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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港片的黄金时代。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电影，电影人毫无顾忌地挥洒自己的才情。
现在我们想起僵尸片，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的几乎是林正英，毕竟他所塑造的茅山道长的形象实在是过于经典。从《僵尸先生》到电视剧《僵尸道长》中，林正英主演了十余部僵尸片。他的对手从“僵尸先生”到“僵尸叔叔”再到整个“僵尸家族”，林正英所饰演的道长却几乎是不变的：身穿道袍、不苟言笑、使着一把桃木剑，法力高强，降妖除魔。可以说，在僵尸片里是“铁打的林正英，流水的僵尸”。
香港电影里的僵尸，经典的形象是身穿着官服、身体僵硬、没有思想和感情、有着长长的指甲和一对尖牙，害怕日光，夜晚出动，喜吸人血。在僵尸的形象设定上，香港电影人融合了中西文化。惊悚的尸变、传说中的赶尸、西方的吸血鬼等元素，混搭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存在。
僵尸喜欢吃人血，这是中西方都存在的设定。在袁枚的《子不语》中，便记载了僵尸食人血的故事。它不像是电影里的僵尸，直接用獠牙要人的脖子吸血，而是折断人头，抱在换怀中，用手来吸。袁枚笔下的僵尸，品类较多，有毛僵、绿僵、紫僵，也有动物僵尸。这些僵尸一样是夜晚活动，但他们却不是蹦跳着行走的，而是常人无异。当然，吸人血之后，便要回到棺材里去。显然，袁枚的僵尸是乡村怪谈的产物。
不过，中国的僵尸虽然凶恶、吸人血，但并没有传染的风险。被僵尸咬了，自己也会变成僵尸，这是吸血鬼的设定。也许这样的设定，与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遭遇过几次大瘟疫相关。因为，吸血鬼的形成与传染病的扩散其实是相差无几。香港电影里的僵尸，吸收了吸血鬼的传染功能。
为何僵尸都穿着清朝的官服，而不是明朝或者其他朝代的官服？如果你熟悉傅满洲的形象，自然会瞧出端倪来。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系列小说中的人物，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存在。傅满洲的形象来源于十九世纪英国人对清朝人的观察与想象。在谈论中国凌迟刑罚的专著《杀千刀》一书中，卜正民揭露了在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野蛮的刑罚制度充满了兴趣。清朝官员颟顸、残暴的形象，通过当时在华记者的叙述，便一步步地成为欧洲人脑海中的“偏见”。傅满洲这个人物着实影响深远，仿佛是一名邪恶的幽灵，存在于文学、漫画、电影之中。“清朝官服”，无疑是帝制时代的象征。这种莽莽的危险，指向哪里，自然是不言而喻。
不管是在《聊斋》里，还是在其他笔记小说中，中国人眼里所理解的鬼怪，其形成几乎都是”吸收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像是常见的狐、蛇、花妖等，有些是靠自己的修炼，有些是无意间吸收了天地之灵，成为了妖，甚至成仙。或有凶恶的妖，往往嫌常规修炼太过缓慢，便铤而走险，吸人精血，达到成仙的目的。
“油尽灯枯，人死身灭”，死亡最直接的体现是肉体的消弭。然而，僵尸却打破了死亡的规律，成为不死不灭的存在。僵尸既不从属于妖，更不能归类于仙。妖和仙是有明确的谱系的，特别是仙，有着极其森严的社会体系和权力机构。僵尸应该归类于“怪”，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也。“怪”在中国灵异文化里的地位极其低下，远不如“妖”。毕竟妖还是可以修炼这个上升通道，可以通过个人努力登上仙界。
僵尸的形成，是出于尸变，没有修炼成仙的目的。这种尸变，仿佛是死亡过程中的一个“基因突变”，发展出令人惊悚的结果来。蒲松龄在《聊斋》写有一个《尸变》的故事，讲得是四个旅客夜幕投宿客店。店家的媳妇新死，“停尸室中”。岂不料当晚发生了尸变。这女尸有点儿僵尸的味道，但并不吸血，而是会对着睡着的人“吹气”——凡是被它所“吹”，皆会殒命。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僵尸竟然有体力的限制：“……门外有白杨，围四五尺许，因以树自幢，彼右则左之，彼左则右之。尸益怒，然各寖倦也”。寖倦，便是慢慢疲倦的意思。可见，这具“僵尸”还是保留着人性，直到后来才变成一具一动也不会动，名副其实的僵尸。考虑到小说中强调“寂静”和“鼻息渐粗”两个对比因素，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蒲松龄其实在讲一个带有恐怖色彩的冷笑话：呼噜打得太响，那是会引发尸变的。不过，蒲松龄并没有直接写明尸变的原因。
那么僵尸到底是因何而起？在《僵尸先生》中，林正英所饰演的茅山道长九叔解释僵尸形成时说：“人分好人坏人，尸分死尸僵尸……尸变成僵尸是因为多了一口气……但凡人死之前生气、憋气、闷气，到死了之后，便会有一口气积聚在喉咙里……”在这里，僵尸的形成与人生前的执念有关。一口气顶在喉咙里，便是死不瞑目，心有不甘，对人世有执念，故徘徊于人世。中国人眼中的恶鬼，亦多半是由怨气而成。可见，林正英把恶鬼的设定嫁接到僵尸上。
僵尸由“气”而成，这里的“气”尤其能显现中国人的人生观。在《金瓶梅词话》里，开篇“酒色财气”四贪词：酒损精神、色乱朝政、财断情义，气祸及身。“一时怒发无明火，到时忧及祸及身”（《四贪词·气》。显然，这里的“气”不属于天地之灵气，而是一种与人为善、恪守中庸、甚至是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我们在许多典籍里能瞧见这种人生哲学，原因便是在帝制社会里，权力高度集中、政治变幻莫测，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缺乏恒定的安全感。
死亡是解脱，也是新生。解脱的是现世，新生的则是来世。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也是轮回的开始。先人们设计了严谨的轮回和转生的体系。比如说，这辈子的善能换下辈子的幸福，现世的恶行会在冥冥中遭到惩罚。一个人若是多行不义，来生可能就会成为牲畜，用苦力来偿还他所伤害过的人。这种等价交换的体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死观念。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僵尸”，便是三界之外的存在，不能进入轮回。所以，僵尸的可怕并不在于“身死”，而是没有了来生的希望。
人有人的敬畏，僵尸也有僵尸的担忧。僵尸的生长与道家文化密切相关，所以电影中僵尸的对手往往是茅山道长。公鸡血、桃木剑（金钱剑）、糯米、八卦镜、符箓，这些都是民俗之中的常见辟邪物品。僵尸不能见光，见光便化为虚无，这是吸血鬼的禁忌。但在香港电影里，僵尸害怕大蒜，却耐人寻味。不坏好意地揣测一下，大蒜的设定，或许是对常吃大蒜而导致口气奇臭的人，一种温和的嘲讽。
（李晓摘自“悬疑人”公众号）
现在我们想起僵尸片，第一时间浮现在脑海的几乎是林正英，毕竟他所塑造的茅山道长的形象实在是过于经典。从《僵尸先生》到电视剧《僵尸道长》中，林正英主演了十余部僵尸片。他的对手从“僵尸先生”到“僵尸叔叔”再到整个“僵尸家族”，林正英所饰演的道长却几乎是不变的：身穿道袍、不苟言笑、使着一把桃木剑，法力高强，降妖除魔。可以说，在僵尸片里是“铁打的林正英，流水的僵尸”。
香港电影里的僵尸，经典的形象是身穿着官服、身体僵硬、没有思想和感情、有着长长的指甲和一对尖牙，害怕日光，夜晚出动，喜吸人血。在僵尸的形象设定上，香港电影人融合了中西文化。惊悚的尸变、传说中的赶尸、西方的吸血鬼等元素，混搭在一起，变成了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存在。
僵尸喜欢吃人血，这是中西方都存在的设定。在袁枚的《子不语》中，便记载了僵尸食人血的故事。它不像是电影里的僵尸，直接用獠牙要人的脖子吸血，而是折断人头，抱在换怀中，用手来吸。袁枚笔下的僵尸，品类较多，有毛僵、绿僵、紫僵，也有动物僵尸。这些僵尸一样是夜晚活动，但他们却不是蹦跳着行走的，而是常人无异。当然，吸人血之后，便要回到棺材里去。显然，袁枚的僵尸是乡村怪谈的产物。
不过，中国的僵尸虽然凶恶、吸人血，但并没有传染的风险。被僵尸咬了，自己也会变成僵尸，这是吸血鬼的设定。也许这样的设定，与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遭遇过几次大瘟疫相关。因为，吸血鬼的形成与传染病的扩散其实是相差无几。香港电影里的僵尸，吸收了吸血鬼的传染功能。
为何僵尸都穿着清朝的官服，而不是明朝或者其他朝代的官服？如果你熟悉傅满洲的形象，自然会瞧出端倪来。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系列小说中的人物，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存在。傅满洲的形象来源于十九世纪英国人对清朝人的观察与想象。在谈论中国凌迟刑罚的专著《杀千刀》一书中，卜正民揭露了在19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野蛮的刑罚制度充满了兴趣。清朝官员颟顸、残暴的形象，通过当时在华记者的叙述，便一步步地成为欧洲人脑海中的“偏见”。傅满洲这个人物着实影响深远，仿佛是一名邪恶的幽灵，存在于文学、漫画、电影之中。“清朝官服”，无疑是帝制时代的象征。这种莽莽的危险，指向哪里，自然是不言而喻。
不管是在《聊斋》里，还是在其他笔记小说中，中国人眼里所理解的鬼怪，其形成几乎都是”吸收日月之精华，天地之灵气”。像是常见的狐、蛇、花妖等，有些是靠自己的修炼，有些是无意间吸收了天地之灵，成为了妖，甚至成仙。或有凶恶的妖，往往嫌常规修炼太过缓慢，便铤而走险，吸人精血，达到成仙的目的。
“油尽灯枯，人死身灭”，死亡最直接的体现是肉体的消弭。然而，僵尸却打破了死亡的规律，成为不死不灭的存在。僵尸既不从属于妖，更不能归类于仙。妖和仙是有明确的谱系的，特别是仙，有着极其森严的社会体系和权力机构。僵尸应该归类于“怪”，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是也。“怪”在中国灵异文化里的地位极其低下，远不如“妖”。毕竟妖还是可以修炼这个上升通道，可以通过个人努力登上仙界。
僵尸的形成，是出于尸变，没有修炼成仙的目的。这种尸变，仿佛是死亡过程中的一个“基因突变”，发展出令人惊悚的结果来。蒲松龄在《聊斋》写有一个《尸变》的故事，讲得是四个旅客夜幕投宿客店。店家的媳妇新死，“停尸室中”。岂不料当晚发生了尸变。这女尸有点儿僵尸的味道，但并不吸血，而是会对着睡着的人“吹气”——凡是被它所“吹”，皆会殒命。
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里的僵尸竟然有体力的限制：“……门外有白杨，围四五尺许，因以树自幢，彼右则左之，彼左则右之。尸益怒，然各寖倦也”。寖倦，便是慢慢疲倦的意思。可见，这具“僵尸”还是保留着人性，直到后来才变成一具一动也不会动，名副其实的僵尸。考虑到小说中强调“寂静”和“鼻息渐粗”两个对比因素，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蒲松龄其实在讲一个带有恐怖色彩的冷笑话：呼噜打得太响，那是会引发尸变的。不过，蒲松龄并没有直接写明尸变的原因。
那么僵尸到底是因何而起？在《僵尸先生》中，林正英所饰演的茅山道长九叔解释僵尸形成时说：“人分好人坏人，尸分死尸僵尸……尸变成僵尸是因为多了一口气……但凡人死之前生气、憋气、闷气，到死了之后，便会有一口气积聚在喉咙里……”在这里，僵尸的形成与人生前的执念有关。一口气顶在喉咙里，便是死不瞑目，心有不甘，对人世有执念，故徘徊于人世。中国人眼中的恶鬼，亦多半是由怨气而成。可见，林正英把恶鬼的设定嫁接到僵尸上。
僵尸由“气”而成，这里的“气”尤其能显现中国人的人生观。在《金瓶梅词话》里，开篇“酒色财气”四贪词：酒损精神、色乱朝政、财断情义，气祸及身。“一时怒发无明火，到时忧及祸及身”（《四贪词·气》。显然，这里的“气”不属于天地之灵气，而是一种与人为善、恪守中庸、甚至是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我们在许多典籍里能瞧见这种人生哲学，原因便是在帝制社会里，权力高度集中、政治变幻莫测，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缺乏恒定的安全感。
死亡是解脱，也是新生。解脱的是现世，新生的则是来世。死亡是生命的终点，也是轮回的开始。先人们设计了严谨的轮回和转生的体系。比如说，这辈子的善能换下辈子的幸福，现世的恶行会在冥冥中遭到惩罚。一个人若是多行不义，来生可能就会成为牲畜，用苦力来偿还他所伤害过的人。这种等价交换的体系，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死观念。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僵尸”，便是三界之外的存在，不能进入轮回。所以，僵尸的可怕并不在于“身死”，而是没有了来生的希望。
人有人的敬畏，僵尸也有僵尸的担忧。僵尸的生长与道家文化密切相关，所以电影中僵尸的对手往往是茅山道长。公鸡血、桃木剑（金钱剑）、糯米、八卦镜、符箓，这些都是民俗之中的常见辟邪物品。僵尸不能见光，见光便化为虚无，这是吸血鬼的禁忌。但在香港电影里，僵尸害怕大蒜，却耐人寻味。不坏好意地揣测一下，大蒜的设定，或许是对常吃大蒜而导致口气奇臭的人，一种温和的嘲讽。
（李晓摘自“悬疑人”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