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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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展望出版社《今古北京》(周沙尘著，一九八二年七月北京版)“燕京八景”一节，“玉泉垂虹”条说：“‘玉泉垂虹’过去叫‘玉泉趵突’。”其实恰恰相反，燕京八景名世之时叫“玉泉垂虹”，后改成“玉泉趵突”。乾隆首次御制燕山八景(最初叫此名)诗用“玉泉垂虹”，一七五一年，再次作八景诗时，才作改动。其诗小序曰：“西山泉皆流，至玉泉山势中豁，泉喷跃而出，雪涌涛翻，济南趵突不过是也。向之题八景者目以垂虹，失其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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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展望出版社《今古北京》(周沙尘著，一九八二年七月北京版)“燕京八景”一节，“玉泉垂虹”条说：“‘玉泉垂虹’过去叫‘玉泉趵突’。”其实恰恰相反，燕京八景名世之时叫“玉泉垂虹”，后改成“玉泉趵突”。乾隆首次御制燕山八景(最初叫此名)诗用“玉泉垂虹”，一七五一年，再次作八景诗时，才作改动。其诗小序曰：“西山泉皆流，至玉泉山势中豁，泉喷跃而出，雪涌涛翻，济南趵突不过是也。向之题八景者目以垂虹，失其实矣。爰正其名，且表为天下第一泉。”(《日下旧闻考·卷八·形胜》11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蓟门烟树”条说：“明代始，就有人作诗吟咏蓟门烟树”(《今古北京》179页)，并引明金幼孜“蓟门烟树”诗为证。清于敏中在“钦定日下舊闻考》按语中写道：“‘蓟门烟树’元《一统志》作‘蓟门飞雨’，明杨荣等倡和始改烟树”，并指出：“自金明昌中始有燕山八景之目，元明以来，著咏颇多(《日下旧闻考》116页)”。《北平旧志》载：“金明昌遗事燕京八景，元人或作为古风，或演为小曲(《寄园寄所寄录》)”。《全元散曲》便载有鲜于必仁等诗人的“燕京八景”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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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勒（左图）夏尔·佩潘（右图） 當“社畜”“打工人”成为日常社交必备词语，如何从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找回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似乎已变成一个难有结论的哲学问题。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法国哲学家夏尔·佩潘和漫画家朱勒一个负责写，一个负责画，在《柏拉图上班记》中，把哲学家们集结到同一家公司，通过轻松诙谐的漫画形式，为读者奉上了一部凝结着3000年智慧的职场哲学。 书中，作者把时间设定在21世纪初，在这家“
我们国家最著名的编辑是谁？他发现和扶植了那个最有名的作家？他的编辑风格是怎样的？文学园地出现了崭新的奇葩，这和他的辛勤劳动有什么关系？…… 这就是读完董鼎山先生，刊在《读书》八○年第五期“纽约通讯”《编辑与作家之间》以后，首先想到的问题。 毫无疑问，我们的很多编辑，就经验而论，大概决不亚于通讯中提到的那些外国编辑。但由于没人提到，我们知道得很不够。相反，十年动乱时期，编辑们过的日子很苦，他们必
读尤·库岑斯基的文学评论 《外国文艺》一九八一年第五期刊载了美国利茨(A.Walton Litz)的一篇论文《“新批评派”的衰落》，译者董衡巽同志在前言中写道：“‘新批评派’是美国现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在这个庞杂而无形的集团中，批评家们的具体主张和术语各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大致上都是对现代派文学作解释，又为现代派文学开拓道路。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割断文学作品与历
《读书》一九八二年十一期《对于的新思考》中说：“我们在小学生时代都津津有味地听过老师讲曹冲称象的故事，现在经季羡林先生的考证，这故事的故乡原来在印度。北魏时所译的佛经《杂宝藏经》中就有极为相似的故事。”自注：“见季羡林：《印度文学与中国》，载《文学遗产》一九八○年第一期第145页。” 据我所知，曹冲称象故事来源印度的考证，是已故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作的。陈寅恪先生的这篇考证文章，名叫《三国志曹冲
科技界有过一种普遍的现象：发表科学论文时几乎全署真名，发表科普文章时常常署笔名。这大概是怕写科普文章会有失身份。 这使我想起《爱丽思漫游奇境记》的作者牛津大学数学教授查理的故事。当查理的朋友要把他给孩子编撰的这些故事出版时，查理说：“牛津大学教授写这荒诞的东西吗？你要我丧失教授的尊严？！”于是就随便署了个笔名在书上。 事实证明，传诸后世的不是查理的“尊严”的论文，倒是那本“荒诞”的小书。(叶永
一 打开三联新书《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看到的是作者曹聚仁在满架图书前清癯的半身像。那是我曾经熟悉的形象，那书架所在的天台小屋，也是我曾经闲坐过的地方。在“曹聚仁”三字的签名之下，注着“一九○○年——一九七二年”，它提醒我原来他也是世纪同龄人，和为他说过公道话的夏衍同一年出生；再过大半年，到明年七月，就是他去世的十五周年了。 第一次见到他，大致是四十四年前一九四二年的事。在桂林东郊星子岩边
郑振铎在一九二四年写的《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提出林译小说有一五六种，其中已出版的一三二种。一九三五年寒光著《林琴南》一书纠正此数，说共有一七一部二百七十册(包括未刊稿)。此说一出、学者竞从。但是寒光的计算方法颇有问题。林译有将原著一种随意分为正续编者，例应算作一种，而寒光却分别计算。一九二九年，朱羲胄撰《春觉斋著述记》，列林译作品共一八二种，此书寒光未见。但朱著亦取初、续编分别计算的方法，实际不足
现在已经很难记起自己最早读的是些什么书了。“读书”似乎也有种种不同情形，有被动的，有的则出于自愿。无论是私塾或学校，在那里读的都是老师指定的课本，没有自己挑选的余地。我是由大伯父(他是清朝最后一科举人)开蒙的，用的课本是上海出版的澄衷学堂《字课图说》，这是“看图识字”一类的识字课本，每半叶三个字，左图右文，编辑得很不错，图画得也好，恐怕比识字卡片的历史还要早得多。识得若干字以后就开始读《四书》。如
一 近年来，一本接一本出版了一批大部长篇的传记、评传、回忆录。最近杨绎终于也为读书界奉献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小的《记钱钟书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全书总共才一万六千字，分两章：“一、钱钟书写《围城》”，“二、写《围城》的钱钟书”；因此每一章也就只有几千字。仅凭其薄而且小，这就是一本很个别的书。 我读杨绛(她的翻译、创作和论著)，有一种一时半会难能说清楚的感受，即她与钱钟书先生有着多方面的默契——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象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一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