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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学生的作文缺少甚至没有“思想”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只责怪语文教学和语文教师。但是，就语文教师的道德良知和社会责任这一方面而言，我们可以在总结作文教学忽视文化反思价值功能之后，采取有效措施，通过作文训练来强化学生的文化反思意识，丰富和提高学生的思想，从而使作文活起来。
一、遵从学生文化价值取向，与时俱进
学生在接受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是积极主动的，有选择，有比较，有扬弃。因此，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充满个性化的属于自己的文化时空。这一时空始终是学生写作的文化背景，学生在写作时便是围绕这一背景进行认识、思考、选择和表达的。教师如果忽视这个文化背景，始终把学生当作无知者，始终搞“命意作文”（不是“命题”），那么，学生只能被逼到说假话、空话、废话的道路上去。
比如以“老师”为话题的作文，学生不愿写，也写不好。原因不在于贴不贴近生活，师生日日相处，是最贴近不过的了；而在于学生失去了对“老师”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倾诉的愿望。生活贫穷、物质匮乏时代，老师的呵护，哪怕是一丝一毫，也会激荡起学生的情感涟漪，学生充满感激的作文写得十分动情，极其感人，最典型的例子是魏巍的《我的老师》。现在呢？不要说写了，就是学生读这样的文章，也难得被打动。如果非要学生写，学生便依样画葫芦，拷贝一篇毫无自己思想实际的《我的老师》。其原因就是当代学生心目中的“老师”形象已发生了巨大变异。
有一种现象值得反思：初中生怀念的是小学老师；高中生钦敬的是初中、小学老师。因为他们渐渐走向独立，他们总觉得眼前的“老师”不是理想中的“老师”。文化积淀越多，年龄增长越大，年级层次越高，对“老师”的期望值就越高，眼前“老师”的形象就越淡化。如果无视这种事实，不针对学生心中的“老师文化情结”的实际，还是一成不变地要写像魏巍《我的老师》那样的作文，学生必然是编造虚构一通了。
注意到了这一点，教师在每次习作的命意上，就要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文化关怀，注重在学生的文化岩石上开凿泉眼，让学生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文化性感觉最自由、最真切、最具体地迸发出来。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学生对此有较多的同感，教师就可以建议学生在“感悟生命”“成长絮语”等话题上谈自己的感受，并以此为文。这符合学生的文化情感实际，学生的思路一下子被激活，就能写出比较深刻的认识。当然，教师除了要遵从教材所引起的学生的文化认同实际外，还可以联系学生不同时期的情感实际，适时引发他们的写作灵感。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作文往往是以情感人，缺少了情感的作文就犹如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不同时期，学生的情感会不断地迁移和变化，教学中要适时根据学生的不同情感来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
二、开展文化观点的对举比较及研究
1引导学生进行文化观点的对举比较
如就以下观点提出相反观点：有志者事竟成；枪打出头鸟；勤能补拙，学可医愚；逆境出人才。事实上，有些观点可以反说，有些则不行。比如“逆境出人才”，“逆境出人才”的本义不是说“逆境”就能出人才，而是对身处“逆境”者的一种激励。同样，有学生说“有志者事竟成”太绝对了，许多事实表明“有志”不一定能“成事”。这也错了。因为“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是针对无志者而言的，也就是说，只对“无志者”有意义。
通过这样的具体化训练，或商讨、或争辩，能使学生在文化观念上有深刻的认识。当今社会正处于文化嬗变时期，很多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面临新的认识上的挑战。有些确实是落后了，需要注入新的内涵；有些因其有明显的针对性而不能轻易否定。
比如在当代社会怎么看“知足常乐”这句古训？有人说应该是“不知足常乐”，只有永不满足才会不断锐意进取。其实，这里的“知足”与“不知足”的“足”在内涵上是不一样的，知足的“足”是指生活条件的“足”，“不知足”的“足”是指事业发展上的“足”。内涵不同，怎么能以此否彼或以彼否此呢？
再如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话题的理解就不能过于绝对。此俗语的本义是靠近朱砂的变红，靠近墨的变黑，后来比喻接近好人可以使人变好，接近坏人可以使人变坏，指客观环境对人有很大影响。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固然很重要，但个人的本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只要能够坚持操守，不论处于何种环境，恶劣也好，良好也罢，都不会改变其气节。历史上不乏其人，陶潜、屈原、司马迁、苏武、文天祥等，不胜枚举。因而，“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不是没有道理的。
2引导学生进行文化观点的针对性研究
文化观点的针对性研究主要在经典作品的研思中进行。如学习高中第一册的《师说》一文时，可以引导学生对其思想内涵开展针对性研究。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课堂上，总是把《师说》当作一篇关于“教师”的议论文来讲读。分析的小问题一般是：什么是教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师生关系应该怎样？……好像这是一篇教育家的论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与学生一道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第一，韩愈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并不是专注于教育的教育家，他的思想起点不是教育本身的事情；第二，韩愈是一位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虽然是朝廷的文化官员，但他敢于就当时“士大夫之族”不学习、不思考，一味盲从的拙劣思想作风进行猛烈抨击，敢于就当时的等级观念进行无情揭露。《师说》之“师”不是“小学”之“师”、“句读”之“师”，而是“思想”之“师”。因此，文中讨论的话题应是“思想之师”的社会作用。李蟠求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古道”是什么呢？就是百家争鸣的思想作风。所以，本文倡导的是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境界，而要实现这一思想境界，关键就是“学习”，就是先生与弟子之间的平等研究的风气。这样说来，《师说》一文就是一篇针对当时社会思想时弊的倡导思想作风建设和优良学风建设的思想评论。
人文精神是语文的学科精神，作文本身不是作文教学的目的，而是育人的一种重要途径，作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人，培养有着丰富和深刻思想的人。而有了较深刻思想的人，其文章无论在谋篇布局，还是在遣词造句上，都将胜人一筹，加上在思想认识上的优势，这样的文章何愁没有鲜活而又永恒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第一中学（365200）
一、遵从学生文化价值取向，与时俱进
学生在接受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是积极主动的，有选择，有比较，有扬弃。因此，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充满个性化的属于自己的文化时空。这一时空始终是学生写作的文化背景，学生在写作时便是围绕这一背景进行认识、思考、选择和表达的。教师如果忽视这个文化背景，始终把学生当作无知者，始终搞“命意作文”（不是“命题”），那么，学生只能被逼到说假话、空话、废话的道路上去。
比如以“老师”为话题的作文，学生不愿写，也写不好。原因不在于贴不贴近生活，师生日日相处，是最贴近不过的了；而在于学生失去了对“老师”的文化认同感和情感倾诉的愿望。生活贫穷、物质匮乏时代，老师的呵护，哪怕是一丝一毫，也会激荡起学生的情感涟漪，学生充满感激的作文写得十分动情，极其感人，最典型的例子是魏巍的《我的老师》。现在呢？不要说写了，就是学生读这样的文章，也难得被打动。如果非要学生写，学生便依样画葫芦，拷贝一篇毫无自己思想实际的《我的老师》。其原因就是当代学生心目中的“老师”形象已发生了巨大变异。
有一种现象值得反思：初中生怀念的是小学老师；高中生钦敬的是初中、小学老师。因为他们渐渐走向独立，他们总觉得眼前的“老师”不是理想中的“老师”。文化积淀越多，年龄增长越大，年级层次越高，对“老师”的期望值就越高，眼前“老师”的形象就越淡化。如果无视这种事实，不针对学生心中的“老师文化情结”的实际，还是一成不变地要写像魏巍《我的老师》那样的作文，学生必然是编造虚构一通了。
注意到了这一点，教师在每次习作的命意上，就要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文化关怀，注重在学生的文化岩石上开凿泉眼，让学生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文化性感觉最自由、最真切、最具体地迸发出来。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说：“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学生对此有较多的同感，教师就可以建议学生在“感悟生命”“成长絮语”等话题上谈自己的感受，并以此为文。这符合学生的文化情感实际，学生的思路一下子被激活，就能写出比较深刻的认识。当然，教师除了要遵从教材所引起的学生的文化认同实际外，还可以联系学生不同时期的情感实际，适时引发他们的写作灵感。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作文往往是以情感人，缺少了情感的作文就犹如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不同时期，学生的情感会不断地迁移和变化，教学中要适时根据学生的不同情感来激发学生的写作灵感。
二、开展文化观点的对举比较及研究
1引导学生进行文化观点的对举比较
如就以下观点提出相反观点：有志者事竟成；枪打出头鸟；勤能补拙，学可医愚；逆境出人才。事实上，有些观点可以反说，有些则不行。比如“逆境出人才”，“逆境出人才”的本义不是说“逆境”就能出人才，而是对身处“逆境”者的一种激励。同样，有学生说“有志者事竟成”太绝对了，许多事实表明“有志”不一定能“成事”。这也错了。因为“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是针对无志者而言的，也就是说，只对“无志者”有意义。
通过这样的具体化训练，或商讨、或争辩，能使学生在文化观念上有深刻的认识。当今社会正处于文化嬗变时期，很多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面临新的认识上的挑战。有些确实是落后了，需要注入新的内涵；有些因其有明显的针对性而不能轻易否定。
比如在当代社会怎么看“知足常乐”这句古训？有人说应该是“不知足常乐”，只有永不满足才会不断锐意进取。其实，这里的“知足”与“不知足”的“足”在内涵上是不一样的，知足的“足”是指生活条件的“足”，“不知足”的“足”是指事业发展上的“足”。内涵不同，怎么能以此否彼或以彼否此呢？
再如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话题的理解就不能过于绝对。此俗语的本义是靠近朱砂的变红，靠近墨的变黑，后来比喻接近好人可以使人变好，接近坏人可以使人变坏，指客观环境对人有很大影响。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固然很重要，但个人的本性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只要能够坚持操守，不论处于何种环境，恶劣也好，良好也罢，都不会改变其气节。历史上不乏其人，陶潜、屈原、司马迁、苏武、文天祥等，不胜枚举。因而，“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未必黑”不是没有道理的。
2引导学生进行文化观点的针对性研究
文化观点的针对性研究主要在经典作品的研思中进行。如学习高中第一册的《师说》一文时，可以引导学生对其思想内涵开展针对性研究。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课堂上，总是把《师说》当作一篇关于“教师”的议论文来讲读。分析的小问题一般是：什么是教师？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师生关系应该怎样？……好像这是一篇教育家的论著。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与学生一道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第一，韩愈是一位文学家、思想家，并不是专注于教育的教育家，他的思想起点不是教育本身的事情；第二，韩愈是一位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家，虽然是朝廷的文化官员，但他敢于就当时“士大夫之族”不学习、不思考，一味盲从的拙劣思想作风进行猛烈抨击，敢于就当时的等级观念进行无情揭露。《师说》之“师”不是“小学”之“师”、“句读”之“师”，而是“思想”之“师”。因此，文中讨论的话题应是“思想之师”的社会作用。李蟠求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古道”是什么呢？就是百家争鸣的思想作风。所以，本文倡导的是思想自由、学术活跃的境界，而要实现这一思想境界，关键就是“学习”，就是先生与弟子之间的平等研究的风气。这样说来，《师说》一文就是一篇针对当时社会思想时弊的倡导思想作风建设和优良学风建设的思想评论。
人文精神是语文的学科精神，作文本身不是作文教学的目的，而是育人的一种重要途径，作文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人，培养有着丰富和深刻思想的人。而有了较深刻思想的人，其文章无论在谋篇布局，还是在遣词造句上，都将胜人一筹，加上在思想认识上的优势，这样的文章何愁没有鲜活而又永恒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第一中学（36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