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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尚书大传》云：“春，出也，万物之出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位于东方，五行属木，色青。这些观念都意味着春天是充满生机和希望的季节。但在杜甫（公元712—770）眼中，春天并不总是如此。这位获得“诗圣”美誉的诗人，除了在长安和成都短暂为官和寓居，一生都像一只孤鸟、一丛浮萍，从秦州到成都，从夔州到荆湘，带着全家在充满杀伐动荡的唐王朝版图上漂泊。虽然感慨着“儒术于我何有哉”，但他从不放弃自己的儒家理想。他关心春天里百姓的生产，眷恋着“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全盛时”的开、天盛世，寻找一切机会向君主、官僚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他传神地刻画春天的美好风物，又常因自己的凄凉处境和动荡时局而陷入愁思。这使我们在品读杜甫春日诗歌时，总处在一种明媚与悲壮的矛盾张力中，时时被诗人的怀抱打动着。
只恐花尽老相催：春光旖旎
居长安和成都时，杜甫写下了不少细腻描摹春光的诗。诗人生怕错过短暂的春天，“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在长安何将军的山林中，诗人写下“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把视觉冲击最强的颜色放在句首，顿显春日生机。“肥”字似俗，却通过词性变化生动地写出梅子由小到大的动态神理。韩愈之“芭蕉叶大栀子肥”，正与此同趣。在长安名胜曲江边，诗人写下“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四种寻常春景，却巧妙的在句内形成对仗，“细逐”“时兼”更富神韵，卢元昌评：“逐曰细逐，逐得有味；兼曰时兼，兼得无意”，鸟无意，写其天机自然；花有情，写诗人爱物之心。另如“仰蜂黏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芹泥随燕觜，花蕊上蜂须”（《徐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等，雨大则鱼伏，风劲则燕歇，细微情状，炼字入神，这种幽细在晚唐诗那里得到了发扬。
常为人称道的《曲江二首》，其一云：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此诗写于乾元元年（758）春，此时唐朝政府已经击退安史叛军，收复两京。金圣叹指出，眼前本为落红万点，首句却从一片花落倒写起，突出了诗人对春天将逝的感伤。花飞将尽，只能痛饮销愁。更有翡翠巢于空堂，石像卧于冢边，人事萧疏，怎能不兴起金谷铜驼之叹！则花落春归，也带有了比兴国事的意味。诗人此时虽任左拾遗，但由于在凤翔时营救过玄宗旧臣房琯，并不为肃宗所喜，结句实故作旷达之语。葛晓音先生认为杜甫这一类诗作，打破了盛唐七律浑厚高华之风，开创了七律“变格”（《杜诗艺术与辨体》）。
杜甫在描摹春景时，常将情感转移到景物身上，使这些诗歌带有一种“别趣”。乾元二年（759）冬，杜甫经过几陷绝境的跋涉，终于在成都觅得暂时的安身之所，心情也放松了不少。于是次年的春景仿佛也感染了诗人愉快的情绪。“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卜居》），多么热闹！位于浣花溪边的草堂建成后，“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这不就是诗人暂得托身的写照吗？《春水生二绝》其一云：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
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
诗人叮嘱这些水鸟不要太得意，我捕鱼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呢！他还寄诗友人，求取花木栽种于草堂周围。诗人格外喜爱松树，所谓“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觅松树子栽》）。宝应元年（762），镇守四川的杜甫好友严武还朝，杜甫送行至绵州后因军阀叛乱而滞留梓州、阆州一带，于广德二年（764）春方重返成都。他立刻去看手植的四棵小松，欣喜地发现已经高与人齐了，诗人把它们当做能懂人言似地说：
览物叹衰谢，及兹慰凄凉。
清风为我起，洒面若微霜。
足以送老姿，聊待偃盖张。
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
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
勿矜千载后，惨澹蟠穹苍。
（《四松》）
不仅诗人有情，仿佛松树亦通此情，送来慰藉的凉风。此时，诗人短暂、漂泊的生命仿佛与松树漫长的矗立形成一种奇妙的情感勾连，胜于单向的“移情”。运用这种艺术手法的原因，则如王嗣奭所说：“盖以后凋之节自励，而托物以见志也。”
书生道固殊：儒者本色
杜甫虽然官职不高，甚至长期以布衣的身份处世，但他始终不忘忠君、仁民、爱物的儒者本色，任何時候都密切关注并思考着政治形势，希望能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天宝十二年（753）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仕途蹭蹬的诗人在曲江边记录了杨贵妃姐妹和她们的族兄、右丞相杨国忠春游的场景。“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丽人行》），多么华贵的装扮呵！她们的筵席上罗列着四海奇珍，身边簇拥着各路要员。最后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作结，极写杨氏权势之盛。浦起龙评：“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萧涤非先生认为这种将情感态度寄于客观描写的手法，是杜诗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杜甫研究》）。至德二年（757）春，安史叛军正踞长安，杜甫重到曲江，四年前的喧闹不在，唯剩门户紧锁的宫苑，春风中兀自又绿的蒲柳。贵妃不见了，皇帝也不见了：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哀江头》）
贵妃葬在了渭水边，皇帝盘桓于剑阁道上，诗人只能苦苦地北望官军到来。杜甫这一类“新题乐府”，继承汉魏六朝以来的乐府诗传统又有所发展，直陈时事，叙事有法，成为其“诗史”的重要载体。
杜甫任左拾遗期间，政治热情得到了强烈激发。乾元元年（758）春，诗人写下多首表现宫廷政治生活的诗作。著名的一首为《春宿左省》：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在门下省值勤时因思虑政事而焦急难眠的场景，连一阵风来都仿佛是百官马上的配饰声。这迥异于白居易“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直中书省》）的那种沉闷情绪。颔联对宫廷庄严气象的描写尤为出色，打破五言常见的二、三句式，而改用四、一断句，突出了星光的闪烁和月色的高华，表现出宫廷的特有氛围，又写出夜色转深的过程。叶燮评：“不知月本来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用字之妙，正是黄庭坚所谓的“拾遗句中有眼”。另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写宫殿之肃穆；“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题省中院壁》），写时光之易逝，都是诗人赞美朝廷和表现急切为国效力心情的名句。但正式为官的时间，在杜甫一生中是很短暂的。一个儒者，不能实现政治抱负，是一种巨大的错位。虽然诗人感叹“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但他并不想就此乘桴于海，而是在每一个春天里继续热切地关注政治与民生。远离朝廷，他就将匡扶社稷的希望寄托在友人身上：“我衰不足道，但愿子意陈。稍令社稷安，自契鱼水亲”（《别蔡十四著作》）；自顾不暇，他就用笔记录蜀地人民的疾苦：“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
幸好，诗人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倾听他失意时的诉说。诗人在长安城的春天里写下美丽的思念：“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想必李白也在遥望着北方吧？在春夜里与被玄宗称赞诗书画“三绝”，但同样落寞的郑虔痛饮：“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在这宁静的细雨中，诗人暂时卸下了精神的重负，但他真的相信“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吗？诗人晚年漂泊江陵时，不是还叮嘱一个去成都投靠官员的王姓青年“西得诸侯棹锦水，欲向何门趿珠履？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吗？诗人仿佛又看到自己年轻时四处干谒的身影，因此鼓励王郎千万不要失去理想。儒者，是杜甫的本色。
花近高楼伤客心：长安何处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就处于长期战乱中，吐蕃侵扰、军阀混战、宦官专权，人民饱受其苦，这是杜甫最为痛心的景象。长期漂泊，远离故乡洛阳和京城长安，更加深了诗人内心的悲凉。在这些日子里，像广德元年（763）春安史叛军被彻底消灭后写下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及大历三年（768）春吐蕃军队全部撤退后写下的“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其五》）中所流露的那种发自心底的喜悦是难得一见了，明媚的春光总是以诗人的忧痛作为基调。特别是当时局危急时，这种基调就越发凸显。安史叛军占据长安时，诗人写下著名的《春望》，司马光评：“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兵戈满地，春色愈浓，愈添悲恼。广德元年十月，吐蕃进攻长安，面对威胁，代宗也继承了父亲及祖父的传统——出逃。次年春，诗人在阆州遥望京城，写下“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伤春五首其一》），可能是这种绚烂与悲慨的对比令人印象太深刻了，在数百年后的又一个春天，陈与义在金兵攻陷临安，宋高宗出逃海上后，化用此句写下“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伤春》）。韩成武先生认为：“杜诗的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与作者多用丽景写悲情的手法有密切的关系”（《杜诗艺谭》）。
杜甫这类春日诗，尤以《登楼》为代表：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此诗广德二年（764）春写于成都，此时代宗已返回长安，但吐蕃又攻占了成都西北的松、维、保三州，以及云山县的两座新城，局势依然紧张。首联采用倒装句法，伤心实是由万方多难引起，放在开端是为了与春日丽景形成强烈反差。诗人用雄壮的笔力，写出席卷天地的壮丽景象，象征朝廷长在。玉垒山西通吐蕃，浮云古今变换，则暗示时局动荡。这两句诗将广阔时、空汇聚眼前，又分别与下一联的两句形成对应，表现出作者信心与担忧并存的复杂心态，结尾复又增加志士失意、微谏君王之意。沈德潜评曰：“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声律的严谨和技法的丰富性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七律的成熟，是由杜甫完成的”（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随着严武去世，杜甫又开始了漂泊之旅，春景也越发晦暗起来。大历元年（766年）暮春，在前往夔州的船上，诗人写下“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那飘摇的灯光、急促的夜雨和震荡的涛声，似乎也是诗人的生命境况。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名句，不知是否从这里得了灵感？寓居夔州的近两年时间，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黄庭坚认为诗人此时之作已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老成境界。在夔州的第二年春天，诗人用“吴体”写了一首《愁》：“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花鸟江草，你们怎么都不解诗人的愁怀呢？吴体诗“既有律诗结构完美和对仗的精致，又不受平仄声律的束缚”（葛景春《吴体是杜甫所创的新体古诗》），是杜甫在艺术上的新创。《昼梦》亦属此体，诗人在梦中依然牵挂着“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生命的最后三年里，杜甫在贫困衰病中，携家在湖北湖南的江面上四处流荡。在去世的前一年，大历四年（769）的清明节，诗人在潭州写下这样的诗句：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
十年蹴踘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
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
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蘋愁杀白头翁。
（《清明二首其二》）
相同的习俗、一般的春花，然而隔着辽阔的洞庭湖，诗人却不能像飞雁那样直归故土。长安何处？你还在空中颤抖地写着什么呢？是新的诗句吗，还是给君王的奏疏？那洞庭春水，你又何必把诗人的白发照得那样清晰？
春天，在杜甫的诗中，不仅是自然的季节，更是对理想的追求，对盛世的祈盼，但大唐的繁花已经凋落，诗人只能在一抹余晖中低吟。杜甫广泛学习古今名作，用生命将中国诗歌艺术推上新的高峰，并长期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仅就这一部分春日诗来看，我们便感到元稹评价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并非虚语。高适在赠杜甫的诗中说：“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人日寄杜二拾遗》），就让我们在春天的诗歌里，去与这位漂泊一生的伟大诗人相逢吧！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只恐花尽老相催：春光旖旎
居长安和成都时，杜甫写下了不少细腻描摹春光的诗。诗人生怕错过短暂的春天，“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在长安何将军的山林中，诗人写下“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五》），把视觉冲击最强的颜色放在句首，顿显春日生机。“肥”字似俗，却通过词性变化生动地写出梅子由小到大的动态神理。韩愈之“芭蕉叶大栀子肥”，正与此同趣。在长安名胜曲江边，诗人写下“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四种寻常春景，却巧妙的在句内形成对仗，“细逐”“时兼”更富神韵，卢元昌评：“逐曰细逐，逐得有味；兼曰时兼，兼得无意”，鸟无意，写其天机自然；花有情，写诗人爱物之心。另如“仰蜂黏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芹泥随燕觜，花蕊上蜂须”（《徐步》），“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等，雨大则鱼伏，风劲则燕歇，细微情状，炼字入神，这种幽细在晚唐诗那里得到了发扬。
常为人称道的《曲江二首》，其一云：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此诗写于乾元元年（758）春，此时唐朝政府已经击退安史叛军，收复两京。金圣叹指出，眼前本为落红万点，首句却从一片花落倒写起，突出了诗人对春天将逝的感伤。花飞将尽，只能痛饮销愁。更有翡翠巢于空堂，石像卧于冢边，人事萧疏，怎能不兴起金谷铜驼之叹！则花落春归，也带有了比兴国事的意味。诗人此时虽任左拾遗，但由于在凤翔时营救过玄宗旧臣房琯，并不为肃宗所喜，结句实故作旷达之语。葛晓音先生认为杜甫这一类诗作，打破了盛唐七律浑厚高华之风，开创了七律“变格”（《杜诗艺术与辨体》）。
杜甫在描摹春景时，常将情感转移到景物身上，使这些诗歌带有一种“别趣”。乾元二年（759）冬，杜甫经过几陷绝境的跋涉，终于在成都觅得暂时的安身之所，心情也放松了不少。于是次年的春景仿佛也感染了诗人愉快的情绪。“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卜居》），多么热闹！位于浣花溪边的草堂建成后，“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这不就是诗人暂得托身的写照吗？《春水生二绝》其一云：
二月六夜春水生，门前小滩浑欲平。
鸬鹚鸂鶒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
诗人叮嘱这些水鸟不要太得意，我捕鱼的眼睛也是雪亮的呢！他还寄诗友人，求取花木栽种于草堂周围。诗人格外喜爱松树，所谓“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凭韦少府觅松树子栽》）。宝应元年（762），镇守四川的杜甫好友严武还朝，杜甫送行至绵州后因军阀叛乱而滞留梓州、阆州一带，于广德二年（764）春方重返成都。他立刻去看手植的四棵小松，欣喜地发现已经高与人齐了，诗人把它们当做能懂人言似地说：
览物叹衰谢，及兹慰凄凉。
清风为我起，洒面若微霜。
足以送老姿，聊待偃盖张。
我生无根蒂，配尔亦茫茫。
有情且赋诗，事迹可两忘。
勿矜千载后，惨澹蟠穹苍。
（《四松》）
不仅诗人有情，仿佛松树亦通此情，送来慰藉的凉风。此时，诗人短暂、漂泊的生命仿佛与松树漫长的矗立形成一种奇妙的情感勾连，胜于单向的“移情”。运用这种艺术手法的原因，则如王嗣奭所说：“盖以后凋之节自励，而托物以见志也。”
书生道固殊：儒者本色
杜甫虽然官职不高，甚至长期以布衣的身份处世，但他始终不忘忠君、仁民、爱物的儒者本色，任何時候都密切关注并思考着政治形势，希望能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天宝十二年（753）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仕途蹭蹬的诗人在曲江边记录了杨贵妃姐妹和她们的族兄、右丞相杨国忠春游的场景。“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丽人行》），多么华贵的装扮呵！她们的筵席上罗列着四海奇珍，身边簇拥着各路要员。最后以“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作结，极写杨氏权势之盛。浦起龙评：“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萧涤非先生认为这种将情感态度寄于客观描写的手法，是杜诗重要的艺术特征之一（《杜甫研究》）。至德二年（757）春，安史叛军正踞长安，杜甫重到曲江，四年前的喧闹不在，唯剩门户紧锁的宫苑，春风中兀自又绿的蒲柳。贵妃不见了，皇帝也不见了：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哀江头》）
贵妃葬在了渭水边，皇帝盘桓于剑阁道上，诗人只能苦苦地北望官军到来。杜甫这一类“新题乐府”，继承汉魏六朝以来的乐府诗传统又有所发展，直陈时事，叙事有法，成为其“诗史”的重要载体。
杜甫任左拾遗期间，政治热情得到了强烈激发。乾元元年（758）春，诗人写下多首表现宫廷政治生活的诗作。著名的一首为《春宿左省》： 花隐掖垣暮，啾啾栖鸟过。
星临万户动，月傍九霄多。
不寝听金钥，因风想玉珂。
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在门下省值勤时因思虑政事而焦急难眠的场景，连一阵风来都仿佛是百官马上的配饰声。这迥异于白居易“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直中书省》）的那种沉闷情绪。颔联对宫廷庄严气象的描写尤为出色，打破五言常见的二、三句式，而改用四、一断句，突出了星光的闪烁和月色的高华，表现出宫廷的特有氛围，又写出夜色转深的过程。叶燮评：“不知月本来多乎？抑傍九霄而始多乎？不知月多乎？月所照之境多乎？”用字之妙，正是黄庭坚所谓的“拾遗句中有眼”。另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宮》），写宫殿之肃穆；“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题省中院壁》），写时光之易逝，都是诗人赞美朝廷和表现急切为国效力心情的名句。但正式为官的时间，在杜甫一生中是很短暂的。一个儒者，不能实现政治抱负，是一种巨大的错位。虽然诗人感叹“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但他并不想就此乘桴于海，而是在每一个春天里继续热切地关注政治与民生。远离朝廷，他就将匡扶社稷的希望寄托在友人身上：“我衰不足道，但愿子意陈。稍令社稷安，自契鱼水亲”（《别蔡十四著作》）；自顾不暇，他就用笔记录蜀地人民的疾苦：“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遣遇》）
幸好，诗人身边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能够倾听他失意时的诉说。诗人在长安城的春天里写下美丽的思念：“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春日忆李白》），想必李白也在遥望着北方吧？在春夜里与被玄宗称赞诗书画“三绝”，但同样落寞的郑虔痛饮：“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醉时歌》），在这宁静的细雨中，诗人暂时卸下了精神的重负，但他真的相信“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吗？诗人晚年漂泊江陵时，不是还叮嘱一个去成都投靠官员的王姓青年“西得诸侯棹锦水，欲向何门趿珠履？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短歌行赠王郎司直》）吗？诗人仿佛又看到自己年轻时四处干谒的身影，因此鼓励王郎千万不要失去理想。儒者，是杜甫的本色。
花近高楼伤客心：长安何处
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就处于长期战乱中，吐蕃侵扰、军阀混战、宦官专权，人民饱受其苦，这是杜甫最为痛心的景象。长期漂泊，远离故乡洛阳和京城长安，更加深了诗人内心的悲凉。在这些日子里，像广德元年（763）春安史叛军被彻底消灭后写下的“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以及大历三年（768）春吐蕃军队全部撤退后写下的“今春喜气满乾坤，南北东西拱至尊”（《喜闻盗贼总退口号五首其五》）中所流露的那种发自心底的喜悦是难得一见了，明媚的春光总是以诗人的忧痛作为基调。特别是当时局危急时，这种基调就越发凸显。安史叛军占据长安时，诗人写下著名的《春望》，司马光评：“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兵戈满地，春色愈浓，愈添悲恼。广德元年十月，吐蕃进攻长安，面对威胁，代宗也继承了父亲及祖父的传统——出逃。次年春，诗人在阆州遥望京城，写下“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伤春五首其一》），可能是这种绚烂与悲慨的对比令人印象太深刻了，在数百年后的又一个春天，陈与义在金兵攻陷临安，宋高宗出逃海上后，化用此句写下“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伤春》）。韩成武先生认为：“杜诗的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与作者多用丽景写悲情的手法有密切的关系”（《杜诗艺谭》）。
杜甫这类春日诗，尤以《登楼》为代表：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
可怜后主还祠庙，日暮聊为《梁甫吟》。
此诗广德二年（764）春写于成都，此时代宗已返回长安，但吐蕃又攻占了成都西北的松、维、保三州，以及云山县的两座新城，局势依然紧张。首联采用倒装句法，伤心实是由万方多难引起，放在开端是为了与春日丽景形成强烈反差。诗人用雄壮的笔力，写出席卷天地的壮丽景象，象征朝廷长在。玉垒山西通吐蕃，浮云古今变换，则暗示时局动荡。这两句诗将广阔时、空汇聚眼前，又分别与下一联的两句形成对应，表现出作者信心与担忧并存的复杂心态，结尾复又增加志士失意、微谏君王之意。沈德潜评曰：“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从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声律的严谨和技法的丰富性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七律的成熟，是由杜甫完成的”（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随着严武去世，杜甫又开始了漂泊之旅，春景也越发晦暗起来。大历元年（766年）暮春，在前往夔州的船上，诗人写下“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那飘摇的灯光、急促的夜雨和震荡的涛声，似乎也是诗人的生命境况。黄庭坚“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名句，不知是否从这里得了灵感？寓居夔州的近两年时间，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黄庭坚认为诗人此时之作已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的老成境界。在夔州的第二年春天，诗人用“吴体”写了一首《愁》：“江草日日唤愁生，巫峡泠泠非世情。盘涡鹭浴底心性，独树花发自分明”，花鸟江草，你们怎么都不解诗人的愁怀呢？吴体诗“既有律诗结构完美和对仗的精致，又不受平仄声律的束缚”（葛景春《吴体是杜甫所创的新体古诗》），是杜甫在艺术上的新创。《昼梦》亦属此体，诗人在梦中依然牵挂着“故乡门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边。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生命的最后三年里，杜甫在贫困衰病中，携家在湖北湖南的江面上四处流荡。在去世的前一年，大历四年（769）的清明节，诗人在潭州写下这样的诗句：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
十年蹴踘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
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
春去春来洞庭阔，白蘋愁杀白头翁。
（《清明二首其二》）
相同的习俗、一般的春花，然而隔着辽阔的洞庭湖，诗人却不能像飞雁那样直归故土。长安何处？你还在空中颤抖地写着什么呢？是新的诗句吗，还是给君王的奏疏？那洞庭春水，你又何必把诗人的白发照得那样清晰？
春天，在杜甫的诗中，不仅是自然的季节，更是对理想的追求，对盛世的祈盼，但大唐的繁花已经凋落，诗人只能在一抹余晖中低吟。杜甫广泛学习古今名作，用生命将中国诗歌艺术推上新的高峰，并长期影响着后世的诗歌创作。仅就这一部分春日诗来看，我们便感到元稹评价其“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并非虚语。高适在赠杜甫的诗中说：“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人日寄杜二拾遗》），就让我们在春天的诗歌里，去与这位漂泊一生的伟大诗人相逢吧！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