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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传统的传衍及其精神
书院之所以有研究的必要，一方面是因为书院这种教学机构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功不可没，有其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书院的教学方式对现今的大学教育模式有某种借鉴之用，亦即古今、中外之间可以互补。
清代书院承宋元明书院而来，与近世教育更多关联，其现代意义尤应值得留意。学者撰文研究清代书院，多有从此意图出发者，譬如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一文就表明此意：“当清光绪中叶，提倡新学之际，学校尚未成立，所定学制章程，多取材于书院；而厘定章则，讲学宗旨，于今日学校犹不相远：于此可以知近代书院学校之演变，而为今日教育可以借镜者甚繁。”(《瓜蒂庵文集》，第32页)六十余年后，陈平原的两篇论文《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1998年)和《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2000年)对书院的借鉴之用颇多阐发。在前文中，陈平原指出传统书院在二十世纪中国被压抑的理由有三方面：“第一，西学的魅力，确实无法抵抗”，“第二，在本世纪的中国教育界，讲求‘实学’，乃大势所趋”，“第三，倘就普及教育的有效性而言，西式学堂确实优于传统书院”；但传统的书院教育，也能为现代大学教育提供一些思想资源：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
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北大精神及其他》，第299-300页)正是对传统书院价值的认同，一批有识之士在清代书院改办学堂之后，仍然以实际行动维持或恢复书院的一线生机。现将此种借鉴传统书院的实践，择其要者作一简要梳理；
1.1907年秋，杨仁山就金陵“刻经处开佛学堂日祗洹精舍，冀学者兼通中西文，以为将来驰往天竺，振兴佛教之用，国文英文同志任之，佛学居士(杨仁山)自任之，就学者缁素二十余人，日有进益，未及两稔，因经费不给而止。宣统庚戌同人创立佛学研究会，推居士为会长，月开会一次，每七日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杨仁山居士事略》)
2.1920年无锡国学专修馆创办，1927年改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钱仲联称无锡国专在办学方面“类似于旧时代的书院，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唐文治是理学家，“也重视考据学，曾从清汉学家定海黄以周学(黄曾任江阴南菁书院山长，唐文治先生办无锡国专的方法有不少即从南菁借鉴得来)。”(《钱仲联学述》，第11～12页)
3.1921年11月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通过，次年一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公布北大(研究所简章)布告》)蔡元培之所以有此见，是有感于“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故希望有一教学机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蔡元培能有此行动和识见，与其眼光有关，抑或与其经历有关。
4.1922年，建德周馥之子周学熙于家乡创办秋浦弘毅学舍。“宗旨以中国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辅以英文、数学及新知识之切于实用者，以期养成任重致远之人才，与普通学校性质不同。凡来肄业者，须专心向学，切实用功，以服从学规为主，(略)任彭星台怡为监督，聘姚仲实永朴、陈慎登朝爵、马庆云汝騆诸宿及英算名家为主讲教授。”(《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安徽省图书馆藏有姚永朴编《秋浦周氏弘毅学舍课艺》七卷。
5.1925年3月，清华校务会议通过《研究院章程》，决定“延名师，招海内成学之士”，其“研究方法”九例，第一日：“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研究方法，均能确有收获。”(《研究院章程》)
6.1928年张学良应学者建议，捐款重建沈阳萃升书院。萃升书院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七年改为校士馆，后毁于沙俄侵略军。新建萃升书院由张学良任院长，于省吾任教务长，聘请国内著名学者来书院讲学，教授经、史、文学，来学者络绎不绝。
7.1934年冬，章太炎筹划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试图“以学术振起人心”，1935年4月，章氏国学星期演讲会正式开讲，前后共举九期，主旨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又利用南京国民政府所赠万金医药费，“建筑讲堂，广设学座”，并建成宿舍、膳厅，俾“招收四方学者来苏听讲，守宿会中。”学费来自十九省，住宿者百余人。(姜义华《章炳麟评传》，第291～292页)
8.1939年初，复性书院创办于四川乐山古刹乌龙寺，马一浮任山长，书院施教承朱熹一脉而稍加变通，旨在“养成儒家”，订学规四条：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贺昌群、熊十力等任讲席，书院在乐山维持六年。(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第288页)
9.1950年3月，钱穆在香港九龙创立新亚书院，书院之旨趣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略)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钱穆指出新亚书院不同于西方教育制度下的专科学校，“而实更近于宋明时代之书院，即私人讲授高级学术之学校。”(《新亚遗铎》，第14～15页)
10.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一些教师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季羡林结合古代书院的特点和中国文化书院的经验，指出书院可以成为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可以协助解决老年教育问题，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作用，书院可以团结海内外学者，弘扬中国文化于海外等等。(《论书院》)
11.2001年，学者蒋庆从深圳行政学院提前退休，于贵阳龙场驿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2004年7月，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等以“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朱学勤《2004：传统文化思潮起波澜》，见《南方周末》2004年12月30日第24版)
12.2004年2月，万松浦书院于山东龙口北部海滨创办，据称该书院具备中国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独立的院产、讲学及藏书研修的功能，稳定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作家张炜担任书院院长。书院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烟台大学等大学合作成立多个研究中心。
以上书院，因其文化背景的转换，与传统书院已有较大的差别，此十余例，断 续贯穿近百年的时间，从大的方面而言，它们仍可视为中国传统书院在新境况下的转化；从小的方面而言，它们是清代书院发展的余波。创办书院的实践，正是对传统书院特有价值的深层体认与弘扬。与此同时，一批学者也先后撰文对传统书院进行研究，《中国书院辞典》附录“中国书院研究论文索引”可见此轨迹。诸多论文中，胡适《书院制史略》值得特别注意，此文主要内容分为“书院的历史”和“书院的精神”两部分，其中多有好的见解，对后来的书院研究影响颇大。
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书院制史略》原为胡适1923年12月10日在东南大学的演讲，现收入《胡适文集》第12册)胡适作此断语之际，正是新文化运动展开之际，破坏旧传统是其重要内容，
胡适的角色也是革新主将，更重要的是他是北京大学教授。此种文字出自其笔下，能让人看到五四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也能让人看到他对书院非同一般的见解；而此种见解的得出，西方大学教育的参照比较是大有推助之功。譬如他在文中总结“书院的精神”为“代表时代的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其中第三点更能见西方教育理念的映照。
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书院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在清朝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胡适阐发传统书院的现代意义，或许在某些地方有过誉之处，但综观之，已把握住其精要。他对清代书院似着墨较多，在“书院的历史”一节中，专立一段“清代的书院”文字，以为“其制度完备，为亘古所未有”，“清时学术思想，多不尊重理学一派，只孜孜研究考据实用的学问”；在上引文中，又特列举清代四书院，在“结论”部分，又表彰南菁书院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和上海龙门书院的“读书先要会疑，学者须于无疑中寻找疑处，方为有得。”以上三处，胡适强调的是清代书院的自由研究氛围和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精神，此种强调实与他大力宣扬具有科学方法的清代朴学相牵涉。他的路径大致是通过西方的科学发现清代朴学的科学性；因宣扬清代朴学，而连带涉及几个讲求实学、学术风气较浓的书院。其实清代书院绝大多数是考课式的书院，像诂经精舍、南菁书院一类的书院毕竟是少数，胡适在此处明显是用躲避之法以偏概全。在胡适的未刊稿中，有一篇题名为《书院的教育》的短文，主旨和《书院制史略》近似，除充分肯定书院教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外，更从“演进”的视角指出“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书院的教育》，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5册)以为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因反对科举和八股而废除这一教育制度，流毒不浅。寻绎其意，书院在新教育体制中仍有其存在之价值，故清华研究院之设立与旨趣的确定，胡适尝参与其事。就“文化生态”而言，书院教育的存在可确保教育方式的多元化。不断的研究与反思，以及创办书院的实践，正是对教育方式多元化的期盼。
清代东南书院的图景与可供转化的精神资源
孟森尝言：“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明清史讲义》)此乃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清代有相当数量的文人学者年青时在书院肄业，而在学业有成或取得科名之后，又有不少文人学者主书院讲席。若以此视角来考量清代书院研究的状况，必然要将问题置入清代学术史和清代教育史的脉络中。笔者以《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为题概括所讨论的内容，是表明一种追求，即确保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同时，试图在区域文化研究和跨学科探索中有所开拓。此处所说的“东南”，是指江苏、安徽、浙江三省，这三个省从文化交流层面来看，是一个整体性较强的区域。这一区域在清代文化发达，书院众多，并形成较为完备的书院网络。
书院是讲习之场所，也是养士之机构，它容纳了大量的文士。有千余名文士主书院讲席，更有一些文士以讲学为志业；各地的才俊被网罗到书院，来往的文士也常常造访书院。书院是一地的文化中心。这是本书试图证示的一个论点。但更进一步的意图是：谁有资格成为书院山长?讲学活动如何展开?师生关系、生徒之间的关系及书院氛围如何?文士群体如何形成?生徒如何学习，学习内容、学习效果如何?书院讲学在清代是否有阶段性的变化?清代的学术及时局对书院讲学有何影响?朴学与举业对书院的讲习到底有多大影响?山长的学术和文学兴趣是否能渗透到讲学之中?在官学系统中的书院是否有其自主性?书院如何对一地学术文化发生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有些零碎，但它们却引发出我强烈的研究兴趣，每一个小问题常引发多种思考。对问题的留意也使本书选择个案研究，而避开了本不擅长的体系的建构。个案研究，可以用心力去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可以仔细揣摩那些有丰富意义的细节。在细节上多用笔墨，有重现书院文士活动图景的用意；而图景的重现，可为考察清代教育与文学及学术的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五章，是五个个案研究，大致有时间的先后，略有史的脉络；中编三章，是稍具综合意味的研究；下编三章纯为文献考订一类，可作为上编、中编的基础。以下对三编内容作简要说明，以明撰述意图。
上编第一章“清初无锡、徽州之书院及其会讲”与明代书院讲学活动相比，清初书院讲学则有寥落之态，其间惟有无锡、徽州、浙东三地之讲学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本章以无锡东林书院、共学山居和徽州的紫阳书院、还古书院为讨论对象，并将它们置入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流变中考量。清初东林书院的恢复，表现出士人强烈的弘道意识，这在众多的诗文中流露无遗。高世泰与关中李颐在东林书院论学，其实是和而不同，清初学术思想流派的差异于此约略可见。共学山居等讲会，承东林书院之统绪，继续批判阳明心学，而讲学更具民间色彩。紫阳、还古两书院会讲的重要士人，如吴日慎、施璜、汪学圣等，皆与高世泰有学术交往，两书院之会讲实际上是东林学术之拓展。徽州书院会讲制度完备，持续时间长，促使阳明心学向朱子之学的转变。两地书院之讲学，与时局及政治疏离，全身心投于修德、格物致知、孝弟等四书五经笼罩下的诸题目的研习。
第二章“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书院对清代学术影响极大，对文学的发展亦有推助之功。桐城文派能绵延二百余年，有诸多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 是靠书院讲学来传衍。包括姚鼐在内的众多名家都曾主持书院讲席，且历时较长，培养出众多弟子，几乎代有传人。依此传衍途径，桐城文派在广西形成包括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在内的“岭西五家”；在河北，经过张裕钊、吴汝纶、王树柟等人的努力也形成风气。桐城文派因此以东南一隅为中心扩展开来，在地域上获得一种平衡，形成既有时间长度又有空间广度的全国性文派。文学流派的传衍方式有多种多样，然而像桐城文派这样以书院为媒介颇有规模地传衍，则前所未有，从中亦可稍见教育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三章“一时之学术与一地之风教：李兆洛与暨阳书院”李兆洛自道光三年至道光二十年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他对学术和文学的见解，融贯于传道授业过程之中。《暨阳答问》是李兆洛在书院的讲学记录，共有一百四十三条“答问”，内容颇丰富，有许多见解不见于《养一斋文集》。“答问”对文章、汉学与宋学、常州学术、礼与“礼即理”、荀子管子贾谊、时势与人才等问题，多有通达之论。李兆洛之讲学实有传播常州学术之功，其中亦能见嘉道之际学术思想变迁之轨迹。李兆洛以书院为中心，在地方官员及众弟子的协助之下，将暨阳书院营造为江阴一地谈艺论学之中心，“辈学斋谈艺”和“讲院荷觞”正是在此氛围中展开。在此之外，李兆洛还主持或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工作。对于李兆洛而言，这十八年是他学术与文章的黄金时期。
第四章“诂经精舍的学术与文学”诂经精舍对嘉庆初年至光绪末年的学术文化有重要影响，可约略划分为阮元时代和俞樾时代。阮元创办诂经精舍，实质上是“经籍籑诂”工作的延续。精舍的创办，有阮元个人的治学兴趣和弘扬汉学的志向。经阮元的苦心经营，诂经精舍网罗了两浙的才俊。精舍讲习立意高远，彻底突破举业书院的樊篱，多为后来书院效仿。俞樾谨守阮元定下的规程，以传衍汉学为职志，在他的诗作中和编选的诂经精舍课作集中，护持汉学的心迹历历可见。诂经精舍实际讲习时间有八十余年，肄业生徒有二千八百余人。诂经精舍人才之培养与学风之营造，对浙江尤其是对杭州一地之人文为功甚巨，“西湖柳枝词”、“讲舍校经”、“俞楼问字”，皆是人文蔚起的标志。诂经精舍的课作共有八集，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颇高，譬如第一集中的十三篇《六朝经术流派论》、四篇《两汉经师家法考》、五篇《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皆有特别的意蕴。课作集中体现精舍讲习和而不同和切磋琢磨之学风。以体裁而论，经史考订之文和赋作是课作集的两大特色。因为诂经精舍的学术风气和成绩，它成为嘉道、同光年间有志于古学书院的榜样。
第五章“道光以来金陵书院与文人活动”金陵一地书院之讲学，自有统系；然太平天国时，此统系中断达十二年之久。当曾国藩着手复兴文教时，是以前朝盛况为标准，而恢复书院讲学和兴办书局刻书为复兴文教的重要内容。钟山、尊经、惜阴三书院馆舍之修葺、山长之聘请、讲学之方向皆由曾国藩筹划，曾府幕僚亦全力参与。书院恢复，于金陵集结了众多文士，也培育出大批新人，他们是同光年间金陵文人群体中的重要人物，活动延续到民国初年；同时，书院也催发浓厚的讲学氛围和燕游风气。
中编第一章“清代东南书院与文士之风气”书院山长讲席，无论脩金还是声誉，对有文才学识的士人而言，无疑是理想的职业；书院对于肄业生徒而言，可提供膏火和课奖，近似养士机构。书院因其自身特性网罗集结了大批文士，有利于学术和文学的交流，并形成文士在省内或省际之间的流动。从文士的流动而言，东南三省可视为内在关联紧密的文化区域。因为山长和生徒的集结或多或少与经济利益相关，也造成了书院讲习中的逐利之风。清代书院大多为举业型书院，一些有识之士，在此大格局下，对讲习内容有程度不同的调整，有充分肯定举业、并试图开引向上一路者，亦有举业与古学兼课、或专课古学者。至道光朝，随着国势与思潮之变，书院中举业与正学(或实学)的关系愈显紧张，故多有效仿胡安定(胡瑗)分斋课士的书院，实学(有用之学)的地位渐渐提升，而举业一统天下的局面遂有瓦解之迹象。
第二章“东南书院与地方人文的营建” 文人的雅集以及诗社文社等活动，在私家楼阁、园林、馆阁和幕府之外，书院也是一重要处所。清代东南地区书院数量众多，体系完备，经费比较有保障，故能吸纳大批文士，展开各种文学活动。书院能成为一个交流中心，山长的才识、志趣和交游等有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核心。陈廷庆和薛时雨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地方人文之兴盛，在地利之外，不可缺人和。以扬州为例，卢见曾和曾燠两大幕府，网罗了众多文士，其中有不少人主书院讲席，相关文学和学术活动，如唱和、论学、诗歌总集之编纂，时有山长及肄业生徒的参与。而在小邑或稍偏僻之地，如浙江硖石及黄岩，因为书院士人的扶持斯文，两地之人文亦各具特色，有文酒之会、“九峰拥书图”与“九峰读书图”的风雅。书院讲学，对不少文士而言，几乎是另一个版本的田园生活。
第三章“课作中的文学与学术”书院生徒的课作有多方面的价值，在经眼的八十余种东南书院课作集中，八股文所占比重较大，这是清代书院被科举笼罩的重要表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教育、文学的原生状态。本章从山长对时文之评点人手，以示山长在八股文习作中的引导作用。书院生徒赋的创作也有可观之处，书院赋的创作的兴起，其旨在补时文之弊，为馆阁储备入材。翰林出身的山长对书院试赋有推动之功。书院生徒诗作，有四点值得重视，其一是摹拟，杜甫、韩愈、苏轼等大家的古体多为摹拟典范；其二是地方风物、文献等题材；其三是论诗诗；其四是个别书院课作中有诗词同题现象。课作中的学术含量与书院的性质以及山长的学术兴趣有关。
下编第一章“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清代书院多有考课，考课有馆课和师课之分。每次考课发统一卷纸，每卷有封页，上填肄业生徒姓名、类别(正课或附课)、第等名次等，并钤书院戳记，课卷有评阅者批语和圈点。此种课卷经过一定时间累积，多由书院山长或者地方官吏甄选编集刻印，此即课艺集。一书院之课艺，一般而言，自具系统，如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江阴南菁书院。课艺集亦有一地书院课艺之合集，如江宁之尊经书院惜阴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正谊书院。课艺所收内容较为繁富，有为应科举考试而专收制艺、试帖诗的课艺集；有为研求古学而专收考证、赋、古文的课作集；亦有融合二者的课艺集。清代书院课艺，乃教育与文学及学术关系的具体呈现；然藏书家或图书馆以为此类文献乃书院生徒之习作，价值无几，故往往不在收藏之列。笔者近年检阅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所藏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书院课艺，仅得八十六种；又有十四种于清人别集中见其序而未见其原书。书院课艺，是集部文献中的一个小类别，由此可见此类文献之大概。
第二章“清代东南重要书院山长考”本章用意首先是查考出若干重要书院的山长，而所排列呈现的，除一小部分书院能较详尽地列出所任山长外，大部分书院山长多有阙漏，而综合所能考出的三省重要书院的山长，也能大致看出哪些重要的文士曾主讲书院、举人或进士出身的山长所占的比率、哪些书院是有影响的书院、三省文士在本省和其他两省流动的大致规律。
第三章“清代东南书院文士活动年表”书院文士活动年表是一种历时性的呈现，以记录条目的多少而言，清初书院文士活动颇为寂寥，此种状况到乾隆中期方得改变，自此书院真正成为文士活动的重要空间。另一个寂寥时期在咸丰年间至同治初年，这主要是受太平天国的影响。自同治中兴之后，书院文士活动又恢复生机。“年表”一方面在展示书院之内的讲习、著述、编辑、刊刻等活动，另一方面也重视记录书院师生与外部文士的交往以及参与地方文化的营建等方面的史实，试图以文士与书院的多种联系(身在其中、进、出)，揭示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所具有的文化功能。
(《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下册，徐雁平著，收入陈平原主编“尝试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
书院之所以有研究的必要，一方面是因为书院这种教学机构在中国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功不可没，有其独特的价值；另一方面是由于书院的教学方式对现今的大学教育模式有某种借鉴之用，亦即古今、中外之间可以互补。
清代书院承宋元明书院而来，与近世教育更多关联，其现代意义尤应值得留意。学者撰文研究清代书院，多有从此意图出发者，譬如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一文就表明此意：“当清光绪中叶，提倡新学之际，学校尚未成立，所定学制章程，多取材于书院；而厘定章则，讲学宗旨，于今日学校犹不相远：于此可以知近代书院学校之演变，而为今日教育可以借镜者甚繁。”(《瓜蒂庵文集》，第32页)六十余年后，陈平原的两篇论文《大学之道：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等教育》(1998年)和《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以无锡国专为中心》(2000年)对书院的借鉴之用颇多阐发。在前文中，陈平原指出传统书院在二十世纪中国被压抑的理由有三方面：“第一，西学的魅力，确实无法抵抗”，“第二，在本世纪的中国教育界，讲求‘实学’，乃大势所趋”，“第三，倘就普及教育的有效性而言，西式学堂确实优于传统书院”；但传统的书院教育，也能为现代大学教育提供一些思想资源：
从教育体制考虑：私立大学、研究院及民间学会对于中国学术思想多元化的贡献；
从教育理念考虑：全人格教育、通识教育以及打破教育的实用主义传统；
从教学方法考虑：强调独立思考、自学为主、注重师生之间的理解与沟通。
至于某些具体学科及研究领域——如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借鉴书院教学，
效果十分明显，自不待言。(《北大精神及其他》，第299-300页)正是对传统书院价值的认同，一批有识之士在清代书院改办学堂之后，仍然以实际行动维持或恢复书院的一线生机。现将此种借鉴传统书院的实践，择其要者作一简要梳理；
1.1907年秋，杨仁山就金陵“刻经处开佛学堂日祗洹精舍，冀学者兼通中西文，以为将来驰往天竺，振兴佛教之用，国文英文同志任之，佛学居士(杨仁山)自任之，就学者缁素二十余人，日有进益，未及两稔，因经费不给而止。宣统庚戌同人创立佛学研究会，推居士为会长，月开会一次，每七日讲经一次，听者多欢喜踊跃。”(《杨仁山居士事略》)
2.1920年无锡国学专修馆创办，1927年改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钱仲联称无锡国专在办学方面“类似于旧时代的书院，主要讲授五经、四书、宋明理学、桐城派古文、旧体诗词，旁及《说文》《通鉴》以及先秦诸子等，”唐文治是理学家，“也重视考据学，曾从清汉学家定海黄以周学(黄曾任江阴南菁书院山长，唐文治先生办无锡国专的方法有不少即从南菁借鉴得来)。”(《钱仲联学述》，第11～12页)
3.1921年11月蔡元培向北京大学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通过，次年一月，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公布北大(研究所简章)布告》)蔡元培之所以有此见，是有感于“近二十年来，取法欧美，建设学校；偏重分班授课、限年毕业之制。书院旧制，荡然无存”，故希望有一教学机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蔡元培能有此行动和识见，与其眼光有关，抑或与其经历有关。
4.1922年，建德周馥之子周学熙于家乡创办秋浦弘毅学舍。“宗旨以中国旧道德旧文学为根本，辅以英文、数学及新知识之切于实用者，以期养成任重致远之人才，与普通学校性质不同。凡来肄业者，须专心向学，切实用功，以服从学规为主，(略)任彭星台怡为监督，聘姚仲实永朴、陈慎登朝爵、马庆云汝騆诸宿及英算名家为主讲教授。”(《周止庵先生自叙年谱》)安徽省图书馆藏有姚永朴编《秋浦周氏弘毅学舍课艺》七卷。
5.1925年3月，清华校务会议通过《研究院章程》，决定“延名师，招海内成学之士”，其“研究方法”九例，第一日：“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而学员在此短时期中，于国学根柢及研究方法，均能确有收获。”(《研究院章程》)
6.1928年张学良应学者建议，捐款重建沈阳萃升书院。萃升书院始建于康熙五十八年，至光绪二十七年改为校士馆，后毁于沙俄侵略军。新建萃升书院由张学良任院长，于省吾任教务长，聘请国内著名学者来书院讲学，教授经、史、文学，来学者络绎不绝。
7.1934年冬，章太炎筹划创立章氏国学讲习会，试图“以学术振起人心”，1935年4月，章氏国学星期演讲会正式开讲，前后共举九期，主旨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又利用南京国民政府所赠万金医药费，“建筑讲堂，广设学座”，并建成宿舍、膳厅，俾“招收四方学者来苏听讲，守宿会中。”学费来自十九省，住宿者百余人。(姜义华《章炳麟评传》，第291～292页)
8.1939年初，复性书院创办于四川乐山古刹乌龙寺，马一浮任山长，书院施教承朱熹一脉而稍加变通，旨在“养成儒家”，订学规四条：主敬为涵养之要，穷理为致知之要，[博文为立事之要]笃行为进德之要。贺昌群、熊十力等任讲席，书院在乐山维持六年。(季啸风主编《中国书院辞典》，第288页)
9.1950年3月，钱穆在香港九龙创立新亚书院，书院之旨趣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略)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智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智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钱穆指出新亚书院不同于西方教育制度下的专科学校，“而实更近于宋明时代之书院，即私人讲授高级学术之学校。”(《新亚遗铎》，第14～15页)
10.198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一些教师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季羡林结合古代书院的特点和中国文化书院的经验，指出书院可以成为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可以协助解决老年教育问题，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作用，书院可以团结海内外学者，弘扬中国文化于海外等等。(《论书院》)
11.2001年，学者蒋庆从深圳行政学院提前退休，于贵阳龙场驿王阳明悟道之处建阳明精舍，讲习儒学。2004年7月，蒋庆邀请盛洪、康晓光等以“以儒学的当代命运”为主题，会讲于阳明精舍。(朱学勤《2004：传统文化思潮起波澜》，见《南方周末》2004年12月30日第24版)
12.2004年2月，万松浦书院于山东龙口北部海滨创办，据称该书院具备中国传统书院的所有基本元素，如独立的院产、讲学及藏书研修的功能，稳定清晰的学术品格，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作家张炜担任书院院长。书院与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烟台大学等大学合作成立多个研究中心。
以上书院，因其文化背景的转换，与传统书院已有较大的差别，此十余例，断 续贯穿近百年的时间，从大的方面而言，它们仍可视为中国传统书院在新境况下的转化；从小的方面而言，它们是清代书院发展的余波。创办书院的实践，正是对传统书院特有价值的深层体认与弘扬。与此同时，一批学者也先后撰文对传统书院进行研究，《中国书院辞典》附录“中国书院研究论文索引”可见此轨迹。诸多论文中，胡适《书院制史略》值得特别注意，此文主要内容分为“书院的历史”和“书院的精神”两部分，其中多有好的见解，对后来的书院研究影响颇大。
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它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书院制史略》原为胡适1923年12月10日在东南大学的演讲，现收入《胡适文集》第12册)胡适作此断语之际，正是新文化运动展开之际，破坏旧传统是其重要内容，
胡适的角色也是革新主将，更重要的是他是北京大学教授。此种文字出自其笔下，能让人看到五四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也能让人看到他对书院非同一般的见解；而此种见解的得出，西方大学教育的参照比较是大有推助之功。譬如他在文中总结“书院的精神”为“代表时代的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其中第三点更能见西方教育理念的映照。
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书院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在清朝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胡适阐发传统书院的现代意义，或许在某些地方有过誉之处，但综观之，已把握住其精要。他对清代书院似着墨较多，在“书院的历史”一节中，专立一段“清代的书院”文字，以为“其制度完备，为亘古所未有”，“清时学术思想，多不尊重理学一派，只孜孜研究考据实用的学问”；在上引文中，又特列举清代四书院，在“结论”部分，又表彰南菁书院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和上海龙门书院的“读书先要会疑，学者须于无疑中寻找疑处，方为有得。”以上三处，胡适强调的是清代书院的自由研究氛围和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精神，此种强调实与他大力宣扬具有科学方法的清代朴学相牵涉。他的路径大致是通过西方的科学发现清代朴学的科学性；因宣扬清代朴学，而连带涉及几个讲求实学、学术风气较浓的书院。其实清代书院绝大多数是考课式的书院，像诂经精舍、南菁书院一类的书院毕竟是少数，胡适在此处明显是用躲避之法以偏概全。在胡适的未刊稿中，有一篇题名为《书院的教育》的短文，主旨和《书院制史略》近似，除充分肯定书院教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外，更从“演进”的视角指出“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书院的教育》，见《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5册)以为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因反对科举和八股而废除这一教育制度，流毒不浅。寻绎其意，书院在新教育体制中仍有其存在之价值，故清华研究院之设立与旨趣的确定，胡适尝参与其事。就“文化生态”而言，书院教育的存在可确保教育方式的多元化。不断的研究与反思，以及创办书院的实践，正是对教育方式多元化的期盼。
清代东南书院的图景与可供转化的精神资源
孟森尝言：“清一代学人之成就，多在书院中得之，此固发展文教之一事也。”(《明清史讲义》)此乃事情的一面；另一面是清代有相当数量的文人学者年青时在书院肄业，而在学业有成或取得科名之后，又有不少文人学者主书院讲席。若以此视角来考量清代书院研究的状况，必然要将问题置入清代学术史和清代教育史的脉络中。笔者以《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为题概括所讨论的内容，是表明一种追求，即确保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的同时，试图在区域文化研究和跨学科探索中有所开拓。此处所说的“东南”，是指江苏、安徽、浙江三省，这三个省从文化交流层面来看，是一个整体性较强的区域。这一区域在清代文化发达，书院众多，并形成较为完备的书院网络。
书院是讲习之场所，也是养士之机构，它容纳了大量的文士。有千余名文士主书院讲席，更有一些文士以讲学为志业；各地的才俊被网罗到书院，来往的文士也常常造访书院。书院是一地的文化中心。这是本书试图证示的一个论点。但更进一步的意图是：谁有资格成为书院山长?讲学活动如何展开?师生关系、生徒之间的关系及书院氛围如何?文士群体如何形成?生徒如何学习，学习内容、学习效果如何?书院讲学在清代是否有阶段性的变化?清代的学术及时局对书院讲学有何影响?朴学与举业对书院的讲习到底有多大影响?山长的学术和文学兴趣是否能渗透到讲学之中?在官学系统中的书院是否有其自主性?书院如何对一地学术文化发生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似乎有些零碎，但它们却引发出我强烈的研究兴趣，每一个小问题常引发多种思考。对问题的留意也使本书选择个案研究，而避开了本不擅长的体系的建构。个案研究，可以用心力去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可以仔细揣摩那些有丰富意义的细节。在细节上多用笔墨，有重现书院文士活动图景的用意；而图景的重现，可为考察清代教育与文学及学术的关系提供一个视角。
《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五章，是五个个案研究，大致有时间的先后，略有史的脉络；中编三章，是稍具综合意味的研究；下编三章纯为文献考订一类，可作为上编、中编的基础。以下对三编内容作简要说明，以明撰述意图。
上编第一章“清初无锡、徽州之书院及其会讲”与明代书院讲学活动相比，清初书院讲学则有寥落之态，其间惟有无锡、徽州、浙东三地之讲学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本章以无锡东林书院、共学山居和徽州的紫阳书院、还古书院为讨论对象，并将它们置入明末清初学术思想的流变中考量。清初东林书院的恢复，表现出士人强烈的弘道意识，这在众多的诗文中流露无遗。高世泰与关中李颐在东林书院论学，其实是和而不同，清初学术思想流派的差异于此约略可见。共学山居等讲会，承东林书院之统绪，继续批判阳明心学，而讲学更具民间色彩。紫阳、还古两书院会讲的重要士人，如吴日慎、施璜、汪学圣等，皆与高世泰有学术交往，两书院之会讲实际上是东林学术之拓展。徽州书院会讲制度完备，持续时间长，促使阳明心学向朱子之学的转变。两地书院之讲学，与时局及政治疏离，全身心投于修德、格物致知、孝弟等四书五经笼罩下的诸题目的研习。
第二章“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书院对清代学术影响极大，对文学的发展亦有推助之功。桐城文派能绵延二百余年，有诸多原因，其中较为重要的一条 是靠书院讲学来传衍。包括姚鼐在内的众多名家都曾主持书院讲席，且历时较长，培养出众多弟子，几乎代有传人。依此传衍途径，桐城文派在广西形成包括吕璜、朱琦、彭昱尧、龙启瑞、王拯在内的“岭西五家”；在河北，经过张裕钊、吴汝纶、王树柟等人的努力也形成风气。桐城文派因此以东南一隅为中心扩展开来，在地域上获得一种平衡，形成既有时间长度又有空间广度的全国性文派。文学流派的传衍方式有多种多样，然而像桐城文派这样以书院为媒介颇有规模地传衍，则前所未有，从中亦可稍见教育与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三章“一时之学术与一地之风教：李兆洛与暨阳书院”李兆洛自道光三年至道光二十年主讲江阴暨阳书院，他对学术和文学的见解，融贯于传道授业过程之中。《暨阳答问》是李兆洛在书院的讲学记录，共有一百四十三条“答问”，内容颇丰富，有许多见解不见于《养一斋文集》。“答问”对文章、汉学与宋学、常州学术、礼与“礼即理”、荀子管子贾谊、时势与人才等问题，多有通达之论。李兆洛之讲学实有传播常州学术之功，其中亦能见嘉道之际学术思想变迁之轨迹。李兆洛以书院为中心，在地方官员及众弟子的协助之下，将暨阳书院营造为江阴一地谈艺论学之中心，“辈学斋谈艺”和“讲院荷觞”正是在此氛围中展开。在此之外，李兆洛还主持或参与地方文化建设工作。对于李兆洛而言，这十八年是他学术与文章的黄金时期。
第四章“诂经精舍的学术与文学”诂经精舍对嘉庆初年至光绪末年的学术文化有重要影响，可约略划分为阮元时代和俞樾时代。阮元创办诂经精舍，实质上是“经籍籑诂”工作的延续。精舍的创办，有阮元个人的治学兴趣和弘扬汉学的志向。经阮元的苦心经营，诂经精舍网罗了两浙的才俊。精舍讲习立意高远，彻底突破举业书院的樊篱，多为后来书院效仿。俞樾谨守阮元定下的规程，以传衍汉学为职志，在他的诗作中和编选的诂经精舍课作集中，护持汉学的心迹历历可见。诂经精舍实际讲习时间有八十余年，肄业生徒有二千八百余人。诂经精舍人才之培养与学风之营造，对浙江尤其是对杭州一地之人文为功甚巨，“西湖柳枝词”、“讲舍校经”、“俞楼问字”，皆是人文蔚起的标志。诂经精舍的课作共有八集，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颇高，譬如第一集中的十三篇《六朝经术流派论》、四篇《两汉经师家法考》、五篇《唐孔颖达五经义疏得失论》，皆有特别的意蕴。课作集中体现精舍讲习和而不同和切磋琢磨之学风。以体裁而论，经史考订之文和赋作是课作集的两大特色。因为诂经精舍的学术风气和成绩，它成为嘉道、同光年间有志于古学书院的榜样。
第五章“道光以来金陵书院与文人活动”金陵一地书院之讲学，自有统系；然太平天国时，此统系中断达十二年之久。当曾国藩着手复兴文教时，是以前朝盛况为标准，而恢复书院讲学和兴办书局刻书为复兴文教的重要内容。钟山、尊经、惜阴三书院馆舍之修葺、山长之聘请、讲学之方向皆由曾国藩筹划，曾府幕僚亦全力参与。书院恢复，于金陵集结了众多文士，也培育出大批新人，他们是同光年间金陵文人群体中的重要人物，活动延续到民国初年；同时，书院也催发浓厚的讲学氛围和燕游风气。
中编第一章“清代东南书院与文士之风气”书院山长讲席，无论脩金还是声誉，对有文才学识的士人而言，无疑是理想的职业；书院对于肄业生徒而言，可提供膏火和课奖，近似养士机构。书院因其自身特性网罗集结了大批文士，有利于学术和文学的交流，并形成文士在省内或省际之间的流动。从文士的流动而言，东南三省可视为内在关联紧密的文化区域。因为山长和生徒的集结或多或少与经济利益相关，也造成了书院讲习中的逐利之风。清代书院大多为举业型书院，一些有识之士，在此大格局下，对讲习内容有程度不同的调整，有充分肯定举业、并试图开引向上一路者，亦有举业与古学兼课、或专课古学者。至道光朝，随着国势与思潮之变，书院中举业与正学(或实学)的关系愈显紧张，故多有效仿胡安定(胡瑗)分斋课士的书院，实学(有用之学)的地位渐渐提升，而举业一统天下的局面遂有瓦解之迹象。
第二章“东南书院与地方人文的营建” 文人的雅集以及诗社文社等活动，在私家楼阁、园林、馆阁和幕府之外，书院也是一重要处所。清代东南地区书院数量众多，体系完备，经费比较有保障，故能吸纳大批文士，展开各种文学活动。书院能成为一个交流中心，山长的才识、志趣和交游等有很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核心。陈廷庆和薛时雨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地方人文之兴盛，在地利之外，不可缺人和。以扬州为例，卢见曾和曾燠两大幕府，网罗了众多文士，其中有不少人主书院讲席，相关文学和学术活动，如唱和、论学、诗歌总集之编纂，时有山长及肄业生徒的参与。而在小邑或稍偏僻之地，如浙江硖石及黄岩，因为书院士人的扶持斯文，两地之人文亦各具特色，有文酒之会、“九峰拥书图”与“九峰读书图”的风雅。书院讲学，对不少文士而言，几乎是另一个版本的田园生活。
第三章“课作中的文学与学术”书院生徒的课作有多方面的价值，在经眼的八十余种东南书院课作集中，八股文所占比重较大，这是清代书院被科举笼罩的重要表征，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教育、文学的原生状态。本章从山长对时文之评点人手，以示山长在八股文习作中的引导作用。书院生徒赋的创作也有可观之处，书院赋的创作的兴起，其旨在补时文之弊，为馆阁储备入材。翰林出身的山长对书院试赋有推动之功。书院生徒诗作，有四点值得重视，其一是摹拟，杜甫、韩愈、苏轼等大家的古体多为摹拟典范；其二是地方风物、文献等题材；其三是论诗诗；其四是个别书院课作中有诗词同题现象。课作中的学术含量与书院的性质以及山长的学术兴趣有关。
下编第一章“清代东南书院课艺提要”清代书院多有考课，考课有馆课和师课之分。每次考课发统一卷纸，每卷有封页，上填肄业生徒姓名、类别(正课或附课)、第等名次等，并钤书院戳记，课卷有评阅者批语和圈点。此种课卷经过一定时间累积，多由书院山长或者地方官吏甄选编集刻印，此即课艺集。一书院之课艺，一般而言，自具系统，如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江阴南菁书院。课艺集亦有一地书院课艺之合集，如江宁之尊经书院惜阴书院、苏州之紫阳书院正谊书院。课艺所收内容较为繁富，有为应科举考试而专收制艺、试帖诗的课艺集；有为研求古学而专收考证、赋、古文的课作集；亦有融合二者的课艺集。清代书院课艺，乃教育与文学及学术关系的具体呈现；然藏书家或图书馆以为此类文献乃书院生徒之习作，价值无几，故往往不在收藏之列。笔者近年检阅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所藏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书院课艺，仅得八十六种；又有十四种于清人别集中见其序而未见其原书。书院课艺，是集部文献中的一个小类别，由此可见此类文献之大概。
第二章“清代东南重要书院山长考”本章用意首先是查考出若干重要书院的山长，而所排列呈现的，除一小部分书院能较详尽地列出所任山长外，大部分书院山长多有阙漏，而综合所能考出的三省重要书院的山长，也能大致看出哪些重要的文士曾主讲书院、举人或进士出身的山长所占的比率、哪些书院是有影响的书院、三省文士在本省和其他两省流动的大致规律。
第三章“清代东南书院文士活动年表”书院文士活动年表是一种历时性的呈现，以记录条目的多少而言，清初书院文士活动颇为寂寥，此种状况到乾隆中期方得改变，自此书院真正成为文士活动的重要空间。另一个寂寥时期在咸丰年间至同治初年，这主要是受太平天国的影响。自同治中兴之后，书院文士活动又恢复生机。“年表”一方面在展示书院之内的讲习、著述、编辑、刊刻等活动，另一方面也重视记录书院师生与外部文士的交往以及参与地方文化的营建等方面的史实，试图以文士与书院的多种联系(身在其中、进、出)，揭示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所具有的文化功能。
(《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上下册，徐雁平著，收入陈平原主编“尝试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