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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来势汹汹的安徽阜阳EV71感染病疫情又一次引起社会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早在“非典”肆虐后的次年，人大代表钟南山就希望尽快建立针对整个传染病的预警系统，一个突发疾病的预警系统，包括“非典”，也包括人、禽流感等，并且在两会上呼吁对公共卫生立法。
但是，几年过去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公共健康危机的有效应急处置机制仍然不健全，重大突发传染病的疫情、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重大疾病的流行蔓延仍在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低，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钟南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资都很低，在医院里很难做科研，没有地方，也没有条件。我父亲是做脑炎病毒的，他为了做临床研究，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很多小白鼠，医院里没有地方养，他就养在家里。我们家那时候住在中山大学，以前是理南大学，三楼全都是老鼠，都是自己去喂，去观察老鼠。由于养老鼠味很大，所以我们全家都是老鼠味。
记者：你们反对吗？
钟南山：我们没反对！我就是觉得老鼠很好玩。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有人问：“钟世藩的家在什么地方？”有人就会说：“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大就是他们家。”我从小在医院里耳闻目睹他们对待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晚上也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我们家看病，孩子经过治疗恢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我父亲也会很开心。那时我就觉得：当医生能够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也有很强的满足感。这个是当时选择学医的一个原因。
父亲的正直给钟南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夕，钟世蕃时任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这是当时广东最大的医院。1948年，在广州解放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有两个不速之客常常光临钟家小楼。这两个人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卫生署的专员，他们的目的是来劝钟世藩携带医院的钱款离开大陆去台湾。
钟南山：他们来找我父亲，一个原因是他是专家，第二个原因是他手里还掌握着广州中央医院的钱，他们希望他把钱也带走，那是1948年的事情。我父亲特别痛恨当时政府的腐败，说实在的，他当时对共产党也不大了解，但总觉得这些钱应该留在大陆，他应该在大陆工作，因为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他后来还是拒绝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决定去台湾的话，我们全家也就在台湾了。
记者：那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了？
钟南山：对，他后来就全部上交，有13万美元。
记者：13万美元，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数目。
钟南山：非常大的一笔钱。但是后来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是30年后我母亲一次无意中提起来的。
钟南山一家最终选择留在了广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家遭受了巨大的变故。父亲由于以前的留学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勒令退休在家。母亲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那时因为不堪红卫兵和大字报的羞辱而自杀了。
记者：您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这件事对您的家庭应该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钟南山：这个打击很大！我们背上了所谓“背叛革命”的包袱。但是我想受打击最大的还是我父亲。那时候完全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有歧视，把知识分子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出过国的。我的父亲受到的冲击很大。他原来是党员，那时被开除出党，后来拨乱反正要恢复他党籍，他就坚决不同意。因为当时他没有看得那么远，只是看到共产党内的这种极左思潮，所以他坚决不恢复。
记者：他是非常耿直的，不会随波逐流，在那个情况下，我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钟南山：对，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国家后来也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有现在这个路线的。
钟南山的父亲因受冲击而被停职在家，但当他看到很多基层医院很难用上先进仪器，只能靠简单的症状体征来进行诊断时，他硬是靠着几近失明的眼睛，趴在桌子上写下了50多万字的《儿科诊断鉴别》。这本书凝聚了他40多年的从医经验。
钟南山：这本书我记得他写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当时他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他看书的时候需要闭着一只眼睛来看。我记得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曾经跟我说过：每天一早第一个到的就是他，一直坐到晚上。最后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了。后来这本书据我所知，1979年出的第一版，1993年已是第六次印刷了，很受欢迎。不过，他得到的稿费是很少的，我印象那个时候是得了1500块，已经是很高了。但是他把其中的400块给了帮他抄书的一位温秘书，另外1000多块就全部买自己的书，送给他周围的人。
记者：您这一家子，您的父母包括您，实际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性格。
钟南山：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有一条底线，就是尊重事实。事实是怎么样，那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就应该是怎么样的。
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造就了钟南山正直敢言的个性。在2003年3月“非典”最为严重的时候，当有关部门发布“非典”已经被控制的消息时，钟南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否定了这个说法。
记者：“非典”过后您被评为感动中国的人物，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您能按照事实真相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点也是您父亲带给您的吗？
钟南山：是的。在“非典”的时候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我记得第一天把我们叫去交代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一些情况介绍一下。当时我记得差不多有七八个记者，各国都在问现在病情的控制情况，当时我没有表态。但是第二天他们又问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说现在已经控制得很好，当时我就忍不住了，就说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我觉得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说像我们这样搞专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讲事实。
记者：事后您的领导对您有什么反应？
钟南山：我的直接领导很尊重我，包括省卫生厅，很多部门还是很尊重我们的意见的。
记者：当时您有没有受到一些压力？
钟南山：有受到一些压力。我很长时间没有露面，曾经也病过。后来要组织一些记者通报一下“非典”的一些情况，我通报了以后，报纸上都没有发表，我就感到我的想法和讲法不一定适合某些人的愿望。
记者：对于这样的情况您自己怎么想？
钟南山：我没怎么想。我觉得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从来没有过要调整自己的想法。
记者：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在您身上一些综合性的因素开始发生作用。比如说您的父母，您的家庭。这种学术家庭对您的影响，尊重事实的学术态度对您的影响，还有比如您作为运动员的坚持，这样的精神和心态对您的影响，可能在这个时候都会发生一些作用。
钟南山：说得对。我想就像我父亲讲的：做人要问心无愧。
我觉得这段三个多月的
努力没有白费
钟南山最初做医生时，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误诊，但也正是因为那次误诊，才有了后来大器晚成的他。从北医毕业后，钟南山留校担任辅导员，但“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父母的身份，他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1971年，35岁的钟南山决定离开北医，在广州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做了一名医生。初到医院时，他便向领导表明想做胸外科医生，但领导却说：“都35岁了还搞什么外科？”于是钟南山被安排到了急诊室。
一天，急诊室接到一个要求会诊的电话。
钟南山：广州郊区有一个叫罗岗的结核咳血病人，医院让我把他送到结核病防治所，我接受这个任务就去了。当时很困难，救护车是用人在前面摇铃“当当当”这么去的，路上差不多用了三个小时。到了之后，我看见这个病人脸色苍白，还在吐血。当时卫生站的人说，这个病人一直有肺结核，所以看起来是结核又发作了咳血，我没想太多就把他接过来了。在路上看到他又吐了两次血，吐出来的血是咖啡色的。这实际上是很强的一个指示，要特别注意这个血是从哪儿来的。而我却想当然，特别是当地卫生所说这是结核咳血，所以给他止血以后就送到结核病防治所了。当时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完成任务了，回来睡了一晚上。一大清早主任把我叫来，他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你昨天接的什么病人？我说，接了结核的病人。他说，不对！人家结核病防治所说，这个病人不是结核咳血，是呕血。
钟南山迅速把病人接了回来，但是病人已经大量失血。外科医生紧急剖腹后发现，原来是一根鱼刺刺中了病人的胃小动脉引起了大出血。这件事发生后，领导以急诊室工作太累为由，要给钟南山安排到病房，与一位同事对调，恰好那位医生叫郭南山，病房以“此南山非彼南山也”拒绝了。
钟南山：实际上是不想要我了。那一次我自己是非常不愿意的。他说我累，我说我不累，不肯离开。从那以后，我知道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知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记者：我想这件事情对您的打击也非常大吧？
钟南山：我有个习惯，对于那些严重的打击，我常常会把它变成动力。
记者：这可能跟您运动员的性格非常有关系：不怕失败不怕摔倒，站起来还要继续跑。
钟南山：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记得我在半年内轻了4公斤，但是我写了4本笔记，每一个病人都很长很长，经过这半年之后我进步很快。急诊室大多都是一样的病人，消化道出血、溃疡穿孔、高血压、脑血管之类的，这些主要病症掌握后就能够应付自如了。后来我记得一个姓伍的护士长说，你现在已经达到主治医生水平了。当时我非常高兴。
自误诊事件后，钟南山开始非常留心每一位同行医生如何询问病情、开单治疗。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不让人说他是“白专”，他常常在夜间独自跑到心电图室锁起门来偷偷读书，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将失去的医学知识一点点地捡了回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钟南山成为我国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生。不过，他的留学生活也是从大家对他的否定开始的。1979年，已经43岁的钟南山过关斩将，获得了现代医学的重要发源地——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留学资格。但是他刚到爱丁堡大学后不久，就收到他的指导老师——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弗兰里教授一封非常不友好的信。
钟南山：他在信中写道：你要注意一点，你们中国的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不能搞临床，只能在这儿参观实验室或病房。这样的话，你来八个月就可以了，时间再长的话，对你对我都不合适。希望你在伦敦的时候早点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因为当时中国教育部给我们提出来的要求是学习两年。
记者：这和您在急诊室遇到的情况一样，让您自己找后路，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钟南山：因为不可能有后路，只能往前走，所以我想你既然给我八个月，那我就先做好这八个月。
记者：您觉得八个月的时间足以证明给他看？
钟南山：不好说，那个时候心中一点儿底都没有，特别是语言也有很多困难。
一次，钟南山到爱丁堡大学的纤维支气管镜室参观，一位英国医生边做检查边得意地对他说：“我已经做了300多例了。”钟南山当时没说话，因为他知道，即使他告诉那位医生他已经做了2500多例他们也不会相信。在那种被歧视的环境下，钟南山开始默默思考自己的课题。这时他发现跟戒烟有关的项目很符合自己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方向。他的指导老师弗兰里教授也曾用公式进行过推导，但钟南山对结果有些怀疑，便决定用自己做实验来验证这个公式。为了做这个实验，钟南山要不断吸入一氧化碳，然后让护士一次一次地抽他的血进行检测。
钟南山：一氧化碳就是煤气，吸入时要逐渐把浓度增高，吸入到15％的时候我有感觉了，就觉得头晕。当时护士问我够了吧？行了吧？因为以前我估计这个曲线恐怕要到18%才能够做得比较完整，我说继续吸入。后来吸到22%，我想可以了，我就让护士停了。
记者：那个时候您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相当于煤气中毒？
钟南山：那个时候头是很晕。大概相当于一个钟头抽60多支香烟。所以我有几天不舒服，后来在两三个星期里头共抽了800多CC血，经过几次重复，把这个曲线做得很漂亮。
记者：这也幸亏您有一个运动员身体的底子。
钟南山：有一次弗兰里快下班了，无意间到实验室来了一下。看见他来了，我就跟他说我做了一些实验请你看一看。他看了以后，我对他说，你原来那个数学计算方式有的对，有的不对。他说，你的根据是什么？我说，根据这个实验。我做出来的实验结果曲线是这个样子，你计算的曲线有一部分跟我一样，有一部分不一样。我又说了为什么不一样。然后他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抱住我说，你这个实验太好了，一定把它介绍到英国医学委员会（Britain Medicine Council）那儿去发表。
记者：这一下彻底对您认可了？
钟南山：那以后他就给我很好的条件了，当然他也问过我以后打算怎么样？我说，你不是说八个月吗？他说，不要紧，你爱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那一次我觉得真的是取得了一些胜利，所以我那一天非常高兴，就在爱丁堡一个很漂亮的城堡下坐到很晚。我觉得这段三个多月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被认可了。
记者：这整整用了您三个月的时间？
钟南山：对！三个月。这三个月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血。这个时候我的动力是什么呢？我很累的时候，就把弗兰里的信拿出来看，看看他说“超过了八个月，对你不合适对我也不合适”。我一看就精神了，结果试验做出来了。所以我想：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证实他的价值和存在！
更重要的是，多培养点关心病人的大夫
在广州医学院的附属第一医院，每个星期四下午是钟南山出专家门诊的日子。在护士手里保存着两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预约钟南山的病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按照人数估算，预约的他病人已经排到了第三年。
钟南山：排到第三年说实在并不是一个好事，那时候病人要么好了，要么死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及时的治疗。现在我接触的病人是一年前预约的，全国各地的都有。
记者：应该有许多病人都希望有更多像您这样的医生能够给他们治疗。
钟南山：可能是因为“非典”的原因，所以知道我的人多一点。一般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病人看病，就是找大夫。除了从大夫那儿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以外，很重要的是从大夫那儿得到对病人的认可、尊重和同情。这条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跟病人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如果病人很信任你，有些药的作用就会大一点。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多培养些关心病人的大夫。
每个下午，钟南山看病都要从两点一直看到七八点。为了提高看病的效率，诊室里的三张桌子全部派上用场，每看完一个病人，他就迅速换到另一个已经有病人等着的桌子前。2005年5月，钟南山出任中华医学会第23届会长。从此，他比以前更忙了，开会和门诊经常发生冲突。
每周三上午钟南山都要到重症监护中心查房。这个监护中心曾经接收了从河源市转来的首位“非典”病人，从此也成为当年抗击“非典”的主战场。那时钟南山连续工作36个小时，病倒在这里。“非典”过后，他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为此，他的心脏里放入了一个支架。
记者：在大家的印象中您应该是个非常强壮的人，没想到您会做心脏手术。
钟南山：当时我在北京主持几个会，非常疲劳。下午主持完会之后又去游泳、茶座，一直到凌晨一点半。后来回到了广州，第二天非常疲劳，但是有几个年轻人又找我去比赛羽毛球，赛了三场后非常疲劳了。第三天早晨觉得心口疼痛，到医院检查，做了个心血管的造影，发现右侧的回旋支有一点儿堵了，就在那儿放了一个支架。这个说来，恐怕主要是跟我工作负荷大，另外更重要的是运动过量有关系。我自己呢，说难听点，就是虚荣，觉得自己很不错。在大家看来，很多事情我应该量力而行的，我现在就体会到了，所以非常注意，还是照样有运动，包括游泳、跑步，不过篮球今年暂时不打了。这样的话既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又不会超负荷。
记者：在“非典”前后，您个人感觉，您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钟南山：一个是更忙了，一个是事情头绪更多了，还有一个是讲话要更谨慎。
记者：讲话要更谨慎？
钟南山：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会被媒体或者一些人有意无意引用，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对于一些疾病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现在就会想得多一点儿。以前呢反正是怎么样就怎么讲了，没什么考虑。不过总体而言，大多数情况是好的，特别那些我认为是很有把握的话，讲出来，通过媒体能够让有关的人员特别是病者知道的话，是有很大好处的。
钟南山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信，但是很多都与他的专业无关。钟南山总是尽量回信或者把信转到相应的科室。在同事的眼里，钟南山比“非典”前要管的事多了很多。
赖克方（呼吸内科专家，钟南山的同事）：所谓“非典”结束，那是对一般的社会人员来说的。但是对于钟院士、对于我们呼研所来讲，“非典”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结束，还有很多科研任务、科研课题需要做，还有“非典”会不会复发也是需要考虑的。许多人见到钟院士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很年轻，但实际上经过“非典”后，我们都觉得他明显要比以前老了。
记者：对您来说，在整个人生经历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信念？
钟南山：人应该有点追求，我想主要是这个，这是初中时一位老师给我的影响。他说，人不应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该生活在理想中。我到现在觉得也是这样。尽管现在都70多岁了，但还是有理想、有想法，所以还有个奔头。
记者：您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钟南山：我的近期理想是，希望我们研究所能争取成为国家的重点实验室。我们有几个课题和项目，比如说一个治疗肺癌的药物能不能最后得到认可，得到广泛的试验，能够真正成为临床常用的药物。现在都已经快接近了，我想我可以达到的。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陈小丽）
但是，几年过去了，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公共健康危机的有效应急处置机制仍然不健全，重大突发传染病的疫情、重大食物中毒事件，以及严重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重大疾病的流行蔓延仍在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城乡居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率低，群众“看病难”的问题依然非常突出。
钟南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资都很低，在医院里很难做科研，没有地方，也没有条件。我父亲是做脑炎病毒的，他为了做临床研究，用自己的工资买了很多小白鼠，医院里没有地方养，他就养在家里。我们家那时候住在中山大学，以前是理南大学，三楼全都是老鼠，都是自己去喂，去观察老鼠。由于养老鼠味很大，所以我们全家都是老鼠味。
记者：你们反对吗？
钟南山：我们没反对！我就是觉得老鼠很好玩。那时候有个笑话，说有人问：“钟世藩的家在什么地方？”有人就会说：“你闻到什么地方老鼠味大就是他们家。”我从小在医院里耳闻目睹他们对待病人的态度以及做法，晚上也常有家长带着孩子到我们家看病，孩子经过治疗恢复以后，家长非常高兴，我父亲也会很开心。那时我就觉得：当医生能够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也有很强的满足感。这个是当时选择学医的一个原因。
父亲的正直给钟南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新中国成立前夕，钟世蕃时任广州中央医院的院长，这是当时广东最大的医院。1948年，在广州解放之前的最后一段时间，有两个不速之客常常光临钟家小楼。这两个人是南京国民党政府卫生署的专员，他们的目的是来劝钟世藩携带医院的钱款离开大陆去台湾。
钟南山：他们来找我父亲，一个原因是他是专家，第二个原因是他手里还掌握着广州中央医院的钱，他们希望他把钱也带走，那是1948年的事情。我父亲特别痛恨当时政府的腐败，说实在的，他当时对共产党也不大了解，但总觉得这些钱应该留在大陆，他应该在大陆工作，因为这是自己的家，所以他后来还是拒绝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决定去台湾的话，我们全家也就在台湾了。
记者：那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生活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把这笔钱全部上交了？
钟南山：对，他后来就全部上交，有13万美元。
记者：13万美元，那个时候是非常大的数目。
钟南山：非常大的一笔钱。但是后来我从来没有听他讲过，是30年后我母亲一次无意中提起来的。
钟南山一家最终选择留在了广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家遭受了巨大的变故。父亲由于以前的留学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勒令退休在家。母亲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那时因为不堪红卫兵和大字报的羞辱而自杀了。
记者：您母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自杀这件事对您的家庭应该是个非常大的打击。
钟南山：这个打击很大！我们背上了所谓“背叛革命”的包袱。但是我想受打击最大的还是我父亲。那时候完全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知识分子有歧视，把知识分子当作“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出过国的。我的父亲受到的冲击很大。他原来是党员，那时被开除出党，后来拨乱反正要恢复他党籍，他就坚决不同意。因为当时他没有看得那么远，只是看到共产党内的这种极左思潮，所以他坚决不恢复。
记者：他是非常耿直的，不会随波逐流，在那个情况下，我想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钟南山：对，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国家后来也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有现在这个路线的。
钟南山的父亲因受冲击而被停职在家，但当他看到很多基层医院很难用上先进仪器，只能靠简单的症状体征来进行诊断时，他硬是靠着几近失明的眼睛，趴在桌子上写下了50多万字的《儿科诊断鉴别》。这本书凝聚了他40多年的从医经验。
钟南山：这本书我记得他写的时候是非常辛苦的，因为当时他的眼睛已经不太好了。他看书的时候需要闭着一只眼睛来看。我记得图书馆的一位管理员曾经跟我说过：每天一早第一个到的就是他，一直坐到晚上。最后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这本书写出来了。后来这本书据我所知，1979年出的第一版，1993年已是第六次印刷了，很受欢迎。不过，他得到的稿费是很少的，我印象那个时候是得了1500块，已经是很高了。但是他把其中的400块给了帮他抄书的一位温秘书，另外1000多块就全部买自己的书，送给他周围的人。
记者：您这一家子，您的父母包括您，实际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性格。
钟南山：我觉得作为知识分子有一条底线，就是尊重事实。事实是怎么样，那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就应该是怎么样的。
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造就了钟南山正直敢言的个性。在2003年3月“非典”最为严重的时候，当有关部门发布“非典”已经被控制的消息时，钟南山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否定了这个说法。
记者：“非典”过后您被评为感动中国的人物，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您能按照事实真相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一点也是您父亲带给您的吗？
钟南山：是的。在“非典”的时候要召开记者招待会，我记得第一天把我们叫去交代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把一些情况介绍一下。当时我记得差不多有七八个记者，各国都在问现在病情的控制情况，当时我没有表态。但是第二天他们又问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说现在已经控制得很好，当时我就忍不住了，就说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我觉得作为一个从事学术研究，或者说像我们这样搞专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讲事实。
记者：事后您的领导对您有什么反应？
钟南山：我的直接领导很尊重我，包括省卫生厅，很多部门还是很尊重我们的意见的。
记者：当时您有没有受到一些压力？
钟南山：有受到一些压力。我很长时间没有露面，曾经也病过。后来要组织一些记者通报一下“非典”的一些情况，我通报了以后，报纸上都没有发表，我就感到我的想法和讲法不一定适合某些人的愿望。
记者：对于这样的情况您自己怎么想？
钟南山：我没怎么想。我觉得该怎么讲就怎么讲，从来没有过要调整自己的想法。
记者：我想这个时候，可能在您身上一些综合性的因素开始发生作用。比如说您的父母，您的家庭。这种学术家庭对您的影响，尊重事实的学术态度对您的影响，还有比如您作为运动员的坚持，这样的精神和心态对您的影响，可能在这个时候都会发生一些作用。
钟南山：说得对。我想就像我父亲讲的：做人要问心无愧。
我觉得这段三个多月的
努力没有白费
钟南山最初做医生时，曾发生过一次严重的误诊，但也正是因为那次误诊，才有了后来大器晚成的他。从北医毕业后，钟南山留校担任辅导员，但“文化大革命”中由于父母的身份，他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1971年，35岁的钟南山决定离开北医，在广州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做了一名医生。初到医院时，他便向领导表明想做胸外科医生，但领导却说：“都35岁了还搞什么外科？”于是钟南山被安排到了急诊室。
一天，急诊室接到一个要求会诊的电话。
钟南山：广州郊区有一个叫罗岗的结核咳血病人，医院让我把他送到结核病防治所，我接受这个任务就去了。当时很困难，救护车是用人在前面摇铃“当当当”这么去的，路上差不多用了三个小时。到了之后，我看见这个病人脸色苍白，还在吐血。当时卫生站的人说，这个病人一直有肺结核，所以看起来是结核又发作了咳血，我没想太多就把他接过来了。在路上看到他又吐了两次血，吐出来的血是咖啡色的。这实际上是很强的一个指示，要特别注意这个血是从哪儿来的。而我却想当然，特别是当地卫生所说这是结核咳血，所以给他止血以后就送到结核病防治所了。当时病人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是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完成任务了，回来睡了一晚上。一大清早主任把我叫来，他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你昨天接的什么病人？我说，接了结核的病人。他说，不对！人家结核病防治所说，这个病人不是结核咳血，是呕血。
钟南山迅速把病人接了回来，但是病人已经大量失血。外科医生紧急剖腹后发现，原来是一根鱼刺刺中了病人的胃小动脉引起了大出血。这件事发生后，领导以急诊室工作太累为由，要给钟南山安排到病房，与一位同事对调，恰好那位医生叫郭南山，病房以“此南山非彼南山也”拒绝了。
钟南山：实际上是不想要我了。那一次我自己是非常不愿意的。他说我累，我说我不累，不肯离开。从那以后，我知道如果没有扎实的基本知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记者：我想这件事情对您的打击也非常大吧？
钟南山：我有个习惯，对于那些严重的打击，我常常会把它变成动力。
记者：这可能跟您运动员的性格非常有关系：不怕失败不怕摔倒，站起来还要继续跑。
钟南山：确实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记得我在半年内轻了4公斤，但是我写了4本笔记，每一个病人都很长很长，经过这半年之后我进步很快。急诊室大多都是一样的病人，消化道出血、溃疡穿孔、高血压、脑血管之类的，这些主要病症掌握后就能够应付自如了。后来我记得一个姓伍的护士长说，你现在已经达到主治医生水平了。当时我非常高兴。
自误诊事件后，钟南山开始非常留心每一位同行医生如何询问病情、开单治疗。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为了不让人说他是“白专”，他常常在夜间独自跑到心电图室锁起门来偷偷读书，用赛场上的拼搏精神，将失去的医学知识一点点地捡了回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钟南山成为我国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生。不过，他的留学生活也是从大家对他的否定开始的。1979年，已经43岁的钟南山过关斩将，获得了现代医学的重要发源地——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留学资格。但是他刚到爱丁堡大学后不久，就收到他的指导老师——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弗兰里教授一封非常不友好的信。
钟南山：他在信中写道：你要注意一点，你们中国的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不能搞临床，只能在这儿参观实验室或病房。这样的话，你来八个月就可以了，时间再长的话，对你对我都不合适。希望你在伦敦的时候早点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因为当时中国教育部给我们提出来的要求是学习两年。
记者：这和您在急诊室遇到的情况一样，让您自己找后路，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钟南山：因为不可能有后路，只能往前走，所以我想你既然给我八个月，那我就先做好这八个月。
记者：您觉得八个月的时间足以证明给他看？
钟南山：不好说，那个时候心中一点儿底都没有，特别是语言也有很多困难。
一次，钟南山到爱丁堡大学的纤维支气管镜室参观，一位英国医生边做检查边得意地对他说：“我已经做了300多例了。”钟南山当时没说话，因为他知道，即使他告诉那位医生他已经做了2500多例他们也不会相信。在那种被歧视的环境下，钟南山开始默默思考自己的课题。这时他发现跟戒烟有关的项目很符合自己呼吸系统疾病的研究方向。他的指导老师弗兰里教授也曾用公式进行过推导，但钟南山对结果有些怀疑，便决定用自己做实验来验证这个公式。为了做这个实验，钟南山要不断吸入一氧化碳，然后让护士一次一次地抽他的血进行检测。
钟南山：一氧化碳就是煤气，吸入时要逐渐把浓度增高，吸入到15％的时候我有感觉了，就觉得头晕。当时护士问我够了吧？行了吧？因为以前我估计这个曲线恐怕要到18%才能够做得比较完整，我说继续吸入。后来吸到22%，我想可以了，我就让护士停了。
记者：那个时候您是什么感觉？是不是相当于煤气中毒？
钟南山：那个时候头是很晕。大概相当于一个钟头抽60多支香烟。所以我有几天不舒服，后来在两三个星期里头共抽了800多CC血，经过几次重复，把这个曲线做得很漂亮。
记者：这也幸亏您有一个运动员身体的底子。
钟南山：有一次弗兰里快下班了，无意间到实验室来了一下。看见他来了，我就跟他说我做了一些实验请你看一看。他看了以后，我对他说，你原来那个数学计算方式有的对，有的不对。他说，你的根据是什么？我说，根据这个实验。我做出来的实验结果曲线是这个样子，你计算的曲线有一部分跟我一样，有一部分不一样。我又说了为什么不一样。然后他听了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抱住我说，你这个实验太好了，一定把它介绍到英国医学委员会（Britain Medicine Council）那儿去发表。
记者：这一下彻底对您认可了？
钟南山：那以后他就给我很好的条件了，当然他也问过我以后打算怎么样？我说，你不是说八个月吗？他说，不要紧，你爱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时间。那一次我觉得真的是取得了一些胜利，所以我那一天非常高兴，就在爱丁堡一个很漂亮的城堡下坐到很晚。我觉得这段三个多月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被认可了。
记者：这整整用了您三个月的时间？
钟南山：对！三个月。这三个月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血。这个时候我的动力是什么呢？我很累的时候，就把弗兰里的信拿出来看，看看他说“超过了八个月，对你不合适对我也不合适”。我一看就精神了，结果试验做出来了。所以我想：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证实他的价值和存在！
更重要的是，多培养点关心病人的大夫
在广州医学院的附属第一医院，每个星期四下午是钟南山出专家门诊的日子。在护士手里保存着两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预约钟南山的病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按照人数估算，预约的他病人已经排到了第三年。
钟南山：排到第三年说实在并不是一个好事，那时候病人要么好了，要么死了，实际上没有得到很及时的治疗。现在我接触的病人是一年前预约的，全国各地的都有。
记者：应该有许多病人都希望有更多像您这样的医生能够给他们治疗。
钟南山：可能是因为“非典”的原因，所以知道我的人多一点。一般都是这样一个情况：病人看病，就是找大夫。除了从大夫那儿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和治疗以外，很重要的是从大夫那儿得到对病人的认可、尊重和同情。这条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跟病人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如果病人很信任你，有些药的作用就会大一点。所以我想，更重要的是，多培养些关心病人的大夫。
每个下午，钟南山看病都要从两点一直看到七八点。为了提高看病的效率，诊室里的三张桌子全部派上用场，每看完一个病人，他就迅速换到另一个已经有病人等着的桌子前。2005年5月，钟南山出任中华医学会第23届会长。从此，他比以前更忙了，开会和门诊经常发生冲突。
每周三上午钟南山都要到重症监护中心查房。这个监护中心曾经接收了从河源市转来的首位“非典”病人，从此也成为当年抗击“非典”的主战场。那时钟南山连续工作36个小时，病倒在这里。“非典”过后，他的身体明显不如以前，为此，他的心脏里放入了一个支架。
记者：在大家的印象中您应该是个非常强壮的人，没想到您会做心脏手术。
钟南山：当时我在北京主持几个会，非常疲劳。下午主持完会之后又去游泳、茶座，一直到凌晨一点半。后来回到了广州，第二天非常疲劳，但是有几个年轻人又找我去比赛羽毛球，赛了三场后非常疲劳了。第三天早晨觉得心口疼痛，到医院检查，做了个心血管的造影，发现右侧的回旋支有一点儿堵了，就在那儿放了一个支架。这个说来，恐怕主要是跟我工作负荷大，另外更重要的是运动过量有关系。我自己呢，说难听点，就是虚荣，觉得自己很不错。在大家看来，很多事情我应该量力而行的，我现在就体会到了，所以非常注意，还是照样有运动，包括游泳、跑步，不过篮球今年暂时不打了。这样的话既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又不会超负荷。
记者：在“非典”前后，您个人感觉，您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钟南山：一个是更忙了，一个是事情头绪更多了，还有一个是讲话要更谨慎。
记者：讲话要更谨慎？
钟南山：因为有时候有些话会被媒体或者一些人有意无意引用，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对于一些疾病一些问题的看法，我现在就会想得多一点儿。以前呢反正是怎么样就怎么讲了，没什么考虑。不过总体而言，大多数情况是好的，特别那些我认为是很有把握的话，讲出来，通过媒体能够让有关的人员特别是病者知道的话，是有很大好处的。
钟南山的办公室里，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信，但是很多都与他的专业无关。钟南山总是尽量回信或者把信转到相应的科室。在同事的眼里，钟南山比“非典”前要管的事多了很多。
赖克方（呼吸内科专家，钟南山的同事）：所谓“非典”结束，那是对一般的社会人员来说的。但是对于钟院士、对于我们呼研所来讲，“非典”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结束，还有很多科研任务、科研课题需要做，还有“非典”会不会复发也是需要考虑的。许多人见到钟院士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他很年轻，但实际上经过“非典”后，我们都觉得他明显要比以前老了。
记者：对您来说，在整个人生经历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重要的信念？
钟南山：人应该有点追求，我想主要是这个，这是初中时一位老师给我的影响。他说，人不应该单纯生活在现实中，还应该生活在理想中。我到现在觉得也是这样。尽管现在都70多岁了，但还是有理想、有想法，所以还有个奔头。
记者：您现在的理想是什么？
钟南山：我的近期理想是，希望我们研究所能争取成为国家的重点实验室。我们有几个课题和项目，比如说一个治疗肺癌的药物能不能最后得到认可，得到广泛的试验，能够真正成为临床常用的药物。现在都已经快接近了，我想我可以达到的。
（本文素材由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提供，CCTV-10每周日22：10、CCTV-1每周二22：39播出）
（责任编辑陈小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