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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受人们喜爱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悲剧结局令人震憾,作者何以写出如此悲剧,本文认为是他宽广的胸怀使然。作者心中蕴蓄的忧思几何,境界怎样?本文认为,他的胸中蕴蓄着千古之愁,境界高远。因此本文认为《水浒传》的作者是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伟大作家。
关键词: 《水浒传》 宽广胸怀 千古愁思 人格魅力
《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其中的故事触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特别是梁山英雄的悲惨结局,令无数读者为之感叹唏嘘。作者何以写出如此震憾千古的大悲剧,心中蕴蓄着多少愁思?我试图从作者胸怀和愁思之处进行探究,通过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求得答案。
一、宽广胸怀
中国人一向喜欢文学上的大团圆结局,特别是古代戏剧,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王实甫的《西厢记》,这两出戏剧和《水浒传》都诞生于蒙元时代,《窦娥冤》结局是冤情得报,《西厢记》的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都很美好。但现实生活中悲剧是层出不穷的,并且,作品中的悲剧结局也更能使人的心灵得到震憾,而作家却偏偏爱以大团圆结局去表现它,这种结局明显不符合实情,像窦娥的三桩誓愿能够得以实现,这在现实中是不可想象的。
再者,《窦娥冤》和《西厢记》安排的这种“大团圆”结局,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对封建统治的反抗,但这种结局使作品悲剧性减弱,削弱了作品的战斗力量,甚至有替统治阶级粉饰太平之嫌。
《水浒传》的作者却忠实于现实,写一百零八将征讨方腊之后已“十损七八”,拜见朝廷之时,仅剩二十七员将领。随后,这二十七人又有柴进、戴宗等十余人“不愿为官”,回归乡里,这些人之所以不接受所赐之官,只是为避权奸之害。接受官职的寥寥几人,最后结局真是一个比一个悲惨:卢俊义、宋江相继被奸臣蔡京等人用下了水银的“御膳”和下了慢药的“御酒”害死;吴用、花荣被迫自缢,双双身亡于宋江墓前;李逵也间接受害,饮药酒而死。《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把梁山好汉的结局写成高官后禄、封妻荫子的“大团圆”结局,而是严格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逻辑去安排悲剧结局,《水浒传》在历史上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屡次禁绝”[1],也许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样安排,对权奸当道的黑暗社会的揭露更加有力,对读者心灵的震撼更加强烈,对作者来说,当然也更加需要胸怀的博大与宽广。
关汉卿和王实甫为何安排“大团圆”结局,我觉得这与他们的心胸有关。金圣叹曾说过:“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读第五才子书法》)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关汉卿、王实甫的心胸到底如何?这就有必要联系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份。
首先看时代背景。元朝政治,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元朝把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分别对待。一等人是蒙古人,他们是征服者,是主人;二等人是色目人;三等人是汉人;四等人是南人。一等人蒙古人杀死汉人和南人是可以不偿命的”[2]。这样对待统治下的臣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马上得天下”的蒙古皇帝和贵族多不识汉字,治理政务没有法规,只有成例,官吏可以上下其手,欺压百姓。政治待遇等级划分的同时是经济上贫富分化。
蒙古贵族的统治,把广大的士人阶层排斥在政治之外。“元朝有一段时间曾恢复过科举,但录取人数少不说,蒙古人和色目人在考试中还有录取的优先权,即使是科举得中,一般而言,官职也不会做多大”[3]。对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
中国历史上,士子阶层长期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当“入世”走不通的时候,道家“无为”的“出世”思想必然侵占士子的脑海,这两种思想在士子的脑海中不断争斗,这种矛盾的思想则会逐渐演变为对现实生活的反抗,怎样反对社会的黑暗,怎样来表现对封建礼教的排斥,士子们也只能借助自己的知识来编写戏曲、小说等。但是,如果把心中的不满直接地表现在作品上,势必受到统治者的打压,不仅作品受查禁,甚至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既想表达不满,又想保全自己,于是作者只好给作品安排上统治者和普通民众都能接受的大团圆结局,进行这种有限度的反抗了。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作品中矛盾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作家只好根据超越现实的变态思维去寻找,寻找这种浪漫主义的神力,使自己作品中的矛盾得以化解,从而逃避了现实,使痛苦的精神得到了些许的抚慰。
我们再来看关汉卿和王实甫的身份情况。关汉卿在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一开始就表白自己具有浪子风流的品行。所谓“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他不仅不以此羞,反而以此为荣,说:“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即嫖客。又说:“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锦阵”、“花营”,均指妓院,“都帅头”指总头目,也就是领袖和班头的意思。他还把风月场中年轻嫖客说成是“初生的兔羔儿”,自己则是个“老野鸡”。在此曲的最后,他用“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比喻自己“往烟花路上走的决心”。关汉卿的这套散曲作于晚年,可以当作者的自叙看,它如实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当时混迹于勾栏瓦舍之中的下层文人“破罐破摔”生活的真实记录。
王实甫的身份和关汉卿极为相似。贾仲明在为王实甫补写的《凌波仙》吊词中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4]由此可知他跟关汉卿基本是一类人。
关汉卿和王实甫处于靠编戏卖文为生的境地,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卖笑卖唱的倡优已相去不远,处于这样的地位,要他们有崇高宽广的胸怀,真是比登天还难。这种胸怀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上,那就是安排“大团圆”结局,来满足人们娱乐情怀的需要,而不愿、不敢按照生活的本来逻辑去安排作品的悲剧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胸怀如何呢?根据罗宗强、陈洪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二)第269页的介绍可知,施耐庵曾是元末至顺间的“乡贡进士”。在元朝,汉人能成为“乡贡进士”者,那真是凤毛麟角。后来施耐庵成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幕僚,张败后隐居著书。另外,从《水浒传》引首的文字我们也可以对施耐庵略知一二,从中看出,他是一个生活优裕的“俊逸儒流”。
从施耐庵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身份特点可知,其一,他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士大夫文人有了区别,他没有了“文以载道”、“抒愤言志”的功利之心;其二,与关汉卿、王实甫相比,他不需要以写杂剧、话本为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其三,他乡贡进士、幕僚、隐士的经历与烟柳巷中的关汉卿、王实甫的经历大相径庭,因此生活的志趣也迥然不同。一个作者,只有摒弃一已偏私之见,才能有对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的没有成见的关注和失去功利思想的深思;只有荡涤掉生活经验中固守的欲望、挂牵和情愫,才能达到一种清静无尘的境界。施耐庵达到了这种境界,他乡贡进士、幕僚的经历使他阅尽了人间万象,而隐士情怀使他抛掉了一己偏私之见和固守的欲望、挂牵,他只是把写作当作戏玩的工具,“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5]。有了这种胸怀,才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6](陆机,《文赋》)。有了这种胸怀,才能摆托俗世的各种羁绊,写出如此撼人心魄的悲剧结局。
施耐庵的崇高宽广胸怀,关汉卿、王实甫难以企及。它就像茫茫黑夜中孤零零的一座灯塔,照耀着千秋万代。
二、千古愁思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写愁思、愁绪的作品真是不可胜数,但《水浒传》的悲剧结局所体现出的愁思之情、境界之高远,就像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写的天姥山一样:“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在蔚为奇观的“一代之文学”——宋词的广阔海洋中,从始至终明显暗隐着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思绪,让后人回首历史禁不住“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不妨随便选取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宋词愁思之作来分析一下,以便和《水浒传》的愁思作一比较,境界高下,立马可见。
对词坛作过伟大贡献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善于倾诉离情别绪,吐露“愁绪”总是迷离悱恻,真切感人。“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雨霖铃》),即将与红颜知已惜别,烟波渺渺,暮霭浓重,前景一片黯然,充塞其间的是多么渺茫无际的离愁别恨。愁情无限的《凤栖梧》写道:“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词人伫倚危楼细风吹拂,伤感之思绪侵袭而至,不见意中人“忘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而眼前“草色烟光残照里”,无人倾诉,无人领会,真是伤感至极。既如此,只好“拟把疏狂图一醉”,一醉以消愁闷,但无乐无味,终于悟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深情而又无可奈何,真个“愁”煞人也。
柳永作为一个长期浪迹江湖的游子,他的词多是“倚红偎翠”生活中“浅斟低唱”的产物,抒发的无非是恋人间别离的怨苦悲凄之“愁”。
同为一代词后的婉约派宗主李清照,经历了少女时代的欢乐、甜蜜时光,以及婚后与情深意笃的丈夫赵明诚的缱绻缠绵时期,到了晚年却递遭家破人亡、沦落异乡等沉重打击,又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离乱等惨痛事实,生活极其凄楚。这样一位温柔婉约的女子也不禁将内心不能承载之“愁绪”尽行倾出。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位曾最喜爱游山玩水的女词人,此时此刻内心的痛苦太大了,哀愁太深了,料到自己的“愁绪”重得“轻舟”也不能承载得住,所以还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发愁罢。但“凄凄惨惨戚戚”,一个人“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词人晚年寡居时悲秋伤时的愁苦使人为之屏息哀叹。
李清照,愁啊,实在是愁;悲啊,实在是悲。但这也仅仅是一曲抒发个人苦难的“绝唱”。
跨五代与北宋的南唐末代皇帝李煜,在位十三年,政绩全无,却耽溺于词乐声色,终遭北宋灭亡,沦为亡国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面对着“春花秋月”的美好,却“不堪回首月明中”。昔日是“红日已高三丈透”、“晚妆初了明肌雪”,极尽自由享受之能事,而今却“朱颜”“已改”,“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如此的今非昔比,作为阶下囚的他不禁发出一声长叹,一腔愁恨喷涌而出,似一江春水绵绵流向深不可测的东海之中。让人为之沉痛感慨。
李煜在“日夕只以泪洗面”的囚徒生活期间,整日作词以发身世家国之慨,同样的抒发亡国哀思的词句还有“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独我情何限”(《子夜歌》),“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清平乐》),“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无一不是他悲苦“愁绪”的叹息,绵绵无尽,令人为之凄绝。
李煜的词感情之真挚,愁情之深邃,堪称空前绝后,但他的亡国失家之愁,更多的是个人之恨,是自己不能再过那种随心所欲、无忧无虑、锦衣玉食生活的自怨自艾。
婉约派词人往往愁情满怀,慷慨悲歌。豪放词坛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也创作了大量的“愁绪”词章。“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词人为国事日夜操劳,献谋献策,却不被朝廷重视,而受投降派迫害打击,忧愁郁积心头,却无人可诉,“却道天凉好个秋!”这种“愁绪”何其悲壮。
悲则悲哉,壮则壮哉,但这首词倾诉的仍然是壮志难酬的个人的悲愤。
《水浒传》愁思的境界则达到了新的高度。前七十一回写的是梁山英雄意气勃发、妙趣横生、各自不同的“替天行道”之路,这些笑谈戏玩文字,符合人们最基本的审美需要,具有娱情特征,后二十九回写全伙受招安后的英雄末路之悲,却明显带有深刻的思想美感价值。全书以“千年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的诗句结束全篇,真是愁情无限。作者愁从何来呢?为梁山好汉立大功却受害而悲,“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7],如果让这些好汉重活一回,他们的人生之路将会是一番怎样的风景?为自己胸中的迷惘而愁,身为“儒流”、“替天行道”的大旗上该抒写自己怎样的风流?为人类世界前程而忧,一代代的后人将怎样续写“替天行道”的春秋?《水浒传》的作者之忧,超越了当下之悲的局限,超越了个人之愁的框框,穿越万古千山,直逼无穷的未来,寄托着中华民族生活追求的千古愁思。
如果说《水浒传》不愧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那么《水浒传》作者因心胸盛日月,愁思含千古,更不愧称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伟大作家,值得后人永远崇拜、景仰。
参考文献:
[1]罗宗强,陈洪主编.《水浒传》的地位和影响.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9次印刷:279.
[2]王宁主编.元朝统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8次印刷:89.
[3]王宁主编.元明清三朝的文化政策与知识阶层的文化活动.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8次印刷:99.
[4]罗宗强,陈洪主编.王实甫及其《西厢记》.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9次印刷:154.
[5]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3次印刷:1.
[6]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5次印刷:67.
[7]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3次印刷:1309.
关键词: 《水浒传》 宽广胸怀 千古愁思 人格魅力
《水浒传》作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其中的故事触动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心弦,特别是梁山英雄的悲惨结局,令无数读者为之感叹唏嘘。作者何以写出如此震憾千古的大悲剧,心中蕴蓄着多少愁思?我试图从作者胸怀和愁思之处进行探究,通过和其他作家进行比较的方法来求得答案。
一、宽广胸怀
中国人一向喜欢文学上的大团圆结局,特别是古代戏剧,最有代表性的当推关汉卿的《窦娥冤》和王实甫的《西厢记》,这两出戏剧和《水浒传》都诞生于蒙元时代,《窦娥冤》结局是冤情得报,《西厢记》的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结局都很美好。但现实生活中悲剧是层出不穷的,并且,作品中的悲剧结局也更能使人的心灵得到震憾,而作家却偏偏爱以大团圆结局去表现它,这种结局明显不符合实情,像窦娥的三桩誓愿能够得以实现,这在现实中是不可想象的。
再者,《窦娥冤》和《西厢记》安排的这种“大团圆”结局,虽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对封建统治的反抗,但这种结局使作品悲剧性减弱,削弱了作品的战斗力量,甚至有替统治阶级粉饰太平之嫌。
《水浒传》的作者却忠实于现实,写一百零八将征讨方腊之后已“十损七八”,拜见朝廷之时,仅剩二十七员将领。随后,这二十七人又有柴进、戴宗等十余人“不愿为官”,回归乡里,这些人之所以不接受所赐之官,只是为避权奸之害。接受官职的寥寥几人,最后结局真是一个比一个悲惨:卢俊义、宋江相继被奸臣蔡京等人用下了水银的“御膳”和下了慢药的“御酒”害死;吴用、花荣被迫自缢,双双身亡于宋江墓前;李逵也间接受害,饮药酒而死。《水浒传》的作者没有把梁山好汉的结局写成高官后禄、封妻荫子的“大团圆”结局,而是严格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逻辑去安排悲剧结局,《水浒传》在历史上被“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屡次禁绝”[1],也许这是重要原因之一。这样安排,对权奸当道的黑暗社会的揭露更加有力,对读者心灵的震撼更加强烈,对作者来说,当然也更加需要胸怀的博大与宽广。
关汉卿和王实甫为何安排“大团圆”结局,我觉得这与他们的心胸有关。金圣叹曾说过:“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读第五才子书法》)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关汉卿、王实甫的心胸到底如何?这就有必要联系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身份。
首先看时代背景。元朝政治,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元朝把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等分别对待。一等人是蒙古人,他们是征服者,是主人;二等人是色目人;三等人是汉人;四等人是南人。一等人蒙古人杀死汉人和南人是可以不偿命的”[2]。这样对待统治下的臣民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马上得天下”的蒙古皇帝和贵族多不识汉字,治理政务没有法规,只有成例,官吏可以上下其手,欺压百姓。政治待遇等级划分的同时是经济上贫富分化。
蒙古贵族的统治,把广大的士人阶层排斥在政治之外。“元朝有一段时间曾恢复过科举,但录取人数少不说,蒙古人和色目人在考试中还有录取的优先权,即使是科举得中,一般而言,官职也不会做多大”[3]。对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
中国历史上,士子阶层长期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当“入世”走不通的时候,道家“无为”的“出世”思想必然侵占士子的脑海,这两种思想在士子的脑海中不断争斗,这种矛盾的思想则会逐渐演变为对现实生活的反抗,怎样反对社会的黑暗,怎样来表现对封建礼教的排斥,士子们也只能借助自己的知识来编写戏曲、小说等。但是,如果把心中的不满直接地表现在作品上,势必受到统治者的打压,不仅作品受查禁,甚至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既想表达不满,又想保全自己,于是作者只好给作品安排上统治者和普通民众都能接受的大团圆结局,进行这种有限度的反抗了。
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作品中矛盾解决办法的情况下,作家只好根据超越现实的变态思维去寻找,寻找这种浪漫主义的神力,使自己作品中的矛盾得以化解,从而逃避了现实,使痛苦的精神得到了些许的抚慰。
我们再来看关汉卿和王实甫的身份情况。关汉卿在套曲[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一开始就表白自己具有浪子风流的品行。所谓“半生来折柳攀花,一世里眠花卧柳”,他不仅不以此羞,反而以此为荣,说:“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郎君”即嫖客。又说:“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锦阵”、“花营”,均指妓院,“都帅头”指总头目,也就是领袖和班头的意思。他还把风月场中年轻嫖客说成是“初生的兔羔儿”,自己则是个“老野鸡”。在此曲的最后,他用“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的“铜豌豆”比喻自己“往烟花路上走的决心”。关汉卿的这套散曲作于晚年,可以当作者的自叙看,它如实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当时混迹于勾栏瓦舍之中的下层文人“破罐破摔”生活的真实记录。
王实甫的身份和关汉卿极为相似。贾仲明在为王实甫补写的《凌波仙》吊词中说:“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飚飚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4]由此可知他跟关汉卿基本是一类人。
关汉卿和王实甫处于靠编戏卖文为生的境地,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卖笑卖唱的倡优已相去不远,处于这样的地位,要他们有崇高宽广的胸怀,真是比登天还难。这种胸怀反映到他们的作品上,那就是安排“大团圆”结局,来满足人们娱乐情怀的需要,而不愿、不敢按照生活的本来逻辑去安排作品的悲剧结局。
《水浒传》的作者胸怀如何呢?根据罗宗强、陈洪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二)第269页的介绍可知,施耐庵曾是元末至顺间的“乡贡进士”。在元朝,汉人能成为“乡贡进士”者,那真是凤毛麟角。后来施耐庵成为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幕僚,张败后隐居著书。另外,从《水浒传》引首的文字我们也可以对施耐庵略知一二,从中看出,他是一个生活优裕的“俊逸儒流”。
从施耐庵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身份特点可知,其一,他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士大夫文人有了区别,他没有了“文以载道”、“抒愤言志”的功利之心;其二,与关汉卿、王实甫相比,他不需要以写杂剧、话本为职业作为谋生的手段;其三,他乡贡进士、幕僚、隐士的经历与烟柳巷中的关汉卿、王实甫的经历大相径庭,因此生活的志趣也迥然不同。一个作者,只有摒弃一已偏私之见,才能有对纷繁复杂的世间万象的没有成见的关注和失去功利思想的深思;只有荡涤掉生活经验中固守的欲望、挂牵和情愫,才能达到一种清静无尘的境界。施耐庵达到了这种境界,他乡贡进士、幕僚的经历使他阅尽了人间万象,而隐士情怀使他抛掉了一己偏私之见和固守的欲望、挂牵,他只是把写作当作戏玩的工具,“虚名薄利不关愁,裁冰及剪雪,谈笑看吴钩”[5]。有了这种胸怀,才能“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6](陆机,《文赋》)。有了这种胸怀,才能摆托俗世的各种羁绊,写出如此撼人心魄的悲剧结局。
施耐庵的崇高宽广胸怀,关汉卿、王实甫难以企及。它就像茫茫黑夜中孤零零的一座灯塔,照耀着千秋万代。
二、千古愁思
从古至今,历朝历代,写愁思、愁绪的作品真是不可胜数,但《水浒传》的悲剧结局所体现出的愁思之情、境界之高远,就像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所写的天姥山一样:“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
在蔚为奇观的“一代之文学”——宋词的广阔海洋中,从始至终明显暗隐着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忧愁思绪,让后人回首历史禁不住“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们不妨随便选取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宋词愁思之作来分析一下,以便和《水浒传》的愁思作一比较,境界高下,立马可见。
对词坛作过伟大贡献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善于倾诉离情别绪,吐露“愁绪”总是迷离悱恻,真切感人。“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雨霖铃》),即将与红颜知已惜别,烟波渺渺,暮霭浓重,前景一片黯然,充塞其间的是多么渺茫无际的离愁别恨。愁情无限的《凤栖梧》写道:“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词人伫倚危楼细风吹拂,伤感之思绪侵袭而至,不见意中人“忘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而眼前“草色烟光残照里”,无人倾诉,无人领会,真是伤感至极。既如此,只好“拟把疏狂图一醉”,一醉以消愁闷,但无乐无味,终于悟得“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深情而又无可奈何,真个“愁”煞人也。
柳永作为一个长期浪迹江湖的游子,他的词多是“倚红偎翠”生活中“浅斟低唱”的产物,抒发的无非是恋人间别离的怨苦悲凄之“愁”。
同为一代词后的婉约派宗主李清照,经历了少女时代的欢乐、甜蜜时光,以及婚后与情深意笃的丈夫赵明诚的缱绻缠绵时期,到了晚年却递遭家破人亡、沦落异乡等沉重打击,又目睹了山河破碎、人民离乱等惨痛事实,生活极其凄楚。这样一位温柔婉约的女子也不禁将内心不能承载之“愁绪”尽行倾出。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这位曾最喜爱游山玩水的女词人,此时此刻内心的痛苦太大了,哀愁太深了,料到自己的“愁绪”重得“轻舟”也不能承载得住,所以还是一个人坐在家里发愁罢。但“凄凄惨惨戚戚”,一个人“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词人晚年寡居时悲秋伤时的愁苦使人为之屏息哀叹。
李清照,愁啊,实在是愁;悲啊,实在是悲。但这也仅仅是一曲抒发个人苦难的“绝唱”。
跨五代与北宋的南唐末代皇帝李煜,在位十三年,政绩全无,却耽溺于词乐声色,终遭北宋灭亡,沦为亡国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面对着“春花秋月”的美好,却“不堪回首月明中”。昔日是“红日已高三丈透”、“晚妆初了明肌雪”,极尽自由享受之能事,而今却“朱颜”“已改”,“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如此的今非昔比,作为阶下囚的他不禁发出一声长叹,一腔愁恨喷涌而出,似一江春水绵绵流向深不可测的东海之中。让人为之沉痛感慨。
李煜在“日夕只以泪洗面”的囚徒生活期间,整日作词以发身世家国之慨,同样的抒发亡国哀思的词句还有“人生愁恨何能免,消魂独我情何限”(《子夜歌》),“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清平乐》),“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无一不是他悲苦“愁绪”的叹息,绵绵无尽,令人为之凄绝。
李煜的词感情之真挚,愁情之深邃,堪称空前绝后,但他的亡国失家之愁,更多的是个人之恨,是自己不能再过那种随心所欲、无忧无虑、锦衣玉食生活的自怨自艾。
婉约派词人往往愁情满怀,慷慨悲歌。豪放词坛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也创作了大量的“愁绪”词章。“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丑奴儿》)。词人为国事日夜操劳,献谋献策,却不被朝廷重视,而受投降派迫害打击,忧愁郁积心头,却无人可诉,“却道天凉好个秋!”这种“愁绪”何其悲壮。
悲则悲哉,壮则壮哉,但这首词倾诉的仍然是壮志难酬的个人的悲愤。
《水浒传》愁思的境界则达到了新的高度。前七十一回写的是梁山英雄意气勃发、妙趣横生、各自不同的“替天行道”之路,这些笑谈戏玩文字,符合人们最基本的审美需要,具有娱情特征,后二十九回写全伙受招安后的英雄末路之悲,却明显带有深刻的思想美感价值。全书以“千年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的诗句结束全篇,真是愁情无限。作者愁从何来呢?为梁山好汉立大功却受害而悲,“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7],如果让这些好汉重活一回,他们的人生之路将会是一番怎样的风景?为自己胸中的迷惘而愁,身为“儒流”、“替天行道”的大旗上该抒写自己怎样的风流?为人类世界前程而忧,一代代的后人将怎样续写“替天行道”的春秋?《水浒传》的作者之忧,超越了当下之悲的局限,超越了个人之愁的框框,穿越万古千山,直逼无穷的未来,寄托着中华民族生活追求的千古愁思。
如果说《水浒传》不愧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明珠,那么《水浒传》作者因心胸盛日月,愁思含千古,更不愧称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非凡人格魅力的伟大作家,值得后人永远崇拜、景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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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宗强,陈洪主编.王实甫及其《西厢记》.中国古代文学史(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9次印刷:154.
[5]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3次印刷:1.
[6]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第5次印刷:67.
[7]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13次印刷:1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