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
如今坐落于武汉市球场街与光华路交汇处的武汉市第六中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征程。这厚重而光彩照人的百年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03年。
1903年,德国传教士买下了武汉市汉口西郊后湖地区的一片土地,建立了德华学堂。当时的德华学堂是想办成具有工商性质的学校,并为上海同济大学作预校。1908年入校的刘向山校友于1971年回忆说,当时德国的化学工业,尤其是染料工业很发达,所以他们学的有关染料方面的知识很多。从学校毕业后,可保送上海同济大学及至德国留学,也可介绍到德商洋行就业。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中国宣布对德作战,德华学堂遂告停办。德华学堂虽然只开办了短短几年,却也给当时的学子留下了享用一生的教诲,那就是德华的校训:“为学之道在于严,为人之道在于德”。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华学堂被我国政府接管,更名为湖北省立汉口中学。1923年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三中学。1927年春,湖北省立第三中学与其他七所学校合并改组成综合制中学:湖北省立第二中学校。1928年,学校又被德国人收回产权。1933年湖北省天主教总主教希贤报请意大利政府,从“庚子赔款”内拨款买得学校全部产权,于1935年在德华学堂原址创办一所男校,定名为私立汉口上智初级中学。1938年按照省教育厅立案标准成立高中部,正式定名为私立汉口上智中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3年,上智中学才正式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武汉市第六中学。
尽管时光荏苒,历经风雨,几易校名,多有变故,这所百年老校依然秉承着“为学之道在于严,为人之道在于德”的校训,依然坚守着“尊师重教,修德尚智”的优良传统,依然在一代又一代学子心中种下美好的种子,留下美丽的回忆。
二
在武汉市第六中学的百余年历程中,上智时期的十八年(1935—1953)无疑是最值得追忆的一段时光。
德华学堂创办时所在的后湖地区系荒僻低洼之地。德国人从邻近一带取土填积成为校舍的地基,并从德国运来红松木等建筑材料施工建校。1908年共建成三栋楼,中间为教学楼,左边为学生宿舍,右边为健身房(内设金工房)。1935年,希贤主教在这片原址上重建的上智中学由范奔公校长掌管全校事务,意大利人诺厄神父掌管经济。他们在德华学堂旧址的外围筑了一道围墙,又栽了许多树木花草,绿化校园。在健身房的前面,新建了一座小礼拜堂,以供天主教徒行弥撒之用。平整了体育场,购置了一些体育用品,添置了许多图书、仪器、生物标本等等。创办之初,上智招收初中一年级上学期新生70人,分为甲乙两班,教职工8人。随着学校的发展和学生人数的增多,上智不断筹措经费,扩大校园的各项规模建设。到1938年,增设高中部,学生约有270人,教职工17人。抗日战争期间,学校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抗战结束,上智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多次筹款,完善扩大学校规模,给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1943年毕业的余青萍校友在回忆他入校时的心情说:“矧上智虽曰私立而地址清静,校舍宏大,且闻设备周全,至若理化实验仪器尤杰出于武汉各校,必不吾负也,志遂决。”
从上智时期开始,注重校园环境建设的思想在武汉六中扎根下来,一直延续至今。很多20世纪60年代的校友这样回忆当时的校园:“记得进校门是上坡,左边是大礼堂,门前花园的对面是典型欧式结构风格的教学楼,进入室内木楼地板,宽大的活页窗,右边是老师办公的教学楼,教学楼的背面是标准的跑道操场,礼堂后是新的教学楼,整个校园围墙高大,加上茂密的白杨,校舍如此雅静壮观,在当时的中南地区也是有名的。”“一进校门就是一大片方方正正的花园,里面种着各种花草树木。印象最深的是许多樱桃树,还有十多株很古老的大树,一派生机蓬勃。几栋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物耸立在花园四周,古色古香的。正面的一栋是带着几个尖顶的三层的教学楼,它和花园构成学校的主景。楼后面有一个由400米跑道环绕的大操场。校园东南角是当时新开发的,有一栋新教学楼和一个小些的操场。新教学楼走廊朝西,廊外在冬天可以安上活动窗户,学生下课后在里面活动,十分暖和。这在当时算是很少有的。”
学校环境的建设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良好的校园环境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及修养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对于武汉六中而言,从上智时期延续下来的幽静美好的环境,独特的西式建筑风格和现代化校园建设使学生的性情品德陶冶于无形之中。
三
教师的人格精神对学生的人格修养和道德品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尊师重教是上智的特色,也是学校传承百年的精神。
上智十分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采取各种措施,高薪聘请师德高尚、有学识、有经验的教师,以巩固和提高教学质量,并对优秀教师实行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弘扬他们全心全意致力于教育的崇高精神。“生物兼动植物教员李鸿儒,国文兼美术教员王文农,在校任教以来,迄今均达十载。该员等学识均属渊博,教学尤为认真,殷勤不倦,嘉惠学子,厥功甚伟,殊堪奖励”,上智特为他们举行庆祝仪式,并各赠送一百银元。正因为如此,学校拥有着一批优秀的教师,陈元亨、杨厚谦、贺苏、梁高树、李毅之、韦卜、陈邦珍、殷嘉裕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学子们在回忆录中谈得最多的,就是老师。1948年届校友贺允清在回忆录中讲到贺苏老师:“他为人爱憎分明,处世立志为民,国学功底深厚,善做诗文、评论。他在语文教学与实践中,能融入思想品德教育,不仅教我们语文学识,还指引我们如何做人。”韩信夫校友回忆道:“我刚进上智时,适逢李次卿老师从哈尔滨参观访问归来,他带回了苏联的教学经验,校领导决定在我们班推广,遂被定为实验班,配备了优秀教师授课,并派陈元亨老师为班主任。陈老师学养深厚,教学方法深入浅出,深受学生的爱戴和欢迎。他曾邀我和班上几位同学到家中做客,谆谆诲语,使我们获益匪浅。殷嘉裕老师也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他虽然是全校的生活辅导老师,工作繁忙,但对班上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却豪不放松,经常进行家访。”
在日军占领武汉期间,上智所有的制度都要按照日本模式行事,课本都是日本教育部审定的,行政也由日方派来的“嘱托”监管办理。但上智的广大师生并不屈服于日军的教育侵害。在上智进步教师的领导下,广大爱国上智学子纷纷组织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进步思想。“大多数同学暗自传阅鲁迅等人的著作,在高中各年级中组织了‘文坛’、‘报社’,出版了多次月刊与季刊,如取名为《拓荒》、《萌芽》、《火炬》、《白石》、《骆驼》等,传授爱国主义思想,嘲讽和抨击时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智教师队伍中的进步思想仍在发展,在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进步思想。这直接影响到上智学子。在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特务枪杀武汉大学三名进步学生的“六一惨案”中,上智教师王文农不顾国民党当局和学校严禁出校的禁令,毅然带领几十名学生自行出校前往武汉大学声援。“到1948年底,教师队伍中就有五名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利用各种方式,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
四
上智时期学校办学的主旨不仅在于教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平等、博爱、牺牲之精神,培养学生的道德操守和优秀品质。而训育、级训和操行都是上智中学对学生具体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形式,也是培养学生良好人格的重要方面。我们知道,正确合理的制度,在学生道德知、行转化中起到规范学生言行举止,增强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的作用,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准则,提高道德实践能力。
20世纪30年代,“三民主义”成为训育纲领,也是指导这一时期学校德育的根本指针。上智中学“依照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培植中华学术道德,养成博爱、诚朴、勤劳、牺牲之精神,以切合于社会之需要”的办学总纲中将“三民主义”与平等、博爱、牺牲之精神相结合,体现出自身所具有的特点。
上智的训育在管理体制上采用级任制(1938年采用导师制),由专职教员负责班级训育工作,并由值日生协助进行。在行政机构上,同时设立了训育处,由训育主任专司训育部之责务。以1935年训育实施情形为例:“各级设级训导一员,各级教导事宜而由教导主任总其成;每级设级长一人,副级长二人,组长四人至五人,以纠察学生之品行。”“采军训管理法,每次上课及开餐前,均须站队,鱼贯而入;作息均有定时,上课时间不准入宿舍休息及游戏时间不许入教室;每晨入时行升旗礼,午后五时行降旗礼。”同时在学校章程中规定了入学、请假、会客、礼貌、卫生、自习、教室、膳堂、寝室、考试、升降标准和奖惩13大项,每一大项又有若干子项,细致周详。例如“礼貌”是这样规定的:1.学生在外遇见本校师长时,须行鞠躬敬礼,同学彼此遇见时,亦得相互行礼。2.学生在校有维持校内各地整齐清洁,爱护学校公物,及尊重同学私物的义务。3.校内各种器具,园中花卉,果品,须一律加以爱护,保养,如有损坏之者,须照价赠傍。4.各处墙壁及器具等,不得任意写画涂抹。5.零碎无用之物,不得随地抛弃。6.不得随意开进门房、工友及教职员室内,并不得有意嬉戏。这些都对学生的言行举止及道德品质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
操行是训育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是考查学生道德品行的重要依据。上智对学生的操行的考查制度是全面而细致严格的。具体来说,首先,上智将学生的操行与学生学业升降标准挂钩,学业成绩与操行成绩并重。例如:“将学生学业成绩及操行成绩分为甲乙丙丁四等,丙等以上为及格,丁等为不及格;对学业及操行不及格之学生,得依成绩考查规定,分别降级、留级、退学。”其次,上智对学生操行优劣分别进行奖惩,以激励学生向上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操行。例如:“对于学生之学业操行,择其最优良者,每学年之末,分别甲、乙给予奖品或免纳学费,以资鼓励;凡学生有品行不良或忽视学业者,酌量轻重,予以在列之惩戒:甲,训诫,乙,扣分,丙,记过,丁,开除。”再次,上智对学生操行成绩的评定也有明确规定。学生操行成绩“除由训育处评定外,并由该班各科教师评定,成绩之计算,训育处总评占四分之三,各科教师总评占四分之一”。将培养学生良好的操行落实到每一位教师身上,有利于学校德育的有效实施。
五
近代中国学校的早期德育课程主要体现在个人道德修养的“修身课”上。私立学校立案后,迫于社会时局的影响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公民课”成为德育的主要课程,主要目的是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以适应社会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需要。
上智的德育课程也按教育部规定制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纲领,在初中部和高中部都开设“公民课”,初中开设“童子军”,高中开设“军事训练”。上智从创办初就实行学期制,每年春秋两季始业。其德育课程主要体现在“公民课”中,讲授内容主要有:公民与道德、公民与国家和公民与地方自治,每学年每周一课时。
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在上智时期奠定基础,成为如今武汉六中的一大传统教育。抗日战争期间,上智的广大爱国师生通过各种形式纷纷抵制日军的奴化教育。“敌伪组织重视的惟有日语,……本来依课程规定,每周日文六小时,英文两小时,本校虽被迫,然而终未屈从,每星期即使日文是四堂,同学们仍然若无事然,少有对其发生兴趣,……英文却正相反,竟胆敢超过规章,设四小时,这样还不够,为了合乎伪政府水准,课表上填复习堂四次,暗授英文等科。”上智时期,每周一早晨要举行全校周会,举行升国旗仪式和唱校歌。
“晨钟响校旗飘扬,叮当荡漾好风光,前进前进莫徘徊,喜融融穆穆集一堂。有贤师益友攻错,进德修业教育良,最关心国家怨国恨频当,卧薪尝胆曷能忘?是一点火炬在放光明,猛勇之前,努力赶上,不怕那路途崎岖黑暗,登道岸其欲狂。看扶摇直上,茫茫人海问谁能与我偕行?惟上智上智,亦翱亦翔振衣起舞乐未央,惟上智上智,出类拔萃振聩启聋愿欲偿。从兹毓秀流芳,造成博爱教育模范立场校旗永飘扬。”
激昂的校歌中充满了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充满了青春活力、催人奋发向上的激情,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在上智所处的那个年代,重视体育似乎是全国所有学校共同的风气,上智自然不会例外。“体”和“乐”与“德”和“智”同样重要。那个时候,几乎月月都有团日、队日活动,年年都有学生汇演,都有元旦晚会、版刊竞赛、春秋两季运动会、班级球类对抗赛。学校在机构中常设“体育委员会”,聘请有经验的体育教师,配备完备的体育设施。学校有田径场,足篮排球场多个,乒乓球台多个,还有一个占地数百平方米的大健身房。这些运动场的利用率非常高,课余时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平时午饭后和下午放学后,经常有150~200人在操场上活动,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3。
音乐方面,除了初高中都设有音乐课外,许多班级有业余合唱团,有的班级还成立了剧团。学校曾组织学生参加全市纪念冼星海的千人“黄河大合唱”,群众性的文娱活动非常活跃。学校不惜重金购买铜管乐器组成铜管乐队,培养和发展了学生的音乐才能。1950年武汉市国庆庆祝游行大会就是邀请上智管乐队奏乐。
十八年的上智时期对于武汉六中的百年来说,不过是短短一瞬,却在历史长河中掀起了惊澜。上智中学1952届毕业校友回忆时说:“中学时期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不懂事的毛孩子到十八九岁的热血青年,这是人生观、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是伦理道德观念、思想品德修养、为人处世交友、工作态度和能力、生活作风初步形成的时期,是兴趣爱好、基本生活能力形成时期,是奠定文化科学基础的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是德智体全面成长的时期。中学肩负着培养青少年的重任,教师是对学生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巨匠。上智营造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形成了正直向上、追求进步、学风正、教学严谨、学习空气浓厚、师生感情真挚的良好校风。深感幸运的是,我们是受上智中学熏陶的一批优秀园丁巨匠培养成长起来的桃李。我们衷心地感激上智中学和上智老师。母校泽厚,老师恩深,没齿不忘。”
在“德华学堂—上智中学—武汉六中”这片热土上,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理想,用心血与汗水铸起了一座座名师丰碑;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怀抱“励志成才、报效国家”的宏愿,用青春与才智绘写出一卷卷英才俊杰的群英谱。而今,跨越世纪的武汉六中将以崭新的姿态,承上智精神,再创辉煌。
【注:本文主旨在于呈现历史上的武汉六中,主要是上智中学时期的原本风貌,引发人们对过往的回忆,进一步反思今天的教育,而对于当时学校制度中的一些内容并无主观评判之意。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上智中学的相关档案、武汉文史资料、《世纪之旅——武汉六中百年》等史料。本文图片来源于武汉市档案馆。】
【江云,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煦
如今坐落于武汉市球场街与光华路交汇处的武汉市第六中学,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征程。这厚重而光彩照人的百年历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03年。
1903年,德国传教士买下了武汉市汉口西郊后湖地区的一片土地,建立了德华学堂。当时的德华学堂是想办成具有工商性质的学校,并为上海同济大学作预校。1908年入校的刘向山校友于1971年回忆说,当时德国的化学工业,尤其是染料工业很发达,所以他们学的有关染料方面的知识很多。从学校毕业后,可保送上海同济大学及至德国留学,也可介绍到德商洋行就业。然而,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中国宣布对德作战,德华学堂遂告停办。德华学堂虽然只开办了短短几年,却也给当时的学子留下了享用一生的教诲,那就是德华的校训:“为学之道在于严,为人之道在于德”。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华学堂被我国政府接管,更名为湖北省立汉口中学。1923年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三中学。1927年春,湖北省立第三中学与其他七所学校合并改组成综合制中学:湖北省立第二中学校。1928年,学校又被德国人收回产权。1933年湖北省天主教总主教希贤报请意大利政府,从“庚子赔款”内拨款买得学校全部产权,于1935年在德华学堂原址创办一所男校,定名为私立汉口上智初级中学。1938年按照省教育厅立案标准成立高中部,正式定名为私立汉口上智中学。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3年,上智中学才正式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接管,更名为武汉市第六中学。
尽管时光荏苒,历经风雨,几易校名,多有变故,这所百年老校依然秉承着“为学之道在于严,为人之道在于德”的校训,依然坚守着“尊师重教,修德尚智”的优良传统,依然在一代又一代学子心中种下美好的种子,留下美丽的回忆。
二
在武汉市第六中学的百余年历程中,上智时期的十八年(1935—1953)无疑是最值得追忆的一段时光。
德华学堂创办时所在的后湖地区系荒僻低洼之地。德国人从邻近一带取土填积成为校舍的地基,并从德国运来红松木等建筑材料施工建校。1908年共建成三栋楼,中间为教学楼,左边为学生宿舍,右边为健身房(内设金工房)。1935年,希贤主教在这片原址上重建的上智中学由范奔公校长掌管全校事务,意大利人诺厄神父掌管经济。他们在德华学堂旧址的外围筑了一道围墙,又栽了许多树木花草,绿化校园。在健身房的前面,新建了一座小礼拜堂,以供天主教徒行弥撒之用。平整了体育场,购置了一些体育用品,添置了许多图书、仪器、生物标本等等。创办之初,上智招收初中一年级上学期新生70人,分为甲乙两班,教职工8人。随着学校的发展和学生人数的增多,上智不断筹措经费,扩大校园的各项规模建设。到1938年,增设高中部,学生约有270人,教职工17人。抗日战争期间,学校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抗战结束,上智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多次筹款,完善扩大学校规模,给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环境。1943年毕业的余青萍校友在回忆他入校时的心情说:“矧上智虽曰私立而地址清静,校舍宏大,且闻设备周全,至若理化实验仪器尤杰出于武汉各校,必不吾负也,志遂决。”
从上智时期开始,注重校园环境建设的思想在武汉六中扎根下来,一直延续至今。很多20世纪60年代的校友这样回忆当时的校园:“记得进校门是上坡,左边是大礼堂,门前花园的对面是典型欧式结构风格的教学楼,进入室内木楼地板,宽大的活页窗,右边是老师办公的教学楼,教学楼的背面是标准的跑道操场,礼堂后是新的教学楼,整个校园围墙高大,加上茂密的白杨,校舍如此雅静壮观,在当时的中南地区也是有名的。”“一进校门就是一大片方方正正的花园,里面种着各种花草树木。印象最深的是许多樱桃树,还有十多株很古老的大树,一派生机蓬勃。几栋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物耸立在花园四周,古色古香的。正面的一栋是带着几个尖顶的三层的教学楼,它和花园构成学校的主景。楼后面有一个由400米跑道环绕的大操场。校园东南角是当时新开发的,有一栋新教学楼和一个小些的操场。新教学楼走廊朝西,廊外在冬天可以安上活动窗户,学生下课后在里面活动,十分暖和。这在当时算是很少有的。”
学校环境的建设直接影响着学生的成长。良好的校园环境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及修养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对于武汉六中而言,从上智时期延续下来的幽静美好的环境,独特的西式建筑风格和现代化校园建设使学生的性情品德陶冶于无形之中。
三
教师的人格精神对学生的人格修养和道德品质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尊师重教是上智的特色,也是学校传承百年的精神。
上智十分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采取各种措施,高薪聘请师德高尚、有学识、有经验的教师,以巩固和提高教学质量,并对优秀教师实行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弘扬他们全心全意致力于教育的崇高精神。“生物兼动植物教员李鸿儒,国文兼美术教员王文农,在校任教以来,迄今均达十载。该员等学识均属渊博,教学尤为认真,殷勤不倦,嘉惠学子,厥功甚伟,殊堪奖励”,上智特为他们举行庆祝仪式,并各赠送一百银元。正因为如此,学校拥有着一批优秀的教师,陈元亨、杨厚谦、贺苏、梁高树、李毅之、韦卜、陈邦珍、殷嘉裕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学子们在回忆录中谈得最多的,就是老师。1948年届校友贺允清在回忆录中讲到贺苏老师:“他为人爱憎分明,处世立志为民,国学功底深厚,善做诗文、评论。他在语文教学与实践中,能融入思想品德教育,不仅教我们语文学识,还指引我们如何做人。”韩信夫校友回忆道:“我刚进上智时,适逢李次卿老师从哈尔滨参观访问归来,他带回了苏联的教学经验,校领导决定在我们班推广,遂被定为实验班,配备了优秀教师授课,并派陈元亨老师为班主任。陈老师学养深厚,教学方法深入浅出,深受学生的爱戴和欢迎。他曾邀我和班上几位同学到家中做客,谆谆诲语,使我们获益匪浅。殷嘉裕老师也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他虽然是全校的生活辅导老师,工作繁忙,但对班上同学的思想政治工作却豪不放松,经常进行家访。”
在日军占领武汉期间,上智所有的制度都要按照日本模式行事,课本都是日本教育部审定的,行政也由日方派来的“嘱托”监管办理。但上智的广大师生并不屈服于日军的教育侵害。在上智进步教师的领导下,广大爱国上智学子纷纷组织各种形式进行抗日,宣传进步思想。“大多数同学暗自传阅鲁迅等人的著作,在高中各年级中组织了‘文坛’、‘报社’,出版了多次月刊与季刊,如取名为《拓荒》、《萌芽》、《火炬》、《白石》、《骆驼》等,传授爱国主义思想,嘲讽和抨击时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智教师队伍中的进步思想仍在发展,在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同时,也积极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进步思想。这直接影响到上智学子。在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特务枪杀武汉大学三名进步学生的“六一惨案”中,上智教师王文农不顾国民党当局和学校严禁出校的禁令,毅然带领几十名学生自行出校前往武汉大学声援。“到1948年底,教师队伍中就有五名中共地下党员。他们利用各种方式,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
四
上智时期学校办学的主旨不仅在于教授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平等、博爱、牺牲之精神,培养学生的道德操守和优秀品质。而训育、级训和操行都是上智中学对学生具体的道德要求和规范形式,也是培养学生良好人格的重要方面。我们知道,正确合理的制度,在学生道德知、行转化中起到规范学生言行举止,增强自律和自我管理能力的作用,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价值准则,提高道德实践能力。
20世纪30年代,“三民主义”成为训育纲领,也是指导这一时期学校德育的根本指针。上智中学“依照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培植中华学术道德,养成博爱、诚朴、勤劳、牺牲之精神,以切合于社会之需要”的办学总纲中将“三民主义”与平等、博爱、牺牲之精神相结合,体现出自身所具有的特点。
上智的训育在管理体制上采用级任制(1938年采用导师制),由专职教员负责班级训育工作,并由值日生协助进行。在行政机构上,同时设立了训育处,由训育主任专司训育部之责务。以1935年训育实施情形为例:“各级设级训导一员,各级教导事宜而由教导主任总其成;每级设级长一人,副级长二人,组长四人至五人,以纠察学生之品行。”“采军训管理法,每次上课及开餐前,均须站队,鱼贯而入;作息均有定时,上课时间不准入宿舍休息及游戏时间不许入教室;每晨入时行升旗礼,午后五时行降旗礼。”同时在学校章程中规定了入学、请假、会客、礼貌、卫生、自习、教室、膳堂、寝室、考试、升降标准和奖惩13大项,每一大项又有若干子项,细致周详。例如“礼貌”是这样规定的:1.学生在外遇见本校师长时,须行鞠躬敬礼,同学彼此遇见时,亦得相互行礼。2.学生在校有维持校内各地整齐清洁,爱护学校公物,及尊重同学私物的义务。3.校内各种器具,园中花卉,果品,须一律加以爱护,保养,如有损坏之者,须照价赠傍。4.各处墙壁及器具等,不得任意写画涂抹。5.零碎无用之物,不得随地抛弃。6.不得随意开进门房、工友及教职员室内,并不得有意嬉戏。这些都对学生的言行举止及道德品质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
操行是训育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是考查学生道德品行的重要依据。上智对学生的操行的考查制度是全面而细致严格的。具体来说,首先,上智将学生的操行与学生学业升降标准挂钩,学业成绩与操行成绩并重。例如:“将学生学业成绩及操行成绩分为甲乙丙丁四等,丙等以上为及格,丁等为不及格;对学业及操行不及格之学生,得依成绩考查规定,分别降级、留级、退学。”其次,上智对学生操行优劣分别进行奖惩,以激励学生向上学习,培养学生良好的操行。例如:“对于学生之学业操行,择其最优良者,每学年之末,分别甲、乙给予奖品或免纳学费,以资鼓励;凡学生有品行不良或忽视学业者,酌量轻重,予以在列之惩戒:甲,训诫,乙,扣分,丙,记过,丁,开除。”再次,上智对学生操行成绩的评定也有明确规定。学生操行成绩“除由训育处评定外,并由该班各科教师评定,成绩之计算,训育处总评占四分之三,各科教师总评占四分之一”。将培养学生良好的操行落实到每一位教师身上,有利于学校德育的有效实施。
五
近代中国学校的早期德育课程主要体现在个人道德修养的“修身课”上。私立学校立案后,迫于社会时局的影响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公民课”成为德育的主要课程,主要目的是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以适应社会形势和国家发展的需要。
上智的德育课程也按教育部规定制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纲领,在初中部和高中部都开设“公民课”,初中开设“童子军”,高中开设“军事训练”。上智从创办初就实行学期制,每年春秋两季始业。其德育课程主要体现在“公民课”中,讲授内容主要有:公民与道德、公民与国家和公民与地方自治,每学年每周一课时。
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在上智时期奠定基础,成为如今武汉六中的一大传统教育。抗日战争期间,上智的广大爱国师生通过各种形式纷纷抵制日军的奴化教育。“敌伪组织重视的惟有日语,……本来依课程规定,每周日文六小时,英文两小时,本校虽被迫,然而终未屈从,每星期即使日文是四堂,同学们仍然若无事然,少有对其发生兴趣,……英文却正相反,竟胆敢超过规章,设四小时,这样还不够,为了合乎伪政府水准,课表上填复习堂四次,暗授英文等科。”上智时期,每周一早晨要举行全校周会,举行升国旗仪式和唱校歌。
“晨钟响校旗飘扬,叮当荡漾好风光,前进前进莫徘徊,喜融融穆穆集一堂。有贤师益友攻错,进德修业教育良,最关心国家怨国恨频当,卧薪尝胆曷能忘?是一点火炬在放光明,猛勇之前,努力赶上,不怕那路途崎岖黑暗,登道岸其欲狂。看扶摇直上,茫茫人海问谁能与我偕行?惟上智上智,亦翱亦翔振衣起舞乐未央,惟上智上智,出类拔萃振聩启聋愿欲偿。从兹毓秀流芳,造成博爱教育模范立场校旗永飘扬。”
激昂的校歌中充满了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情壮志,充满了青春活力、催人奋发向上的激情,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在上智所处的那个年代,重视体育似乎是全国所有学校共同的风气,上智自然不会例外。“体”和“乐”与“德”和“智”同样重要。那个时候,几乎月月都有团日、队日活动,年年都有学生汇演,都有元旦晚会、版刊竞赛、春秋两季运动会、班级球类对抗赛。学校在机构中常设“体育委员会”,聘请有经验的体育教师,配备完备的体育设施。学校有田径场,足篮排球场多个,乒乓球台多个,还有一个占地数百平方米的大健身房。这些运动场的利用率非常高,课余时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平时午饭后和下午放学后,经常有150~200人在操场上活动,占全校学生人数的1/3。
音乐方面,除了初高中都设有音乐课外,许多班级有业余合唱团,有的班级还成立了剧团。学校曾组织学生参加全市纪念冼星海的千人“黄河大合唱”,群众性的文娱活动非常活跃。学校不惜重金购买铜管乐器组成铜管乐队,培养和发展了学生的音乐才能。1950年武汉市国庆庆祝游行大会就是邀请上智管乐队奏乐。
十八年的上智时期对于武汉六中的百年来说,不过是短短一瞬,却在历史长河中掀起了惊澜。上智中学1952届毕业校友回忆时说:“中学时期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不懂事的毛孩子到十八九岁的热血青年,这是人生观、世界观初步形成的时期,是伦理道德观念、思想品德修养、为人处世交友、工作态度和能力、生活作风初步形成的时期,是兴趣爱好、基本生活能力形成时期,是奠定文化科学基础的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是德智体全面成长的时期。中学肩负着培养青少年的重任,教师是对学生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巨匠。上智营造了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良好环境,形成了正直向上、追求进步、学风正、教学严谨、学习空气浓厚、师生感情真挚的良好校风。深感幸运的是,我们是受上智中学熏陶的一批优秀园丁巨匠培养成长起来的桃李。我们衷心地感激上智中学和上智老师。母校泽厚,老师恩深,没齿不忘。”
在“德华学堂—上智中学—武汉六中”这片热土上,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理想,用心血与汗水铸起了一座座名师丰碑;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怀抱“励志成才、报效国家”的宏愿,用青春与才智绘写出一卷卷英才俊杰的群英谱。而今,跨越世纪的武汉六中将以崭新的姿态,承上智精神,再创辉煌。
【注:本文主旨在于呈现历史上的武汉六中,主要是上智中学时期的原本风貌,引发人们对过往的回忆,进一步反思今天的教育,而对于当时学校制度中的一些内容并无主观评判之意。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上智中学的相关档案、武汉文史资料、《世纪之旅——武汉六中百年》等史料。本文图片来源于武汉市档案馆。】
【江云,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赵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