了有杭州西湖那么一半规模的莲湖,拜了很壮观的一座孔庙。听说古城台南离此颇近,便又去作一日游。上那里的赤坎楼,访过赶海盗与荷兰人的郑成功的纪念馆,进安平古堡,看过荷兰人的炮台与日本督抚的官邸,在一截古城墙边拍了照,然后坐在太阳伞下雅座上品咖啡。流沙河从堡上大员官邸,悟出“台湾”一名的由来,兴致很高地解释他的发现,与陈寅恪由典籍找到台湾一辞的出处相比,他从当年土著的口语形成另一悟解。此刻,这另一位余夫子(流沙河原名余勋坦)又像个乾嘉学派书生,梁启超说这种人“凡常人容易滑眼看过之处,彼善能观察”。
台南留给我们蜀客最深印象的还有那座与文庙对应的武庙,供奉的蜀汉统领、“荆襄军区”司令的关羽,以忠义道德打造出一个武圣来给武夫们作偶像。这庙是清代中期派来的府台大人杨廷理主建,几乎是原质原貌的清代建筑与殿堂。这府台写一手王体的好书法,流沙河一见他在匾额上写的“大丈夫”三字,便赞不绝口,谓此三字难写,竟然写得如此劲秀,赛过多少书法家了。我叫流沙河看另一石碑,上书有“山西夫子”来与山东孔子并称,颇有趣,这么圣化他,不是可看到拔高人物的风气,历史悠久吗?
在台湾自由行半月归来,头脑里捕捉到这些信息与文化印象,笔之以文,供有兴趣者共赏吧?不是有一句“两岸可互补”的流行语吗,这互补,又岂只在经济领域,也应有文化层面的互补哩!写得不短了,就此打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