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史学研究领域，中国文化史作为新兴的门类，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作为早期的代表，已具有经典性意义。而近十年来文化史研究著作的不断涌现，无疑为这一领域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在诸多论述中，许结先生的《中国文化史论纲》(以下简称《论纲》)可谓别开生面，引人注目。
　　文化史内涵极为丰富，如何提挈把握，至为重要。这本42万字的《论纲》，共21章(即21个专题)，著者对每章标题的精心设计，形象地展示了其审视眼光与论究选择。四字标题或源于文化典籍，如“大哉乾元”、“观乎人文”、“庄周化蝶”、“万川之月”、“民胞物与”、“依仁游艺”、“厚德载物”等；或出自作者概括，如“务耕行宜”、“家国同构”、“天地四象”、“政教合一”等。这些标题本身就包含着十分丰厚的文化意蕴。第一章的“大哉乾元”出自《易·乾·彖传》，其中表现的尊天意识极为浓厚：“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将天看作万物产生的根源，而天人关系、伦理模式、官制设置等一系列文化问题都与这一尊天意识相联系。以“大哉乾元”作为首章，实独具匠心。21个标题从多个侧面人手，基本上概括了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也为读者理解和把握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提供了方便。
　　《论纲》共分文化特征、文化制度、学术进展、宗教艺术及中国文化现代进程五个部分。综观以前的文化史撰述，就通史而言，或以“时”为“经”，以“事”为“纬”，如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或以“事”为“经”，以“时”为“纬”，如王云五等编的《中国文化史》系列丛书等。两种撰述方法各有利弊，《论纲》综合二者之长，“以专题为主，兼及历史与体类，兼取文化知识与学术精神”(前言，第3页)。具体安排上根据论述需要灵活处理。如第三部分“中国古代学术进展”有7个专题，从史官文化到诸子学、经学、玄学、佛学、理学的演进，展示中国古代学术的进程，此按以“时”为“经”，以“事”为“纬”的方式论述，全程考察了中国学术的流变史。书中21个专题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第五部分包含文化学术的转变与交流两个专题，以对传统文化作深层反思，并探讨其在现代化中的命运，和前面的19章构成了从古代向现代推演的完整过程，使得以“事”为“经”和以“时”为“经”两种方法相互交融，既深入探讨了某一文化问题，又从整体上把握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从阅读效果上看，著者的这一番处理是成功的。
　　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从1914年林传甲著第一部《中国文化史》算起，虽仅历百余年，但由于成果甚多，许多问题都有了定论性的结论，这给当今研究者也带来一定的困难。清人刘熙载说：“学者蔽二，日俗日僻。俗者专好与人同，僻者专好与人异”(《古桐书屋札记》)。如何处理好与前人的异同，这是《论纲》撰著者时时思考的问题。但若能“穷理”，“则能以是非定其异同矣”(《后记》)。作者本着刘勰撰著《文心雕龙》时提出的“势自不可异”和“理自不可同”(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的原则思考问题，因此《论纲》虽亦参照前说，但翻观全书，作者的新见创见纷至沓来，尤其在一些重要的文化问题上，《论纲》往往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发人深思。
　　比如关于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世界科技史上的地位，钱穆先生认为十八世纪前远远超过西方，国外学者如李约瑟等持有相近看法。但钱穆先生承认“科技在中国不好算很发达”(《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14页)。究其原因，则有三点，即中西方思维习惯之异；与西方重抽象、逻辑不同，中国重具体、形象，一贯缺少学理的解释与探讨(同上，第214～220页)。钱先生从东西文化对比考察中国科技不发达的原因，自有其合理之处。许结先生的视角有所不同，而是立足于“中国民族文化传统和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论纲》第155页)来深入探究这一问题。许先生从中国古代科技工作者即“士”阶层的生存处境与经世角色的分析人手，得出“中国古代与国家事物关系密切的学科最为发达，否则渐趋衰落”的结论(《论纲》第152页)，又对中国文化内在的三个传统即“史的传统”、“圣的传统”和“经学传统”进行分析，“史的传统”使中国古代大多数科学家为兼掌天文、星历、占卜的太史令出身，科学理性与神学虚妄并存；“圣的传统”又导致重道轻技思想产生，形成圣人地位崇高而科技人才卑贱的观念；而“经学传统”则凭借其主导地位，给中国文化抹上了一层浓厚的经学天人感应色彩，从而与科技思想相即相离。三个传统又贯穿“道”的传统，且与“技”的关系极为复杂，二者使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始终处于提升与坠落之间。这一论断从中国本位文化出发，抛弃了简单的一元论，论证过程及结论极有说服力，且具有原创价值。
　　又如对宗教文化的论述，葛兆光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与文化十讲》中认为，佛教和道教都有两种不同的信仰，即“高文化水准的信仰者的信仰”和“为数众多的普通人的信仰”(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论纲》作者却注意到：“相对而言，道教至魏晋时期尽管有士大夫化趋向，然其发展始终都未脱离民间宗教的色彩，以致缺少深邃的理论探究；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尽管也必然与民间信仰相结合，但其发展始终因对经籍的研索而显出宗派的学术化趋向”(第351页)。二者不同的文化品位与其最初的传播方式有关。道教滋生于民间，重信仰而轻理论；佛教传自外域，经典的译介必然需要著名学者。佛教高文化品位的特征于此可窥一斑。许先生和葛先生的论点大致相同，但论断更符合宗教的实际情况，可谓勘进一层。
　　以往中国文化史多依地域，对作为中国文化延伸的海外华人群体文化缺少认知与研究，而《论纲》作者却独运匠心，将其纳入研究视野。海外华人自唐代就已出现，它是世界和中国开放与交流的产物。作为特殊的文化群体，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的地位也益发引人注目。作者对海外华人文化的族群现象与经贸现象所作的要言不烦的论述，在以往的文化史中是很少涉及的。由此也可见作者沉湎于古代文化研究的同时，亦密切关注着当今世界文化的发展变化。
　　作为高校文科研究生教材，《论纲》在写法上也有颇多的讲究。论者在力求融通文化制度与文化精神的同时，又尽量做到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使之深入浅出，有很强的可读性。
　　首先，《论纲》注意论述的切入点，善于发端，常常从人所熟知的传说或文献中，解读出出人意料的论点。比如“孟姜女哭倒长城”作为经典的民间传说，家喻户晓。人们在为这个柔弱女子一掬同情之泪时，亦生出对无道的秦始皇的痛恨。而著者却从这流传几千年的传说背后，看到古代中国农耕与游牧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纷争以及围绕这一纷争产生的一系列文化现象。《论纲》以“长城谣的启示”为题，考察《长城谣》的产生及其衍变，自然引出其中蕴涵的文化因子。有考证而不繁琐，有新见而不突兀，并以此为契入点展开对“你耕田来我织布”这 一耕织文明的论述，这种引人入胜的写法在同类文化史著作中不多见。在论述“官制设置与政治文化结构”时，作者从“天人之际”来解读《史记·天官书》，阐发其中体现的官制象天、尊君意识及化野分州等文化思想，进而论述官制的设置与衍变，要言不烦，趣味浓厚。其他如从《论语》的“过庭之训”论述诗礼传家与私学传统等等，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著者读书之细，体悟之深，令人赞叹不已。
　　其次，在论述过程中，除了引用十三经、二十四史、十通等文化典籍外，《论纲》还大量引用诗、词、散文、赋、小说等文学作品，或用其来印证文化现象，或解释这些文学作品中包含的文化思想，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论纲》中引用赋作最多。这一方面得力于著者赋学研究的造诣，另一方面还由于赋这种文体与文化的密切关系。赋重才学：“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北史·魏收传》)。刘熙载于《艺概·赋概》中亦云：“赋取穷物之变。”可见赋包容极广，举凡天文、历数、生物、语言、地理、心理、美学、历史、宗教知识等等，无所不有，其他文体难以与之相比。这也是古人以赋代类书的原因(参见许结先生《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以赋作印证文化实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西汉以还，描写宫殿的赋数量极为可观，《文选》开篇即列京都赋，可见它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历代著名的帝京赋如《两都赋》《二京赋》《三都赋》《帝京赋》《汴都赋》《两京赋》《盛京赋》等等，可谓无代无之。著者在论述帝京风貌的文化内涵时，有丰富的赋作助阵，举重若轻，省却了许多笔墨。它如以《藉田赋》来佐证以农为本的文化观念，以《西藏赋》作为研究西藏宗教的史料，使得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相得益彰。-而这些赋作中记录的文化现象，史志因体例限制，鲜有描述，著者将此写入著作中，无疑大大拓宽了文化史研究的材料。历代赋以外，著者还动用了诗词乃至小说等丰富的文学作品，引用时一般随手拣来，不着痕迹，贴切而又生动，给读者一种亲切的感觉，著者的才情于中亦得到体现。
　　《中国文化史论纲》甫一出版，即获好评，其后著者又在《论纲》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并配以精美的插图，名之日《中国文化史插图本》，由花城出版社于2006年1月出版。该书既讲究学术性，又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对普及中国文化的基础知识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文化史论纲》，许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版，30.00元；《中国文化史插图本》，花城出版社2006年1月版，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