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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代最后的小说《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苏·布莱赫德的形象不仅与当时读者的期待视域大大不符,而且对现在读者的期待视域进行了不小的挑战。本文立足读者接受美学批评理论,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角度综述读者对苏形象的解读,指出,苏的形象与现代读者公共期待视域不符主要在于不伦的表兄妹之恋,苏在性方面的过于保守,以及她对婚姻社会属性的蔑视。
关键词: 《无名的裘德》 苏·布莱赫德 叛逆形象
接受美学批评认为,“读者”应该和“作家”、“作品”一样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同时,作品的含义并非固有的、不变的。事实上,一部作品与它的读者接受一样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尧斯认为,读者通常带着一种期待领域去接受文本。当文本和读者的期待视域符合或一致时,它马上使读者的期待视域对象化,使读者很快完成对作品的理解。当文本和读者的期待视域不符或冲突时,只有冲破既有的期待视域,形成新的期待视域,才有可能成为被接受的对象。所以,对同一部作品的文本,不同时代的读者有着不尽相同的期待视域。即使是同时代的读者也会因各自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的不同而对同一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苏·布莱赫德(以下简称“苏”)的叛逆形象不仅对哈代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领域提出了挑战,即使到了21世纪,也引起了现代读者的不同认识。
1.对于苏·布莱赫德形象的历史性解读
作为托马斯·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自问世便引起了西方评论界的持续关注,并围绕着小说中的性主题及女性再现(以苏为核心)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哈代同时代的美国女性评论家珍妮特·L.吉尔德在《纽约世界》杂志上称其为“一生读过的最糟的小说……不仅道德败坏,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粗俗”。[1]韦克菲尔德大主教W.W.豪在《约克郡邮报》上撰文称:“我对小说中的傲慢与猥亵极为反感,将其扔进火坑付之一焚。”[2]在分析完苏与三个男人的情爱关系后,评论家玛格丽特·奥利芬认为苏是“虚弱、有缺陷、感官衰退的女子,对自己和自己的本能反常置之不理,充满头脑发热的爱情幻想,以使自己空虚的生活活跃,游戏爱情但却无法去爱”。[2]后来的文学家D.H.劳伦斯则认为苏是无性女子,“性方面不健全”。[3]还有的评论家从性心理分析角度将苏的性格特征解释为不确定性——融孩子气、自私、性虐狂、受虐狂、自恋、呆板于一体。
对于苏的情欲这一评论焦点,哈代在1895年11月写给高斯的信中指出:
她的性格没有丝毫变态或堕落……她的性欲如常人一样健康,只不过需求弱小、有些挑剔。有一点需解释,我无法表达,那就是虽然她(与裘德)生有孩子,可她与裘德只是偶尔亲热,即使他们住在一起(我提到他们各自住不同房间,直到最后他们住到了一起),苏惧怕婚姻仪式原因之一是担心会破坏与裘德之间的信任,与她在一起只为满足快感。此后,他们并未签署婚约,但她感到充分自由,按意愿尽可能少与他同房。[4]
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又以它强烈的社会关怀与现代性受到了后来评论家,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的褒扬。美国女权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盛赞《裘德》“对性革命的文学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它对社会习俗——尤其是婚姻和性占有——作出了猛烈的批评,同时满怀激情地呼吁简易离婚制度的来临”。[5]著名评论家欧文·豪对苏的积极评价是:“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小说中的苏·柏瑞。她在小说中的光辉远远超越评论界对她的剖析,她是一个魅力超群、熠熠生辉的人物。”[6]劳伦斯苏卓越的智识与不凡的见解也不禁感叹:“苏是我们最杰出的文明成果之一。”[3]
对于苏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女权运动的先驱形象,历代的评论家及读者绝大部分表示认可。劳埃德·费尔南对“新女性”的界定是:“不仅仅蔑视法律与传统,而是在灵魂上超越法律与传统,追求个人独立自主。”[6]哈代在1912年小说再版前言中也称“苏是现代兴起的女权运动的原型——身躯弱小、面色苍白、理智冷静、思想解放的‘单身女子’”。[2]
国内对于《无名的裘德》的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纵观1994至1999年的外国文学评论期刊可以发现,对于苏的评价几乎都是积极的、正向的。朱宝荣在《从生命本能到价值追求——哈代的女性形象——性格与环境之五》中指出:“苏的形象的意义在于她对现实的反叛精神,她对人生思考的超现实性,以及以行动追求着生命在历史中更为自觉、自由和合目的的存在。”[7]高万隆在《女权主义与英国小说家》一文中则称:“苏之所以拒绝婚姻在于她不愿服从法律给予丈夫在性方面生活的主动权,拒绝婚姻就意味着赢得她的权利。”[8]
从读者接受美学批评理论上讲,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是一个不断被认识的动态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局限性,同时又试图摆脱它以前所有历史时期的局限。这使得文本的垂直接受(不同历史时期读者接受作品的状态)能够不断地延伸。哈代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读者都认为:婚姻是上帝对那些遵守社会正统观念所规定的道德习俗的人们的一种恩赐褒奖。婚姻是通过法律而签订的契约,并不以男女的感情为基础。所以这本书才会遭致哈代同时代读者的抵制和反对,以至于哈代无可奈何地放弃创作小说而转而进行诗歌写作。哈代后来的评论家和读者因为受到女权主义和日益开放的现代婚恋观的影响,对苏的形象逐渐肯定并接受进而大加赞赏,反映了读者的期待视域与苏的形象解读趋向一致的变化过程。
2.现代读者对于苏·布莱赫德形象的认知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即便是到了婚恋观极为开放的21世纪,读者对于苏形象的认识依然莫衷一是,褒贬不一。挑战现代读者个人期待视域的依然是苏对于性爱的态度。尽管哈代在《裘德》中借苏之口说:“我们只不过超出了这个时代50年。”但实际上,在传统道德价值回归的今天,苏的婚恋观仍然与部分当代读者相悖。通过对“中国期刊数据网”中关键字“无名的裘德”的搜索,我发现,近年来(2000年至今)国内读者对苏形象的认知主要分为两大类。
2.1苏是一位神经质的、失去爱的能力的、无情玩弄男人感情的女人。
田占敏在《哈代小说中淑·布雷赫德的性格分析》一文中肯定了苏“反抗传统礼教,反对父权制的女权主义精神”,但又指出:“她虽有妩媚的外表,却也掩藏不住一颗自私和冷酷的心……只想从别人的给予和奉献中获得快乐,这种自私行为体现出一种病态的心理和扭曲的性格。”[9]
李丽平在《〈无名的裘德〉主人公的悲观宿命论爱情观》中则进一步指出:“苏在宿命论的影响下,自我主体意思丧失,在生活中逃避自我,逃避自己的情感促使她一步步走向毁灭。苏所拥有的这种双重极端性格使她反复无常、紧张焦虑而且有自虐倾向。这种变态的性格是造成她的悲剧的主要原因。苏婚姻的不幸,其人生的不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她对自己、对生活、对他人不负责任的态度为她的人生埋下了阴影。”[10]
2.2苏是一位高度追求自我完善和人性绝对自由的悲剧女性。
很多现代读者和评论家对苏的现代女性意识表示欣赏,并对苏在性方面的矛盾态度进行了正向解读。黄丽娟、陶家俊在《女性的欲望之旅——论〈无名的裘德〉中女性角色苏认同的多重性》一文中从性别话语机制的角度分析苏,认为相比裘德,“苏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性别、阶级与宗教现实。她的梦想就是寻找自省、自立、自我完善的女性主体”。[11]苏聪明绝伦、博览群书,像浮士德一样追求知识和完善自我。她不仅接受了当时最高知识阶层才会理解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穆勒的自由主义,而且愿意在现实中去实践自己的理想。因此黄丽娟在该文中总结道:“苏的教养、理智、克制和知识融合在一起,使她对女性的独立自主有着与同时代的新女性决然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这就是在思想、知识和个性上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在谋求社会地位、婚姻自由、经济独立的同时实现自我思想的自由和理性化……苏对于两性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她认为女性不是男人性欲被动的对象,也不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否则婚姻只不过是将这种性和财产关系制度化的产物。对这种戴上婚姻假面的性奴役状况的独到认识使她自觉地利用自己的身体来驾驭男人的性欲。”[11]
马弦在《论哈代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一文中指出,哈代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新女性形象,苏是她们其中最闪光的一位。她们有着“主动的、丰富的自我意识,她们有着文化知识,聪明才智,对人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对社会的种种现象也有深入的思考”。尤其在婚恋观上,“她们敢于对传统的宗教伦理和封建道德提出质疑并进行反叛”,但是由于她们的见解和行为不能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无论是游苔莎还是苔丝最后都以死亡悲剧结束。而苏回归前夫菲劳荪身边,也宣告了她精神的死亡。“苏始终在进步思想与传统规范之间痛苦地徘徊、挣扎,她的精神分裂与精神冲突归根结底是人性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2]
3.现代读者公共期待视域里苏的形象
按照读者接受理论,文学作品的水平接受(同一时期读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接受)会因读者价值观、认知水平等的不同而呈现多元化现象。这时,占主导地位的公共期待视域(相对于个人期待视域而言)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21世纪的婚姻制度较之哈代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所以现代读者大多都非常赞同苏与费劳孙、裘德与艾拉贝拉的离婚,也能接受苏与裘德同居而不结婚的情节。挑战21世纪大众公共期待视域的焦点主要有三点。
3.1不伦的表兄妹之恋。
裘德的父亲与苏的母亲是兄妹,因此裘德与苏是表兄妹关系,他们的结合在现代社会被视为乱伦,不被社会传统道德规范所认可。所以吴卫华在《不伦之恋:〈无名的裘德〉的叙述母题探析》一文中指出,哈代“并非简单地叙述了一个裘德和淑女反叛法律和宗教制度规约下的婚姻形式,冲出各自婚姻‘围城’而走向自由结合的故事,而是企图表现他们敢于面对不伦的现实,以飞蛾扑火般的勇气去追求爱情理想的强烈冲动和不堪结局。小说主人公具有惊世骇俗意义上的‘离经叛道’,挑战的对象不惟是维多利亚时代世俗的婚姻风尚与基督教世界的一夫一妻制,更是自人类文明伊始便延续下来的传统禁忌!”[13]
3.2苏在性方面的过于保守、冷淡。
21世纪,性观念开放,推崇灵与肉的高度结合,现代读者往往对于苏在性方面的过于保守冷淡感到莫名其妙,难以理解。苏在嫁给费劳孙之前曾与剑桥的一位大学生共同生活了15个月,享用一个起居室,而始终保持处女之身;嫁给费劳孙之后又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严重的生理厌恶,以至于跳窗逃走;与灵魂伴侣裘德心心相印甚至生儿育女,但却尽可能减少与他同房的机会。苏带给这三位男性的痛苦(剑桥大学生抑郁而终,费劳孙被学校辞退,裘德病死)令很多现代读者感到愤怒,因而视之为“病态、扭曲和缺陷”的人格。
3.3苏对于婚姻社会属性的蔑视及对子女心灵的忽视。
苏在与裘德同居多年并生养了一儿一女的前提下依然坚决不要婚姻的态度令不少现代读者感到困惑。无可否认,婚姻作为一种契约形式,对配偶双方在追求人性自由方面作出了一定限制,诚如苏所言:“婚姻只是一纸肮脏龌龊的契约,只是为了管理家务、交捐纳税这种现实便利,只是为了子女继承土地财产,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2]但是世俗婚姻更多地表现在它的社会属性,即它的本质属性上:婚姻家庭关系得到社会或国家的承认,配偶及子女的权益得到社会和国家的保护。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苏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蔑视直接导致了全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从而也酿成了裘德之子“时光老人” 在杀死弟妹后自杀的惨剧。另外,作为母亲的苏,缺乏与“时光老人”的心灵沟通,在屡屡碰壁后仍一味实践自己的“自然婚姻生活”,从而让孩子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内疚而产生轻生的念头。
4.结语
无论是从历时性或是共时性的读者接受来分析,还是从读者的个人期待视域或是公共期待视域来考察,苏始终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存在。她对于独立平等、自然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不仅超越了她当时的时代,而且超越了我们现在的时代。她的形象寄托着哈代高度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哈代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关于某时某地生活的写照。这是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展现在一种强烈的想象力、一种深刻的诗意的天才和一颗温柔而富于人生的心灵面前所显示出来的幻象。”[14]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在审美意义上,具有彼岸性、超越性,即叙事主题可以超越现实的相对的道德规范而达到人性的理想高度。《无名的裘德》的悲剧结尾使读者的心灵产生净化效应,对苏的形象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同情。这种认可来自读者心目中善的绝对理念——人性的自然、自由,而不是来自善的相对理念——人性的节制、压抑以便平衡夫妻、朋友等人际利害关系。这也是现代读者把《无名的裘德》视为哈代的最优秀小说之一,并把苏当作群芳谱里最美丽的那枝来讴歌的原因。
参考文献:
[1]Schwartz,Barry N.Jude the Obscure in the Age of Anxiety[C].RobertL.Patten.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XX,No.4.Houston:Rice University,1980:794.
[2]Hardy,Thomas Judethe Obscure[Z].New York:Macmillan,1967.
[3]Lawrence,D.H.Phoenix: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H.Lawrence[M].E.D.McDonalded New York:Viking Press,1936:498.
[4]Hardy,Thomas: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as Hardy(Vol2)[M].Richard Little Purdy and Michaelmillgate Oxford:Oxford UP,1980:99.
[5]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性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02.
[6]Howe,Irving Thomas Hardy[M].New York:Macmillan,1967.
[7]朱宝荣.从生命本能到价值追求——哈代的女性形象——性格与环境之五[J].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6).
[8]高万隆.女权主义与英国小说家[J].外国文学评论,1997,(2).
[9]田占敏.哈代小说中淑·布雷赫德的性格分析[J].自由谭,2008,(4).
[10]李丽平.《无名的裘德》主人公的悲观宿命论爱情观[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11]黄丽娟,陶家俊.女性的欲望之旅——论《无名的裘德》中女性角色苏认同的多重性[J].外国语文,2009(6).
[12]马弦.论哈代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J].外国文学研究,2004,(1).
[13]吴卫华.不伦之恋:《无名的裘德》的叙述母题探析[J].外国文学研究,2006,(2)
[14]弗吉利亚·伍尔夫著.瞿世镜译.论小说和小说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关键词: 《无名的裘德》 苏·布莱赫德 叛逆形象
接受美学批评认为,“读者”应该和“作家”、“作品”一样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同时,作品的含义并非固有的、不变的。事实上,一部作品与它的读者接受一样具有历史性和开放性。尧斯认为,读者通常带着一种期待领域去接受文本。当文本和读者的期待视域符合或一致时,它马上使读者的期待视域对象化,使读者很快完成对作品的理解。当文本和读者的期待视域不符或冲突时,只有冲破既有的期待视域,形成新的期待视域,才有可能成为被接受的对象。所以,对同一部作品的文本,不同时代的读者有着不尽相同的期待视域。即使是同时代的读者也会因各自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等的不同而对同一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无名的裘德》中女主人公苏·布莱赫德(以下简称“苏”)的叛逆形象不仅对哈代同时代的读者的期待领域提出了挑战,即使到了21世纪,也引起了现代读者的不同认识。
1.对于苏·布莱赫德形象的历史性解读
作为托马斯·哈代的最后一部小说,《无名的裘德》自问世便引起了西方评论界的持续关注,并围绕着小说中的性主题及女性再现(以苏为核心)引起了广泛的论争。哈代同时代的美国女性评论家珍妮特·L.吉尔德在《纽约世界》杂志上称其为“一生读过的最糟的小说……不仅道德败坏,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粗俗”。[1]韦克菲尔德大主教W.W.豪在《约克郡邮报》上撰文称:“我对小说中的傲慢与猥亵极为反感,将其扔进火坑付之一焚。”[2]在分析完苏与三个男人的情爱关系后,评论家玛格丽特·奥利芬认为苏是“虚弱、有缺陷、感官衰退的女子,对自己和自己的本能反常置之不理,充满头脑发热的爱情幻想,以使自己空虚的生活活跃,游戏爱情但却无法去爱”。[2]后来的文学家D.H.劳伦斯则认为苏是无性女子,“性方面不健全”。[3]还有的评论家从性心理分析角度将苏的性格特征解释为不确定性——融孩子气、自私、性虐狂、受虐狂、自恋、呆板于一体。
对于苏的情欲这一评论焦点,哈代在1895年11月写给高斯的信中指出:
她的性格没有丝毫变态或堕落……她的性欲如常人一样健康,只不过需求弱小、有些挑剔。有一点需解释,我无法表达,那就是虽然她(与裘德)生有孩子,可她与裘德只是偶尔亲热,即使他们住在一起(我提到他们各自住不同房间,直到最后他们住到了一起),苏惧怕婚姻仪式原因之一是担心会破坏与裘德之间的信任,与她在一起只为满足快感。此后,他们并未签署婚约,但她感到充分自由,按意愿尽可能少与他同房。[4]
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又以它强烈的社会关怀与现代性受到了后来评论家,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的褒扬。美国女权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在《性的政治》中盛赞《裘德》“对性革命的文学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它对社会习俗——尤其是婚姻和性占有——作出了猛烈的批评,同时满怀激情地呼吁简易离婚制度的来临”。[5]著名评论家欧文·豪对苏的积极评价是:“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小说中的苏·柏瑞。她在小说中的光辉远远超越评论界对她的剖析,她是一个魅力超群、熠熠生辉的人物。”[6]劳伦斯苏卓越的智识与不凡的见解也不禁感叹:“苏是我们最杰出的文明成果之一。”[3]
对于苏作为新女性的代表、女权运动的先驱形象,历代的评论家及读者绝大部分表示认可。劳埃德·费尔南对“新女性”的界定是:“不仅仅蔑视法律与传统,而是在灵魂上超越法律与传统,追求个人独立自主。”[6]哈代在1912年小说再版前言中也称“苏是现代兴起的女权运动的原型——身躯弱小、面色苍白、理智冷静、思想解放的‘单身女子’”。[2]
国内对于《无名的裘德》的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纵观1994至1999年的外国文学评论期刊可以发现,对于苏的评价几乎都是积极的、正向的。朱宝荣在《从生命本能到价值追求——哈代的女性形象——性格与环境之五》中指出:“苏的形象的意义在于她对现实的反叛精神,她对人生思考的超现实性,以及以行动追求着生命在历史中更为自觉、自由和合目的的存在。”[7]高万隆在《女权主义与英国小说家》一文中则称:“苏之所以拒绝婚姻在于她不愿服从法律给予丈夫在性方面生活的主动权,拒绝婚姻就意味着赢得她的权利。”[8]
从读者接受美学批评理论上讲,文学作品的文本解读是一个不断被认识的动态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局限性,同时又试图摆脱它以前所有历史时期的局限。这使得文本的垂直接受(不同历史时期读者接受作品的状态)能够不断地延伸。哈代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读者都认为:婚姻是上帝对那些遵守社会正统观念所规定的道德习俗的人们的一种恩赐褒奖。婚姻是通过法律而签订的契约,并不以男女的感情为基础。所以这本书才会遭致哈代同时代读者的抵制和反对,以至于哈代无可奈何地放弃创作小说而转而进行诗歌写作。哈代后来的评论家和读者因为受到女权主义和日益开放的现代婚恋观的影响,对苏的形象逐渐肯定并接受进而大加赞赏,反映了读者的期待视域与苏的形象解读趋向一致的变化过程。
2.现代读者对于苏·布莱赫德形象的认知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即便是到了婚恋观极为开放的21世纪,读者对于苏形象的认识依然莫衷一是,褒贬不一。挑战现代读者个人期待视域的依然是苏对于性爱的态度。尽管哈代在《裘德》中借苏之口说:“我们只不过超出了这个时代50年。”但实际上,在传统道德价值回归的今天,苏的婚恋观仍然与部分当代读者相悖。通过对“中国期刊数据网”中关键字“无名的裘德”的搜索,我发现,近年来(2000年至今)国内读者对苏形象的认知主要分为两大类。
2.1苏是一位神经质的、失去爱的能力的、无情玩弄男人感情的女人。
田占敏在《哈代小说中淑·布雷赫德的性格分析》一文中肯定了苏“反抗传统礼教,反对父权制的女权主义精神”,但又指出:“她虽有妩媚的外表,却也掩藏不住一颗自私和冷酷的心……只想从别人的给予和奉献中获得快乐,这种自私行为体现出一种病态的心理和扭曲的性格。”[9]
李丽平在《〈无名的裘德〉主人公的悲观宿命论爱情观》中则进一步指出:“苏在宿命论的影响下,自我主体意思丧失,在生活中逃避自我,逃避自己的情感促使她一步步走向毁灭。苏所拥有的这种双重极端性格使她反复无常、紧张焦虑而且有自虐倾向。这种变态的性格是造成她的悲剧的主要原因。苏婚姻的不幸,其人生的不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她对自己、对生活、对他人不负责任的态度为她的人生埋下了阴影。”[10]
2.2苏是一位高度追求自我完善和人性绝对自由的悲剧女性。
很多现代读者和评论家对苏的现代女性意识表示欣赏,并对苏在性方面的矛盾态度进行了正向解读。黄丽娟、陶家俊在《女性的欲望之旅——论〈无名的裘德〉中女性角色苏认同的多重性》一文中从性别话语机制的角度分析苏,认为相比裘德,“苏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性别、阶级与宗教现实。她的梦想就是寻找自省、自立、自我完善的女性主体”。[11]苏聪明绝伦、博览群书,像浮士德一样追求知识和完善自我。她不仅接受了当时最高知识阶层才会理解的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穆勒的自由主义,而且愿意在现实中去实践自己的理想。因此黄丽娟在该文中总结道:“苏的教养、理智、克制和知识融合在一起,使她对女性的独立自主有着与同时代的新女性决然不同的理解和追求。这就是在思想、知识和个性上摆脱对男人的依附,在谋求社会地位、婚姻自由、经济独立的同时实现自我思想的自由和理性化……苏对于两性关系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她认为女性不是男人性欲被动的对象,也不是男人的私有财产,否则婚姻只不过是将这种性和财产关系制度化的产物。对这种戴上婚姻假面的性奴役状况的独到认识使她自觉地利用自己的身体来驾驭男人的性欲。”[11]
马弦在《论哈代小说中的新女性形象》一文中指出,哈代的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新女性形象,苏是她们其中最闪光的一位。她们有着“主动的、丰富的自我意识,她们有着文化知识,聪明才智,对人生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对社会的种种现象也有深入的思考”。尤其在婚恋观上,“她们敢于对传统的宗教伦理和封建道德提出质疑并进行反叛”,但是由于她们的见解和行为不能被当时的主流文化所认可,无论是游苔莎还是苔丝最后都以死亡悲剧结束。而苏回归前夫菲劳荪身边,也宣告了她精神的死亡。“苏始终在进步思想与传统规范之间痛苦地徘徊、挣扎,她的精神分裂与精神冲突归根结底是人性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12]
3.现代读者公共期待视域里苏的形象
按照读者接受理论,文学作品的水平接受(同一时期读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接受)会因读者价值观、认知水平等的不同而呈现多元化现象。这时,占主导地位的公共期待视域(相对于个人期待视域而言)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21世纪的婚姻制度较之哈代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所以现代读者大多都非常赞同苏与费劳孙、裘德与艾拉贝拉的离婚,也能接受苏与裘德同居而不结婚的情节。挑战21世纪大众公共期待视域的焦点主要有三点。
3.1不伦的表兄妹之恋。
裘德的父亲与苏的母亲是兄妹,因此裘德与苏是表兄妹关系,他们的结合在现代社会被视为乱伦,不被社会传统道德规范所认可。所以吴卫华在《不伦之恋:〈无名的裘德〉的叙述母题探析》一文中指出,哈代“并非简单地叙述了一个裘德和淑女反叛法律和宗教制度规约下的婚姻形式,冲出各自婚姻‘围城’而走向自由结合的故事,而是企图表现他们敢于面对不伦的现实,以飞蛾扑火般的勇气去追求爱情理想的强烈冲动和不堪结局。小说主人公具有惊世骇俗意义上的‘离经叛道’,挑战的对象不惟是维多利亚时代世俗的婚姻风尚与基督教世界的一夫一妻制,更是自人类文明伊始便延续下来的传统禁忌!”[13]
3.2苏在性方面的过于保守、冷淡。
21世纪,性观念开放,推崇灵与肉的高度结合,现代读者往往对于苏在性方面的过于保守冷淡感到莫名其妙,难以理解。苏在嫁给费劳孙之前曾与剑桥的一位大学生共同生活了15个月,享用一个起居室,而始终保持处女之身;嫁给费劳孙之后又对自己的丈夫产生严重的生理厌恶,以至于跳窗逃走;与灵魂伴侣裘德心心相印甚至生儿育女,但却尽可能减少与他同房的机会。苏带给这三位男性的痛苦(剑桥大学生抑郁而终,费劳孙被学校辞退,裘德病死)令很多现代读者感到愤怒,因而视之为“病态、扭曲和缺陷”的人格。
3.3苏对于婚姻社会属性的蔑视及对子女心灵的忽视。
苏在与裘德同居多年并生养了一儿一女的前提下依然坚决不要婚姻的态度令不少现代读者感到困惑。无可否认,婚姻作为一种契约形式,对配偶双方在追求人性自由方面作出了一定限制,诚如苏所言:“婚姻只是一纸肮脏龌龊的契约,只是为了管理家务、交捐纳税这种现实便利,只是为了子女继承土地财产,让别人知道他们的父亲是谁。”[2]但是世俗婚姻更多地表现在它的社会属性,即它的本质属性上:婚姻家庭关系得到社会或国家的承认,配偶及子女的权益得到社会和国家的保护。婚姻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维系社会关系的纽带。苏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蔑视直接导致了全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从而也酿成了裘德之子“时光老人” 在杀死弟妹后自杀的惨剧。另外,作为母亲的苏,缺乏与“时光老人”的心灵沟通,在屡屡碰壁后仍一味实践自己的“自然婚姻生活”,从而让孩子对自己的存在感到内疚而产生轻生的念头。
4.结语
无论是从历时性或是共时性的读者接受来分析,还是从读者的个人期待视域或是公共期待视域来考察,苏始终是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存在。她对于独立平等、自然自由的热爱和追求不仅超越了她当时的时代,而且超越了我们现在的时代。她的形象寄托着哈代高度的人文主义精神。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哈代所给予我们的,不是关于某时某地生活的写照。这是世界和人类的命运展现在一种强烈的想象力、一种深刻的诗意的天才和一颗温柔而富于人生的心灵面前所显示出来的幻象。”[14]
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在审美意义上,具有彼岸性、超越性,即叙事主题可以超越现实的相对的道德规范而达到人性的理想高度。《无名的裘德》的悲剧结尾使读者的心灵产生净化效应,对苏的形象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同情。这种认可来自读者心目中善的绝对理念——人性的自然、自由,而不是来自善的相对理念——人性的节制、压抑以便平衡夫妻、朋友等人际利害关系。这也是现代读者把《无名的裘德》视为哈代的最优秀小说之一,并把苏当作群芳谱里最美丽的那枝来讴歌的原因。
参考文献:
[1]Schwartz,Barry N.Jude the Obscure in the Age of Anxiety[C].RobertL.Patten.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VolXX,No.4.Houston:Rice University,1980:794.
[2]Hardy,Thomas Judethe Obscure[Z].New York:Macmillan,1967.
[3]Lawrence,D.H.Phoenix: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H.Lawrence[M].E.D.McDonalded New York:Viking Press,1936:498.
[4]Hardy,Thomas: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Thomasas Hardy(Vol2)[M].Richard Little Purdy and Michaelmillgate Oxford:Oxford UP,1980:99.
[5]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性的政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202.
[6]Howe,Irving Thomas Hardy[M].New York:Macmillan,1967.
[7]朱宝荣.从生命本能到价值追求——哈代的女性形象——性格与环境之五[J].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6).
[8]高万隆.女权主义与英国小说家[J].外国文学评论,1997,(2).
[9]田占敏.哈代小说中淑·布雷赫德的性格分析[J].自由谭,2008,(4).
[10]李丽平.《无名的裘德》主人公的悲观宿命论爱情观[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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