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延安窑洞话兴替
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2100多年间，在中华大地上，我国许多王朝兴亡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历史剧。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对熟谙历史的毛泽东说，“……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政党、一国家，都是如此……。”后人将毛泽东、黄炎培的这番谈话，称为“窑洞对话”。
西汉、东汉、北宋、南宋各朝都有近200年或200年以上的封建统治，唐、明、清三个王朝都维持了近300年的封建统治，秦、隋、元朝虽然寿命不长，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这些王朝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一盛一衰一亡，尤其是秦、隋朝等短命的王朝，其兴也骤，其亡也速，似乎更能说明王朝兴亡的规律。
二、王朝更替话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靠战争，所谓“马上得天下”。秦朝是在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国基础上，通过多年的兼并战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自秦以后，农民起义敲响了旧王朝的丧钟，新的王朝总在战乱中乘时而起，有的是农民起义领袖蜕化为新的封建帝王，像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起义后，雄霸一方的军阀在群雄混战中逐步强大起来，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像东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父子。
第二种途径是采取了“禅让”等政变手段实现王朝的更替。新兴的统治集团操控了原政权的军事和政治大权，威逼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让出帝位。像王莽、曹丕代汉、司马氏代魏、杨坚代北周、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第三种途径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王朝内外交困之机，通过征服战争，征服半个乃至整个中国，建立起了新的王朝，像辽、金、元、清。落后的民族在征服中原等先进文化地区后，其往往被先进的汉文化所同化。“禅让”掩耳盗铃，新王朝没有也不可能根本上去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少有兴革，并未注入多少新鲜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凭借兴盛一时的强大武功，很难长治久安(清朝例外，得益于它前期的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大力学习吸收与兼容并包)。
三、能否长久话隐患
一般来说，每个王朝建立之始，总存在着棘手的三大隐患问题。最高统治者如果处置妥善，就会出现盛世，否则就会引起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第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新王朝的统治者如果接受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政策，如轻徭薄役、休养生息、整饬吏治等，数十年时间内，就可以出现生产恢复、经济繁荣、户口繁衍、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如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乾盛世”等；一旦倒行逆施，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与周边少数民族纷争不断，加之旱灾、蝗灾、洪涝、瘟疫盛行，老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就会铤而走险，逼上梁山，此王朝也就来日无多其兴也骤了。“，其亡也速”，秦、隋王朝就是如此。
第二是要协调好统治阶级内部利益问题。新王朝建立之初，民心未附，国尚未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错综复杂，处理得好，就会政通人和，气象一新，像西汉时期的铲除异姓王及平定“七国之乱”，唐代初年的“玄武门之变”，北宋初年的“杯酒释兵权”，清初康熙帝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处理不好就会出大问题，内耗使得整个王朝元气大伤，甚至可能被颠覆，像西晋统一没多久就出现“八王之乱”，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兵戎相见，民不聊生，周边少数民族趁乱入侵，西晋灭亡，北方陷入“五胡乱中华”的状态。
第三是要机动灵活地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新旧王朝更替，原先被压制的北方游牧民族就会趁势而起，新王朝要视其国力而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汉、唐王朝建立初年，国弱民疲、统治未稳，对付北方游牧民族总是先和亲，一旦国力充盈，便大举兴兵讨伐；像北宋初年两次攻辽失利，最后被迫签订“澶渊之盟”，摆脱不了被动局面。历史表明，兄弟民族之间，战则两伤，和则两利。
四、山雨欲来话改革
一个王朝到了中期，最高统治者励精图治的意志薄弱了，怠于国政成诟症，各种矛盾孕育，土地兼并激烈，苛捐杂税繁重，吏治败坏，统治者奢糜成风，腐败现象蔓延，对周边少数民族战争拖延不决，山雨欲来风满楼。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见识的人士开始指陈时弊、倡言改革，缓解社会矛盾。
西汉中期张汤、桑弘羊改币制，国家控制了贸易：唐中期刘晏改盐法，杨炎推行“两税法”，原则上税收由实物改为钱币；北宋王安石进行税制经济军事改革；明朝中期张居正行“一条鞭法”；清朝康雍时期，推行“摊丁人亩”、“地丁银”，收税标准依据土地多少而不再看人丁的多少，从此土地税与人头税脱钩。
许多王朝在统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都曾进行过针对时局危机的改革，改革之初往往收到一定的效果，然而行之不远，或因遭反对而废除，或者因用人不当等原因而走样变形。原有危机仍在延续，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无可救药，来了个总爆发，在内外交困的浪潮中，旧王朝走向灭亡。
五、谈古论今话启示
第一，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处理得当与否，事关一个政权的成败。在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重视农业，稳定农村，解决温饱，始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关注的头等大事。毛泽东说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革命。”西汉“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之所以形成，主要在于新王朝的统治者，看到了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往往能以前朝为鉴，注意吸取旧王朝灭亡的沉痛教训，给予人民休养生息。
第二，要整饬吏治，旗帜鲜明地反腐倡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历史上一再强调“为民做主”，讲到“衣食父母”、“爱民如子”、“民为国本”。王朝兴起之初，最高统治者往往很重视吏治，像西汉、唐初甚至包括明初、清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统治集团的衰败，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特权的盛行、吏治的腐败，当怎么治也治不好的时候，它就完了。
第三，要坚定不移地把稳定、发展、民族团结与维护国家的统一，做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汉唐盛世大好局面的形成，无不得益于最高统治者注重发展经济、加强民族团结与兼容并蓄的对外开放政策。
回想六十年以前的“窑洞对话”，当黄炎培讲到，“……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兴亡周期……”其实不只当年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在后来的不同时期都作过不同的回答，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邓小平说过：“……要从严治党，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胡锦涛讲过：“……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我们做出的决策、采取的举措、推行的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只要我们的党永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就一定能跳出古代王朝的兴亡周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2100多年间，在中华大地上，我国许多王朝兴亡更替，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历史剧。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对熟谙历史的毛泽东说，“……所谓‘其兴也淳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政党、一国家，都是如此……。”后人将毛泽东、黄炎培的这番谈话，称为“窑洞对话”。
西汉、东汉、北宋、南宋各朝都有近200年或200年以上的封建统治，唐、明、清三个王朝都维持了近300年的封建统治，秦、隋、元朝虽然寿命不长，但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这些王朝都有着相似的历程，即兴一盛一衰一亡，尤其是秦、隋朝等短命的王朝，其兴也骤，其亡也速，似乎更能说明王朝兴亡的规律。
二、王朝更替话途径
第一种途径是靠战争，所谓“马上得天下”。秦朝是在割据一方的诸侯王国基础上，通过多年的兼并战争，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自秦以后，农民起义敲响了旧王朝的丧钟，新的王朝总在战乱中乘时而起，有的是农民起义领袖蜕化为新的封建帝王，像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有的是在农民起义后，雄霸一方的军阀在群雄混战中逐步强大起来，建立起新的封建王朝，像东汉光武帝刘秀、唐高祖李渊父子。
第二种途径是采取了“禅让”等政变手段实现王朝的更替。新兴的统治集团操控了原政权的军事和政治大权，威逼原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让出帝位。像王莽、曹丕代汉、司马氏代魏、杨坚代北周、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都是属于这一类型。
第三种途径就是崛起于北方的游牧民族，借中原王朝内外交困之机，通过征服战争，征服半个乃至整个中国，建立起了新的王朝，像辽、金、元、清。落后的民族在征服中原等先进文化地区后，其往往被先进的汉文化所同化。“禅让”掩耳盗铃，新王朝没有也不可能根本上去打击那些腐朽黑暗的旧势力，为政多是“率由旧章”，少有兴革，并未注入多少新鲜活力；而北方民族入主中原，他们凭借兴盛一时的强大武功，很难长治久安(清朝例外，得益于它前期的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大力学习吸收与兼容并包)。
三、能否长久话隐患
一般来说，每个王朝建立之始，总存在着棘手的三大隐患问题。最高统治者如果处置妥善，就会出现盛世，否则就会引起大震荡，乃至王朝的迅速覆亡。
第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新王朝的统治者如果接受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缓和矛盾的政策，如轻徭薄役、休养生息、整饬吏治等，数十年时间内，就可以出现生产恢复、经济繁荣、户口繁衍、社会安定的良好局面，如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前期的“康乾盛世”等；一旦倒行逆施，滥用民力、大兴土木、横征暴敛，与周边少数民族纷争不断，加之旱灾、蝗灾、洪涝、瘟疫盛行，老百姓衣食无着，流离失所，就会铤而走险，逼上梁山，此王朝也就来日无多其兴也骤了。“，其亡也速”，秦、隋王朝就是如此。
第二是要协调好统治阶级内部利益问题。新王朝建立之初，民心未附，国尚未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错综复杂，处理得好，就会政通人和，气象一新，像西汉时期的铲除异姓王及平定“七国之乱”，唐代初年的“玄武门之变”，北宋初年的“杯酒释兵权”，清初康熙帝除鳌拜、平三藩、收台湾；处理不好就会出大问题，内耗使得整个王朝元气大伤，甚至可能被颠覆，像西晋统一没多久就出现“八王之乱”，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兵戎相见，民不聊生，周边少数民族趁乱入侵，西晋灭亡，北方陷入“五胡乱中华”的状态。
第三是要机动灵活地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新旧王朝更替，原先被压制的北方游牧民族就会趁势而起，新王朝要视其国力而采取不同的民族政策。汉、唐王朝建立初年，国弱民疲、统治未稳，对付北方游牧民族总是先和亲，一旦国力充盈，便大举兴兵讨伐；像北宋初年两次攻辽失利，最后被迫签订“澶渊之盟”，摆脱不了被动局面。历史表明，兄弟民族之间，战则两伤，和则两利。
四、山雨欲来话改革
一个王朝到了中期，最高统治者励精图治的意志薄弱了，怠于国政成诟症，各种矛盾孕育，土地兼并激烈，苛捐杂税繁重，吏治败坏，统治者奢糜成风，腐败现象蔓延，对周边少数民族战争拖延不决，山雨欲来风满楼。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见识的人士开始指陈时弊、倡言改革，缓解社会矛盾。
西汉中期张汤、桑弘羊改币制，国家控制了贸易：唐中期刘晏改盐法，杨炎推行“两税法”，原则上税收由实物改为钱币；北宋王安石进行税制经济军事改革；明朝中期张居正行“一条鞭法”；清朝康雍时期，推行“摊丁人亩”、“地丁银”，收税标准依据土地多少而不再看人丁的多少，从此土地税与人头税脱钩。
许多王朝在统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都曾进行过针对时局危机的改革，改革之初往往收到一定的效果，然而行之不远，或因遭反对而废除，或者因用人不当等原因而走样变形。原有危机仍在延续，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无可救药，来了个总爆发，在内外交困的浪潮中，旧王朝走向灭亡。
五、谈古论今话启示
第一，农业、农村与农民问题的处理得当与否，事关一个政权的成败。在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重视农业，稳定农村，解决温饱，始终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关注的头等大事。毛泽东说过：“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中国革命。”西汉“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局面之所以形成，主要在于新王朝的统治者，看到了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的伟大力量，往往能以前朝为鉴，注意吸取旧王朝灭亡的沉痛教训，给予人民休养生息。
第二，要整饬吏治，旗帜鲜明地反腐倡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中国历史上一再强调“为民做主”，讲到“衣食父母”、“爱民如子”、“民为国本”。王朝兴起之初，最高统治者往往很重视吏治，像西汉、唐初甚至包括明初、清初都是这样。一个王朝统治集团的衰败，很大的程度上就是特权的盛行、吏治的腐败，当怎么治也治不好的时候，它就完了。
第三，要坚定不移地把稳定、发展、民族团结与维护国家的统一，做为压倒一切的大事。汉唐盛世大好局面的形成，无不得益于最高统治者注重发展经济、加强民族团结与兼容并蓄的对外开放政策。
回想六十年以前的“窑洞对话”，当黄炎培讲到，“……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兴亡周期……”其实不只当年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在后来的不同时期都作过不同的回答，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邓小平说过：“……要从严治党，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胡锦涛讲过：“……要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使我们做出的决策、采取的举措、推行的工作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规律，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只要我们的党永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永远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就一定能跳出古代王朝的兴亡周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