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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世界都天全球化，台湾却越缩越小了。台湾人不关心国际事务、不看国际新闻，变得好像台北就是全台湾，台湾就是全世界。
有这么一些年轻人，他们意识到台湾的局限与狭益，靠自己的力量筹措旅费，积极走出去。他们在短暂的行程中开阔了视野，也发现要与世界接轨，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丁枫峻：23岁，台北市台大渔业科学研究所硕士一年级。
花钱做义工
升大三的暑假，我拿“台湾科学会”的奖学金当旅费，到澳大利亚当环保义工。
一来，我喜欢动物，曾经普查过全台湾的动物园，台湾没有的，我要到世界去找、去看。二来，地球环境破坏的很严重，我怕以后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了。如果又能出去看看，又能为大自然做些事，该有多好。
所以我做了很多人觉得很傻的事，花钱到澳大利亚……捡树枝。澳大利亚并不是想要外地人去帮他们做环保，而是希望环保理念能在不同的国家播种；何况环保不是一个国家做好就行，是全世界的问题。
我第一天到悉尼集合，工作人员就给我一个地址、一张地图和宿舍的钥匙密码，要我自己坐火车找到目的地。那是一个开发过度的小镇，河川地的树木都被砍伐，原生动物鸭嘴兽也都跑光。我沿着河岸捡枯枝、清出空地来种树，鸭嘴兽才会回来栖息。
我们也会彻底清理外来种植物，这些植物让袋鼠躲藏的灌丛愈来愈少，袋鼠无处可躲容易受惊吓，跳到公路上被撞死。当然人也会受伤。
野外工作枯燥无聊，带我们的leader却很幽默，一直讲笑话，我在台湾英文算好了，但还是很吃力，笑点常听不出来，我得更努力才行。想想全世界都在进步，台湾人却整天在吵中正纪念堂要不要拆这种事，真让人气馁。
我同室的义工几乎都是亚洲人，他们的学校规定要有国际服务的经验才能毕业，希望学生把自己摆在一个援助很少的地方，发现自己的力量。但我在台湾最常听到是：你做这件事要花多少钱、以后能赚多少钱。我捡了好几天树枝、虽然来不及看到鸭嘴兽回来栖息，但那时捡的每一根小树枝都在告诉我：不一定有钱才有影响力，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郝英琪：23岁，台北县体院管理系四年级。
赚关金也赚视野
大一到大三每个暑假，我都参加美国暑期工读计划。第一年到黄石国家公园洗碗，第二年去华盛顿机场里的星巴克煮咖啡，第三年，也就是2006年，在奥兰多海洋世界当礼品店员。每次要缴七八万台币的机票和保险费用，但最后可以通通赚回来。
一开始，我只知道是去打工，但实际做比想像的要辛苦。好比雇主要求从基层做起，我在黄石公园先被带到洗碗房，那里温度很高，要洗的盘子像小山一样，回家闭上眼睛，都还看到洗不完的盘子。 我也刷马桶。我遇到一个哈佛大学学生也在刷马桶，他才19岁，开着小货车载着家当到黄石公园打工，赚自己的学费，他刷得很用心，一个月就当上礼品店经理。我很庆幸爸妈没有把我捧在手心上，像很多台湾学生都不做家事，到外头帮人刷马桶，会很难接受。
工期结束后，我也到附近的城市自助旅行。第一年到旧金山、LA，第二年去纽约、费城，第三年则玩遍迈阿密。美国很大，世界更大，我突然觉得在台湾，大家不知不觉就会往小的地方想，在意别人的眼光，其实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第一年去完不过瘾，我回台湾后，每天6点在早餐店打工，下课到计算机教室当工读生，只为赚足下次的费用，再去。除了赚钱、旅游，每次遇到一起打工的外国同学，也都给我新的刺激。
像欧洲、韩国的学生，对于未来都有不同的想法，台湾学生却只有念书、考研究所一条路。而且我们的开场白永远是：“你是什么星座啊?”但欧洲学生都用旅行开始话题，跟我们一样年纪的，可能已经背着背包，独自去过很多地方了。他们很多都是休学一年，借由旅行去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我们也不知道想做什么，却不做任何改变，只会在原地空想。
不要说世界旅行，连台湾我们都没有好好了解过。所以当外国学生问，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我只会讲台北101……惭愧啊。
詹昆霖，25岁，台北市台大企研究所二年级。
从世界看世界
我从小梦想当外交官，用流利英文在国际间谈判。建中毕业后，我推入政大外交系，成绩不错，每天看CNN、读读英文报，自认蛮有国际观的。
2004年，我报名纽约的“模拟联合国会议”(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那是办给全球大学生参加的国际会议，所有安排跟真的联合国一样。每人抽签决定自己的国家，我代表几内亚。那年台湾推派23个学生，我们准备两个月，每天K书、练英文，但一到下榻饭店，看到各国学生聚在大厅递名片、大方的用英语交谈，我竟然怯场，头低低不太敢说话，好像矮人一截。
隔天正式开会，主席讲解完规则，议事槌一敲，许多人疯狂跳上椅子，大声号召结盟成员，我被那股气势吓倒了。几小时后，眼看立场相近的团体一组组成立了，我却还在被动观望，其它台湾学生也在状况外。好挫折!我好歹也是外交系的，怎么到了国际场合却上不了台面?
我发现，要打入美国人主导的团体很难，他们讲话太快，我转而从欧洲人组成的团体切入，终于认识一些人，但还不够，我必须找到同盟、拟定议题和决议文。于是当晚我熬夜做了份说帖，既然讲不过人家，至少先用书面表达，果然有人找我讨论，才慢慢融入几个团体。
我看到非英语系国家学生，并不因为英语不流利就退缩，他们尽全力让别人听懂，甚至主动邀约吃饭协商，超有胆识的。讨论国际情势时，外国学生谈得很深入，一问才知道，他们国家的国际新闻占全数新闻的一半，说到非洲也能侃侃而谈，不把美国的想法当国际共识，不像我只会说大概念。原来国际观是要有观察，进而有观点。
五天四夜的会议，让我血淋淋看到台湾年轻人在英语、社交、谈判、国际观察的能力根本不行，于是我回台不久就成立“青年国际会议社”，希望鼓励学弟妹多往外看，才知道世界有多大。以前我习惯从台湾看世界，现在我正学着从世界看世界，虽然离梦想还很远，但至少不再当个井底之蛙。
张元植：19岁，苗栗县，高中生。
登高山挑战极限
初中时，我像一般青少年沉迷电动，每天打8小时，打3年。但初三某天晚上，我正在大便，一边回想刚刚玩的电动，就像被雷打到一样，我突然发现打来打去都是同一个模式，我竟能被它操控3年。
所以我决定改爬山，我念苗栗全人中学，学校有登山课，我喜欢那种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感觉。我参加学校办的攀登北美第一高峰麦肯尼峰，攻顶那天，零下40几度，保温瓶90度热水淋到手只剩40度，水滴再甩到背包上，已经变冰屑。登顶那一刻，那种征服的快感不是打电动能比的。那次以后，我就常跟同学爬遍台湾各高山。
3年后，高三课业压力大，周末要补习，2006年10月，有天我补到很闷，爬山瘾又犯了，我决定考完学测要去爬南美第一高峰——阿空加瓜峰。
妈妈很反对，说什么时候了还想爬山。我不死心，当时学校正好有“追梦人”计划，我和一位同样爱爬山的同学熬夜写企划案，说好两人一起去，顺利申请到4万多元新台币。但两人登阿空加瓜峰要20万!我们又向家长会募款、架网站，很多人被我们说服，一个学妹就捐5000元给我们，几个月后我们顺利募齐。
我们一切靠自己，不请向导，否则太逊了。登阿空加瓜峰技术性不高，但海拔近7000米，要很大耐力，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路，非常累，甚至累到想回头算了，但一想到那么多人等着我们，一定要撑。高山氧气稀薄，走到最后，走一步要喘四口气，山上又冷，防晒油放在帐篷边，隔天早上竟结成冰，不能擦，害我晒得像黑炭。
我们只花12天，比预期早了5天。那刻，我站在山头拍照，觉得天下再也没有困难的事。
我最终梦想是珠穆朗玛峰，有史以来只有13人办到。对大多数人来说，爬山是高危险的娱乐，但人生不该只有升学、工作、生小孩。即使有那么一天，我死在喜马拉雅山上，也不会有遗憾。
(责任编辑：王克峰)
有这么一些年轻人，他们意识到台湾的局限与狭益，靠自己的力量筹措旅费，积极走出去。他们在短暂的行程中开阔了视野，也发现要与世界接轨，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丁枫峻：23岁，台北市台大渔业科学研究所硕士一年级。
花钱做义工
升大三的暑假，我拿“台湾科学会”的奖学金当旅费，到澳大利亚当环保义工。
一来，我喜欢动物，曾经普查过全台湾的动物园，台湾没有的，我要到世界去找、去看。二来，地球环境破坏的很严重，我怕以后很多东西都看不到了。如果又能出去看看，又能为大自然做些事，该有多好。
所以我做了很多人觉得很傻的事，花钱到澳大利亚……捡树枝。澳大利亚并不是想要外地人去帮他们做环保，而是希望环保理念能在不同的国家播种；何况环保不是一个国家做好就行，是全世界的问题。
我第一天到悉尼集合，工作人员就给我一个地址、一张地图和宿舍的钥匙密码，要我自己坐火车找到目的地。那是一个开发过度的小镇，河川地的树木都被砍伐，原生动物鸭嘴兽也都跑光。我沿着河岸捡枯枝、清出空地来种树，鸭嘴兽才会回来栖息。
我们也会彻底清理外来种植物，这些植物让袋鼠躲藏的灌丛愈来愈少，袋鼠无处可躲容易受惊吓，跳到公路上被撞死。当然人也会受伤。
野外工作枯燥无聊，带我们的leader却很幽默，一直讲笑话，我在台湾英文算好了，但还是很吃力，笑点常听不出来，我得更努力才行。想想全世界都在进步，台湾人却整天在吵中正纪念堂要不要拆这种事，真让人气馁。
我同室的义工几乎都是亚洲人，他们的学校规定要有国际服务的经验才能毕业，希望学生把自己摆在一个援助很少的地方，发现自己的力量。但我在台湾最常听到是：你做这件事要花多少钱、以后能赚多少钱。我捡了好几天树枝、虽然来不及看到鸭嘴兽回来栖息，但那时捡的每一根小树枝都在告诉我：不一定有钱才有影响力，要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
郝英琪：23岁，台北县体院管理系四年级。
赚关金也赚视野
大一到大三每个暑假，我都参加美国暑期工读计划。第一年到黄石国家公园洗碗，第二年去华盛顿机场里的星巴克煮咖啡，第三年，也就是2006年，在奥兰多海洋世界当礼品店员。每次要缴七八万台币的机票和保险费用，但最后可以通通赚回来。
一开始，我只知道是去打工，但实际做比想像的要辛苦。好比雇主要求从基层做起，我在黄石公园先被带到洗碗房，那里温度很高，要洗的盘子像小山一样，回家闭上眼睛，都还看到洗不完的盘子。 我也刷马桶。我遇到一个哈佛大学学生也在刷马桶，他才19岁，开着小货车载着家当到黄石公园打工，赚自己的学费，他刷得很用心，一个月就当上礼品店经理。我很庆幸爸妈没有把我捧在手心上，像很多台湾学生都不做家事，到外头帮人刷马桶，会很难接受。
工期结束后，我也到附近的城市自助旅行。第一年到旧金山、LA，第二年去纽约、费城，第三年则玩遍迈阿密。美国很大，世界更大，我突然觉得在台湾，大家不知不觉就会往小的地方想，在意别人的眼光，其实只要做好自己的事就好。
第一年去完不过瘾，我回台湾后，每天6点在早餐店打工，下课到计算机教室当工读生，只为赚足下次的费用，再去。除了赚钱、旅游，每次遇到一起打工的外国同学，也都给我新的刺激。
像欧洲、韩国的学生，对于未来都有不同的想法，台湾学生却只有念书、考研究所一条路。而且我们的开场白永远是：“你是什么星座啊?”但欧洲学生都用旅行开始话题，跟我们一样年纪的，可能已经背着背包，独自去过很多地方了。他们很多都是休学一年，借由旅行去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我们也不知道想做什么，却不做任何改变，只会在原地空想。
不要说世界旅行，连台湾我们都没有好好了解过。所以当外国学生问，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我只会讲台北101……惭愧啊。
詹昆霖，25岁，台北市台大企研究所二年级。
从世界看世界
我从小梦想当外交官，用流利英文在国际间谈判。建中毕业后，我推入政大外交系，成绩不错，每天看CNN、读读英文报，自认蛮有国际观的。
2004年，我报名纽约的“模拟联合国会议”(National Model United Nations)，那是办给全球大学生参加的国际会议，所有安排跟真的联合国一样。每人抽签决定自己的国家，我代表几内亚。那年台湾推派23个学生，我们准备两个月，每天K书、练英文，但一到下榻饭店，看到各国学生聚在大厅递名片、大方的用英语交谈，我竟然怯场，头低低不太敢说话，好像矮人一截。
隔天正式开会，主席讲解完规则，议事槌一敲，许多人疯狂跳上椅子，大声号召结盟成员，我被那股气势吓倒了。几小时后，眼看立场相近的团体一组组成立了，我却还在被动观望，其它台湾学生也在状况外。好挫折!我好歹也是外交系的，怎么到了国际场合却上不了台面?
我发现，要打入美国人主导的团体很难，他们讲话太快，我转而从欧洲人组成的团体切入，终于认识一些人，但还不够，我必须找到同盟、拟定议题和决议文。于是当晚我熬夜做了份说帖，既然讲不过人家，至少先用书面表达，果然有人找我讨论，才慢慢融入几个团体。
我看到非英语系国家学生，并不因为英语不流利就退缩，他们尽全力让别人听懂，甚至主动邀约吃饭协商，超有胆识的。讨论国际情势时，外国学生谈得很深入，一问才知道，他们国家的国际新闻占全数新闻的一半，说到非洲也能侃侃而谈，不把美国的想法当国际共识，不像我只会说大概念。原来国际观是要有观察，进而有观点。
五天四夜的会议，让我血淋淋看到台湾年轻人在英语、社交、谈判、国际观察的能力根本不行，于是我回台不久就成立“青年国际会议社”，希望鼓励学弟妹多往外看，才知道世界有多大。以前我习惯从台湾看世界，现在我正学着从世界看世界，虽然离梦想还很远，但至少不再当个井底之蛙。
张元植：19岁，苗栗县，高中生。
登高山挑战极限
初中时，我像一般青少年沉迷电动，每天打8小时，打3年。但初三某天晚上，我正在大便，一边回想刚刚玩的电动，就像被雷打到一样，我突然发现打来打去都是同一个模式，我竟能被它操控3年。
所以我决定改爬山，我念苗栗全人中学，学校有登山课，我喜欢那种挑战自我、突破极限的感觉。我参加学校办的攀登北美第一高峰麦肯尼峰，攻顶那天，零下40几度，保温瓶90度热水淋到手只剩40度，水滴再甩到背包上，已经变冰屑。登顶那一刻，那种征服的快感不是打电动能比的。那次以后，我就常跟同学爬遍台湾各高山。
3年后，高三课业压力大，周末要补习，2006年10月，有天我补到很闷，爬山瘾又犯了，我决定考完学测要去爬南美第一高峰——阿空加瓜峰。
妈妈很反对，说什么时候了还想爬山。我不死心，当时学校正好有“追梦人”计划，我和一位同样爱爬山的同学熬夜写企划案，说好两人一起去，顺利申请到4万多元新台币。但两人登阿空加瓜峰要20万!我们又向家长会募款、架网站，很多人被我们说服，一个学妹就捐5000元给我们，几个月后我们顺利募齐。
我们一切靠自己，不请向导，否则太逊了。登阿空加瓜峰技术性不高，但海拔近7000米，要很大耐力，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路，非常累，甚至累到想回头算了，但一想到那么多人等着我们，一定要撑。高山氧气稀薄，走到最后，走一步要喘四口气，山上又冷，防晒油放在帐篷边，隔天早上竟结成冰，不能擦，害我晒得像黑炭。
我们只花12天，比预期早了5天。那刻，我站在山头拍照，觉得天下再也没有困难的事。
我最终梦想是珠穆朗玛峰，有史以来只有13人办到。对大多数人来说，爬山是高危险的娱乐，但人生不该只有升学、工作、生小孩。即使有那么一天，我死在喜马拉雅山上，也不会有遗憾。
(责任编辑：王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