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对梁任公先生“热心肠”的所谓“深层次”解读，是将梁实秋先生所记的梁任公先生演讲使用的三则材料用“爱国”二字捆在一起，从而得出“热心肠”即“炽热的爱国情怀”的结论来。这种解读，作为个性化的阅读自无可厚非，但从教师之口宣泄到课堂，作为集体硬性的标准化分析和标签式的理解，绑架到学生的阅读思维上，则是荒谬而残酷的。不仅因为这种解读本是毫无依据的荒诞式联想，更因为它直接封杀了学生阅读的想象，开启了学生牵强附会的反科学阅读之路。这是与新课程理念根本背离的。而不幸的是这种悲剧并非孤例地正在课堂上演。笔者作为评委，在最近一次某县级教学竞赛中连续听了7堂《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的比武课，却有6堂课把这种错误的解读作为亮点铺陈，并作为唯一的答案硬塞给了学生，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一、作为文学的阅读，即使是正确的，也不能是唯一的。
　　梁实秋先生《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选取了梁先生演讲的三则材料，一是古诗《箜篌引》，二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三是《桃花扇》唱词片段。作者通过对梁先生这三个材料演讲时的表现，或悲哀，或喜悦，或痛哭，演讲变成“表演”了，从而活画出了梁任公这个“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形象。但是，其中梁任公先生演讲到这些材料时，为什么喜，为什么悲，梁任公先生没有说，梁实秋先生也没有说。如果没有其他的佐证材料，单从孤立的这一篇文章是看不出什么的。所以，讲到这儿，梁任公先生当时究竟想到了什么，大概只能凭读者的想象，让读者根据自己的联想来填补这个空白。
　　于是，有人作了这样的分析：
　　其一，《箜篌引》。“诗写一位狂夫不顾家人所劝渡河而死，实际上所表达的是一种疯狂的人格力量。是抗争的极致，也是一种执着地追求理想至死不渝的精神。”“讲到这儿，梁先生想起了昔日的战友——谭嗣同。正是执著的追求——追求国家富强的强烈的爱国情感驱使着谭嗣同坚定不移地像《箜篌引》里的狂夫一样奔赴死地！谭嗣同如此，梁任公先生也是如此。”
　　其二，杜诗。梁先生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时高兴地于“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这句诗写于唐朝基本上平定了安史之乱后。当杜甫听到朝廷军队已经收复了部分失地，此时已经收复蓟北时高兴的‘欲狂’之状。梁先生讲到此时就好像看到朝廷割让的土地一一 收复回来，祖国大好河山就好像完全收复了一样，不禁‘张口大笑’”。
　　其三，《桃花扇》唱词。梁先生为什么演讲到此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呢？ “这部分内容是‘左良玉在听到崇祯帝上吊而死’的消息时悲痛万分而唱的一段曲词。崇祯帝作为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生前也曾有过远大的抱负。他励精图治，力挽狂澜，希望改变明朝的命运，但是当时明朝已经内忧外患，最后只能是以失败告终，而他自己也悲惨地上吊而死。当讲到这儿时，梁先生想起了命运相似的曾经被寄以厚望的君主光绪帝。曾几何时，梁启超等人和光绪帝发动戊戌政变，君臣一起策划美好的未来，希望借此改变国家命运，使国家强大起来。但是，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光绪帝被软禁，抑郁而死，一切终成泡影。于是乎，说到崇祯帝上吊而死时，梁先生‘不能自已’‘痛哭流涕’。”
　　以上的分析将这三则材料统一用“爱国”二字捆绑在一起，作出的结论是：梁任公先生的“热心肠”，即“炽热的爱国热情”。
　　这看上去似乎颇有道理，作为个人的解读也应该值得赞赏。但这种分析是否有“故意拔高”之嫌？难道就只有这一种解读吗？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理解？毕竟我们谁也不知道梁先生当时的真实思想，只能凭文章推测。比如，讲到《箜篌引》时，是否想到了自己？如果上面对《箜篌引》的分析正确的话，不正好也是梁启超先生自身经历的写照？还有好多其他类似的精神和情景，为什么只能是“想到了谭嗣同”？对后面二则材料的理解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读。
　　文学的阅读，是再创造的过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正是文学阅读的魅力。在课堂教学中，面对并不确定的问题，教师应该，也必须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也只有这样，才能进行“创造性阅读，发展想象能力、思辨能力和批判能力”。决不能因为这种解读能将作品中的人物定位得更加高尚，就不顾事实不管个性，唯此为是，整齐划一的硬塞给学生这个也许并不科学的观点。
　　二、作为科学的阅读，即使是推断，也不能是无根据的。
　　高考语文阅读常常有二类完全不同性质的阅读，一是文学类文本阅读，一是实用类文本阅读。文学类可以发挥想象，而实用类必须判定有据。所以命题者常将“没有根据”作为错误点命题，可见“依据”对于科学阅读的重要意义。
　　对于梁任公先生“热心肠”的理解，我们也必须做到“有理有据”。如前所述的观点之所以说“似乎颇有道理”，其前提是单从课文文本来看。如果加上一点可作依据的背景资料，则可见其大谬不然了。前述观点的主要依据是课文选的三则材料，那么，我们不妨把这些材料回归到梁公演讲的原始内容和场景中来考察。
　　梁任公先生《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演讲，据梁公自述，是1922年“在清华学校讲国史，校中文学社诸生请为文学的课外讲演”所作的。其“讲义随讲随编”，发表在《改造》杂志，后也编入《饮冰室文集》。其讲义原文现在尚可查，网络上也不乏转载。梁实秋先生所记的三则材料均见于讲义的第三部分，“奔迸的表情法”。什么叫“奔迸的表情法”呢？梁先生说：“向来写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为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但是有一类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泻无余的。我们可以给这类文学起一个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例如碰着意外的过度的刺激，大叫一声或大哭一场或大跳一阵，在这种时候，含蓄蕴藉是一点用不着。”这是梁先生所总结的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的一种类型，还有二种类型是“回荡的表情法”和“蕴藉的表情法”。《箜篌引》、杜诗、《桃花扇》都是演讲者在讲“奔迸的表情法”时的举例。 　　《箜篌引》其实并不是一开头就讲的。在讲《箜篌引》之前，梁先生还讲了《诗经》（《蓼莪》《黄鸟》）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然后再说：古乐府里头有一首《箜篌引》，不知何人所作：据说是有一个狂夫，当他冬天早上在河边“被发乱流而渡”，他的妻子从后面赶上来要拦他，拦不住，溺死了。他妻子做了一首“引”，是：
　　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
　　然后又引了一首《陇头歌》，一起小结道：“这些都是用极简单的语句，把极真的情感尽量表出；真所谓‘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你若要多著些话，或是说得委婉些，那么真面目完全丧掉了。”
　　由此可见，演讲者其实并没有过多的联想，既不可能有时间多想，也不可能有心境作这种无妄的联系，仅仅只是众多的直接抒情中的一例而已。所谓想到谭嗣同者，实在是臆断妄想。
　　而据吕峥先生说，很多年后，当闻一多向他的学生们“表演”梁启超讲授古乐府《箜篌引》的情形时，依然情绪激昂。他模仿道：“梁任公先把那首古诗写在黑板上，然后摇头摆脑地朗诵一句‘公、无、渡、河’，接着大声喝彩，叫一声‘好！’然后再重复地念‘公、无、渡、河’，‘好！实在是好！’梁任公这样自我陶醉地一唱三叹，一声高过一声，并无半句解释。然后黑板一擦就算讲完。”（见《文史参考》2010年第23期）在这样的演讲情境中，又哪里可见演讲者的爱国情怀来？梁实秋先生之所以印象深刻，二十年后还能记起，大概主要是和闻一多先生一样，因为演讲者的表演独特之故。
　　开头讲的这一些都是感情哀痛的例子， “这类一泻无余的表情法，所表的十有九是哀痛一路。”而这种表情法的形式往往是在不受格律束缚的韵文中表现的，如《虞兮歌》、《大风歌》、《五噫歌》、《上邪曲》，“正式的五七言诗用这类表情法的很少，因为多少总受些格律的束缚，不能自由了”。但“独有表情老手的杜工部有一首最为怪诞”，居然是用格律诗写的，而且表喜悦的感情。这一首就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演讲者感叹道：“凡诗写哀痛、愤恨、忧愁、悦乐、爱恋，都还容易；写欢喜真是难。即在长短句和古体里头也不易得，这首诗是近体，个个字受‘声病’的束缚，他却做得如此淋漓尽致！那一种手舞足蹈的情形，读了令人发怔。据我看过去的诗没有第二首比得上了。”
　　“此外这种表情法我能举得出的很少。”
　　梁任公先生讲杜诗的目的是什么？显然，一是举出格律诗中的独特例子，二是举出表欢喜之情的来。杜诗二者兼备，所以“怪诞”。至于演讲者“状极欢喜”就很好理解了，要知道，梁启超先生老而率真，演讲而具“表演”风格，讲到杜诗的欢喜，表演者也自然也要表现出欢喜之状了。
　　梁公演讲思路十分清晰，逻辑谨严。讲了格律诗中的“奔迸的表情”，再讲词中的，接下来自然还要讲曲中的。“曲本写这种情感，应该容易些，但好的也不多。”这便有了《桃花扇》的举例：“以我所记得的独《桃花扇》里头，有几段很见力量。”于是开始悲悲切切的演唱开了《桃花扇》选段。唱毕，演讲者说：“这几段，我小时候读他，不知淌了几多眼泪。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对于满清的革命思想，最少也有一部分受这类文学的影响。他感人最深处，是一个个字，都带着鲜红的血呕出来。”小时候读它就不知淌了几多眼泪了，难道次次都想到了崇祯帝？真是无稽之谈。
　　三、教学的阅读，不仅要教给学生阅读的方法，也要教给学生阅读的态度。
　　阅读教学，本质上是要提高学生阅读能力，培养学生的阅读素养。《高中语文新课程标准》在“阅读与鉴赏”中明确要求：在阅读与鉴赏活动中，“发展独立阅读能力。”“对阅读材料能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努力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特别强调，要“注重个性化的阅读，充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这就从过程和方法等方面对阅读教学作出了原则规定。课堂教学的目的是让学生“学会读”，这个学会就不仅是方法的问题，也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虽然是针对文史研究提出的，却也恰好表达了现代阅读观不可偏废的二个方面，即求新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大胆假设”是要人们打破旧有观念的束缚，挣破旧有思想的牢笼，大胆创新，对未解决的问题提出新的假设或解决的可能；“小心求证”即是要求人们不能停在假设或可能的路上，而要进行证明，小心的证明则是一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在证明过程中不能捏造事实，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改变事实，更不能用道听途说的东西去充当事实，而是要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不能有半点马虎，千万要“小心”。
　　如果在阅读过程中脱离文本实际任意发挥、无穷解读，那不仅是对文本的不尊重，更是对学生阅读习惯的误导。
　　李季华，教研员，现居湖南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