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看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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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是个面积约四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九百万的北欧国家。近些年来,颇为眼界逐渐放开的国人所关注,杂志上常有这个国家的介绍。据《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的《怀念段君毅同志》记载,曾任铁道部部长的段君毅,在粉碎“四人帮”后出国考察,首选的两个国家中有一个就是瑞典。他在那里看到用征收高额累进税的所得,来不断提高对全社会的福利保障;看到最大制造商总裁家的生活设施,就品种来说,与一个普通农民之家差距甚少,只不过规模、品牌和豪华程度更胜一筹;看到城市和农村毗邻交叠,绵密平展的公路把城乡连成一体;看到“白领”与“蓝领”的生活质量都不错,实际收入经税收调节后也相当接近,不由感慨地说:“看来马克思关于消灭三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只有在类似瑞典这样的土地上才能产生。”作者壬文,曾在段身边工作,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中央纪委常委兼秘书长,十年前已退下来移居乡间,其记述当然是可信的。就是《人民日报》和《新华每日电讯》这类中央的主流报纸,也时不时有这个国家的报道。我早已是“旧闻记者”,虽然心驰神往,却老病缠身,无缘去旅游观光了。好在还有点剪报、做卡片的习惯,现将留下的几份资料辑录于后,并试作点评,以供同好,乞予指正。
  
  瑞典,立国之本是创新
  作者:《人民日报》社代表团
  来源:2007年12月6日《人民日报》
  摘要:
  ①在由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中,2004-2006年连续三年瑞典均排名全球第三;在由欧盟统计的创新指标中,2005年瑞典排名第一。根据国际机构评选,瑞典在科技创新、知识经济领域和最佳信息化社会评比中,均排名世界第一,领先美国。
  ②为了减少城市道路的拥堵,提高空气质量,斯德哥尔摩市去年通过市民公决,决定收取进城费。每条进出市区的路都装了八个摄像头,每辆汽车通过摄像系统就将牌照号码记录。在银行开有专用账号的会自动扣除入城费,没有账号的驾驶员则定期到特定的连锁店缴钱。
  ③在地处北极圈内的矿山之城基律纳,主人带我们来到离地面五百多米深的矿井下。这座百年老矿已经实现自动化开采,坐在控制室里的操作人员通过远程控制,操纵机器,开采矿石。高科技投入是该矿山连年高产和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营这座矿山的LKAB公司开始大规模投入研发,研制了先进的自动化开采机械和装置。其投入的每一个欧元,大体上可以获得四至七个欧元的经济效益。这座铁矿是瑞典科技创新的一个缩影。
  ④同样地处北极圈内的太空物理研究所,是瑞典空间技术的代表,它研发的仪器已经被用于研究太阳风和金星大气的交流。尼尔森博士告诉我们,目前正在加紧与中国合作,研制新的太空探测仪器,将用于火星探测卫星“萤火一号”。
  ⑤我们还发现,有很多创新与发明都与环保和节能有关。斯德哥尔摩的一些小区已经开始使用新型的燃料设备,“燃料”部分或全部出自沼气。每个居民一天自身产生的排泄物经过循环处理后,就能产生足够一家人一天做饭的能量。据统计,瑞典在1970年时,有百分之七十七的能源来自石油,近年来已经使这个比例减少到了百分之三十二。目前,瑞典消耗能源的百分之二十六来自可再生能源,而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只有百分之六。所有这些成果当然都离不开科技创新,比如,用树木枝杈、锯木屑、秸秆等这些植物的“边角余料”生产出燃料,为交通工具提供动力;用燃烧垃圾的热能来解决冬季取暖;用可再生原料替代其他石化产品,等等。
  ⑥一位瑞典朋友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小结”:“创新是瑞典的立国之本”。
  
  点评:
  摘录既毕,想先弄清何谓创新?《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解释为“抛开旧的,创造新的”;那么,又何谓创造?辞典说:“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这一篇通讯没有涉及瑞典的社会性质和政治体制,只指明创新是它的立国之本,不参与姓“社”姓“资”的争论,很好。我以为,这个国家不曾有过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深厚的影响,不曾有过“一句顶一万句”的指导,不曾有过两个或多个“凡是”的干扰,更不曾有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语)这种历史现象,所以才能“想出新方法、建立新理论、做出新的成绩或东西”来!因为科技要创新,要创造,就离不开独立自主,就离不开自由民主;不是上级拍拍脑袋让做才能做,不让做就能不做;不是“官家来为民做主”,而是老百姓真正能够自己当家做主。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把柏林墙的倒塌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建立,视作“创新时代的来临”,认定是碾平世界的十大动力里的“第一大动力”,确实凸显出智慧。它排除意识形态的困扰,肯定Windows操作系统建立后的无所不能,这是对全球而言的。若就地域来说,瑞典似应是先河,因为它们的创新在1989年11月9日以前早已启动且在发展着。
  国家虽不大,兼容乃大。国家虽大,如果固困于“凡是”的堡垒,坚守在闭关锁国的鸿沟,舍不得“抛开旧的”,要想摆脱贫穷、愚昧、落后的困境,要想走向世界,难矣!难矣哉!王充在《论衡》中说得对:“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对“泱泱大国”的最有益启示。《人民日报·金台随感》中的一篇评论《世界是平的》文章说:“世界是平的,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乃至于生存方式。因此,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每一个人,面临着平坦的世界这样巨大的变化,我们将如何自处?”问得好!我想:中国人中的极大多数会有勇气、有智慧、有毅力来应对这个巨大的变化。
  
  瑞典:法律工会双重保障
  作者:新华社记者马世骏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5月2日
  摘要:
  瑞典是世界上劳资纠纷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面面俱到的法律规定和由工人代表组成、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为劳工利益提供了双重保障。
  一个普通人从找工作、进入劳动力市场开始,《促进就业措施法》就保证了他可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辅助手段,如职业培训等,使他能更快地找到工作。而《男女平等机会法》则保证不同性别的求职者可享受相同的待遇。
  一旦找到工作,又有《劳动法》来保障劳动者的最基本权利。此外,《年度休假法》、《工作时间法》、《禁止职业生活中歧视残疾人员法》、《禁止职业生活中种族歧视措施法》等保障了不同人群的各项权益。
  如果每月按时发薪不成问题,大家自然都会期望“涨一点工资吧”。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劳动者与雇主之间达成协议外,瑞典工会作为工人利益的代言人,也会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每年工会都会代表工人同雇主协会的代表进行集体谈判。例如,今年4月16日,瑞典总工会同五十多个行业近五万家企业组成的瑞典企业联合会完成了一项雇主增加缴纳员工养老保险金的谈判。
  
  点评:
  读罢这条新闻,真是感慨万千。这个国家为维护劳动者的权利而制定的法律真是“面面俱到”,难以挑剔。
  按1982年宪法规定,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就维护劳动者权利的立法而言,试看瑞典,相形之下,我们实在“不好意思”。
  我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劳动就业法》和《劳动合同法》,是在建国近六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今(2008)年的1月1日开始实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也将在5月1日实施,真是来之不易!因为我国处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七大报告)的进程之中,虽然姗姗来迟,毕竟是可贵的。
  开始实施,并不意味着能够顺利实施或切实实施。从历史的教训看,回溯到新中国建立的1949-1956年间,那是劳动法律制度的初创时期。为适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需要,国家采取全部包揽劳动力调配的措施,基本上解决了旧中国遗留的极为严重的失业问题。美中不足,它排斥了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人才无法流动,大量的人才用非所学,用非所长,造成了本就奇缺的智力型劳动者资源极大浪费;而且“一个人的饭两三个人吃”,低工资且平均主义,忽视效率,缺乏激励,直接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间接开通了以权谋私的渠道。而1957年至1976年,由“八大”的正确路线指引,在1957年初,曾着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准备,并陆续制定关于工资、劳动保障、劳动福利等方面的法规,但“反右派斗争”和“大跃进”等运动相继而来,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泛滥,迫使起草劳动法的准备停顿,制订其他劳动法规的工作也难以取得进展。其间的1963年至1965年,比例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经多年调整,开始有所恢复、协调和发展,劳动法规建设又被提上议事日程。可惜好景不长,接着是1966-1976年的十年浩劫,“无法无天”盛行,致使建国近二十年建立的尚属残缺不全的劳动法规破坏殆尽,劳动者的权益几乎全无保障,“不计报酬”的劳动被狂热宣传且普遍推广,劳动的好坏和多少对分配不产生影响,倒是口头上的“豪言壮语”可以决定分配;多劳少获,少劳多获,劳而不获,不劳而获成为普遍现象,“按权分配”取代了按劳分配。
  有的法制研究工作者把改革开放比作国家劳动法制建设的“枯木逢春,绽放出嫩绿的新芽”,这个比喻很恰当。二十多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适应市场的需要,制定了有关保障劳动者就业权、工资制度、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劳动管理和职业培训等一系列的法规,恰似绽放出嫩绿的新芽,而且还在1994年7月5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全面地保障劳动者权益,调整劳动关系的统一的劳动法典!它标志着我国劳动法制建设和国家对公民的劳动权益保护开始步入一个新阶段,对于劳动法律体系的形成起了加速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这在当代中国的人权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并坚决践行之。可是,由于“无法无天”的习惯势力的影响,由于“权贵资本”的干扰,由于计划经济消极因素的不时搅局,仅就劳动力市场状况而言,因为政府监管不力,在职业介绍机构中,有的人员的资格审查不严格,不仅业务素质不高,而且道德素质低下,使一些无德无才者混迹其间,以致坑蒙拐骗劳动者;有的则利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抓住劳动者特别是农村劳动者急于求职的心理状态,骗取费用却不介绍就业;有的更收费混乱,介绍机构质变为“收费站”。造成这类问题的发生,有人认为是国务院所属部委制定的规章的法律效力缺乏权威性,必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正式法律,才能规范劳动力市场。这不无道理。那么,就看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颁布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情况吧。远处不说,且看长沙。据2008年1月8日《长沙晚报·B3》报道,在2008年开始的短短几天内,报社的新闻热线就接到数起投诉,其导语说:“这些投诉主要集中在企业采取动员员工辞职、利用劳务派遣和大量裁员等三种方式规避《劳动合同法》。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认为,企业的这些行为是在恶意规避法律规定的义务。”(具体现象从略)由此可见,即使有了国家的劳动法典,要认真实施,阻力还不小,任重道远呀!
  我们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解放后,是在中共领导下教育和组织职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的机关,偶尔从事保障职工权益的工作,就受到过“工团主义”、“经济主义”的批判,在“文革”中当然也被砸烂。直到1994年4月3日,全国人大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国务院颁发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以及“全总”和国家经委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才为中国工会提供了依法保障和维护职工权益发挥作用的机会。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支新兴劳动大军,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保护,是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的大事。所以这些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多次发出重要指示,且专门发出文件。因此,各级工会就肩负起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治责任,“全总”还提出了为农民工做十件好事的召唤,在社会上叫响了“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令人更高兴的是,“2008年经济全球与工会”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让全国广大劳动者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维护劳动者权益是工会的神圣职责。工会要积极为广大劳动者说话办事,特别是要致力于改善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劳动投入、劳动保障、生活质量,让广大劳动者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大劳动者更多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工会现在应当有勇气来践行国家主席作出的庄严承诺了。但也要清醒地看到,真像瑞典那样建立起“法律工会双重保障”,同样是任重道远的。
  
  瑞典:从小学到大学一律免学费
  成功的教育体系使这个国家成为世界
  上公民科学素质最高的国家之一
  作者:新华社记者马世骏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4月3日
  摘要:
  小学生在八岁前没有考试。从小学到大学一律免学费;而且,从一年级到九年级(瑞典的九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初三),学生可以在校享受免费午餐;高中生每月获得约一千瑞典克朗(一美元约合七瑞典克朗)的助学金;大学生每月可获得助学金和低息贷款。中小学教育的一大重点是培养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小学生在八岁前一没有考试,二没有任何成绩评定;小学课程设置以培养兴趣为主,除语文、数学和自然等必修课外,还有家政课和手工课等培养动手能力的课程。
  成年人“充电”也免费。政府提出了半数以上高中毕业生应进入大学学习的目标;为鼓励公民上大学和攻读研究生,政府向所有五十岁以下在校大学生提供每月二千五百瑞典克朗的补助,大学生还可以申请低息教育贷款;已经工作但希望“充电”的人可以参加各种短期培训和成人教育,劳工部下属的劳工市场委员会还组织各种职业教育,这类短期教育一般都是免费的。
  图书馆、博物馆“体贴入微”。瑞典人均图书馆数量在世界上数一数二,仅斯德哥尔摩地区就有一百多座。对行动不便的人,图书馆可以将他们想借的书寄到家中。便利的图书馆网络使瑞典人从小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
  博物馆也是传播知识的好场所。据不完全统计,瑞典全国有大小博物馆二百多座。多数博物馆设施先进,通过多媒体展示将知识融于互动游戏中,寓教于乐,激发青少年的兴趣。2005年,斯德哥尔摩公立博物馆的参观者超过四百万人次。各中小学还经常组织学生去参观,馆里聘有专门的导游讲解。这些参观都是免费的。
  据联合国等国际权威机构调查,瑞典是世界上公民科学素质最高国家之一,实赖于成功的教育体系,因此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和科技成就。
  
  点评:
  愚意认为,成功的教育体系,不只是使瑞典成为“公民科学素质最高国家之一”,也不只是使瑞典“创造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和科技成就”。在当代世界,保障公民享有普遍、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是保障公民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和政治民主权等等其他权利的必要条件。前面谈到,斯德哥尔摩市1976年决定收取汽车进城费,就是通过“市民公决”的,“市民公决”是政治民主权的内涵之一。
  在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曾受过严厉批判。1957年至1966年,特别是其后的“文革”十年,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一些教育法规,以及初步建立起的一些教育制度惨遭摧残,停课闹革命,停止招收大学生和研究生,大批为“造反派”随意视作异类的中小学生也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有点知识是最大的政治风险,“大老粗”是光荣的标志,本已有所减少的文盲和半文盲为之大量增加;而“两个估计”和对教师的大批判大羞辱,又极大地损害了教师的尊严和执教权。一位伟人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更导致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是改革开放以来,“科教兴国”才成为战略口号,中共十七大报告又把发展教育作为改善民生的重点摆在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之首,并且认识到“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获得这种认识实在不易!改革开放期间,有过一股来势不小的思潮,叫“教育产业化”。产业要赚钱,花钱才可受教育,弱势群体的子女就难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于是权力部门蜕变为部门权利,“乱收费”不过是一种表象,有的在职研究生不是没有去学校上过一次课、毕业论文也是请人捉刀的吗?教育公平面临突出困难。至于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学校之间,义务教育的师资和办学条件存在差距不小,部门公共教育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也缺乏有效监管,等等,实际上主要是社会公平问题在教育领域的必然反映,当然也与教育体制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密切相关。
  社会公平与教育公平应当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社会公平优化,教育公平增长空间就能大;教育公平程度提高,社会公平水准也会提升;最终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我们恳切期待这方面的进步!恩格斯说得多好,人类历史、文化“每前进一步,就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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