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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前段时间,“打假专业户”方舟子质疑有着“打工皇帝”之称的唐骏学历、发明专利、工作履历涉嫌造假的事件轰动一时。但即使在方舟子几乎举出铁一般的证据后,网上依然有为唐骏辩护的声音,乃至于质疑方舟子的动机。一件原本单纯并且容易理清是非曲直的事情为什么最终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本文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方舟子披露唐骏学历可能造假的微博, 终于由茶杯里的风暴演变成为“学历门”。尽管事态发展看上去好像越来越不利于唐骏,但公众评价却并非如此,网民们似乎并不会为唐骏是否拿到学位,抑或专利权是否属于他本人这类事所扰。一个在线调查表明,4760名网友中约76%都认为个人能力远比学历重要,只有不到1%的人持相反意见。众多网友认为,中国作假之人太多,没必要单挑唐骏,成功更重要,等等。综合而论,不妨名之曰,只要成功,一切皆OK。
早有论者指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更推崇现世的价值,经典中随处可见此类论述,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短暂一生中的成就和作为,视作人生价值的体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或许并无此等抱负,但人生价值的寄托也与之有所同构,即都将此生或现世的成就和作为置于优先位置。因此,推崇成功,不及其余,实为中国人价值观内的“深层结构”,鲜有人能出其外。
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推崇现世价值,背后仍有超验的理想或者说超越的价值作为后盾,即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此,虽推崇现世功利,也需要遵循一定之规,这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然而,也曾有汉学家指出,以现世功利为优先的中国社会和信奉基督教的美国社会一样,都有若干基于价值观的道德模范。不同的是,基于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普遍约束,在美国社会遵循这些模范所体现的价值,如诚实无欺(华盛顿与樱桃树),又如刻苦上进(林肯的小木屋),很可能会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而在中国社会遵循这些模范,如卧冰求鲤,又或者如割股疗亲,则可能会付出无可挽回的惨痛代价。因此,中国社会的道德劝诫同时存在着矛盾的理想和现实两种指导意见:既有忠贞不二,又有良臣择主而事;既有宁为玉碎,又有留得青山在,这就使得包括诚信在内的诸多道德规范并不具备压倒现世功利的超然地位。当方舟子们用诚信这一价值规范质问唐骏时,其实隐含了诚信的超然地位,而很显然,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却未必也这样认为。
方舟子们与普通网友之间的落差, 可以代换为接受现代(西方)文明洗礼的部分中国人与大多数依旧沿用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在价值理想与现世功利的关系认知上的差异。前者更认同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并坚持用价值评价事实;而后者则认为,价值与事实很难分开。尽管后者也多半承认诚信是一种价值,但同时也倾向于认为,成功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在很多时候,成功甚至是一种更高的价值。当方舟子们以诚信相质问时,不啻是说,不诚信的成功是可疑的,不值得推崇;而同情唐骏的声音则认为,成功本身就说明了其价值,至于不诚信,不过是对这一价值的一点小小的玷污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或许,令方舟子们始料未及的是,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西风东渐,持有与他们相似的价值与事实二分的世界观的中国人,依然是那么地稀少。
而在我看来, 出现这样的落差并不稀奇。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挑战的剧烈变迁,已然摧毁了延续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而唯物主义教育,则将传统的价值理想一举扫除,在这种情况下,现世功利势必成为压倒性的追求目标。近年来,许多人感叹社会上物质主义泛滥,享乐主义猖獗,其实皆与此有关。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在当下,追逐现世功利仍将是主要的社会潮流。对于在此潮流中浮沉的芸芸众生而言,打动他们的更多是那些鲜活的成功案例,而不大可能是什么新的价值理想。至于价值理想与现世功利之间新的平衡的建立,注定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或许难以避免采用以下的立场, 那就是: 除了成功,别无信仰。
(摘自《武汉晚报》2010年7月8日,有删改)
方舟子披露唐骏学历可能造假的微博, 终于由茶杯里的风暴演变成为“学历门”。尽管事态发展看上去好像越来越不利于唐骏,但公众评价却并非如此,网民们似乎并不会为唐骏是否拿到学位,抑或专利权是否属于他本人这类事所扰。一个在线调查表明,4760名网友中约76%都认为个人能力远比学历重要,只有不到1%的人持相反意见。众多网友认为,中国作假之人太多,没必要单挑唐骏,成功更重要,等等。综合而论,不妨名之曰,只要成功,一切皆OK。
早有论者指出,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文化更推崇现世的价值,经典中随处可见此类论述,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将短暂一生中的成就和作为,视作人生价值的体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或许并无此等抱负,但人生价值的寄托也与之有所同构,即都将此生或现世的成就和作为置于优先位置。因此,推崇成功,不及其余,实为中国人价值观内的“深层结构”,鲜有人能出其外。
中国传统文化尽管推崇现世价值,背后仍有超验的理想或者说超越的价值作为后盾,即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此,虽推崇现世功利,也需要遵循一定之规,这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然而,也曾有汉学家指出,以现世功利为优先的中国社会和信奉基督教的美国社会一样,都有若干基于价值观的道德模范。不同的是,基于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普遍约束,在美国社会遵循这些模范所体现的价值,如诚实无欺(华盛顿与樱桃树),又如刻苦上进(林肯的小木屋),很可能会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而在中国社会遵循这些模范,如卧冰求鲤,又或者如割股疗亲,则可能会付出无可挽回的惨痛代价。因此,中国社会的道德劝诫同时存在着矛盾的理想和现实两种指导意见:既有忠贞不二,又有良臣择主而事;既有宁为玉碎,又有留得青山在,这就使得包括诚信在内的诸多道德规范并不具备压倒现世功利的超然地位。当方舟子们用诚信这一价值规范质问唐骏时,其实隐含了诚信的超然地位,而很显然,绝大多数当代中国人却未必也这样认为。
方舟子们与普通网友之间的落差, 可以代换为接受现代(西方)文明洗礼的部分中国人与大多数依旧沿用传统文化的中国人在价值理想与现世功利的关系认知上的差异。前者更认同价值与事实的二分,并坚持用价值评价事实;而后者则认为,价值与事实很难分开。尽管后者也多半承认诚信是一种价值,但同时也倾向于认为,成功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在很多时候,成功甚至是一种更高的价值。当方舟子们以诚信相质问时,不啻是说,不诚信的成功是可疑的,不值得推崇;而同情唐骏的声音则认为,成功本身就说明了其价值,至于不诚信,不过是对这一价值的一点小小的玷污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或许,令方舟子们始料未及的是,即使经过这么多年的西风东渐,持有与他们相似的价值与事实二分的世界观的中国人,依然是那么地稀少。
而在我看来, 出现这样的落差并不稀奇。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对西方挑战的剧烈变迁,已然摧毁了延续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而唯物主义教育,则将传统的价值理想一举扫除,在这种情况下,现世功利势必成为压倒性的追求目标。近年来,许多人感叹社会上物质主义泛滥,享乐主义猖獗,其实皆与此有关。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在当下,追逐现世功利仍将是主要的社会潮流。对于在此潮流中浮沉的芸芸众生而言,打动他们的更多是那些鲜活的成功案例,而不大可能是什么新的价值理想。至于价值理想与现世功利之间新的平衡的建立,注定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对于活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或许难以避免采用以下的立场, 那就是: 除了成功,别无信仰。
(摘自《武汉晚报》2010年7月8日,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