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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学者关于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都比较丰富，但系统研究和动态研究略显欠缺，将制度供求理论引入研究的文献很少。结合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变迁及制度变迁理论来看，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城市利益导向的金融抑制与金融约束并存的政府管制与操纵，这是导致农户正式融资制度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的、非均衡的政策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制度的设计必然与农户的实际需求背离。
关键词：农户融资制度；研究现状；制度变迁； 制度非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5－0044－05
The Institution of Rural Household Financing in China:Present Study Situation, Change and Unequilibrium of Demand and Supply
XIONGXue-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The contents and achievements about rural households financing study by domestic scholars are fairly rich but the systematic and dynamic study is still not enough. Scholars seldom take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demand into study.From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rural financing in China and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we know that the essence of financing institution is under the government’s management and manipulation,which is inclined to urban benefit,financing repression and financing restraint.And this is the reason and policy environment why formal rural financing institution is not only insufficient but also excessive.Under such condition,the design of institution is certainly deviated from rural households’ real demands.
Key words：rural household financing institution;present study situation;institutional change;institutional unequilibrium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却是一个农村金融小国。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虽然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出台了许多惠农金融政策，对已有的融资制度进行了大大小小的修补，但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浅化、农户贷款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并呈逐渐加强的趋势。那么，农村金融制度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如何改革现有的融资格局和制度，使农村金融名副其实，使农户的正常融资需求得到满足？理论界从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信用社)和需求主体(农户)出发，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研究范式和研究结论既有一致的地方，但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争论。本文在评述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和农户融资制度研究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并就农户融资制度供需非均衡的原因进行了阐释。
一、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研究现状
农村金融和农户融资制度是国内外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到目前为止，除少数发达国家和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外，农户融资效率低下、融资困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国也不例外。理论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如下：
(一)农户融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我国农户在19世纪80年代刚作为单独的借贷主体便出现了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计划与市场交错混杂的运作体制，学者们对农户融资问题的研究也始于该阶段。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对象以正式的金融制度为主，很少关注非正式金融制度，对后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则大多局限于描述性的个案研究和定性研究，且对农户融资的研究也多内蕴于对农户经济活动和农村宏观金融制度的研究，单独研究农户融资问题的文献十分有限。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和农村金融市场的萎缩，农户融资问题又一次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专门研究农户融资制度的成果逐渐增多，该阶段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注重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金融课题组1998年对广东、浙江、湖北、山西、陕西256个农户的研究[1]；霍学喜等从2000到2003年对陕西渭北地区8个村庄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2]；史清华、李延敏分别于2002年、2005年对全国300多个村庄、2万多农户的跟踪研究[3，4]；何广文2005年对贵州502个样本农户的研究[5]等等，并逐步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框架与分析范式，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农村金融制度的演变与创新。[6，7]研究表明，不同区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户其融资行为虽然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性。
2.在研究内容上，不仅关注农户正式的融资制度，而且对非正式融资制度也给予了深入的研究，并主要围绕农户融资的来源、数量、用途、成本、风险等展开了细致的研究。这方面典型的研究有：史清华及其课题组成员1996年、2000年对山西太原、大同等10个地市民间借贷的研究[8]；温铁军、曹力群2000年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份农户间私人借贷的研究[9，10]；何军等2005年对江苏沐阳等6个县市、481个农户民间借贷的研究[11]；等等。学者们一致认为，民间借贷一直以来都是农户外源性融资的首选渠道和主要渠道，而私人借贷又是农户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所有研究表明，私人借贷至少占农户借贷总额的7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90%。何广文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是在既有的融资制度下农户融资行为被扭曲的结果，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育和农户真实的融资意愿相悖。[12]关于农户融资的数量、用途和风险，学者们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在数量上以小额为主，非生产性的借贷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占主要地位，整体风险并不十分突出。但在农户的融资成本和信息优势上，则开始出现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户间私人借贷与正式借贷相比，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和信息对称优势，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指出，农户私人之间的友情借贷还包括无形的“面子成本”[13]，而这一成本在正式金融中介借贷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可以推论，随着面子成本的上升，私人借贷的成本优势则要大打折扣；刘民权则指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信贷圈子也被要求进一步扩大，私人借贷的信息优势和资金供给的能力将会受到挑战[14]，换言之，农户间私人借贷只在特定地域范围和特定金额内具有优势，即有限度的优势。
3.农户小额信贷制度成为现阶段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决策层极为关注的新的融资制度。该制度自199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孟加拉国“移植”和借鉴到国内后，学者们便对这此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从当初的介绍性研究逐渐深入到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目前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促进该融资制度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4.在政策主张上，开始放弃“机构观”而转向“功能观”的政策建议，主张建立适合农村和农户需求特点的、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非正式融资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认为[15]，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实行以机构多元化为主线的金融体制改革，但并没有实现对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因此，应从金融“功能观”出发，建立多元化的金融组织。货币金融当局也持类似观点并正逐步付诸实施，典型的如农村商业银行的试点与推广，以及村镇银行的设立等等。
(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已有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农户融资制度的基本面貌，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但仍存在如下不足：(1)对策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相对缺乏，研究内容比较零散，系统研究和动态研究不够。综观近期大量文献，学者们对特定地区特定时点的农户融资的实证研究较多，研究中急于发现和求证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而对整个融资制度体系及其本质较为忽视，长期跟踪研究亦不够。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只能解释农户融资行为的某个局部片段，难以抓住融资制度及其变迁的实质，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只能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应急之举，不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2)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来研究和判别农户融资制度均衡性的成果十分少见。众所周知，供需分析法是经典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者门从供需角度对农户融资的现实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是针对农户融资数量多寡的研究，在制度的供求与融资数量的供求之间没有建立起十分紧密的联系，从而不可能完全揭示研究结果中应有的经济学含义。
二、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变迁
(一)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自1979年始，我国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根据农户融资环境与融资条件的变化，可以简单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6，17]：
第一阶段(1979-1983年)：确立农业银行是以农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业银行，但没有明确提出为农户服务；农村信用社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向农户提供信贷资金。
第二阶段(1984-1993年)：农村信用社划归农业银行管理，与农业银行一起向农户发放贷款。
第三阶段(1994-2002年)：金融机构整体步入以商业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阶段。1996年，国务院发文明确提出应该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同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但同时却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允许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向农村的所有部门提供融资，但没有得到响应；1998年开始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加快，除信用社外，其它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撤离，贷权限上收。农村信用社也开始仿效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合作制的原则荡然无存；在信用社、农业银行自上而下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第四阶段(2003年)：自2003年起，信用社进入了新一轮的试点改革和推广阶段，提出要加快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的小额信贷组织；“只贷不存”的民间借贷逐渐得到承认。
(二)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实质与特点
从以上历史轨迹并结合城市融资制度来看，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城市利益导向的金融抑制与金融约束并行的行政管制与操纵，并具有很强的国情特色。历次改革大都只是机构设置的变化，没有真正触及融资制度，更没有设计出一个针对广大小农户的具体的融资制度。
1.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农村金融业的控制，以便于实施向城市倾斜的金融战略。周立认为[18]，由于经济改革和转轨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的能力，在农村支持城市、农业让位于工业的发展理念下，在农村建立了强大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网络，结果使得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取得的是量的扩张而非质的飞跃，农村金融机构仅仅扮演了为城市工商部门积累资金的角色。林毅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9]，认为：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则资本价格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的特性决定了其投资周期和风险都很大，因此，在市场机制下配置资本会使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落空。此时由政府掌控金融资源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发展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农户融资的需求没受到关注。
2.采取了机构观的改革范式。从历次的改革来看，追求金融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主线[15]，农村金融的每一次变动，基本上是围绕着金融机构的调整来展开的，所谓改革，无非是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为其建立各种法律法规，这就必然导致虽然改革的举措不少，但固有的问题总得不到有效解决。[20]
3.改革陷入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涉农金融机构寻找出路的怪圈；陷入了商业化改造与为“三农”服务的矛盾之中。为了扭转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面临的显性亏损，1996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出台的实质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新型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而是力图缓解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之间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而通过推动农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则与“三农”固有的特性冲突，使为“三农”服务的目标落空；放纵农村信用社盲目进行商业化的改造又进一步使唯一与农民联结的金融纽带松懈。
4.非正规金融风险大，不得与“官办”的正式金融机构争资源是2004年以前农村金融改革的潜规则之一。历次改革以正式金融为主(主要是农信社)，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提及非正式金融，采取的也是打压的政策，典型的如农村合作基金会。近年来虽几次发文鼓励多种所有制的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也仅仅是只喊口号，迟迟不给具体政策；对已经存在的民间金融组织，尚未正名。
(三)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既是在原有金融体系基础上的改革，同时又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这就决定了改革特有的路径及路径依赖：改革不能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必须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中权衡利弊。在农村缺乏金融服务的背景下，改革由增设机构并由政府控制入手，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为了保证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不受到侵蚀，政府通过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维持城市金融的稳定，农村资金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大量流向城市。然而这样一来又违背了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企业在“国家亏损由国家买单”的庇护下，不讲求经济效益，资金的利用效率极其低下，而与此同时，农民贷款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已在改革中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启动并加速了金融市场化改革，通过窗口指导的形式要求农村信用社守住农村阵地，为农户提供小额信用贷款，但农村信用社迫于风险压力以及尚未消化的亏损包袱，在仿效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走向了商业化倾向的改革之路，与农户经济不可能对接，农户融资又一次被忽视”[6]，农村信用社离农户越来越远，针对农户的金融服务基本上成为空白。
三、我国农户融资制度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原因分析
在城市利益导向的融资制度安排下，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供给与需求逐渐呈现出非均衡状态，非正式融资制度的市场份额大大超过了农村信用社等正式融资制度的市场份额，正式融资制度明显表现出供给不足的状态，这与农村金融发达的国家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已有的正式融资制度还存在着使用成本过高或根本无法使用的情况，部分制度形同虚设，形成了正式制度供给不足与“过剩”同时存在的矛盾。主要原因如下：
(一)正式制度设计的假定前提与农村和农户的现实不符，导致供给方与需求方难以达成信贷合约，进而无法取得信贷交易的均衡解
正式融资制度对农户的特殊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倾向于将农户当作一个完整的企业来看待，信贷条件过于苛刻。以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这一金融产品来看，人民银行虽然通过窗口指导要求信用社向农户发放信用贷款，但同时又通过约束机制和硬性规定强化信贷人员的风险责任。在没有激励机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信用社仅向农户提供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而无提供信用贷款的积极性。这一制度虽然有效地规避了信用风险，但却与农户缺乏抵押和担保的客观现实严重背离，农户与信用社之间存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二)全国整齐划一的信贷制度与农户的多样化信贷需求并存
虽然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农户、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中不同的农户，其融资行为和融资环境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表现在：第一，在融资数量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其融资需求量大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第二，在利率水平上，由于各地区资金回报率的差异以及可贷资金供求数量的差异，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市场出清利率水平；第三，农户资金的用途不同、还贷来源不同，其贷款的意愿期限亦不相同。以上需求差异性的存在并没有引致差异性供给制度的形成。从正式融资制度来看，全国遵循和严格执行的是高度统一的信贷政策：融资规模、融资利率、融资期限在全国基本没有区别，信贷制度的供给和执行缺乏必要的弹性。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制度供给方——最高决策层和地方金融机构防范风险和节约制度供给成本的价值取向，实现这一价值的成本即是制度供给的不足。
(三)农户融资的意愿渠道与实际渠道相悖
友情借贷虽然一直是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但并不是农户融资的首选意愿渠道，该方式之所以成为农户事实上的首要融资方式是农户融资意愿被扭曲的结果，是一种与既有制度安排被迫适应的次优选择。友情借贷虽然大都没有显性的货币利息，但由于“面子成本”的存在，以及未来某种类似期权性质的承诺，都使得农户更加愿意求助于一次性公平交易的、匿名的、正式融资制度。
(四)农户存在着大量的非生产性信贷需求，但无相应的制度供给
无论是农村信用社，还是农业银行和邮政储汇局，均仅对农户发放生产性贷款，(农村信用社近几年才陆续开始向农户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但这一数额较小，也不十分普遍)农户大额的非生产性消费无法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农户要么压缩消费，要么以生产的名义申请贷款。这不仅减少了农户的福利，而且还向制度供给者传达了错误的需求信号，最终使得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结构继续偏离，农户的非生产性信贷需求越难以得到满足。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金融课题组.农民金融需求及金融服务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2000(7):55-62.
[2] 霍学喜，屈小博.西部传统农业区域农户资金借贷需求与供给分析——对陕西渭北地区农户资金借贷的调查与思考[J].中国农村经济,2005(8):60-69.
[3] 史清华.农户家庭储蓄与借贷总体行为及演变趋势研究[EB/OL].[2002-07-08].http://www. card.zju.edu. cn/ data/20020708.doc.
[4] 李延敏.农户借贷行为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5] 何广文,李莉莉.贵州同仁地区农户金融需求研究[R].ADB技术援助专家报告，2005.
[6] 李春来.中国农村信贷制度的演变及其适应性[J].当代经济研究,2004(10):61-64.
[7] 张杰.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8] 史清华,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民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山西745户农民家庭借贷行为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2(10):29-35.
[9] 温铁军.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研究——农户信用与民间借贷课题主报告[EB/OL].[2001-06-07].http:// forum50. cei.gov.cn/newwork/cyfx-wtj-20010060702.htm.
[10] 曹力群.农村金融改革与农户借贷行为研究.中国农村研究[J].2001：10.
[11] 何军,宁满秀,史清华.农户民间借贷需求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390个农户调查数据分析[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05(4):20-24.
[12] 何广文.从农村居民借贷行为看农村金融抑制与金融深化[J].中国农村经济,1999(10):43-49.
[13] 张杰.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及其演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J].管理世界,2001(5):90-99.
[14] 刘民权.中国农村金融市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5] 何广文.中国农村金融转型与金融机构多元化[J].中国农村观察,2004(2):12-20.
[16] 中国政策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政策年鉴(2001-2002)[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17] 李莹星.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金融机构的改革历程[J].中国改革,2005(8):65.
[18] 周立.还原农村金融真面目[J].银行家,2005(8):36-40.
[19] 林毅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J].经济前沿,2004(8):8-10.
[20] 曹华.中国农村金融运行的特征与问题[J].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4(1):14-16.
关键词：农户融资制度；研究现状；制度变迁； 制度非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07)05－0044－05
The Institution of Rural Household Financing in China:Present Study Situation, Change and Unequilibrium of Demand and Supply
XIONGXue-p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The contents and achievements about rural households financing study by domestic scholars are fairly rich but the systematic and dynamic study is still not enough. Scholars seldom take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demand into study.From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rural financing in China and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we know that the essence of financing institution is under the government’s management and manipulation,which is inclined to urban benefit,financing repression and financing restraint.And this is the reason and policy environment why formal rural financing institution is not only insufficient but also excessive.Under such condition,the design of institution is certainly deviated from rural households’ real demands.
Key words：rural household financing institution;present study situation;institutional change;institutional unequilibrium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却是一个农村金融小国。1979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虽然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多次重大改革，出台了许多惠农金融政策，对已有的融资制度进行了大大小小的修补，但迄今为止，始终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农村金融浅化、农户贷款难的现象仍然存在并呈逐渐加强的趋势。那么，农村金融制度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如何改革现有的融资格局和制度，使农村金融名副其实，使农户的正常融资需求得到满足？理论界从农村金融的供给主体(信用社)和需求主体(农户)出发，围绕以上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其研究范式和研究结论既有一致的地方，但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一些争论。本文在评述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和农户融资制度研究的基础上，简要回顾了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并就农户融资制度供需非均衡的原因进行了阐释。
一、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研究现状
农村金融和农户融资制度是国内外经济学家长期关注的焦点和难点。到目前为止，除少数发达国家和极少数发展中国家外，农户融资效率低下、融资困难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我国也不例外。理论界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如下：
(一)农户融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我国农户在19世纪80年代刚作为单独的借贷主体便出现了融资难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计划与市场交错混杂的运作体制，学者们对农户融资问题的研究也始于该阶段。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研究对象以正式的金融制度为主，很少关注非正式金融制度，对后者基本持否定态度；在研究方法上则大多局限于描述性的个案研究和定性研究，且对农户融资的研究也多内蕴于对农户经济活动和农村宏观金融制度的研究，单独研究农户融资问题的文献十分有限。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和农村金融市场的萎缩，农户融资问题又一次引起学者们的广泛注意，专门研究农户融资制度的成果逐渐增多，该阶段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
1.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注重大样本的实证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金融课题组1998年对广东、浙江、湖北、山西、陕西256个农户的研究[1]；霍学喜等从2000到2003年对陕西渭北地区8个村庄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2]；史清华、李延敏分别于2002年、2005年对全国300多个村庄、2万多农户的跟踪研究[3，4]；何广文2005年对贵州502个样本农户的研究[5]等等，并逐步引入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框架与分析范式，用制度变迁理论来解释和指导农村金融制度的演变与创新。[6，7]研究表明，不同区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农户其融资行为虽然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性。
2.在研究内容上，不仅关注农户正式的融资制度，而且对非正式融资制度也给予了深入的研究，并主要围绕农户融资的来源、数量、用途、成本、风险等展开了细致的研究。这方面典型的研究有：史清华及其课题组成员1996年、2000年对山西太原、大同等10个地市民间借贷的研究[8]；温铁军、曹力群2000年对我国东、中、西15个省份农户间私人借贷的研究[9，10]；何军等2005年对江苏沐阳等6个县市、481个农户民间借贷的研究[11]；等等。学者们一致认为，民间借贷一直以来都是农户外源性融资的首选渠道和主要渠道，而私人借贷又是农户民间借贷的主要形式。所有研究表明，私人借贷至少占农户借贷总额的70%以上，有的地方甚至高达90%。何广文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是在既有的融资制度下农户融资行为被扭曲的结果，与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发育和农户真实的融资意愿相悖。[12]关于农户融资的数量、用途和风险，学者们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在数量上以小额为主，非生产性的借贷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占主要地位，整体风险并不十分突出。但在农户的融资成本和信息优势上，则开始出现分歧。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户间私人借贷与正式借贷相比，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和信息对称优势，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中国人民大学张杰指出，农户私人之间的友情借贷还包括无形的“面子成本”[13]，而这一成本在正式金融中介借贷中是不存在的，由此可以推论，随着面子成本的上升，私人借贷的成本优势则要大打折扣；刘民权则指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信贷圈子也被要求进一步扩大，私人借贷的信息优势和资金供给的能力将会受到挑战[14]，换言之，农户间私人借贷只在特定地域范围和特定金额内具有优势，即有限度的优势。
3.农户小额信贷制度成为现阶段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决策层极为关注的新的融资制度。该制度自1990年代初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从孟加拉国“移植”和借鉴到国内后，学者们便对这此产生了极大的研究兴趣，从当初的介绍性研究逐渐深入到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关这方面的文献十分丰富，目前理论界关注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促进该融资制度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
4.在政策主张上，开始放弃“机构观”而转向“功能观”的政策建议，主张建立适合农村和农户需求特点的、多样化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对非正式融资制度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农业大学何广文教授认为[15]，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实行以机构多元化为主线的金融体制改革，但并没有实现对农村金融结构的优化，因此，应从金融“功能观”出发，建立多元化的金融组织。货币金融当局也持类似观点并正逐步付诸实施，典型的如农村商业银行的试点与推广，以及村镇银行的设立等等。
(二)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已有研究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农户融资制度的基本面貌，得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但仍存在如下不足：(1)对策研究和实证研究较多而理论研究相对缺乏，研究内容比较零散，系统研究和动态研究不够。综观近期大量文献，学者们对特定地区特定时点的农户融资的实证研究较多，研究中急于发现和求证各个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而对整个融资制度体系及其本质较为忽视，长期跟踪研究亦不够。因此，这些研究成果只能解释农户融资行为的某个局部片段，难以抓住融资制度及其变迁的实质，所提出的对策建议只能作为特定研究对象的应急之举，不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2)从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来研究和判别农户融资制度均衡性的成果十分少见。众所周知，供需分析法是经典的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学者门从供需角度对农户融资的现实进行了许多实证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多是针对农户融资数量多寡的研究，在制度的供求与融资数量的供求之间没有建立起十分紧密的联系，从而不可能完全揭示研究结果中应有的经济学含义。
二、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变迁
(一)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自1979年始，我国在农村金融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根据农户融资环境与融资条件的变化，可以简单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6，17]：
第一阶段(1979-1983年)：确立农业银行是以农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专业银行，但没有明确提出为农户服务；农村信用社隶属于中国人民银行，向农户提供信贷资金。
第二阶段(1984-1993年)：农村信用社划归农业银行管理，与农业银行一起向农户发放贷款。
第三阶段(1994-2002年)：金融机构整体步入以商业化为导向的全面改革阶段。1996年，国务院发文明确提出应该把农村信用社逐步改为由农民入股、由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的合作性金融组织；同年，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但同时却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债务；允许所有的商业银行都向农村的所有部门提供融资，但没有得到响应；1998年开始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随着商业化进程的加快，除信用社外，其它金融机构纷纷从农村撤离，贷权限上收。农村信用社也开始仿效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合作制的原则荡然无存；在信用社、农业银行自上而下推行农户小额信用贷款。
第四阶段(2003年)：自2003年起，信用社进入了新一轮的试点改革和推广阶段，提出要加快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经济组织入股，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的小额信贷组织；“只贷不存”的民间借贷逐渐得到承认。
(二)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实质与特点
从以上历史轨迹并结合城市融资制度来看，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实质是城市利益导向的金融抑制与金融约束并行的行政管制与操纵，并具有很强的国情特色。历次改革大都只是机构设置的变化，没有真正触及融资制度，更没有设计出一个针对广大小农户的具体的融资制度。
1.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农村金融业的控制，以便于实施向城市倾斜的金融战略。周立认为[18]，由于经济改革和转轨要求中央政府必须有强大的动员和支配资源的能力，在农村支持城市、农业让位于工业的发展理念下，在农村建立了强大的、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农村金融网络，结果使得长期金融发展让位给短期经济增长，农村金融取得的是量的扩张而非质的飞跃，农村金融机构仅仅扮演了为城市工商部门积累资金的角色。林毅夫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19]，认为：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则资本价格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的特性决定了其投资周期和风险都很大，因此，在市场机制下配置资本会使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落空。此时由政府掌控金融资源成为必然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农村经济与金融的发展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农户融资的需求没受到关注。
2.采取了机构观的改革范式。从历次的改革来看，追求金融机构的多样化是农村金融体制变迁的主线[15]，农村金融的每一次变动，基本上是围绕着金融机构的调整来展开的，所谓改革，无非是根据现有的金融机构赋予其相应的功能，并为其建立各种法律法规，这就必然导致虽然改革的举措不少，但固有的问题总得不到有效解决。[20]
3.改革陷入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为涉农金融机构寻找出路的怪圈；陷入了商业化改造与为“三农”服务的矛盾之中。为了扭转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后面临的显性亏损，1996年以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出台的实质并不是为了构建一个新型的为农民服务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而是力图缓解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在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之间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而通过推动农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造则与“三农”固有的特性冲突，使为“三农”服务的目标落空；放纵农村信用社盲目进行商业化的改造又进一步使唯一与农民联结的金融纽带松懈。
4.非正规金融风险大，不得与“官办”的正式金融机构争资源是2004年以前农村金融改革的潜规则之一。历次改革以正式金融为主(主要是农信社)，极少为非正式金融出台相应政策，即使提及非正式金融，采取的也是打压的政策，典型的如农村合作基金会。近年来虽几次发文鼓励多种所有制的农村金融组织发展也仅仅是只喊口号，迟迟不给具体政策；对已经存在的民间金融组织，尚未正名。
(三)我国农户融资制度变迁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我国的农村金融改革既是在原有金融体系基础上的改革，同时又是在政府主导下的改革，这就决定了改革特有的路径及路径依赖：改革不能触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必须在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中权衡利弊。在农村缺乏金融服务的背景下，改革由增设机构并由政府控制入手，形成了供给主导型的农村金融体系。为了保证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利益不受到侵蚀，政府通过牺牲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维持城市金融的稳定，农村资金在政府的制度安排下大量流向城市。然而这样一来又违背了整个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企业在“国家亏损由国家买单”的庇护下，不讲求经济效益，资金的利用效率极其低下，而与此同时，农民贷款难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已在改革中逐步引入了市场机制，启动并加速了金融市场化改革，通过窗口指导的形式要求农村信用社守住农村阵地，为农户提供小额信用贷款，但农村信用社迫于风险压力以及尚未消化的亏损包袱，在仿效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中“走向了商业化倾向的改革之路，与农户经济不可能对接，农户融资又一次被忽视”[6]，农村信用社离农户越来越远，针对农户的金融服务基本上成为空白。
三、我国农户融资制度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的原因分析
在城市利益导向的融资制度安排下，我国农户融资制度的供给与需求逐渐呈现出非均衡状态，非正式融资制度的市场份额大大超过了农村信用社等正式融资制度的市场份额，正式融资制度明显表现出供给不足的状态，这与农村金融发达的国家形成强烈的反差；同时，已有的正式融资制度还存在着使用成本过高或根本无法使用的情况，部分制度形同虚设，形成了正式制度供给不足与“过剩”同时存在的矛盾。主要原因如下：
(一)正式制度设计的假定前提与农村和农户的现实不符，导致供给方与需求方难以达成信贷合约，进而无法取得信贷交易的均衡解
正式融资制度对农户的特殊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往往倾向于将农户当作一个完整的企业来看待，信贷条件过于苛刻。以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这一金融产品来看，人民银行虽然通过窗口指导要求信用社向农户发放信用贷款，但同时又通过约束机制和硬性规定强化信贷人员的风险责任。在没有激励机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信用社仅向农户提供抵押贷款或担保贷款，而无提供信用贷款的积极性。这一制度虽然有效地规避了信用风险，但却与农户缺乏抵押和担保的客观现实严重背离，农户与信用社之间存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二)全国整齐划一的信贷制度与农户的多样化信贷需求并存
虽然农户对资金的需求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的农户、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中不同的农户，其融资行为和融资环境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表现在：第一，在融资数量上，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其融资需求量大于欠发达地区的农户；第二，在利率水平上，由于各地区资金回报率的差异以及可贷资金供求数量的差异，客观上形成了不同的市场出清利率水平；第三，农户资金的用途不同、还贷来源不同，其贷款的意愿期限亦不相同。以上需求差异性的存在并没有引致差异性供给制度的形成。从正式融资制度来看，全国遵循和严格执行的是高度统一的信贷政策：融资规模、融资利率、融资期限在全国基本没有区别，信贷制度的供给和执行缺乏必要的弹性。之所以如此，主要源于制度供给方——最高决策层和地方金融机构防范风险和节约制度供给成本的价值取向，实现这一价值的成本即是制度供给的不足。
(三)农户融资的意愿渠道与实际渠道相悖
友情借贷虽然一直是农户融资的主要渠道，但并不是农户融资的首选意愿渠道，该方式之所以成为农户事实上的首要融资方式是农户融资意愿被扭曲的结果，是一种与既有制度安排被迫适应的次优选择。友情借贷虽然大都没有显性的货币利息，但由于“面子成本”的存在，以及未来某种类似期权性质的承诺，都使得农户更加愿意求助于一次性公平交易的、匿名的、正式融资制度。
(四)农户存在着大量的非生产性信贷需求，但无相应的制度供给
无论是农村信用社，还是农业银行和邮政储汇局，均仅对农户发放生产性贷款，(农村信用社近几年才陆续开始向农户发放生源地助学贷款，但这一数额较小，也不十分普遍)农户大额的非生产性消费无法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农户要么压缩消费，要么以生产的名义申请贷款。这不仅减少了农户的福利，而且还向制度供给者传达了错误的需求信号，最终使得制度的供给与需求结构继续偏离，农户的非生产性信贷需求越难以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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