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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在回忆文章里，说父亲“由一个大山里走来的少年漂泊者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天然地认为他和这个革命和事业是血肉相连的”；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就成为他的两大人生信念与艺术信条。对此应该有一个同情的理解。
郭小川后来到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中国作协，始终格格不入，除了他确实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弱点之外，更和他因对知识分子总体评价上的偏见而产生的戒备心理直接相关。但郭小川同时也面临一个矛盾：尽管他竭力将自己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因为他自身只是师范生，至多算个“小知识分子”，但他自己身上根底上的知识分子气质、情趣、积习以及由此产生的与知识分子之间理不清、剪不断的精神联系，却是无法掩盖的，客观上的改造者的地位，理性上的疏远与情感上不自觉的亲近，使他时时陷入困境。
以写作为终身追求的郭小川，他也自有困惑：一方面，他完全认同党所提出的“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是作家”的定位；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和自觉追求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这构成了郭小川文艺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郭小川在他1957年日记的头一篇里，这样写道：“1957年恐怕是整个思想战线斗争最尖锐的一年，这就有许多事情可做，有很多战斗等待我们。我将日夜不停地工作。用的武器还是诗和杂文，……总之是为了斗争。”他还特意谈到自己的工作 （他从1955年10月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1956年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工作本身是繁重而令人忧虑的。……文艺界的复杂情况，负责人总是处在尖端上的，决心守住原则，注意团结，别的都在所不计也。”
这一段年初预测，可议论之处颇多。一是郭小川凭着他高度的政治敏感 （这是他曾经担任王震这样的高级指挥员的秘书以及多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所训练出来的），对1957年全国思想战线斗争形势与动向作了准确判断。同時代的知识分子中大概很少有人有他这样的清醒估计与自觉意识；二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是运动的受害者一方的命运，却很少有机会探视运动中的左派与领导者的思想、心理反应。而这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这一年，郭小川这样的正统、主流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呢？
郭小川1957年1月28日的日记里，即记载了“陆部长 （按，指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传达最近省市委书记会议的一些内容”。主要是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讲面对“人民闹事”这一“新问题”（毛泽东说：“过去革命，人民内部矛盾不大，现在阶级快消灭，人民内部鼓起眼睛来”），党应该怎么办？对此毛泽东讲了两条。
其一，“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思想 （要） 有准备”：“反革命分子是存在的，有些地主资本家，还有富裕中农，资本家不讲话，地主不讲话，地主的儿子出来闹，干部出来闹”。其二，“我们不怕闹”，“不犯路线错误，不会出大乱子，即使出大乱子，也不会亡国，国家会更巩固”。因此，对付乱子的办法也有两手。一是“不采取抓人”的方法。闹了事，“第一态度欢迎，没闹够，就不收场，如不闹够就收场将来还会闹，对坏人采取孤立的办法”，“不要轻易开枪抓人，武装斗争除了反革命暴动以外，不要弄。段祺瑞，三一八，开枪，就垮台”。二是“要管思想工作”，“工人成分改变了，有些地主进去了”，“党发展太大不好，团大也不好，太大了，一点作用也没有，匈牙利90万党员，大了，没有模范作用。”其实这是毛泽东对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讲话里，就已经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了。”在稍后 （1957年3月1日） 的讲话里，毛泽东又把匈牙利事件的产生原因作了一个概括：“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前后三次讲话表明，毛泽东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了两条教训，一是党的官僚主义会脱离群众，导致党的危机；二是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没有镇压，也会导致危机。因此，面对中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1956年下半年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还有许多农民要求退社） 也是三条：其一是很多闹事都是由官僚主义引起，正好借群众力量反对党内的官僚；其二有的闹事背后有反革命，让它闹够，彻底暴露；其三，要加强思想工作，改造知识分子。这样，郭小川对毛泽东的讲话作出正面的、积极的反应，就是很自然的。郭小川在听传达这一天的日记里，就这样写道：“关于‘百花齐放’和‘人民闹事’部分，最启发人，毛主席关于矛盾论的一些意见，简直让人叹为绝唱。这是真正的还说道：将来马列主义也会过时的。”这回郭小川的反应是“这一点不知是什么意思”。其实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就已经说过类似的话：“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在毛泽东看来，无论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都是一种历史现象，最终也会消亡。这是郭小川们所难以理解的。这大概就是郭小川以及和他同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尴尬吧。
但如果仔细分析郭小川在1957年初的日记和发表的文章，又可以看出，郭小川虽然在理智上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左右开弓”，但真正牵动他的感情，引起他高度警戒的，却是各种“错误倾向”，他更在意的是要反右。日记里就不断提出：“对那些小资产阶级情绪不批评是不行的。批评这种片面性，引导他们走上理智和清醒的路，有什么不好呢？”“（某某）知识分子气极重，个人主义的棱角很多，缺少共产主义者的忠诚，这人是绝不会成大器的。”对于当时文艺界发表的一些文章，他也在日记里表示了反感。如对 《星星》 诗刊发表的流沙河的 《吻》 《草木篇》，郭小川更作出强烈反应：“成都流沙河、石天河一批人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他们的思想实在已经具有反动的倾向了。” 郭小川在 《官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偏激》一文的最后，郑重其事也颇动感情地写了这样一段话：“近年来，我们读到一些描写青年人和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小说。作家看中了这样的主题，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我们看到某些作品竭力提倡那种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的时候，我就捏了一把汗。我想，我们的作家是引导我们——青年人—— 去作有效的战斗呢？还是引导我们去做一件有危险性的游戏？最后是引导我们年轻一代去做社会主义事业称职的接班人，还是让我们学习一种不切实际的浮夸散漫的作风，以致把前一辈辛勤缔造的家业在我们手里荡尽丢光？我们把这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恐怕已经不算太早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很容易就看出，郭小川这里所指，主要是发表于1956年《人民文学》9月号的王蒙的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郭小川显然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这是一个“做社会主义事业称职的接班人”，还是将先辈创造的家业“荡尽丢光”的原则问题，一贯以捍卫革命成果为天职的郭小川和他的作协战友 （郭小川在日记里曾经透露，他和林默涵、刘白羽等作协主要领导，“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自然要挺身而出。
于是，就有了一个大动作：在郭小川的提议和主持下，1月29日召开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王蒙的小说。发言者有不少都是延安老战士，他们如此慷慨激昂，显然认为这面对的不仅仅是文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郭小川是会议的主持者，因此没有发言，但他在当天日记里，仍然作了一个概括：“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这自然也是他自己的意见和态度。
党组会议上的众口一词，激烈反击，其实是反映了1957年上半年的整风鸣放期间，党内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来自延安和军队的老干部的内心是不满与焦虑的。郭小川后来在谈到他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时，曾说到自己“在匈牙利事件后，确实看到我国知识分子日渐走向右倾，因而有走向灭亡的危险”，为此而不安。因此，当军队的四位老干部陈其通 （时为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等于1月7日在 《人民日报》 发表 《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在过去的一年中”，“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些判断都引起了郭小川的共鸣。他在1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几个月来，文艺界又在某种程度上釀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风潮”，“昨天 《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不满的表现。”后来郭小川在一篇检讨里，也明确承认，自己“对其中的某些提法虽有微词，却基本上支持他们的主张”。
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战斗”，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在反对他的鸣放方针。毛泽东对此有过一个估计：“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的大多数，百分之九十”，而他提出的“放”的思想与方针，“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于是，就有了一次郭小川说的“意外的会见”。他在2月16日日记里，这样写道：突然接到通知，叫到中南海颐年堂，“刚脱下衣服，主席就出来了”。“已经太久没有这样近地见他了。他握了手，问了姓名，说了很多诙谐的话”，“以后人越来越多了”，原来这是一次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大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来”，主要是针对王蒙的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和对它的批评，主要是李希凡和马寒冰的批评。“主席特别不满意这两篇批评，认为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他指出：不要仓促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战。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功夫。而在批评时，应当是又保护，又批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是错误的。”对照 《毛泽东传》所公布的毛泽东2月16日讲话记录，郭小川的记录有遗漏，如毛泽东说：“有的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毛泽东讲话还提到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随后，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陈其通的文章也一再挨批。
毛泽东借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以及对王蒙小说的批评，指明党内有人试图阻碍鸣放，发出如此严峻的警告，这大概是完全出乎郭小川的意外的，而且给了他极大的压力，因为他正是作协批判王蒙小说的组织者，他自己也是赞同陈其通的文章的。郭小川这样的老延安战士，忠心不二地要捍卫党的原则；现在，突然从批评里，发现自己干扰了领导的战略部署，这其间的尴尬，是可以想见的。后来郭小川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沉重地写道：“我当时思想混乱了，认为自己搞错了，心想我们真是跟不上了吗？”“跟不上”，对郭小川这样的以“紧跟党干革命”为人生理想、职责的老党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
不过，郭小川还是努力跟上了。那一代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当自己的想法和组织的观念发生冲突时，几乎本能地就先否定了自己，发生问题的，只会是自己；更重要的是，不管思想通不通，都要服从。作为老党员，郭小川在受到批评以后，迅速调整自己的思想，完全按照部署行动，是没有多大思想障碍的。以后，郭小川又不断从周扬等人那里，听到毛泽东的想法、动向，如“据周扬谈，上海党内老同志情绪普遍不好，‘左’得厉害，主席曾在浙江开了三天会，苦口婆心讲了很久”（4月9日）；“荃麟告诉我，说毛主席看了《宣教动态》 登的 《人民文学》 怎样修改了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同时认为 《人民日报》 也是不好的，《文汇报》、《光明日报》 办活了，《人民日报》 在反胡风时是‘书生办报’，现在是‘死人办报’”。郭小川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更加坚定、自觉地支持、贯彻“放”的方针。在此前后，他们已经在作协内部积极组织鸣放。在鸣放高潮时，作协内部有些人受北大鸣放影响，也张贴大字报，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郭小川却积极支持，并且认为“北大基本是健康的”。—— 在以后批判郭小川时，这就成了他的重要罪状。
后来郭小川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知道毛主席是主张‘放’的”，因此和作协领导一起“一再提倡鸣放”；“另一方面，因为有许多人在鸣放中把矛头对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准旧作协党组和我个人，我的情绪上受到压抑，时有反感”，以至于提出“我们也办个杂文刊物，主要批判资产阶级”。郭小川在鸣放期间的压抑感，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里也有反映。如“我对这种知识分子实在是厌恶的，他们忽左忽右，推波助澜，自己永远‘正确’，对别人则只知道责备，倒好像永远受了人家的‘压制’，而自己种种不当行为，则永远被解释成为‘委屈’”；“下午二时半开给部长提意见的会，空气压人。艾青简直是一种被迫害的狂人，说了些关于我的莫名其妙的事。我很激动”；“几天来，整风很激烈，每天都听到不少令人激动的意见，心情真有些不安。但能经得起这次锻炼，也是个长进”。这里说到了“锻炼”，大概是能说明郭小川这样的左派当时的心理的。郭小川后来曾回忆说他“有时也很忧虑着慌，但只要听到党的镇定而坚强的声音，我又确信，‘冬天既已到来，春天就不远了’。我们显然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究竟掌握什么火候，心中却没有底。就在这种情势下，我开始是等待时机，暂且‘歇手’”，一月以后，再也没有写战斗杂文了。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发表 《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由此发出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号召，强调“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郭小川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愿望实现了。”作为坚定的左派，他早就等待着这样的反击了。
但冷静下来，他又感到了不安。因为尽管他对鸣放期间许多人的言论感到不满，但只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偏激”之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看成是“阶级敌人别有用心的进攻”。当他终于明白时，再一次痛感自己又“跟不上”了：“其实，主席的意思是放手让毒草出来，放出来再加以扑灭。我误解了主席的指示，我的思想情绪于是更向右的方向发展”。后来在1960年作“思想总结”时，他用“时‘左’时右”来概括自己1957年的思想：“在对待王蒙的小说 《组》 上，我开始比较‘左’，对这篇小说很反感，然后受到主席批评（主席指出不应对王蒙围剿，小说有正确的一面）。我误解主席的精神而转向右倾。”其实，郭小川这样的知识分子，即使是革命诗人、革命战士，他们知道的只是书本上的革命与政治，而对实际革命与政治是完全茫然的，他们永远也“跟不上”，忽左忽右是必然的。悲剧在于，郭小川始终认为自己懂政治，热衷政治，以服务于政治为天职；但直到碰了无数的钉子，包括一次次地因跟不上而检讨，到“文革”后期，才承认“我不懂得政治”，“我政治上很幼稚”。但为时已晚，而且还要继续紧跟。
在1957年的现实政治里，郭小川仍然是要紧跟的，并随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行为。郭小川是真诚的：他并不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迷惘。于是，就有了写于1957年7月的“急就”章 《射出我的第一枪》。他真诚地忏悔：“当那伪善的暴徒/挑起了战端，我没有立即跳进战壕/射出子弹”，“母亲啊，我的人民！可以宽恕我吗？”他真诚地自责：“过分的老实，在复杂的情势下面/陷入迷惘”，“过分的忠厚/识不破那般狐狸的/狡猾的伎俩”。他真诚地宣誓：“从现在起/我将随时随地/穿着我的战士的行装，背上我的诗的子弹带/守卫在/思想战线的边防”。但主观上的真诚，并不能改变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也是郭小川多年后才意识到的：“我在反右期间，是一个整人的人。”真诚地整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嘲讽。
反右运动后期的处理工作，郭小川也有自己的烦恼。其实他早就有了担心。在8月29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天几个人都有一个反映，斗争似乎要扩大下去。表现了一种厌烦的心情，也表现了对它的担心，怎样才叫彻底呢？”“右派（确实） 不少，但如个个批判，那真是要垮了。每人可采取不同方式解决才行。”随着运动的进展，他又提出“现在既要防右，又要防左”的问题，这都显示了某种隐忧。以后他又对“把斗争庸俗化”不满，为自己批判发言“过分尖锐”而“不安”。现在，在最后定性、处理阶段，他就更加小心谨慎，在划不划右派、处分掌握的分寸等等方面不断在领导层内部和其他人发生争议，也不断受到批评，他后来检讨说：“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作为斗争对象。”在处理时总是力争给被批判者有一个较好的出路，为此而积极地为丁玲、艾青能到部队农垦场劳动而多方联系。这都显示了郭小川的另一面：当他处于斗争第一线，写战斗诗歌，作批判发言时，他是急进、激昂，非常左的；但回到日常生活，处理具体问题时，他又是穩健、温和，多有人情味而显得右的。郭小川本性中的温情并不能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
于是，这位反右运动的左派，领导成员，到运动终要大功告成时，却陷入若有所失的无名的苦恼、烦闷之中，在日记里不断谈道：“近来，在斗争中，不时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批斗会上发言以后“反而有些空虚的感觉”；“精神上有一种怅惘的感觉”，“这些天来，真是失去了平衡似的，生活是多么复杂，而工作的任务又是何等艰巨啊！”他终于感到厌倦：“反右派斗争的诗，已经写了不少，现在实在不想写了。”郭小川似乎觉得，反右派这样的政治斗争并不是他真正追求的。
他心之所属在哪里呢？9月10日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郭小川和他的朋友陈笑雨和同为作协领导人的林默涵，突然“谈到男女关系这个问题”，郭小川大发感慨：“这是多么丰富的生活啊！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如此敏锐，妻子对丈夫的一举一动都是理解的。而女孩子都是喜欢叔叔，男孩子都喜欢阿姨，异性之间的这种奇妙的关系，是作家写不尽的。”于是郭小川“精神上兴奋”起来，“又是为了写一首动人的歌”：他决定写“共产党员如何处理爱情生活”的“故事”。他在日记里写道：“人总是这样，一要写东西，心情就激荡起来。”原来，生活，人，诗，才是郭小川真正需要的！尽管组织要求郭小川，郭小川也是这样自我定位：“首先是革命战士，然后才是诗人”；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把“诗人”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他与革命政治真正矛盾之处。
（选自《岁月沧桑》/钱理群 著/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7月版）
郭小川后来到了知识分子成堆的中国作协，始终格格不入，除了他确实看到许多知识分子的弱点之外，更和他因对知识分子总体评价上的偏见而产生的戒备心理直接相关。但郭小川同时也面临一个矛盾：尽管他竭力将自己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区分开来，因为他自身只是师范生，至多算个“小知识分子”，但他自己身上根底上的知识分子气质、情趣、积习以及由此产生的与知识分子之间理不清、剪不断的精神联系，却是无法掩盖的，客观上的改造者的地位，理性上的疏远与情感上不自觉的亲近，使他时时陷入困境。
以写作为终身追求的郭小川，他也自有困惑：一方面，他完全认同党所提出的“首先是革命者，然后是作家”的定位；另一方面，他又特别强调和自觉追求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这构成了郭小川文艺思想的不可分割的两个侧面。
1957年，“怎么也跟不上”的尴尬
郭小川在他1957年日记的头一篇里，这样写道：“1957年恐怕是整个思想战线斗争最尖锐的一年，这就有许多事情可做，有很多战斗等待我们。我将日夜不停地工作。用的武器还是诗和杂文，……总之是为了斗争。”他还特意谈到自己的工作 （他从1955年10月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秘书长，1956年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工作本身是繁重而令人忧虑的。……文艺界的复杂情况，负责人总是处在尖端上的，决心守住原则，注意团结，别的都在所不计也。”
这一段年初预测，可议论之处颇多。一是郭小川凭着他高度的政治敏感 （这是他曾经担任王震这样的高级指挥员的秘书以及多年从事党的新闻工作所训练出来的），对1957年全国思想战线斗争形势与动向作了准确判断。同時代的知识分子中大概很少有人有他这样的清醒估计与自觉意识；二是人们通常关注的是运动的受害者一方的命运，却很少有机会探视运动中的左派与领导者的思想、心理反应。而这正是我们最感兴趣的：这一年，郭小川这样的正统、主流知识分子在想什么，做什么呢？
郭小川1957年1月28日的日记里，即记载了“陆部长 （按，指中宣部部长陆定一） 传达最近省市委书记会议的一些内容”。主要是毛泽东讲话的精神，讲面对“人民闹事”这一“新问题”（毛泽东说：“过去革命，人民内部矛盾不大，现在阶级快消灭，人民内部鼓起眼睛来”），党应该怎么办？对此毛泽东讲了两条。
其一，“不要以为天下太平”，“思想 （要） 有准备”：“反革命分子是存在的，有些地主资本家，还有富裕中农，资本家不讲话，地主不讲话，地主的儿子出来闹，干部出来闹”。其二，“我们不怕闹”，“不犯路线错误，不会出大乱子，即使出大乱子，也不会亡国，国家会更巩固”。因此，对付乱子的办法也有两手。一是“不采取抓人”的方法。闹了事，“第一态度欢迎，没闹够，就不收场，如不闹够就收场将来还会闹，对坏人采取孤立的办法”，“不要轻易开枪抓人，武装斗争除了反革命暴动以外，不要弄。段祺瑞，三一八，开枪，就垮台”。二是“要管思想工作”，“工人成分改变了，有些地主进去了”，“党发展太大不好，团大也不好，太大了，一点作用也没有，匈牙利90万党员，大了，没有模范作用。”其实这是毛泽东对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讲话里，就已经指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的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了。”在稍后 （1957年3月1日） 的讲话里，毛泽东又把匈牙利事件的产生原因作了一个概括：“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工业方针错误，工人减薪，资本家简单地被打倒，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没有镇压。”前后三次讲话表明，毛泽东从匈牙利事件中吸取了两条教训，一是党的官僚主义会脱离群众，导致党的危机；二是知识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没有镇压，也会导致危机。因此，面对中国工人、学生、农民“闹事”（1956年下半年大约有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还有许多农民要求退社） 也是三条：其一是很多闹事都是由官僚主义引起，正好借群众力量反对党内的官僚；其二有的闹事背后有反革命，让它闹够，彻底暴露；其三，要加强思想工作，改造知识分子。这样，郭小川对毛泽东的讲话作出正面的、积极的反应，就是很自然的。郭小川在听传达这一天的日记里，就这样写道：“关于‘百花齐放’和‘人民闹事’部分，最启发人，毛主席关于矛盾论的一些意见，简直让人叹为绝唱。这是真正的还说道：将来马列主义也会过时的。”这回郭小川的反应是“这一点不知是什么意思”。其实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就已经说过类似的话：“按照辩证法，就像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在毛泽东看来，无论马列主义，社会主义，都是一种历史现象，最终也会消亡。这是郭小川们所难以理解的。这大概就是郭小川以及和他同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尴尬吧。
但如果仔细分析郭小川在1957年初的日记和发表的文章，又可以看出，郭小川虽然在理智上提出要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要左右开弓”，但真正牵动他的感情，引起他高度警戒的，却是各种“错误倾向”，他更在意的是要反右。日记里就不断提出：“对那些小资产阶级情绪不批评是不行的。批评这种片面性，引导他们走上理智和清醒的路，有什么不好呢？”“（某某）知识分子气极重，个人主义的棱角很多，缺少共产主义者的忠诚，这人是绝不会成大器的。”对于当时文艺界发表的一些文章，他也在日记里表示了反感。如对 《星星》 诗刊发表的流沙河的 《吻》 《草木篇》，郭小川更作出强烈反应：“成都流沙河、石天河一批人的情形实在令人担忧，他们的思想实在已经具有反动的倾向了。” 郭小川在 《官僚主义与小资产阶级的偏激》一文的最后，郑重其事也颇动感情地写了这样一段话：“近年来，我们读到一些描写青年人和官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小说。作家看中了这样的主题，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当我们看到某些作品竭力提倡那种小资产阶级偏激情绪的时候，我就捏了一把汗。我想，我们的作家是引导我们——青年人—— 去作有效的战斗呢？还是引导我们去做一件有危险性的游戏？最后是引导我们年轻一代去做社会主义事业称职的接班人，还是让我们学习一种不切实际的浮夸散漫的作风，以致把前一辈辛勤缔造的家业在我们手里荡尽丢光？我们把这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出来，恐怕已经不算太早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们很容易就看出，郭小川这里所指，主要是发表于1956年《人民文学》9月号的王蒙的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郭小川显然把问题看得很严重：这是一个“做社会主义事业称职的接班人”，还是将先辈创造的家业“荡尽丢光”的原则问题，一贯以捍卫革命成果为天职的郭小川和他的作协战友 （郭小川在日记里曾经透露，他和林默涵、刘白羽等作协主要领导，“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自然要挺身而出。
于是，就有了一个大动作：在郭小川的提议和主持下，1月29日召开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王蒙的小说。发言者有不少都是延安老战士，他们如此慷慨激昂，显然认为这面对的不仅仅是文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郭小川是会议的主持者，因此没有发言，但他在当天日记里，仍然作了一个概括：“总的认为这小说是有毒素的。”这自然也是他自己的意见和态度。
党组会议上的众口一词，激烈反击，其实是反映了1957年上半年的整风鸣放期间，党内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来自延安和军队的老干部的内心是不满与焦虑的。郭小川后来在谈到他这一时期的政治态度时，曾说到自己“在匈牙利事件后，确实看到我国知识分子日渐走向右倾，因而有走向灭亡的危险”，为此而不安。因此，当军队的四位老干部陈其通 （时为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等于1月7日在 《人民日报》 发表 《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在过去的一年中”，“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些判断都引起了郭小川的共鸣。他在1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几个月来，文艺界又在某种程度上釀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风潮”，“昨天 《人民日报》发表的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就是对这种现象的不满的表现。”后来郭小川在一篇检讨里，也明确承认，自己“对其中的某些提法虽有微词，却基本上支持他们的主张”。
但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战斗”，在毛泽东看来，都是在反对他的鸣放方针。毛泽东对此有过一个估计：“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的大多数，百分之九十”，而他提出的“放”的思想与方针，“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于是，就有了一次郭小川说的“意外的会见”。他在2月16日日记里，这样写道：突然接到通知，叫到中南海颐年堂，“刚脱下衣服，主席就出来了”。“已经太久没有这样近地见他了。他握了手，问了姓名，说了很多诙谐的话”，“以后人越来越多了”，原来这是一次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青年团负责人会议，“大家坐下来，他就谈起来”，主要是针对王蒙的小说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 和对它的批评，主要是李希凡和马寒冰的批评。“主席特别不满意这两篇批评，认为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他指出：不要仓促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战。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功夫。而在批评时，应当是又保护，又批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是错误的。”对照 《毛泽东传》所公布的毛泽东2月16日讲话记录，郭小川的记录有遗漏，如毛泽东说：“有的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毛泽东讲话还提到了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随后，在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陈其通的文章也一再挨批。
毛泽东借对陈其通四人的文章以及对王蒙小说的批评，指明党内有人试图阻碍鸣放，发出如此严峻的警告，这大概是完全出乎郭小川的意外的，而且给了他极大的压力，因为他正是作协批判王蒙小说的组织者，他自己也是赞同陈其通的文章的。郭小川这样的老延安战士，忠心不二地要捍卫党的原则；现在，突然从批评里，发现自己干扰了领导的战略部署，这其间的尴尬，是可以想见的。后来郭小川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还沉重地写道：“我当时思想混乱了，认为自己搞错了，心想我们真是跟不上了吗？”“跟不上”，对郭小川这样的以“紧跟党干革命”为人生理想、职责的老党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不能不认真对待的。
不过，郭小川还是努力跟上了。那一代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当自己的想法和组织的观念发生冲突时，几乎本能地就先否定了自己，发生问题的，只会是自己；更重要的是，不管思想通不通，都要服从。作为老党员，郭小川在受到批评以后，迅速调整自己的思想，完全按照部署行动，是没有多大思想障碍的。以后，郭小川又不断从周扬等人那里，听到毛泽东的想法、动向，如“据周扬谈，上海党内老同志情绪普遍不好，‘左’得厉害，主席曾在浙江开了三天会，苦口婆心讲了很久”（4月9日）；“荃麟告诉我，说毛主席看了《宣教动态》 登的 《人民文学》 怎样修改了 《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大为震怒，说这是‘缺德’、‘损阴功’，同时认为 《人民日报》 也是不好的，《文汇报》、《光明日报》 办活了，《人民日报》 在反胡风时是‘书生办报’，现在是‘死人办报’”。郭小川在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更加坚定、自觉地支持、贯彻“放”的方针。在此前后，他们已经在作协内部积极组织鸣放。在鸣放高潮时，作协内部有些人受北大鸣放影响，也张贴大字报，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郭小川却积极支持，并且认为“北大基本是健康的”。—— 在以后批判郭小川时，这就成了他的重要罪状。
后来郭小川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因为“知道毛主席是主张‘放’的”，因此和作协领导一起“一再提倡鸣放”；“另一方面，因为有许多人在鸣放中把矛头对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对准旧作协党组和我个人，我的情绪上受到压抑，时有反感”，以至于提出“我们也办个杂文刊物，主要批判资产阶级”。郭小川在鸣放期间的压抑感，在他这一时期的日记里也有反映。如“我对这种知识分子实在是厌恶的，他们忽左忽右，推波助澜，自己永远‘正确’，对别人则只知道责备，倒好像永远受了人家的‘压制’，而自己种种不当行为，则永远被解释成为‘委屈’”；“下午二时半开给部长提意见的会，空气压人。艾青简直是一种被迫害的狂人，说了些关于我的莫名其妙的事。我很激动”；“几天来，整风很激烈，每天都听到不少令人激动的意见，心情真有些不安。但能经得起这次锻炼，也是个长进”。这里说到了“锻炼”，大概是能说明郭小川这样的左派当时的心理的。郭小川后来曾回忆说他“有时也很忧虑着慌，但只要听到党的镇定而坚强的声音，我又确信，‘冬天既已到来，春天就不远了’。我们显然用不着大惊小怪，但究竟掌握什么火候，心中却没有底。就在这种情势下，我开始是等待时机，暂且‘歇手’”，一月以后，再也没有写战斗杂文了。
陷入“整人的人”的烦恼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 发表 《这是为什么》 的社论，由此发出开展“反右派斗争”的号召，强调“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郭小川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愿望实现了。”作为坚定的左派，他早就等待着这样的反击了。
但冷静下来，他又感到了不安。因为尽管他对鸣放期间许多人的言论感到不满，但只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偏激”之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没有看成是“阶级敌人别有用心的进攻”。当他终于明白时，再一次痛感自己又“跟不上”了：“其实，主席的意思是放手让毒草出来，放出来再加以扑灭。我误解了主席的指示，我的思想情绪于是更向右的方向发展”。后来在1960年作“思想总结”时，他用“时‘左’时右”来概括自己1957年的思想：“在对待王蒙的小说 《组》 上，我开始比较‘左’，对这篇小说很反感，然后受到主席批评（主席指出不应对王蒙围剿，小说有正确的一面）。我误解主席的精神而转向右倾。”其实，郭小川这样的知识分子，即使是革命诗人、革命战士，他们知道的只是书本上的革命与政治，而对实际革命与政治是完全茫然的，他们永远也“跟不上”，忽左忽右是必然的。悲剧在于，郭小川始终认为自己懂政治，热衷政治，以服务于政治为天职；但直到碰了无数的钉子，包括一次次地因跟不上而检讨，到“文革”后期，才承认“我不懂得政治”，“我政治上很幼稚”。但为时已晚，而且还要继续紧跟。
在1957年的现实政治里，郭小川仍然是要紧跟的，并随时据此来调整自己的思想与行为。郭小川是真诚的：他并不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迷惘。于是，就有了写于1957年7月的“急就”章 《射出我的第一枪》。他真诚地忏悔：“当那伪善的暴徒/挑起了战端，我没有立即跳进战壕/射出子弹”，“母亲啊，我的人民！可以宽恕我吗？”他真诚地自责：“过分的老实，在复杂的情势下面/陷入迷惘”，“过分的忠厚/识不破那般狐狸的/狡猾的伎俩”。他真诚地宣誓：“从现在起/我将随时随地/穿着我的战士的行装，背上我的诗的子弹带/守卫在/思想战线的边防”。但主观上的真诚，并不能改变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也是郭小川多年后才意识到的：“我在反右期间，是一个整人的人。”真诚地整人，这本身就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嘲讽。
反右运动后期的处理工作，郭小川也有自己的烦恼。其实他早就有了担心。在8月29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今天几个人都有一个反映，斗争似乎要扩大下去。表现了一种厌烦的心情，也表现了对它的担心，怎样才叫彻底呢？”“右派（确实） 不少，但如个个批判，那真是要垮了。每人可采取不同方式解决才行。”随着运动的进展，他又提出“现在既要防右，又要防左”的问题，这都显示了某种隐忧。以后他又对“把斗争庸俗化”不满，为自己批判发言“过分尖锐”而“不安”。现在，在最后定性、处理阶段，他就更加小心谨慎，在划不划右派、处分掌握的分寸等等方面不断在领导层内部和其他人发生争议，也不断受到批评，他后来检讨说：“我总希望斗争对象越少越好，只要别人不揭发，我就不提出来作为斗争对象。”在处理时总是力争给被批判者有一个较好的出路，为此而积极地为丁玲、艾青能到部队农垦场劳动而多方联系。这都显示了郭小川的另一面：当他处于斗争第一线，写战斗诗歌，作批判发言时，他是急进、激昂，非常左的；但回到日常生活，处理具体问题时，他又是穩健、温和，多有人情味而显得右的。郭小川本性中的温情并不能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
于是，这位反右运动的左派，领导成员，到运动终要大功告成时，却陷入若有所失的无名的苦恼、烦闷之中，在日记里不断谈道：“近来，在斗争中，不时也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批斗会上发言以后“反而有些空虚的感觉”；“精神上有一种怅惘的感觉”，“这些天来，真是失去了平衡似的，生活是多么复杂，而工作的任务又是何等艰巨啊！”他终于感到厌倦：“反右派斗争的诗，已经写了不少，现在实在不想写了。”郭小川似乎觉得，反右派这样的政治斗争并不是他真正追求的。
他心之所属在哪里呢？9月10日斗争还在进行的时候，郭小川和他的朋友陈笑雨和同为作协领导人的林默涵，突然“谈到男女关系这个问题”，郭小川大发感慨：“这是多么丰富的生活啊！人，在这个问题上都是如此敏锐，妻子对丈夫的一举一动都是理解的。而女孩子都是喜欢叔叔，男孩子都喜欢阿姨，异性之间的这种奇妙的关系，是作家写不尽的。”于是郭小川“精神上兴奋”起来，“又是为了写一首动人的歌”：他决定写“共产党员如何处理爱情生活”的“故事”。他在日记里写道：“人总是这样，一要写东西，心情就激荡起来。”原来，生活，人，诗，才是郭小川真正需要的！尽管组织要求郭小川，郭小川也是这样自我定位：“首先是革命战士，然后才是诗人”；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把“诗人”放在第一位的，这是他与革命政治真正矛盾之处。
（选自《岁月沧桑》/钱理群 著/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