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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大地回暖。一队革命青年背起简单的行囊从延安出发了。他们是带着中国共产党的“扎根群众、发动群众”的使命，向着东北行军。“东北很大，落脚何处得走着瞧。”除了途中坐了三段短途火车和在内蒙古大草原搭了一段长途汽车外，他们一路靠布鞋跋涉了数不清的山山水水，历时五个月，秋风落叶时到达了哈尔滨。
李清泉老师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进入国际化的大城市，他们穿得比这个城市的贫民还破旧，因囊中羞涩而不修边幅。混迹于大街上华洋杂处的人群中，当地人一眼就认知“这是八路”。
但他们满不在乎地目空一切，视城市的灯红酒绿如浮云，怡然自得地在马路上晃荡……
他们那么潇洒和自信，因为他们“既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影响，也有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
更重要的，他们有“中国知识分子高洁自持的精神品格”。
三年后，李清泉老师载着满满的开拓者的收获离开哈尔滨，“这个作为解放战争初期便留在我们手中的唯一大城市，巍然屹立在我的身
后……”
李清泉老师南下，继续他的革命征程。
1957年，这个风尘仆仆正当盛年的战士，在“反右派运动”中被莫名其妙地“派右”。
他自己选择来哈尔滨“改造”。
短短十二年，当他以异样的身份再次推开这座城市的门，是什么心情？
“这一开销就是二十一年！”
1976年，《哈尔滨文艺》杂志（《小说林》杂志的前身）停办了十多年后复刊。第一期刚面世，在筹备第二期稿件的时候，我从工厂来到编辑部，从此和李清泉老师共事三年。李清泉老师1978年回北京后，我感觉着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还有一个父亲，让我时时刻刻牵挂着，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去北京看他，直到2010年他去世。那一天，李清泉老师的大女儿李丹妮大姐来电话说，李老师走了。尽管有思想准备，我的心还是一下子沉落得自己感觉不到。我说，我现在说不出话，等一会儿我给您回……
这些年，一直想写点儿纪念李清泉老师的文字，每当回忆涌上心头，话却不知从哪兒说起。
1976年，我在工厂当学徒工，业余时间好舞点小文墨。下了夜班也不睡觉，写了篇自己管它叫“小说”的东西交给了我们厂宣传部的张部长。热心的张部长便开始给我四处投稿。按照规矩，稿件在未发表之前是不允许一稿两投的，张部长行伍出身，不明就里，加上爱徒心切，居然就来了个一稿三投。投到省里的报纸一份，省里的文学杂志一份，还有一份就投到了刚刚复刊的《哈尔滨文艺》杂志了。过了不长时间，省里报社邮来了一封退稿信，上面手写：陈明同志，此稿不用，希望你认真写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斗争的故事。投到省里文学杂志的那一份石沉大海。而投到《哈尔滨文艺》杂志的这一份稿件便落在了李清泉老师的手里。从此开始了我们三十多年的师生缘分。
李清泉老师在发稿签上的其他评价我不记得了，但最关键的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他写道：这篇作品作为小说发显得单薄，作为散文发可以排头。
这个稿签我珍藏了许多年，还有李清泉老师给我开列的读书单，以及李老师回北京后的几封书信。直到2007年我家的老宅子遭遇了开发商的强拆，在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旧宅一宿被夷为平地，好多珍贵的文字收藏都湮没在废墟里，从此我永远丢失了李清泉老师的笔迹。
世间的戾气都是这么培养出来的吗？
在收到省里报社退稿信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车床旁干活，张部长来通知我，说文艺杂志社让我下午去开作者会。在这之前，我只是知道张部长在为我四处投稿，但都投到哪儿了我并不知道。我问，文艺杂志社是个什么单位？他们为什么找我？张部长说，可能是你的稿子有消息了。我一看车间墙上的挂表，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就匆匆洗了手，油渍麻花的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就此离开了工厂。
杂志社当年设在道里区工厂街12号的一个三层的小楼里。工厂街全长有1100多米，西南起北安街，东北止滨洲铁路并连接一面街，小楼在这条道路末端的硬拐角。有风刮起尘土便止于这里，雨来了就很泥泞。小楼有些年头了，从外观看很破旧，墙皮脱落，红砖外露，屋头的小树根有手腕粗。那时候市文联还没有正式恢复，杂志社也没有自己的牌子，门口挂了一个竖版的“哈尔滨文学评论室”，白牌黑字，这便是如今的文学期刊《小说林》的“前世”了。
会议由评论组的赵连城老师主持，开了一下午。内容无非是要加强和作者的联系，请大家积极投稿等等。会议结束后我被时任总编霍呈祥老师留下了。他说，杂志社刚刚组建，没有女编辑，问我是否可以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我求之不得。
第二天早晨我就来杂志社上班了。楼道很暗，因为楼里还有住户，咸菜坛子酸菜缸的味道很浓。刚走到二楼的拐角，迎面背光处下来一个和蔼可亲的陌生人。他说，来上班啦？我说来学习。他说，这儿的人复杂着哪，你年轻，接触人啥的可加点儿小心。
我屏住呼吸，悄悄地点头，果然加上了十二分的小心上了三楼，推开了小说和诗歌组办公室的门。
光线很暗，浓浓的烟味儿直呛嗓子，辣辣的觑着眼适应了半天，才看清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门口有一个瘸腿的凳子，凳子上放着掉了瓷的白脸盆。再往前走有一个看不清原来什么颜色的小方桌，桌上放着高低不等的瓶瓶罐罐，里面好像是酱油醋盐之类的东西，还有饭盆和筷子。靠东西墙排列着两排小学生课桌一样的办公桌，长条木头凳子，四根的那种。透过烟雾极目远望，屋的尽头是一面窗子，窗下的东西桌旁坐着两个老头，脸对脸，手指里都夹着烟，抽得正凶。角落里，有一张大约一米宽、两米长的木头床。一床薄被，床上铺着深蓝色的床单。
我很快就知道了，靠左边这个老头是支援老师，中国作协1995年认定的哈尔滨市唯一抗战作家，但当时是“历史反革命”，有着“总也交代不清的历史问题”；靠右边这个老头就是李清泉老师，“大右派”，原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他就住在这儿，这间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卧室他的厨房他的家。 这就是我要“加小心”的人吗？
李清泉老师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我的稿子，上面用大头针别着那篇我珍藏了好多年的稿签。那上面的内容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看到李老师对我作品的评价，我的心激动得怦怦跳。在这之前，我只在报纸上发过豆腐块。
李老师说，发稿时间还来得及，你拿过去仔细看看。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翻开稿子，才明白李老师让我看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世称“70届”，小学四年级便被卷入“文革”，从此基本和正规教育拜拜了。我的稿子错别字很多，都被李老师一一改正过来。错字在稿纸上涂红，是按照字在方格里的面积涂的，不留白，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离远看，是一个个红方块，然后用一条红线拉出来，在稿纸的白边处把正确的字写上，画一个圆圈。不通顺的句子涂的是长方形的红块，改过的句子写在上面，用的是一色标准的正楷，清清楚楚。
直到后来我一直当到了杂志社的总编辑，将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我在修改别人的手写稿件时，沿用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涂改法。
我这个小见习编辑每天早晨来得都比别人早，第一个见到的总是李清泉老师，在这之前，他在这个阴冷潮湿狭长的办公室里不知住了多少年了。每天早晨都看到他背着手满地转悠，从东边转到西边，再从西边转到东边，塑料底的懒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我习惯问的是：李老师您吃饭了吗？
李老师回答的也总是那句话：我早晨不吃饭，就喝一点儿牛奶。
李清泉老师是江西人，他说“牛奶”发音是“流lai”，三声。
等到办公室里其他编辑来得差不多了，李老师也停止了转悠，这是锻炼完毕了吧，他在桌前坐下，开始看稿、编稿。李老师高度近视，他说是先天的，牙齿没坏眼睛就坏了。他戴着厚厚的眼镜，两个眼睛在一圈一圈的镜片后显得很小，加上屋里光线暗，他举着稿纸贴在他的鼻子尖前上下拉动。他时而痛心疾首，时而点头赞许，好像作者就在跟前站着一样。
累了，李清泉老师和支援老师就开始脸对脸地坐着抽烟。一口烟进去，支援老师大口地咳，他有严重的肺气肿病，有时一口气缓不上来，脸憋得通红，使劲跺脚，然后再抽不误。李清泉老师不咳，很是淡定从容，一口烟缓缓进去，憋气，再憋气，等到非换气不可的时候，嗓子眼里“忒儿”的一声，鼻孔一扇呼，烟雾没了。有人说，那才是真抽烟的哪，把烟都吃了。
屋里本来很暗，加上烟雾笼罩，就更暗了。夏天的时候，房顶漏雨，棚上用塑料布接着。时间长了，塑料布就黑了，东一条西一片地耷拉下来，在浓烟里幽幽摇动。
李老师教我的办法很独特。他知道我这个中学毕业生底子薄，谈不上文学鉴赏和文字功力，原先那点业余爱好远远处理不了一个专业编辑的业务。开始的时候，他把自己写好的稿签和编好的稿子让我看，让我自己去体会。然后让我看大量的自由来稿，每一篇退稿都得像他一样，手写退稿信，给作者指出稿件不用的原因，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开始时我很胆怯，怕看走眼，把好稿子漏掉。李老师让我大胆去做，先凭感觉。那个时候，退稿信一天能写好几十封。写完后装在信封里，我先不封口，因为我发现李老师常常把这些信和稿拿去再看。
与此同时，李老师给我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我记得从希腊神话开始，古今中外很多名著都在其列。李老师说，这都是一个文科大学生必看的。那个时候，高考还没有开始。
慢慢的，我有了底气，退稿信写完也敢封口了，有时洋洋自得地把编好的稿子拿去给李老师看，可那时也是我挨批最多的时候。熟悉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说话非常尖刻，他可不管你能不能接受。有一次李老师举着我编好的稿子刚看了一行，就捂着嘴笑起来。那种笑完全是嘲笑，或者是讪笑，我领教好几次了。
我赶紧凑过去，恭恭敬敬弯下腰，问，李老师笑啥？
李老师跷着二郎腿，脚尖点地，用烟卷熏黄的手指点着稿子的第一行，说，你瞅瞅，你自己瞅瞅。
这是一篇反映工厂生活的小说，第一行写着：“傍晚，工厂下班了，人流陆陆续续地奔食堂而去。”
我看了半天，不知错哪儿了。
李老师说，那人都成“流”了，怎么还能“陆陆续续”？说完李老师又捂着嘴笑。
我无地自容。
也铭心刻骨。
看李老师的稿签是一大享受。几乎他的每一篇稿签都是一个精短的文学评论。我按照李老师的要求，先看稿，然后看他写的稿签。寥寥几笔，或肯定精髓，或切中要害。要修改處，明晰在理，退稿理由，令人叹服。然后回头再看一遍作品，便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若干年后，李清泉老师退休不久，曾和李清泉老师共事《北京文学》的编辑建议，把他以前审稿时写的稿签集中起来出本书。李老师的回答是：不出。
作为最年轻的见习编辑，我每天来得早，也比别人走得晚，总要把地擦干净再走。很多时，剩下一老一小，谈谈文学。我的座位在办公室的最后边，紧靠门；他的座位在办公室的最前面，窗子下。夕阳黄昏中，听他边讲边憋着气吸烟，我边听边纳闷，抽进去的烟气到底去哪儿了呢？
烟雾中，他的剪影慢慢暗下去。
临走时，和李老师告别：我走啦，你晚上吃什么呀？
搁碗筷的桌子上，只有两个干瘪的青辣椒。
有吃的，有吃的，你路上小心。李老师又开始啪哒着塑料底的懒汉布鞋在屋里转悠。
我知道李老师爱喝酒，就说，您可别借酒浇愁啊！
李老师最不愿意听这句话。他说，愁？有什么可愁的！
这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1976年9月，“文革”结束。
我们的办公室里每天都聚集着很多的“牛鬼蛇神”。他们不但有背负着某种罪名的杨角老师、支援老师、王和老师等等，还有群众艺术馆的老师、一中的老师、图书馆的老师以及很多他们的朋友。他们在亢奋和焦虑中等待着“平反”。他们说的都是在反“右”和“文革”以及各种政治运动中的亲身遭遇，但那时挨打被罚抄家甚至九死一生的事在他们嘴里，已经是在讲故事了。他们常常笑得透不过气来。我经常能看到他们用手背擦去笑出来的泪水。可我笑不出来。以我的经历，他们讲的事我大都闻所未闻。我在角落里静静地听。有时他们好像突然发现我的存在，笑着说，你可别中毒啊！ 我中了“毒”，而且中得很深，影响了我的一生。从见到李清泉老师的那一刻起，我就把那个“好心人”的“忠告”给忘了。李老师回到北京在《人民文学》任职时，我去他单位看望他，李老师给他的同事介绍我说，这是我的难友。
比较起来，李清泉老师话少，很少说自己的事，当着我们这些年轻人的面，他就更不说了。但他说的话非常深刻，常常引起哄笑以至流传甚广。比如他调侃自己是个“摘帽右派”：那个右派帽子是摘下来了，但那是棉猴帽子，还在后面当啷着哪。
知道李清泉老师的遭遇，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李丹妮大姐又寄来了一些资料，我们在电话里也有交流，使得一些零散和道听途说的事明晰和准确起来。
李清泉老师1918年生于江西萍乡，自幼随在南昌教书的父母一起生活，在那里上小学。1928年5月，济南发生蔡公时惨案，还在上小学的李清泉从此对日本侵略者产生铭心刻骨的仇恨并伴随了他大半生。上中学后，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因组织反日活动被勒令退学。1935年，李清泉老师来到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在“中国农村合作委员会”机关刊物当编辑，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清泉老师决定放弃优厚的待遇去延安。后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介绍和帮助下顺利成行，成为延安鲁艺第三期、文学系的第二期学员。毕业后被留在鲁艺的研究室任创作员。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清泉老师到哈尔滨后，上级指示他在现在最著名的第三中学工作。当时那些经历过日伪统治的初高中学生根本不听他的话，他在上边讲话，学生在下面用脚跺地板。他就慢慢做工作，发现进步学生马上发展成中共党员，进而成立党小组、党支部，让他们发挥作用，争取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听从共产党的领导。后来，随着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的陆续解放，各地政府机构、部门需要大批干部。组织上从这些学校的学生骨干中挑选了上千人，有的留在当地做了干部，有的成为南下干部，参加巩固政权的工作。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50年，全国局势已经稳定，李清泉老师想回归他的老本行，毕竟学的是文学专业啊。但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想要办个东北大学，急需有水平有教学经验的干部，便把李清泉老师留下了。随后，他被派到工业会计统计专科学校任校长。这个学校为当时的经济建设及时输送了许多专业人才。有些人到工矿企业做了骨干，不少成了司局级干部，有的甚至成为省部级干部。
1954年，李清泉老师调到《人民文学》工作。当时的主编是张天翼，副主编是刘白羽、葛洛、秦兆阳，只有编辑部主任的位置空缺。如果李清泉老师就任编辑部主任这一职等于自降职级。但是，为了党的文学事业，李清泉老师没有计较什么级别、地位、待遇。“他说，编辑部主任就编辑部主任吧。”李丹妮大姐回忆说。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本来像李清泉老师这样的“老延安”，政治上是经过长期严峻考验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政治的复杂性绝不是李清泉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所能应付的。用李清泉老师的话说，他不是“右派”，是“派右”，是为了凑齐那个“比例”，让“组织上”硬给派到“右”边去的。李丹妮大姐回忆说：组织找他谈话，告诉打他右派有三条理由——一、反党反周扬。因为鸣放的时候他给周扬提意见，说“你让大家读书，你读了多少？”还说周扬在工作中有宗派主义，在延安时就不太和谐。给周扬提意见，就是反周扬。反周扬，就是反党。这就是当时的逻辑。二、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鸣冤叫屈。1955年整出个丁陈反党集团，1956年丁玲向中央申诉，她不反党。1957年中宣部在文艺界逐个征求意见，问丁玲、陈企霞算不算反党？大家基本认为，她有错误，但构不成反党。1957年五六月间，正准备给丁玲陈企霞平反，又开始反“右”了。凡是同意给丁陈平反的，就是为他们鸣冤叫屈，李清泉老师当时参与了该案的调研工作，自然难逃干系。三、发表毒草作品。轰动一时的毒草作品，比如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都是他主持刊物的时候刊发的。
1958年，李清泉老师被打成了“右派”。
李丹妮大姐回忆说，父亲想不通，当了这么多年革命者，怎么忽然就变成了敌人？他有了自杀的念头。他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当时家里只有一个五岁的妹妹在家。他拉著妹妹就上了街，一边走一边考虑怎么样结束自己。可是后来他想到，如果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还这么小。这事不能这么了结，总有让我们说理的一天吧。
尽管单位还没有决定怎么处理“右派”，倔强的李清泉老师也不想在这个单位待了。他想念哈尔滨。他给黑龙江省文联的一位负责人写了封信，那人是他鲁艺的老同学、老熟人，问能不能到哈尔滨工作？那个负责人很讲“原则”，把他的信寄回给中国作协。这下罪加一等，又多降了一级，加起来一共降了四级。他又给当年他当中学校长时的副校长牛乃文写了一封信，牛乃文此时已经是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市长的是任仲夷。他们沟通后，牛乃文回信说：“没问题。可以来。” 牛乃文是鲁艺美术系毕业的，比李清泉老师晚几届，在延安时也并不熟悉。
李清泉老师在哈尔滨一待就是二十年。开始还教过书，“文革”到了临秋末晚的时候，《哈尔滨文艺》复刊，李老师就来编刊物了，这也是他的老本行。
每过了“十一”，还没到供暖气的时候，办公室里越发阴冷，其实即使来了暖气那屋里也没有多少热乎气。一早一晚，李老师在办公室里转悠得越发快了。他常说，我冻得受不了，我要回北京了。这样说着，他也经常坚持到11月份编完最后一期稿子才走。
他的床上只有一套被褥。有一次李老师拿着拆洗好了的被单让我给他缝上。我在家里很少干家务活，也从来没缝过被单。但我没说，没吃过猪肘还没见过猪走吗？我硬着头皮拿起针线，脑子里回忆着我妈缝被单时的程序，深一下浅一下地干起来。李清泉老师的被子很薄，一针下去就扎透了，还顺利。但整个被缝完展开，才发现，被单和里面的棉胎是拧歪的。我没有办法，就这么地吧。 我回家和我妈说了这件事，我妈抱怨得不行，她说你不定怎么给李老师的被子抽得像荷包呢！
我也不知道李老师盖上这样的被子是个什么心情。
每年初冬李老师回北京，都是我和诗歌组的青年编辑李方元送他的。
从哈尔滨到北京的火车都是晚上发车。天黑后，天上开始飘清雪，小西北风刮得嗖嗖的。李清泉老师的行李简单得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从工厂街12号到火车站不需要坐车，步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中间要经过霁虹桥。橋上空旷，风很硬。李方元拽着戴着深度近视镜的李老师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那里面是李老师给北京的家人带的土豆。土豆有大有小，网眼也有点大，走几步，就有一个土豆掉出来，骨碌碌滚远了，我就借着路灯的光亮满地找。刚找到走几步，又掉出一个，还得找……
转眼春天来了，一般都是3月份，李老师就回来了。办公室里又能听到李老师的脚步声了，我又能看到李老师的稿签，听他嘲笑我了。
1977年7月，我得了一场重病。手术前，市里权威的专家诊断是绝症。手术后7天，病理出来了，警报解除，我又能活了。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情绪低落到极点。李老师去医院看我，一坐一下午，他其实也不多说什么，但我感觉到了力量。
因为年轻，我恢复得很快。那年秋天，单位分香瓜，我弄了半袋子。下了班，把袋子抡到肩上就走。李老师从办公室里追出来，喊道：你可少吃啊，你那个病还没全好啊。
我学给我妈听，我妈说，李老师比你爸爸还细心哪。
1978年，本单位、外单位的“牛鬼蛇神”陆续平反，李老师也在焦急地等待消息，但他从来不说。那些得到平反的老师陆续请客，办公室每天都喜气洋洋，几乎隔几天就有一顿酒喝。我才发现我周围的这些“牛鬼蛇神”喝多了酒表现都不一样，有的蒙头大睡，有的满嘴胡说八道，有的可地打滚儿。李老师喝多了酒就是一个笑，一阵一阵的，不出声，像个睡婆婆觉的婴孩。
1978年下半年，李老师的“问题”有了眉目，他要回北京了，这回是真的回去了。
那天上午我出去办事，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快到中午了，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怎么这么空啊。我的办公桌上，有李老师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牛乃文部长给我饯行，我中午在他家吃饭。你回来后也过去，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找牛部长解决。
那天中午，我没有去吃饭。我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放声痛哭。
李清泉老师回北京后，先到《北京文艺》工作，就是以后的《北京文学》，很快文学界便传遍了李清泉老师的信息。他编发的《内奸》等小说，因为率先打破了“三突出”的创作枷锁而轰动一时。《北京文学》的编辑后来回忆说：“过去我们编辑部的工作四平八稳。李清泉来后，每期都有引起全国关注的好作品。他主持《北京文艺》不到两年，一下子提升了《北京文艺》在全国的地位，发表了许多传诵一时的小说名篇，如方之的《内奸》、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风筝飘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发现、扶植了很多后来在文坛有影响的作家。他提出，对有潜力的作者实行“集束手榴弹”的办法重点培养，着力推出的作者有张洁、陈建功、陈祖芬、理由、王安忆、张宇、张辛欣等。因为每期都有好作品，就吸引了更多好作品涌到我们刊物，《北京文艺》成为当时文学界公认的名刊。”
李老师离开哈尔滨以后就回来过一次。我在家设宴请他吃饭。在座的还有当时的主编，也就是牛乃文部长的爱人周克英大姐，还有副主编陈昊老师，加上我们的编辑部主任赵润华大姐。我知道李老师爱吃辣椒，越是辣得浑身冒火越好。我特意请来当过名厨的弟弟陆有恒上灶。陆老弟专门给他做了一道“油焖尖椒”，他吃得高兴极了。如今，这四位老人都已经不在了。
自李老师返京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去北京看他。李老师每次看见我，都问到杂志的事。1982年，因为要顺应风起云涌的文艺春天，经过杂志社同人几天的讨论，最后正式决定把《哈尔滨文艺》改名《小说林》。李老师听说后，大加赞赏。他对《小说林》多年来坚持的办刊方向有一句经典的评价：路子正，味不邪。
1985年我去北京，李老师知道我结婚了，从他的书架上取下一个青花瓷瓶，他说，这是好瓷，你收好。
经历了多次的搬家，甚至强拆，青花瓷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它将与我的生命同在。
2009年，为纪念新中国六十华诞，我作为《小说林》的总编辑，带领大家编辑出版了《哈尔滨文学历史回顾典藏金刊》，里面收录了李清泉老师的作品《稀罕的黑头发及其他》。李老师在这篇散文中，还谈到几年前尚能一天阅读十多万字的稿子，让我们晚辈感到十分汗颜。金刊编完后，我有事去北京，因为金刊实在厚且沉，我只带了一本，赠送给最先见到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事务中心总编辑赵连城了，也是在赵连城总编那儿，知道李老师病重住院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很意外，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坐在他家里听他谈笑风生。他搬了新家，我找不到，是曾在《人民文学》和李清泉老师共事的王清风老师领我去的，同行的还有王清风老师的爱人苍虹。李清泉老师请我们在他家附近的饭店吃饭，看到他九十一岁的人了，依旧步伐矫健思维敏捷，头发黑黑的，心里真的感到很安慰。我承诺下回来给他带东北大米。唯一后悔的是当时没留下照片。分手时，我回头看到，远远地，他还站在道边向我们挥手。
我急忙告别赵总编，匆匆赶到北京协和医院。病床上，李老师戴着氧气面罩艰难地呼吸着。
看看是谁来了？守护的李丹妮大姐趴在他的耳边说。
李老师瞅着我，他的嘴在动，他一定是认出我来了。
为了能让我们说句话，李丹妮大姐拿掉了李清泉老师的氧气面罩。
他突然极清晰地说，你这就走啊？
我哽住了，说不出话，默默地站在他身旁。
我知道氧气面罩不能摘时间长，几分钟后就可能有痰瘀住他的嗓子。我告诉李老师，《小说林》典藏金刊出来了，那里面收录了他的作品。
李老师使劲儿说，我死了也要看到。
我冲出病房，在无人的走廊里，给赵连城总编打电话，泣不成声地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来这里，带上那本金刊，我一定要让李老师活着看到。
赵连城总编说，你别哭，我马上赶过去。
等我平静下来重回病房时，李老师又被面罩和各种管子仪器湮没了。
赵连城总编来了，我们一起把金刊展开让李老师看后，便放在他的手边能摸到的地方。
我想让这本他挂念的刊物永远陪伴他。而李清泉老师之于我，永别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清明。早上去墓地祭拜了我的亲生父母，晚上回家给这篇缅怀李清泉老师的文章收尾。
这是天意吗？
暗夜里，细雨霏霏——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在那个世界里看到李清泉老师，我一定问问他，当年他强咽下的那口气，到底去哪儿了呢？
写于2017年清明
2018年元月再改于超然台
注：文中第一段引号内文字引自李清泉老师文章
责任编辑 张颐雯
李清泉老师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进入国际化的大城市，他们穿得比这个城市的贫民还破旧，因囊中羞涩而不修边幅。混迹于大街上华洋杂处的人群中，当地人一眼就认知“这是八路”。
但他们满不在乎地目空一切，视城市的灯红酒绿如浮云，怡然自得地在马路上晃荡……
他们那么潇洒和自信，因为他们“既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影响，也有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
更重要的，他们有“中国知识分子高洁自持的精神品格”。
三年后，李清泉老师载着满满的开拓者的收获离开哈尔滨，“这个作为解放战争初期便留在我们手中的唯一大城市，巍然屹立在我的身
后……”
李清泉老师南下，继续他的革命征程。
1957年，这个风尘仆仆正当盛年的战士，在“反右派运动”中被莫名其妙地“派右”。
他自己选择来哈尔滨“改造”。
短短十二年，当他以异样的身份再次推开这座城市的门，是什么心情？
“这一开销就是二十一年！”
1976年，《哈尔滨文艺》杂志（《小说林》杂志的前身）停办了十多年后复刊。第一期刚面世，在筹备第二期稿件的时候，我从工厂来到编辑部，从此和李清泉老师共事三年。李清泉老师1978年回北京后，我感觉着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还有一个父亲，让我时时刻刻牵挂着，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去北京看他，直到2010年他去世。那一天，李清泉老师的大女儿李丹妮大姐来电话说，李老师走了。尽管有思想准备，我的心还是一下子沉落得自己感觉不到。我说，我现在说不出话，等一会儿我给您回……
这些年，一直想写点儿纪念李清泉老师的文字，每当回忆涌上心头，话却不知从哪兒说起。
1976年，我在工厂当学徒工，业余时间好舞点小文墨。下了夜班也不睡觉，写了篇自己管它叫“小说”的东西交给了我们厂宣传部的张部长。热心的张部长便开始给我四处投稿。按照规矩，稿件在未发表之前是不允许一稿两投的，张部长行伍出身，不明就里，加上爱徒心切，居然就来了个一稿三投。投到省里的报纸一份，省里的文学杂志一份，还有一份就投到了刚刚复刊的《哈尔滨文艺》杂志了。过了不长时间，省里报社邮来了一封退稿信，上面手写：陈明同志，此稿不用，希望你认真写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斗争的故事。投到省里文学杂志的那一份石沉大海。而投到《哈尔滨文艺》杂志的这一份稿件便落在了李清泉老师的手里。从此开始了我们三十多年的师生缘分。
李清泉老师在发稿签上的其他评价我不记得了，但最关键的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他写道：这篇作品作为小说发显得单薄，作为散文发可以排头。
这个稿签我珍藏了许多年，还有李清泉老师给我开列的读书单，以及李老师回北京后的几封书信。直到2007年我家的老宅子遭遇了开发商的强拆，在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旧宅一宿被夷为平地，好多珍贵的文字收藏都湮没在废墟里，从此我永远丢失了李清泉老师的笔迹。
世间的戾气都是这么培养出来的吗？
在收到省里报社退稿信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车床旁干活，张部长来通知我，说文艺杂志社让我下午去开作者会。在这之前，我只是知道张部长在为我四处投稿，但都投到哪儿了我并不知道。我问，文艺杂志社是个什么单位？他们为什么找我？张部长说，可能是你的稿子有消息了。我一看车间墙上的挂表，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就匆匆洗了手，油渍麻花的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就此离开了工厂。
杂志社当年设在道里区工厂街12号的一个三层的小楼里。工厂街全长有1100多米，西南起北安街，东北止滨洲铁路并连接一面街，小楼在这条道路末端的硬拐角。有风刮起尘土便止于这里，雨来了就很泥泞。小楼有些年头了，从外观看很破旧，墙皮脱落，红砖外露，屋头的小树根有手腕粗。那时候市文联还没有正式恢复，杂志社也没有自己的牌子，门口挂了一个竖版的“哈尔滨文学评论室”，白牌黑字，这便是如今的文学期刊《小说林》的“前世”了。
会议由评论组的赵连城老师主持，开了一下午。内容无非是要加强和作者的联系，请大家积极投稿等等。会议结束后我被时任总编霍呈祥老师留下了。他说，杂志社刚刚组建，没有女编辑，问我是否可以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我求之不得。
第二天早晨我就来杂志社上班了。楼道很暗，因为楼里还有住户，咸菜坛子酸菜缸的味道很浓。刚走到二楼的拐角，迎面背光处下来一个和蔼可亲的陌生人。他说，来上班啦？我说来学习。他说，这儿的人复杂着哪，你年轻，接触人啥的可加点儿小心。
我屏住呼吸，悄悄地点头，果然加上了十二分的小心上了三楼，推开了小说和诗歌组办公室的门。
光线很暗，浓浓的烟味儿直呛嗓子，辣辣的觑着眼适应了半天，才看清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门口有一个瘸腿的凳子，凳子上放着掉了瓷的白脸盆。再往前走有一个看不清原来什么颜色的小方桌，桌上放着高低不等的瓶瓶罐罐，里面好像是酱油醋盐之类的东西，还有饭盆和筷子。靠东西墙排列着两排小学生课桌一样的办公桌，长条木头凳子，四根的那种。透过烟雾极目远望，屋的尽头是一面窗子，窗下的东西桌旁坐着两个老头，脸对脸，手指里都夹着烟，抽得正凶。角落里，有一张大约一米宽、两米长的木头床。一床薄被，床上铺着深蓝色的床单。
我很快就知道了，靠左边这个老头是支援老师，中国作协1995年认定的哈尔滨市唯一抗战作家，但当时是“历史反革命”，有着“总也交代不清的历史问题”；靠右边这个老头就是李清泉老师，“大右派”，原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他就住在这儿，这间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卧室他的厨房他的家。 这就是我要“加小心”的人吗？
李清泉老师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我的稿子，上面用大头针别着那篇我珍藏了好多年的稿签。那上面的内容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看到李老师对我作品的评价，我的心激动得怦怦跳。在这之前，我只在报纸上发过豆腐块。
李老师说，发稿时间还来得及，你拿过去仔细看看。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翻开稿子，才明白李老师让我看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世称“70届”，小学四年级便被卷入“文革”，从此基本和正规教育拜拜了。我的稿子错别字很多，都被李老师一一改正过来。错字在稿纸上涂红，是按照字在方格里的面积涂的，不留白，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离远看，是一个个红方块，然后用一条红线拉出来，在稿纸的白边处把正确的字写上，画一个圆圈。不通顺的句子涂的是长方形的红块，改过的句子写在上面，用的是一色标准的正楷，清清楚楚。
直到后来我一直当到了杂志社的总编辑，将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我在修改别人的手写稿件时，沿用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涂改法。
我这个小见习编辑每天早晨来得都比别人早，第一个见到的总是李清泉老师，在这之前，他在这个阴冷潮湿狭长的办公室里不知住了多少年了。每天早晨都看到他背着手满地转悠，从东边转到西边，再从西边转到东边，塑料底的懒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我习惯问的是：李老师您吃饭了吗？
李老师回答的也总是那句话：我早晨不吃饭，就喝一点儿牛奶。
李清泉老师是江西人，他说“牛奶”发音是“流lai”，三声。
等到办公室里其他编辑来得差不多了，李老师也停止了转悠，这是锻炼完毕了吧，他在桌前坐下，开始看稿、编稿。李老师高度近视，他说是先天的，牙齿没坏眼睛就坏了。他戴着厚厚的眼镜，两个眼睛在一圈一圈的镜片后显得很小，加上屋里光线暗，他举着稿纸贴在他的鼻子尖前上下拉动。他时而痛心疾首，时而点头赞许，好像作者就在跟前站着一样。
累了，李清泉老师和支援老师就开始脸对脸地坐着抽烟。一口烟进去，支援老师大口地咳，他有严重的肺气肿病，有时一口气缓不上来，脸憋得通红，使劲跺脚，然后再抽不误。李清泉老师不咳，很是淡定从容，一口烟缓缓进去，憋气，再憋气，等到非换气不可的时候，嗓子眼里“忒儿”的一声，鼻孔一扇呼，烟雾没了。有人说，那才是真抽烟的哪，把烟都吃了。
屋里本来很暗，加上烟雾笼罩，就更暗了。夏天的时候，房顶漏雨，棚上用塑料布接着。时间长了，塑料布就黑了，东一条西一片地耷拉下来，在浓烟里幽幽摇动。
李老师教我的办法很独特。他知道我这个中学毕业生底子薄，谈不上文学鉴赏和文字功力，原先那点业余爱好远远处理不了一个专业编辑的业务。开始的时候，他把自己写好的稿签和编好的稿子让我看，让我自己去体会。然后让我看大量的自由来稿，每一篇退稿都得像他一样，手写退稿信，给作者指出稿件不用的原因，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开始时我很胆怯，怕看走眼，把好稿子漏掉。李老师让我大胆去做，先凭感觉。那个时候，退稿信一天能写好几十封。写完后装在信封里，我先不封口，因为我发现李老师常常把这些信和稿拿去再看。
与此同时，李老师给我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我记得从希腊神话开始，古今中外很多名著都在其列。李老师说，这都是一个文科大学生必看的。那个时候，高考还没有开始。
慢慢的，我有了底气，退稿信写完也敢封口了，有时洋洋自得地把编好的稿子拿去给李老师看，可那时也是我挨批最多的时候。熟悉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说话非常尖刻，他可不管你能不能接受。有一次李老师举着我编好的稿子刚看了一行，就捂着嘴笑起来。那种笑完全是嘲笑，或者是讪笑，我领教好几次了。
我赶紧凑过去，恭恭敬敬弯下腰，问，李老师笑啥？
李老师跷着二郎腿，脚尖点地，用烟卷熏黄的手指点着稿子的第一行，说，你瞅瞅，你自己瞅瞅。
这是一篇反映工厂生活的小说，第一行写着：“傍晚，工厂下班了，人流陆陆续续地奔食堂而去。”
我看了半天，不知错哪儿了。
李老师说，那人都成“流”了，怎么还能“陆陆续续”？说完李老师又捂着嘴笑。
我无地自容。
也铭心刻骨。
看李老师的稿签是一大享受。几乎他的每一篇稿签都是一个精短的文学评论。我按照李老师的要求，先看稿，然后看他写的稿签。寥寥几笔，或肯定精髓，或切中要害。要修改處，明晰在理，退稿理由，令人叹服。然后回头再看一遍作品，便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若干年后，李清泉老师退休不久，曾和李清泉老师共事《北京文学》的编辑建议，把他以前审稿时写的稿签集中起来出本书。李老师的回答是：不出。
作为最年轻的见习编辑，我每天来得早，也比别人走得晚，总要把地擦干净再走。很多时，剩下一老一小，谈谈文学。我的座位在办公室的最后边，紧靠门；他的座位在办公室的最前面，窗子下。夕阳黄昏中，听他边讲边憋着气吸烟，我边听边纳闷，抽进去的烟气到底去哪儿了呢？
烟雾中，他的剪影慢慢暗下去。
临走时，和李老师告别：我走啦，你晚上吃什么呀？
搁碗筷的桌子上，只有两个干瘪的青辣椒。
有吃的，有吃的，你路上小心。李老师又开始啪哒着塑料底的懒汉布鞋在屋里转悠。
我知道李老师爱喝酒，就说，您可别借酒浇愁啊！
李老师最不愿意听这句话。他说，愁？有什么可愁的！
这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1976年9月，“文革”结束。
我们的办公室里每天都聚集着很多的“牛鬼蛇神”。他们不但有背负着某种罪名的杨角老师、支援老师、王和老师等等，还有群众艺术馆的老师、一中的老师、图书馆的老师以及很多他们的朋友。他们在亢奋和焦虑中等待着“平反”。他们说的都是在反“右”和“文革”以及各种政治运动中的亲身遭遇，但那时挨打被罚抄家甚至九死一生的事在他们嘴里，已经是在讲故事了。他们常常笑得透不过气来。我经常能看到他们用手背擦去笑出来的泪水。可我笑不出来。以我的经历，他们讲的事我大都闻所未闻。我在角落里静静地听。有时他们好像突然发现我的存在，笑着说，你可别中毒啊！ 我中了“毒”，而且中得很深，影响了我的一生。从见到李清泉老师的那一刻起，我就把那个“好心人”的“忠告”给忘了。李老师回到北京在《人民文学》任职时，我去他单位看望他，李老师给他的同事介绍我说，这是我的难友。
比较起来，李清泉老师话少，很少说自己的事，当着我们这些年轻人的面，他就更不说了。但他说的话非常深刻，常常引起哄笑以至流传甚广。比如他调侃自己是个“摘帽右派”：那个右派帽子是摘下来了，但那是棉猴帽子，还在后面当啷着哪。
知道李清泉老师的遭遇，是多少年以后的事了。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李丹妮大姐又寄来了一些资料，我们在电话里也有交流，使得一些零散和道听途说的事明晰和准确起来。
李清泉老师1918年生于江西萍乡，自幼随在南昌教书的父母一起生活，在那里上小学。1928年5月，济南发生蔡公时惨案，还在上小学的李清泉从此对日本侵略者产生铭心刻骨的仇恨并伴随了他大半生。上中学后，他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因组织反日活动被勒令退学。1935年，李清泉老师来到当时的抗日中心武汉，在“中国农村合作委员会”机关刊物当编辑，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清泉老师决定放弃优厚的待遇去延安。后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的介绍和帮助下顺利成行，成为延安鲁艺第三期、文学系的第二期学员。毕业后被留在鲁艺的研究室任创作员。194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李清泉老师到哈尔滨后，上级指示他在现在最著名的第三中学工作。当时那些经历过日伪统治的初高中学生根本不听他的话，他在上边讲话，学生在下面用脚跺地板。他就慢慢做工作，发现进步学生马上发展成中共党员，进而成立党小组、党支部，让他们发挥作用，争取更多的教师和学生听从共产党的领导。后来，随着我军三大战役的胜利，全国的陆续解放，各地政府机构、部门需要大批干部。组织上从这些学校的学生骨干中挑选了上千人，有的留在当地做了干部，有的成为南下干部，参加巩固政权的工作。为全中国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1950年，全国局势已经稳定，李清泉老师想回归他的老本行，毕竟学的是文学专业啊。但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想要办个东北大学，急需有水平有教学经验的干部，便把李清泉老师留下了。随后，他被派到工业会计统计专科学校任校长。这个学校为当时的经济建设及时输送了许多专业人才。有些人到工矿企业做了骨干，不少成了司局级干部，有的甚至成为省部级干部。
1954年，李清泉老师调到《人民文学》工作。当时的主编是张天翼，副主编是刘白羽、葛洛、秦兆阳，只有编辑部主任的位置空缺。如果李清泉老师就任编辑部主任这一职等于自降职级。但是，为了党的文学事业，李清泉老师没有计较什么级别、地位、待遇。“他说，编辑部主任就编辑部主任吧。”李丹妮大姐回忆说。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本来像李清泉老师这样的“老延安”，政治上是经过长期严峻考验的，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政治的复杂性绝不是李清泉老师这样的知识分子所能应付的。用李清泉老师的话说，他不是“右派”，是“派右”，是为了凑齐那个“比例”，让“组织上”硬给派到“右”边去的。李丹妮大姐回忆说：组织找他谈话，告诉打他右派有三条理由——一、反党反周扬。因为鸣放的时候他给周扬提意见，说“你让大家读书，你读了多少？”还说周扬在工作中有宗派主义，在延安时就不太和谐。给周扬提意见，就是反周扬。反周扬，就是反党。这就是当时的逻辑。二、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鸣冤叫屈。1955年整出个丁陈反党集团，1956年丁玲向中央申诉，她不反党。1957年中宣部在文艺界逐个征求意见，问丁玲、陈企霞算不算反党？大家基本认为，她有错误，但构不成反党。1957年五六月间，正准备给丁玲陈企霞平反，又开始反“右”了。凡是同意给丁陈平反的，就是为他们鸣冤叫屈，李清泉老师当时参与了该案的调研工作，自然难逃干系。三、发表毒草作品。轰动一时的毒草作品，比如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都是他主持刊物的时候刊发的。
1958年，李清泉老师被打成了“右派”。
李丹妮大姐回忆说，父亲想不通，当了这么多年革命者，怎么忽然就变成了敌人？他有了自杀的念头。他跌跌撞撞地回到家。当时家里只有一个五岁的妹妹在家。他拉著妹妹就上了街，一边走一边考虑怎么样结束自己。可是后来他想到，如果我死了，孩子们怎么办？他们还这么小。这事不能这么了结，总有让我们说理的一天吧。
尽管单位还没有决定怎么处理“右派”，倔强的李清泉老师也不想在这个单位待了。他想念哈尔滨。他给黑龙江省文联的一位负责人写了封信，那人是他鲁艺的老同学、老熟人，问能不能到哈尔滨工作？那个负责人很讲“原则”，把他的信寄回给中国作协。这下罪加一等，又多降了一级，加起来一共降了四级。他又给当年他当中学校长时的副校长牛乃文写了一封信，牛乃文此时已经是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时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市长的是任仲夷。他们沟通后，牛乃文回信说：“没问题。可以来。” 牛乃文是鲁艺美术系毕业的，比李清泉老师晚几届，在延安时也并不熟悉。
李清泉老师在哈尔滨一待就是二十年。开始还教过书，“文革”到了临秋末晚的时候，《哈尔滨文艺》复刊，李老师就来编刊物了，这也是他的老本行。
每过了“十一”，还没到供暖气的时候，办公室里越发阴冷，其实即使来了暖气那屋里也没有多少热乎气。一早一晚，李老师在办公室里转悠得越发快了。他常说，我冻得受不了，我要回北京了。这样说着，他也经常坚持到11月份编完最后一期稿子才走。
他的床上只有一套被褥。有一次李老师拿着拆洗好了的被单让我给他缝上。我在家里很少干家务活，也从来没缝过被单。但我没说，没吃过猪肘还没见过猪走吗？我硬着头皮拿起针线，脑子里回忆着我妈缝被单时的程序，深一下浅一下地干起来。李清泉老师的被子很薄，一针下去就扎透了，还顺利。但整个被缝完展开，才发现，被单和里面的棉胎是拧歪的。我没有办法，就这么地吧。 我回家和我妈说了这件事，我妈抱怨得不行，她说你不定怎么给李老师的被子抽得像荷包呢！
我也不知道李老师盖上这样的被子是个什么心情。
每年初冬李老师回北京，都是我和诗歌组的青年编辑李方元送他的。
从哈尔滨到北京的火车都是晚上发车。天黑后，天上开始飘清雪，小西北风刮得嗖嗖的。李清泉老师的行李简单得我现在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从工厂街12号到火车站不需要坐车，步行二十多分钟就到了，中间要经过霁虹桥。橋上空旷，风很硬。李方元拽着戴着深度近视镜的李老师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那里面是李老师给北京的家人带的土豆。土豆有大有小，网眼也有点大，走几步，就有一个土豆掉出来，骨碌碌滚远了，我就借着路灯的光亮满地找。刚找到走几步，又掉出一个，还得找……
转眼春天来了，一般都是3月份，李老师就回来了。办公室里又能听到李老师的脚步声了，我又能看到李老师的稿签，听他嘲笑我了。
1977年7月，我得了一场重病。手术前，市里权威的专家诊断是绝症。手术后7天，病理出来了，警报解除，我又能活了。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情绪低落到极点。李老师去医院看我，一坐一下午，他其实也不多说什么，但我感觉到了力量。
因为年轻，我恢复得很快。那年秋天，单位分香瓜，我弄了半袋子。下了班，把袋子抡到肩上就走。李老师从办公室里追出来，喊道：你可少吃啊，你那个病还没全好啊。
我学给我妈听，我妈说，李老师比你爸爸还细心哪。
1978年，本单位、外单位的“牛鬼蛇神”陆续平反，李老师也在焦急地等待消息，但他从来不说。那些得到平反的老师陆续请客，办公室每天都喜气洋洋，几乎隔几天就有一顿酒喝。我才发现我周围的这些“牛鬼蛇神”喝多了酒表现都不一样，有的蒙头大睡，有的满嘴胡说八道，有的可地打滚儿。李老师喝多了酒就是一个笑，一阵一阵的，不出声，像个睡婆婆觉的婴孩。
1978年下半年，李老师的“问题”有了眉目，他要回北京了，这回是真的回去了。
那天上午我出去办事，回到办公室的时候快到中午了，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怎么这么空啊。我的办公桌上，有李老师留下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牛乃文部长给我饯行，我中午在他家吃饭。你回来后也过去，以后有什么事直接找牛部长解决。
那天中午，我没有去吃饭。我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放声痛哭。
李清泉老师回北京后，先到《北京文艺》工作，就是以后的《北京文学》，很快文学界便传遍了李清泉老师的信息。他编发的《内奸》等小说，因为率先打破了“三突出”的创作枷锁而轰动一时。《北京文学》的编辑后来回忆说：“过去我们编辑部的工作四平八稳。李清泉来后，每期都有引起全国关注的好作品。他主持《北京文艺》不到两年，一下子提升了《北京文艺》在全国的地位，发表了许多传诵一时的小说名篇，如方之的《内奸》、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风筝飘带》、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等，发现、扶植了很多后来在文坛有影响的作家。他提出，对有潜力的作者实行“集束手榴弹”的办法重点培养，着力推出的作者有张洁、陈建功、陈祖芬、理由、王安忆、张宇、张辛欣等。因为每期都有好作品，就吸引了更多好作品涌到我们刊物，《北京文艺》成为当时文学界公认的名刊。”
李老师离开哈尔滨以后就回来过一次。我在家设宴请他吃饭。在座的还有当时的主编，也就是牛乃文部长的爱人周克英大姐，还有副主编陈昊老师，加上我们的编辑部主任赵润华大姐。我知道李老师爱吃辣椒，越是辣得浑身冒火越好。我特意请来当过名厨的弟弟陆有恒上灶。陆老弟专门给他做了一道“油焖尖椒”，他吃得高兴极了。如今，这四位老人都已经不在了。
自李老师返京后，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去北京看他。李老师每次看见我，都问到杂志的事。1982年，因为要顺应风起云涌的文艺春天，经过杂志社同人几天的讨论，最后正式决定把《哈尔滨文艺》改名《小说林》。李老师听说后，大加赞赏。他对《小说林》多年来坚持的办刊方向有一句经典的评价：路子正，味不邪。
1985年我去北京，李老师知道我结婚了，从他的书架上取下一个青花瓷瓶，他说，这是好瓷，你收好。
经历了多次的搬家，甚至强拆，青花瓷瓶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它将与我的生命同在。
2009年，为纪念新中国六十华诞，我作为《小说林》的总编辑，带领大家编辑出版了《哈尔滨文学历史回顾典藏金刊》，里面收录了李清泉老师的作品《稀罕的黑头发及其他》。李老师在这篇散文中，还谈到几年前尚能一天阅读十多万字的稿子，让我们晚辈感到十分汗颜。金刊编完后，我有事去北京，因为金刊实在厚且沉，我只带了一本，赠送给最先见到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事务中心总编辑赵连城了，也是在赵连城总编那儿，知道李老师病重住院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很意外，因为就在几个月前，我们还坐在他家里听他谈笑风生。他搬了新家，我找不到，是曾在《人民文学》和李清泉老师共事的王清风老师领我去的，同行的还有王清风老师的爱人苍虹。李清泉老师请我们在他家附近的饭店吃饭，看到他九十一岁的人了，依旧步伐矫健思维敏捷，头发黑黑的，心里真的感到很安慰。我承诺下回来给他带东北大米。唯一后悔的是当时没留下照片。分手时，我回头看到，远远地，他还站在道边向我们挥手。
我急忙告别赵总编，匆匆赶到北京协和医院。病床上，李老师戴着氧气面罩艰难地呼吸着。
看看是谁来了？守护的李丹妮大姐趴在他的耳边说。
李老师瞅着我，他的嘴在动，他一定是认出我来了。
为了能让我们说句话，李丹妮大姐拿掉了李清泉老师的氧气面罩。
他突然极清晰地说，你这就走啊？
我哽住了，说不出话，默默地站在他身旁。
我知道氧气面罩不能摘时间长，几分钟后就可能有痰瘀住他的嗓子。我告诉李老师，《小说林》典藏金刊出来了，那里面收录了他的作品。
李老师使劲儿说，我死了也要看到。
我冲出病房，在无人的走廊里，给赵连城总编打电话，泣不成声地要求他，以最快的速度来这里，带上那本金刊，我一定要让李老师活着看到。
赵连城总编说，你别哭，我马上赶过去。
等我平静下来重回病房时，李老师又被面罩和各种管子仪器湮没了。
赵连城总编来了，我们一起把金刊展开让李老师看后，便放在他的手边能摸到的地方。
我想让这本他挂念的刊物永远陪伴他。而李清泉老师之于我，永别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清明。早上去墓地祭拜了我的亲生父母，晚上回家给这篇缅怀李清泉老师的文章收尾。
这是天意吗？
暗夜里，细雨霏霏——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在那个世界里看到李清泉老师，我一定问问他，当年他强咽下的那口气，到底去哪儿了呢？
写于2017年清明
2018年元月再改于超然台
注：文中第一段引号内文字引自李清泉老师文章
责任编辑 张颐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