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的父亲刘肖愚，1955年受胡风一案牵连，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整整三十年。直到1985年，他蹒跚着残照里的瘦长身影，仿佛从隔世回到了人间，回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刘肖愚这个名字，对今天不是专门研究鲁迅和胡风的人，是完全陌生的。在《鲁迅日记》中，有二十九处前后十一年提到鲁迅先生与我父亲的交往，其中也谈到了我父亲与胡风先生的接触。但在日记注释中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地方，却多次出现“未详”二字。那么，我父亲是怎样与鲁迅先生和胡风先生交往的呢？他坎坷的后半生是怎样一回事呢？几十年的往事涌上心头，说不尽的人生酸楚。
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湖南长沙人，除“刘肖愚”这个名字外，他还使用过刘小芋、刘小宇、刘小愚、刘瑀、刘达尊等几个名字。
父亲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1926年8月，父亲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秘书处，担任速记员兼旁听生。那时，他用的名字叫刘瑀（别号达尊），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毕业于长沙私立修业中学，1924年在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后期，父亲住进中大后，该校湖南籍进步同学黄春源、毕磊、毛盛炯等常到他那里聚谈，并一同去拜访过该校进步教授施存统、鲁迅等。
《鲁迅日记》1927年2月2日载：“刘达尊赠酒两瓶、饼两盒。”原注“未详”。实际上，记的就是我父亲去拜访鲁迅先生这件事。1927年1月，鲁迅先生从厦门大学来校任教，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他。一天，父亲怀着崇敬的心情上文明路校本部大钟楼去拜访鲁迅。当他提着两瓶酒、两盒饼走进鲁迅先生的家时，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那次见面，鲁迅先生顺手用筷子从放在桌子上的盘子里夹着一种小油煎鱼边吃边谈，并详细地询问我父亲家乡的情况以及怎样考入中大的，我父亲一一如实回答，并告诉他：因无力读大学，只能到中大搞个工作，还想旁听功课，特别想听先生讲课。鲁迅先生笑了。不久，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特地批准我父亲为该校中文系旁听生并注册。
一天，父亲又上大钟楼去看望鲁迅先生，适中大历史系教授孙伏园也在座。这时孙先生正应武汉国民政府顾孟余邀请，准备去武汉担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在他正与鲁迅先生谈到此事时，鲁迅先生顺便向孙伏园说：“你带刘瑀去做助手不好吗？”孙当即答应：“好。”不久，父亲便替孙挑了行李，从陆路经韶关、郴州、长沙，又改乘火车到了汉口。在孙伏园的安排下，父亲任《中央日报》副刊助理编辑，有时也以记者身份出外采访。
自《中央日报》发刊，父亲每天寄一份给鲁迅先生，这对鲁迅先生看清当时长江以南的形势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这时，父亲也写过几首诗和杂文在副刊上发表，还写过一篇题为《这一本语丝》的特写，发表在北京出版的《语丝》上，鲁迅先生一定看到了的。这时父亲开始用“肖愚”的笔名，父亲说：这笔名是模仿“鲁迅”二字之意取的，用心可谓深矣。
接下来的4、5两个月中，父亲给在广州的鲁迅先生写过几次信，鲁迅先生没有回信，但在他回复孙伏园的信中说：请转告刘瑀君，他的来信我都收到，我已早不吃油煎鱼了，要他放心。
国共合作破裂，宁汉合流。8月，《中央日报》撤销。10月，父亲和孙伏园、夏康农到了上海。适鲁迅先生也从广州到了上海，搬进了横滨路景云里二十三号居住。父亲随孙伏园去看望他，同时还见到了周建人先生和景宋女士。
11月2日，父亲和中大同学黄春源、朱迪去看望鲁迅先生，并告诉现在张发奎部队已收复广州，他们想仍回广州去。告辞后，他们三人即从上海乘海轮回到了广州。
12月13日，党领导下的广州暴动发生，父亲和朱迪随即投入起义洪流。不到一天一夜，广州起义失败。父亲和朱迪、马巨材等一同逃到上海。
12月28日，父亲去景云里看望鲁迅先生，告诉了在广州的遭遇。当父亲说到暴动那天清早，中大左翼学生把清查出来的右派学生数人关在一个地方，因起义失败，全都跑掉了的消息时，鲁迅先生听了，沉思了一会，心情非常沉重，一言不发。
这时，父亲在上海失业，生活困难，鲁迅先生为了帮助他，曾托林语堂写信给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为他谋个职业。父亲持此信去见了蔡院长的秘书陈瀚笙先生，但陈对父亲说，这里实在无法安插，请原谅。父亲随即把接洽情况告诉了鲁迅先生。1928年2月13日，父亲去看鲁迅先生，承蒙他慷慨一次借我父亲四十元大洋，以解当时的困窘，我父亲非常感激。
到了5月间，父亲承许德珩教授介绍，被上海真茹暨南大学聘为预科讲师，讲授《中国现代史》，并兼中学部历史教员。当父亲把这消息告诉鲁迅先生时，他很高兴，并说：“你还有钱没有？买件新衣穿上去上课吧！”父亲说：“是，我还有钱。”就这样，父亲一直在暨大教书两年多，直到1930年暑假，因思想左倾被当局解聘，父亲又陷入失业的困境。不久，得友人介绍到苏北沛县中学去教书。
在上海这一段时期，父亲在教课之余，是常去看望鲁迅先生的，也全是执弟子之仪去问候的意思。每次去，鲁迅先生总是留他多坐会。父亲在教学中有疑难问题也向鲁迅先生请教，鲁迅先生都一一耐心教诲。父亲曾写过几首诗和几则杂文寄请鲁迅先生斧正。有一篇《给我一个春天的人生》的诗歌，登在《奔流》第四期上。还有两篇承鲁迅先生转寄，在当时上海北新书店出版的《语丝》上发表了。这一时期父亲没有能够投入那时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原因是他顾忌自己学力不足，勉强上阵只能给鲁迅先生添麻烦。在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作家中，父亲仅见过白薇和杨骚，在施复亮家见过丁玲和胡也频。
1932年父亲从河南到了北平，由马哲民教授介绍到北平中国学院教书。11月26日，父亲知道鲁迅先生回到北平探亲，就去看他。当父亲坐人力车进入西三条胡同他家门前时，见先生一个人正从街东头走回来，他一见是我父亲，便热情邀到他家书房里坐下。父亲告诉鲁迅先生，当时留北平教书的还有许德珩、陈豹隐（即陈启修）、施复亮、刘侃元、李达等。还告诉他，这里的进步刊物上，曾对个别教授因不久前陈独秀被捕事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即有人认为陈一贯是革命的，他的被捕证明了这点。鲁迅先生听了，没有正面答话，只说：我明天要到师大去讲话，你有空去听听吧。第二天，父亲就去师大听了鲁迅先生的讲话，题为《再论第三种人》，果然，鲁迅先生谈到了陈独秀问题。
1933年8月，父亲去东京留学。1934年3月18日，父亲曾写一信由上海内山书店转给鲁迅先生，先生的《日记》上记载收到此信。父亲在魏猛克先生处见过鲁迅给他的信，信中劝魏在编《质文》（当时在东京出版）之余，总要利用在日之便，多读些书。真是语重心长啊！
1936年10月，父亲从东京回国，路过上海，住在四马路一家湖南旅社。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胡风先生来看他，父亲便向他问及鲁迅先生的病况，又写了一短信问候，并把他从东京带回的一个高尔基木雕像请胡风转交先生。《鲁迅日记》载：“十四日，下午河清来，得小芋信并高尔基木雕一座。”又载：“十五日，晴，上午复刘小芋信。”16日父亲在旅社收到此信，见信上的字写得比平日大些粗些，显得先生的手力有些难支。信的大意是说：我因病不能见客，你如能在沪多住几日，还是可以见面的。不料父亲20日车过徐州时，突然看到报上登载伟大的鲁迅先生已于19日凌晨去世了。父亲哀痛不已！鲁迅先生15日回复他的手书还在口袋里，怎么这样快就成为永诀！
这就是我父亲与鲁迅先生交往的梗概，而我则从《鲁迅日记》中得到了印证。
父亲与胡风先生的交往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父亲担任武汉《中央日报》助理编辑兼记者，前面已经说到，是副刊主编孙伏园先生受鲁迅先生之托介绍父亲到该报副刊工作的。３月的一天，武昌某女中教员张光人先生来报社看望孙先生，并交出一篇诗稿，第二天副刊上就发表了。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张先生的几首新诗，笔名古因。那时，父亲和张光人都很年轻，父亲也在副刊上发表过几首新诗，还在《语丝》上发表过散文，张都看了，几次当面称赞我父亲。父亲回忆说：张的面部有几处小麻点，但并不难看，尤其笑起来时还觉得他是一个美男子。后来熟了，由于他比我父亲大三岁，我父亲就称他麻大哥。父亲说，当时真没料到这张光人，竟是有名的诗人——胡风。
1928年5月至1930年夏，父亲在上海暨南大学及附中教书，并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上发表过诗，当时在南通师范学校（校长是穆济波）任教的胡风先生知道我父亲在上海，就到真茹来看我父亲，相见甚欢，胡风先生约我父亲去游南通。好像是1928年寒假吧，父亲同暨大学生沈君（南通人）去南通看胡风，他们同游了许多地方，特别到张骞的花园里看了看。我父亲回上海的次年，胡风来上海，两人合影了一张照片，还一同去拜访过当时住在上海的进步教授邓初民先生。后来，我父亲辗转去北方几年，胡风仍留南方，并到日本留学。再后几年中，他们就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
1933年8月我父亲去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经济学。1934年魏猛克也到了东京，他带来胡风一封给我父亲的信，要我父亲替他购买秋田雨雀全集。我父亲因囊中羞涩，仅零星购寄数册，并致信请胡风先生原谅。
1936年10月，我父亲从东京回国，路过上海，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胡风先生来看他，我父亲向他问及鲁迅先生的病况，得知鲁迅先生病重，当即写一信问候鲁迅先生，并把从东京带回的一个高尔基木雕像请胡风转交鲁迅。16日，我父亲在旅社收到鲁迅先生复信。正好胡风来看他，也看到了此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父亲任国民党第八军军部秘书，随军长黄杰（也是我父亲的表兄）在上海大场温藻滨一带作战。当部队转移到河南归德一线时，我父亲奉命留守汉口，11月的一天他又遇见胡风。胡风这时好像是在中共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楼上一间偏房里，正与诗人田间校对《七月》诗刊大样。为了抗日，他们工作紧张，生活够艰苦的。为扩大《七月》发行量，特别是要将其送到前线官兵手中，用以鼓舞战士的抗日斗志，我父亲曾让第八军留守处订购《七月》多份，送到前线，前线官兵都争着传阅，确实起到了鼓舞抗日斗志的作用。
可惜的是，我父亲和胡风先生从此一别直到解放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父亲去世十三年后，2007年深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回忆父亲的文章寄给了晓风大姐。很快，她回了信，并把她母亲梅志先生写的《胡风传》中有关胡风与我父亲交往的章节复印给我，同时还传来1929年胡风先生与我父亲的合影照片。斯人已逝，他们被搅成一团浆糊的历史，还是留下了清晰的一瞬。
梅志先生的《胡风传》中，有关胡风与我父亲的交往篇幅不长，现摘录如下：
光人因投寄小说稿给《中央日报》的副刊，又认识了助理编辑刘肖愚。刘曾是厦门大学的学生，听过鲁迅和孙伏园的课，这次来武汉，是投奔孙伏园来的。孙在《中央日报》编副刊，就请他当了助编。因为金宗武也在那副刊上发表过小说，也认识刘肖愚。这样，三人就常在金家聚会，谈论一些文艺上的问题和对作品的看法。他和金宗武的交往，使他对湖北的上层知识分子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1927年底至1928年年初胡风在上海找工作，四月初在南通中学教书）。
在武汉认识的刘肖愚，这时也在上海。光人可能是从金宗武那里知道了他的地址，就来找他了。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原来他已早到了三四个月，正在暨南大学教历史呢，知道光人赋闲在家，就热心地说：“我介绍你去暨南教地理如何？”光人以为他在和他开玩笑，而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买几本书看看中国地图，去讲课是没问题的，完全能应付得了。光人仍当作是开玩笑，没有答应。
刘肖愚对他很好，很关心，常来看他，还特地引光人去看曹聚仁。曹住一所弄堂房子，楼下是会客室，没有什么摆设，只桌椅而已。曹此时在暨南大学教书，刘肖愚的历史课可能就是曹介绍的，刘将光人介绍给曹，也还是想通过曹介绍光人去教地理课或者别的什么课。
刘肖愚又告诉光人，他去看过鲁迅。说鲁迅很重视青年作家，写了稿应该投给鲁迅办的刊物。还说，可以带他去看鲁迅。光人听了，连说不行不行。虽然他十分想见到鲁迅，有许多话想对先生说，向先生求教，但现在自己一无所成，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作品去见先生，实在惭愧。
在上海有一个朋友是光人不必提防害怕上当，也还谈得来的，就是刘肖愚。他常来找光人。他们从不谈政治，只谈文艺，虽然也谈不出什么新见解。
一年之计在于春，光人也该为1929年决定自己的计划了。工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理又不愿教，刘肖愚倒真帮忙，又来问他，教历史如何？一月可有六十元，可以勉强够生活费，但要泡在古书堆里去找几条历史ABC来打发学生，他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感到枯燥无味。
刘肖愚忽然同他的女友那位暨南大学的学生来南通了。原来这女友的姐姐家在南通，特地带刘来让她姐姐看看，听听她的意见，这对刘肖愚来说是决定的时刻。他要张光人一起去那儿，好壮壮声势，光人只好允诺。
似乎这次相亲的效果不错，刘肖愚高兴地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只要光人有空，就约来玩。他陪他们游过后湖，朱企霞还给他们照了相，最后，他姐姐又请他们吃了一顿送行酒。刘肖愚带着女友回了上海，以后光人就再没有见到他了。
许德珩先生对我父亲的回忆
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先生是大革命时期我父亲历史的见证人。1987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他的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出版发行，他把这本回忆录寄了一本给我父亲，其中有我父亲参加广州起义的记载：“1927年12月9日上午九时，叶剑英同志来到我（广州中山大学）白云楼住所，特别约我做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主任教官。”“我们计划给被请的教官汇寄路费各二百毫洋。剑英同志说，要上午赶快到军校领取，不然就取不出来了。于是就由我的中大学生刘肖愚去黄埔军校领钱。”“凡参加起义的人都在领间戴有红带子，同我到广州来的马哲民、区克宣、刘肖愚等也都戴着红带子，他们白天在外面活动，晚间都在我的客厅打地铺。”“起义失败后的一天晚上，只听见敲门声急促异常，原来是黄琪翔带着一帮人站在门口。我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说了一番，他见无异常迹象也就走了。随后我利用刘肖愚取来的二千毫洋，分散给马哲民、区克宣、刘肖愚等人作为路费，让他们赶快离开广州。”
起义失败后，父亲得到许德珩先生的资助，前往上海担任暨南大学预科讲师。以后，又担任河南省政府编审员、中国大学财政学讲师。二十六岁那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学习经济学，参与郭沫若、章伯钧组织的资本论翻译社。再以后回国，担任过上海税警总团少校秘书、中央军校七分校上校政治教官、陕西省户县县长、陕西省编译室主任。
父亲的后半生
1948年，父亲辞去编译室主任之职，回湖南长沙老家迎接解放。1949年参加革命，担任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1955年，因胡风案牵连被捕，经审查，两年后“免予起诉，即予释放”，但从此失去了公职，被遣送回长沙老家。此后的二十八年里他孑然一身，靠参加街道扫盲、当民办教师为生。“文革”中连民办教师也不让当了，被撵至废品回收站捡破烂，直至“文革”结束。
父亲被捕后，母亲在当时的压力下，不得已与父亲离了婚，并让我们兄妹三人随她改姓李，从此骨肉分离。漫长的二十五年间我们不知道父亲的消息，遑论片纸只字，直到1980年我带着新婚的妻子去长沙找到父亲。
父亲住在长沙南区一座老式院落里。这座宅院，门楣依稀可辨“盈园”二字，这是父亲在大学教书时，寄钱回家与伯父刘盈尊合资购买的私宅，当时伯父是一所私立中学的教员。1957年父亲被遣返回老家时，才第一次住进这本属于自己的家。当我推开“盈园”大门，父亲的住处竟是院落一角的一间小杂屋。小杂屋与整个大院形成巨大反差，院内几百平米的正房，除大伯的二儿媳居住其中一间外（堂兄被打成右派正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另有三家堂而皇之地住了进来，其中两家是1958年私房改造后住进来的，另一家是“文革”中强行赶走我父亲挤进来的），“盈园”真正的主人，此时却住在堆杂物的棚子里。那句当时流行的口号“把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在这里是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落实。低头走进父亲的矮屋，旧芦席屋顶露出的破瓦伸手可及，墙上湿漉漉的，整个杂屋只能容纳下一张床、一张窄条桌。烧火做饭就在门外搭的偏篷里，就这样他还被赶出这间老宅多年。是因为父亲是台湾省主席黄杰的表弟，为统战需要，由统战部出面才重新搬回了原本就属于他自己的家。
见到新儿媳，父亲满面笑容，边道歉，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称赞儿媳，抱歉在这样的棚子里迎接新儿媳太寒酸。好在新儿媳有备而来，刘家的事她一本全知。她家也是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很能体谅这种境遇。当下，我们就在这间简陋居室里做起饭来。父亲压根就没有能力请新儿媳上顿馆子，仅有的炊具是两个土钵子，一个铝锅，一把黝黑的炊壶。屋里有一小块湖南腊肉，蒸一蒸，再炒两个青菜就是迎接新儿媳的晚餐了。父亲找二嫂借来碗筷，和着小煤炉冒出的刺鼻煤气，高兴地吃完了这顿迎接新儿媳的团圆饭。这间小屋已经很久没有人气了，不管怎么说，他觉得温暖、高兴。当天，他谈了许多话，但没有一句是“听奶奶说”之类，这是当时最流行的《红灯记》中的戏词。我也奇怪，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父亲连一句抱怨也没有。见到了儿子，又迎来了新儿媳，吃着腊肉和亲骨肉促膝谈心，对他来说是三十年不遇的幸福呀！新儿媳头次上门，照理说公爹应该给“红包”，但父亲唯一能自己支配的，只有最真诚的微笑。我向来以为，生活上与人攀比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但让微笑伴随生活，总该是每个家庭都能享受的吧。我的父亲，直到他七十六岁时才盼来这发自内心的一笑。只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为什么这微笑也能动人。
入夜，我们这对新人，当时居然没有能力去租住一夜旅社，父亲执意将自己的床让给我们，他去找邻居借宿。时值寒冬，我怕他冷，他拍拍身上的旧棉衣说，不冷，大前年一位邻居老人死了，他要了死者的棉衣穿着。他又拍拍床说：去年来了个十元的会（民间一种解困的集资方法），废旧站的娭姆凑给他七斤棉花票，买了一床六斤重的新棉絮，加上历年积下的旧絮和稻草，垫得厚厚的，你们不会冷的。说着就向小巷深处走去。
望着父亲床上垫的稻草，目送他步履蹒跚的背影，我不能自已。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我还是个九岁的孩子，多少年来，父亲在我心中仅仅是个影子。在阶级斗争的教育下，对着这个影子，我把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旧社会的罪恶，都往他身上联系，由此推想他是如何剥削劳动人民的，继而深挖他遗传给我的影响。现在，眼前活生生的父亲，倒是被剥夺得赤条条无立锥之地，以捡破烂度日。
令人苦笑的是，父亲受胡风牵连，可胡风的问题解决了，他的问题却得不到解决。那是1980年中共中央下达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文件后，父亲又经过五年的煎熬和期待，终于迎来了1985年10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落实各项政策办公室鄂落统字［85］45号文件“恢复刘肖愚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其公职，并享受退休人员待遇”的决定。1985年11月1日出版的第一千六百七十八期《中国新闻》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台湾国民党元老黄杰的表弟、原国民党陕西省户县县长刘肖愚，因“胡风问题”而受牵连的错案，最近得到改正。刘肖愚早年留学东京，回国后，先后任暨南大学讲师、北平中国文化学院讲师、《中央日报》记者、黄杰私人秘书、陕西省户县县长等职。一九四八年自动脱离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科长，后任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一九五五年因“胡风问题”的嫌疑受到株连，被遣返回老家长沙。根据湖北省出版总社决定，恢复刘肖愚的国家干部待遇。
父亲平反后和母亲复婚，来武汉和我们居住。这时我才有机会详细了解父亲的历史。胡风事件后，父亲主动向组织交代他在三十年代和胡风的一段关系，哪知道主动向组织交心，招来的却是逮捕。他的历史，1950年在中原革大学习时就作过交代，以后在“镇反”、“三反”、“五反”中又多次作了交代。在胡风事件以前，胡风的公开身份是革命作家，有过国民党县长身份的父亲，哪敢把自己和革命扯在一起！不仅与胡风的关系，与鲁迅、郭沫若、许德珩等的关系，他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哪知道瞬息万变，昨天的革命作家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领，他这个有历史问题的身份，一下子陷入两难之境。一交代果然下场不妙，逮捕审查一关就是两年多。后来，总算查清楚了，“免予起诉，即予释放”，但判决书上却对逮捕他的理由，不容分辩地写下了“因隐瞒反革命历史罪逮捕”。分明经审查证实他对以前的历史没有隐瞒，和胡风的关系也证实没有问题，但莫须有的“隐瞒反革命历史罪”还是成立了，为此他三十年无家可归。
父亲一生爱诗，《鲁迅日记》1928年11月21日载：“上午得肖愚信并诗。”父亲说，当时他常给进步书刊《莽原》、《语丝》投寄诗稿。为了了解父亲，我特意到湖北省图书馆，查找到1928年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第四期，上面有父亲二十二岁时写的一首诗《给我一个春天的人生》：
是谁家妙龄女郎的诗意，引来了秋气的凄迷？西风吹进了文艺的园地！／芬芳地蒙茸的草地，汹涌地狂奔的波底；秋光可曾怜惜那荒凉里。／我欲洒平和的圣油，在天空和泪接吻的上头。恨蔷薇色烟霭笼罩了新秋。／秋娘你不像老虎的狞恶，在美妙的林间咆哮，在愁人的心底攫抓。／愿秋光死了！它的光泯灭在无形中，给我一个春天的人生。
有如此阅历的父亲，自没有权利工作的那天起，就再也没有写诗了。1994年过完春节，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临终时他大张着嘴，天下着大雪。我想，他是正在做一首诗的途中走的，是追寻那个“春天的人生”去了。
刘肖愚这个名字，对今天不是专门研究鲁迅和胡风的人，是完全陌生的。在《鲁迅日记》中，有二十九处前后十一年提到鲁迅先生与我父亲的交往，其中也谈到了我父亲与胡风先生的接触。但在日记注释中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地方，却多次出现“未详”二字。那么，我父亲是怎样与鲁迅先生和胡风先生交往的呢？他坎坷的后半生是怎样一回事呢？几十年的往事涌上心头，说不尽的人生酸楚。
父亲是1906年出生的，湖南长沙人，除“刘肖愚”这个名字外，他还使用过刘小芋、刘小宇、刘小愚、刘瑀、刘达尊等几个名字。
父亲与鲁迅先生的交往
1926年8月，父亲考入广州中山大学秘书处，担任速记员兼旁听生。那时，他用的名字叫刘瑀（别号达尊），是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毕业于长沙私立修业中学，1924年在校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后期，父亲住进中大后，该校湖南籍进步同学黄春源、毕磊、毛盛炯等常到他那里聚谈，并一同去拜访过该校进步教授施存统、鲁迅等。
《鲁迅日记》1927年2月2日载：“刘达尊赠酒两瓶、饼两盒。”原注“未详”。实际上，记的就是我父亲去拜访鲁迅先生这件事。1927年1月，鲁迅先生从厦门大学来校任教，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他。一天，父亲怀着崇敬的心情上文明路校本部大钟楼去拜访鲁迅。当他提着两瓶酒、两盒饼走进鲁迅先生的家时，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他。那次见面，鲁迅先生顺手用筷子从放在桌子上的盘子里夹着一种小油煎鱼边吃边谈，并详细地询问我父亲家乡的情况以及怎样考入中大的，我父亲一一如实回答，并告诉他：因无力读大学，只能到中大搞个工作，还想旁听功课，特别想听先生讲课。鲁迅先生笑了。不久，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特地批准我父亲为该校中文系旁听生并注册。
一天，父亲又上大钟楼去看望鲁迅先生，适中大历史系教授孙伏园也在座。这时孙先生正应武汉国民政府顾孟余邀请，准备去武汉担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在他正与鲁迅先生谈到此事时，鲁迅先生顺便向孙伏园说：“你带刘瑀去做助手不好吗？”孙当即答应：“好。”不久，父亲便替孙挑了行李，从陆路经韶关、郴州、长沙，又改乘火车到了汉口。在孙伏园的安排下，父亲任《中央日报》副刊助理编辑，有时也以记者身份出外采访。
自《中央日报》发刊，父亲每天寄一份给鲁迅先生，这对鲁迅先生看清当时长江以南的形势是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的。这时，父亲也写过几首诗和杂文在副刊上发表，还写过一篇题为《这一本语丝》的特写，发表在北京出版的《语丝》上，鲁迅先生一定看到了的。这时父亲开始用“肖愚”的笔名，父亲说：这笔名是模仿“鲁迅”二字之意取的，用心可谓深矣。
接下来的4、5两个月中，父亲给在广州的鲁迅先生写过几次信，鲁迅先生没有回信，但在他回复孙伏园的信中说：请转告刘瑀君，他的来信我都收到，我已早不吃油煎鱼了，要他放心。
国共合作破裂，宁汉合流。8月，《中央日报》撤销。10月，父亲和孙伏园、夏康农到了上海。适鲁迅先生也从广州到了上海，搬进了横滨路景云里二十三号居住。父亲随孙伏园去看望他，同时还见到了周建人先生和景宋女士。
11月2日，父亲和中大同学黄春源、朱迪去看望鲁迅先生，并告诉现在张发奎部队已收复广州，他们想仍回广州去。告辞后，他们三人即从上海乘海轮回到了广州。
12月13日，党领导下的广州暴动发生，父亲和朱迪随即投入起义洪流。不到一天一夜，广州起义失败。父亲和朱迪、马巨材等一同逃到上海。
12月28日，父亲去景云里看望鲁迅先生，告诉了在广州的遭遇。当父亲说到暴动那天清早，中大左翼学生把清查出来的右派学生数人关在一个地方，因起义失败，全都跑掉了的消息时，鲁迅先生听了，沉思了一会，心情非常沉重，一言不发。
这时，父亲在上海失业，生活困难，鲁迅先生为了帮助他，曾托林语堂写信给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为他谋个职业。父亲持此信去见了蔡院长的秘书陈瀚笙先生，但陈对父亲说，这里实在无法安插，请原谅。父亲随即把接洽情况告诉了鲁迅先生。1928年2月13日，父亲去看鲁迅先生，承蒙他慷慨一次借我父亲四十元大洋，以解当时的困窘，我父亲非常感激。
到了5月间，父亲承许德珩教授介绍，被上海真茹暨南大学聘为预科讲师，讲授《中国现代史》，并兼中学部历史教员。当父亲把这消息告诉鲁迅先生时，他很高兴，并说：“你还有钱没有？买件新衣穿上去上课吧！”父亲说：“是，我还有钱。”就这样，父亲一直在暨大教书两年多，直到1930年暑假，因思想左倾被当局解聘，父亲又陷入失业的困境。不久，得友人介绍到苏北沛县中学去教书。
在上海这一段时期，父亲在教课之余，是常去看望鲁迅先生的，也全是执弟子之仪去问候的意思。每次去，鲁迅先生总是留他多坐会。父亲在教学中有疑难问题也向鲁迅先生请教，鲁迅先生都一一耐心教诲。父亲曾写过几首诗和几则杂文寄请鲁迅先生斧正。有一篇《给我一个春天的人生》的诗歌，登在《奔流》第四期上。还有两篇承鲁迅先生转寄，在当时上海北新书店出版的《语丝》上发表了。这一时期父亲没有能够投入那时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化运动，原因是他顾忌自己学力不足，勉强上阵只能给鲁迅先生添麻烦。在和鲁迅先生认识的作家中，父亲仅见过白薇和杨骚，在施复亮家见过丁玲和胡也频。
1932年父亲从河南到了北平，由马哲民教授介绍到北平中国学院教书。11月26日，父亲知道鲁迅先生回到北平探亲，就去看他。当父亲坐人力车进入西三条胡同他家门前时，见先生一个人正从街东头走回来，他一见是我父亲，便热情邀到他家书房里坐下。父亲告诉鲁迅先生，当时留北平教书的还有许德珩、陈豹隐（即陈启修）、施复亮、刘侃元、李达等。还告诉他，这里的进步刊物上，曾对个别教授因不久前陈独秀被捕事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即有人认为陈一贯是革命的，他的被捕证明了这点。鲁迅先生听了，没有正面答话，只说：我明天要到师大去讲话，你有空去听听吧。第二天，父亲就去师大听了鲁迅先生的讲话，题为《再论第三种人》，果然，鲁迅先生谈到了陈独秀问题。
1933年8月，父亲去东京留学。1934年3月18日，父亲曾写一信由上海内山书店转给鲁迅先生，先生的《日记》上记载收到此信。父亲在魏猛克先生处见过鲁迅给他的信，信中劝魏在编《质文》（当时在东京出版）之余，总要利用在日之便，多读些书。真是语重心长啊！
1936年10月，父亲从东京回国，路过上海，住在四马路一家湖南旅社。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胡风先生来看他，父亲便向他问及鲁迅先生的病况，又写了一短信问候，并把他从东京带回的一个高尔基木雕像请胡风转交先生。《鲁迅日记》载：“十四日，下午河清来，得小芋信并高尔基木雕一座。”又载：“十五日，晴，上午复刘小芋信。”16日父亲在旅社收到此信，见信上的字写得比平日大些粗些，显得先生的手力有些难支。信的大意是说：我因病不能见客，你如能在沪多住几日，还是可以见面的。不料父亲20日车过徐州时，突然看到报上登载伟大的鲁迅先生已于19日凌晨去世了。父亲哀痛不已！鲁迅先生15日回复他的手书还在口袋里，怎么这样快就成为永诀！
这就是我父亲与鲁迅先生交往的梗概，而我则从《鲁迅日记》中得到了印证。
父亲与胡风先生的交往
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父亲担任武汉《中央日报》助理编辑兼记者，前面已经说到，是副刊主编孙伏园先生受鲁迅先生之托介绍父亲到该报副刊工作的。３月的一天，武昌某女中教员张光人先生来报社看望孙先生，并交出一篇诗稿，第二天副刊上就发表了。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张先生的几首新诗，笔名古因。那时，父亲和张光人都很年轻，父亲也在副刊上发表过几首新诗，还在《语丝》上发表过散文，张都看了，几次当面称赞我父亲。父亲回忆说：张的面部有几处小麻点，但并不难看，尤其笑起来时还觉得他是一个美男子。后来熟了，由于他比我父亲大三岁，我父亲就称他麻大哥。父亲说，当时真没料到这张光人，竟是有名的诗人——胡风。
1928年5月至1930年夏，父亲在上海暨南大学及附中教书，并在鲁迅主编的《奔流》上发表过诗，当时在南通师范学校（校长是穆济波）任教的胡风先生知道我父亲在上海，就到真茹来看我父亲，相见甚欢，胡风先生约我父亲去游南通。好像是1928年寒假吧，父亲同暨大学生沈君（南通人）去南通看胡风，他们同游了许多地方，特别到张骞的花园里看了看。我父亲回上海的次年，胡风来上海，两人合影了一张照片，还一同去拜访过当时住在上海的进步教授邓初民先生。后来，我父亲辗转去北方几年，胡风仍留南方，并到日本留学。再后几年中，他们就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过信。
1933年8月我父亲去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学习经济学。1934年魏猛克也到了东京，他带来胡风一封给我父亲的信，要我父亲替他购买秋田雨雀全集。我父亲因囊中羞涩，仅零星购寄数册，并致信请胡风先生原谅。
1936年10月，我父亲从东京回国，路过上海，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的胡风先生来看他，我父亲向他问及鲁迅先生的病况，得知鲁迅先生病重，当即写一信问候鲁迅先生，并把从东京带回的一个高尔基木雕像请胡风转交鲁迅。16日，我父亲在旅社收到鲁迅先生复信。正好胡风来看他，也看到了此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我父亲任国民党第八军军部秘书，随军长黄杰（也是我父亲的表兄）在上海大场温藻滨一带作战。当部队转移到河南归德一线时，我父亲奉命留守汉口，11月的一天他又遇见胡风。胡风这时好像是在中共八路军驻汉办事处楼上一间偏房里，正与诗人田间校对《七月》诗刊大样。为了抗日，他们工作紧张，生活够艰苦的。为扩大《七月》发行量，特别是要将其送到前线官兵手中，用以鼓舞战士的抗日斗志，我父亲曾让第八军留守处订购《七月》多份，送到前线，前线官兵都争着传阅，确实起到了鼓舞抗日斗志的作用。
可惜的是，我父亲和胡风先生从此一别直到解放后，就没有再见过面了。
父亲去世十三年后，2007年深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回忆父亲的文章寄给了晓风大姐。很快，她回了信，并把她母亲梅志先生写的《胡风传》中有关胡风与我父亲交往的章节复印给我，同时还传来1929年胡风先生与我父亲的合影照片。斯人已逝，他们被搅成一团浆糊的历史，还是留下了清晰的一瞬。
梅志先生的《胡风传》中，有关胡风与我父亲的交往篇幅不长，现摘录如下：
光人因投寄小说稿给《中央日报》的副刊，又认识了助理编辑刘肖愚。刘曾是厦门大学的学生，听过鲁迅和孙伏园的课，这次来武汉，是投奔孙伏园来的。孙在《中央日报》编副刊，就请他当了助编。因为金宗武也在那副刊上发表过小说，也认识刘肖愚。这样，三人就常在金家聚会，谈论一些文艺上的问题和对作品的看法。他和金宗武的交往，使他对湖北的上层知识分子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1927年底至1928年年初胡风在上海找工作，四月初在南通中学教书）。
在武汉认识的刘肖愚，这时也在上海。光人可能是从金宗武那里知道了他的地址，就来找他了。见了面大家都很高兴。原来他已早到了三四个月，正在暨南大学教历史呢，知道光人赋闲在家，就热心地说：“我介绍你去暨南教地理如何？”光人以为他在和他开玩笑，而他却一本正经地说，只要买几本书看看中国地图，去讲课是没问题的，完全能应付得了。光人仍当作是开玩笑，没有答应。
刘肖愚对他很好，很关心，常来看他，还特地引光人去看曹聚仁。曹住一所弄堂房子，楼下是会客室，没有什么摆设，只桌椅而已。曹此时在暨南大学教书，刘肖愚的历史课可能就是曹介绍的，刘将光人介绍给曹，也还是想通过曹介绍光人去教地理课或者别的什么课。
刘肖愚又告诉光人，他去看过鲁迅。说鲁迅很重视青年作家，写了稿应该投给鲁迅办的刊物。还说，可以带他去看鲁迅。光人听了，连说不行不行。虽然他十分想见到鲁迅，有许多话想对先生说，向先生求教，但现在自己一无所成，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作品去见先生，实在惭愧。
在上海有一个朋友是光人不必提防害怕上当，也还谈得来的，就是刘肖愚。他常来找光人。他们从不谈政治，只谈文艺，虽然也谈不出什么新见解。
一年之计在于春，光人也该为1929年决定自己的计划了。工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地理又不愿教，刘肖愚倒真帮忙，又来问他，教历史如何？一月可有六十元，可以勉强够生活费，但要泡在古书堆里去找几条历史ABC来打发学生，他实在于心不忍，同时也感到枯燥无味。
刘肖愚忽然同他的女友那位暨南大学的学生来南通了。原来这女友的姐姐家在南通，特地带刘来让她姐姐看看，听听她的意见，这对刘肖愚来说是决定的时刻。他要张光人一起去那儿，好壮壮声势，光人只好允诺。
似乎这次相亲的效果不错，刘肖愚高兴地在那里住了两三天，只要光人有空，就约来玩。他陪他们游过后湖，朱企霞还给他们照了相，最后，他姐姐又请他们吃了一顿送行酒。刘肖愚带着女友回了上海，以后光人就再没有见到他了。
许德珩先生对我父亲的回忆
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许德珩先生是大革命时期我父亲历史的见证人。1987年，由邓小平题写书名的他的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出版发行，他把这本回忆录寄了一本给我父亲，其中有我父亲参加广州起义的记载：“1927年12月9日上午九时，叶剑英同志来到我（广州中山大学）白云楼住所，特别约我做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主任教官。”“我们计划给被请的教官汇寄路费各二百毫洋。剑英同志说，要上午赶快到军校领取，不然就取不出来了。于是就由我的中大学生刘肖愚去黄埔军校领钱。”“凡参加起义的人都在领间戴有红带子，同我到广州来的马哲民、区克宣、刘肖愚等也都戴着红带子，他们白天在外面活动，晚间都在我的客厅打地铺。”“起义失败后的一天晚上，只听见敲门声急促异常，原来是黄琪翔带着一帮人站在门口。我半开玩笑半讽刺地说了一番，他见无异常迹象也就走了。随后我利用刘肖愚取来的二千毫洋，分散给马哲民、区克宣、刘肖愚等人作为路费，让他们赶快离开广州。”
起义失败后，父亲得到许德珩先生的资助，前往上海担任暨南大学预科讲师。以后，又担任河南省政府编审员、中国大学财政学讲师。二十六岁那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明治大学学习经济学，参与郭沫若、章伯钧组织的资本论翻译社。再以后回国，担任过上海税警总团少校秘书、中央军校七分校上校政治教官、陕西省户县县长、陕西省编译室主任。
父亲的后半生
1948年，父亲辞去编译室主任之职，回湖南长沙老家迎接解放。1949年参加革命，担任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1955年，因胡风案牵连被捕，经审查，两年后“免予起诉，即予释放”，但从此失去了公职，被遣送回长沙老家。此后的二十八年里他孑然一身，靠参加街道扫盲、当民办教师为生。“文革”中连民办教师也不让当了，被撵至废品回收站捡破烂，直至“文革”结束。
父亲被捕后，母亲在当时的压力下，不得已与父亲离了婚，并让我们兄妹三人随她改姓李，从此骨肉分离。漫长的二十五年间我们不知道父亲的消息，遑论片纸只字，直到1980年我带着新婚的妻子去长沙找到父亲。
父亲住在长沙南区一座老式院落里。这座宅院，门楣依稀可辨“盈园”二字，这是父亲在大学教书时，寄钱回家与伯父刘盈尊合资购买的私宅，当时伯父是一所私立中学的教员。1957年父亲被遣返回老家时，才第一次住进这本属于自己的家。当我推开“盈园”大门，父亲的住处竟是院落一角的一间小杂屋。小杂屋与整个大院形成巨大反差，院内几百平米的正房，除大伯的二儿媳居住其中一间外（堂兄被打成右派正奄奄一息躺在病床上，另有三家堂而皇之地住了进来，其中两家是1958年私房改造后住进来的，另一家是“文革”中强行赶走我父亲挤进来的），“盈园”真正的主人，此时却住在堆杂物的棚子里。那句当时流行的口号“把牛鬼蛇神扫地出门”，在这里是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落实。低头走进父亲的矮屋，旧芦席屋顶露出的破瓦伸手可及，墙上湿漉漉的，整个杂屋只能容纳下一张床、一张窄条桌。烧火做饭就在门外搭的偏篷里，就这样他还被赶出这间老宅多年。是因为父亲是台湾省主席黄杰的表弟，为统战需要，由统战部出面才重新搬回了原本就属于他自己的家。
见到新儿媳，父亲满面笑容，边道歉，边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称赞儿媳，抱歉在这样的棚子里迎接新儿媳太寒酸。好在新儿媳有备而来，刘家的事她一本全知。她家也是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很能体谅这种境遇。当下，我们就在这间简陋居室里做起饭来。父亲压根就没有能力请新儿媳上顿馆子，仅有的炊具是两个土钵子，一个铝锅，一把黝黑的炊壶。屋里有一小块湖南腊肉，蒸一蒸，再炒两个青菜就是迎接新儿媳的晚餐了。父亲找二嫂借来碗筷，和着小煤炉冒出的刺鼻煤气，高兴地吃完了这顿迎接新儿媳的团圆饭。这间小屋已经很久没有人气了，不管怎么说，他觉得温暖、高兴。当天，他谈了许多话，但没有一句是“听奶奶说”之类，这是当时最流行的《红灯记》中的戏词。我也奇怪，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父亲连一句抱怨也没有。见到了儿子，又迎来了新儿媳，吃着腊肉和亲骨肉促膝谈心，对他来说是三十年不遇的幸福呀！新儿媳头次上门，照理说公爹应该给“红包”，但父亲唯一能自己支配的，只有最真诚的微笑。我向来以为，生活上与人攀比既无必要也不现实，但让微笑伴随生活，总该是每个家庭都能享受的吧。我的父亲，直到他七十六岁时才盼来这发自内心的一笑。只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真正懂得为什么这微笑也能动人。
入夜，我们这对新人，当时居然没有能力去租住一夜旅社，父亲执意将自己的床让给我们，他去找邻居借宿。时值寒冬，我怕他冷，他拍拍身上的旧棉衣说，不冷，大前年一位邻居老人死了，他要了死者的棉衣穿着。他又拍拍床说：去年来了个十元的会（民间一种解困的集资方法），废旧站的娭姆凑给他七斤棉花票，买了一床六斤重的新棉絮，加上历年积下的旧絮和稻草，垫得厚厚的，你们不会冷的。说着就向小巷深处走去。
望着父亲床上垫的稻草，目送他步履蹒跚的背影，我不能自已。父亲离开我们的时候，我还是个九岁的孩子，多少年来，父亲在我心中仅仅是个影子。在阶级斗争的教育下，对着这个影子，我把所有能想象得到的旧社会的罪恶，都往他身上联系，由此推想他是如何剥削劳动人民的，继而深挖他遗传给我的影响。现在，眼前活生生的父亲，倒是被剥夺得赤条条无立锥之地，以捡破烂度日。
令人苦笑的是，父亲受胡风牵连，可胡风的问题解决了，他的问题却得不到解决。那是1980年中共中央下达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文件后，父亲又经过五年的煎熬和期待，终于迎来了1985年10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落实各项政策办公室鄂落统字［85］45号文件“恢复刘肖愚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其公职，并享受退休人员待遇”的决定。1985年11月1日出版的第一千六百七十八期《中国新闻》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台湾国民党元老黄杰的表弟、原国民党陕西省户县县长刘肖愚，因“胡风问题”而受牵连的错案，最近得到改正。刘肖愚早年留学东京，回国后，先后任暨南大学讲师、北平中国文化学院讲师、《中央日报》记者、黄杰私人秘书、陕西省户县县长等职。一九四八年自动脱离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科长，后任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一九五五年因“胡风问题”的嫌疑受到株连，被遣返回老家长沙。根据湖北省出版总社决定，恢复刘肖愚的国家干部待遇。
父亲平反后和母亲复婚，来武汉和我们居住。这时我才有机会详细了解父亲的历史。胡风事件后，父亲主动向组织交代他在三十年代和胡风的一段关系，哪知道主动向组织交心，招来的却是逮捕。他的历史，1950年在中原革大学习时就作过交代，以后在“镇反”、“三反”、“五反”中又多次作了交代。在胡风事件以前，胡风的公开身份是革命作家，有过国民党县长身份的父亲，哪敢把自己和革命扯在一起！不仅与胡风的关系，与鲁迅、郭沫若、许德珩等的关系，他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哪知道瞬息万变，昨天的革命作家一下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领，他这个有历史问题的身份，一下子陷入两难之境。一交代果然下场不妙，逮捕审查一关就是两年多。后来，总算查清楚了，“免予起诉，即予释放”，但判决书上却对逮捕他的理由，不容分辩地写下了“因隐瞒反革命历史罪逮捕”。分明经审查证实他对以前的历史没有隐瞒，和胡风的关系也证实没有问题，但莫须有的“隐瞒反革命历史罪”还是成立了，为此他三十年无家可归。
父亲一生爱诗，《鲁迅日记》1928年11月21日载：“上午得肖愚信并诗。”父亲说，当时他常给进步书刊《莽原》、《语丝》投寄诗稿。为了了解父亲，我特意到湖北省图书馆，查找到1928年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第四期，上面有父亲二十二岁时写的一首诗《给我一个春天的人生》：
是谁家妙龄女郎的诗意，引来了秋气的凄迷？西风吹进了文艺的园地！／芬芳地蒙茸的草地，汹涌地狂奔的波底；秋光可曾怜惜那荒凉里。／我欲洒平和的圣油，在天空和泪接吻的上头。恨蔷薇色烟霭笼罩了新秋。／秋娘你不像老虎的狞恶，在美妙的林间咆哮，在愁人的心底攫抓。／愿秋光死了！它的光泯灭在无形中，给我一个春天的人生。
有如此阅历的父亲，自没有权利工作的那天起，就再也没有写诗了。1994年过完春节，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临终时他大张着嘴，天下着大雪。我想，他是正在做一首诗的途中走的，是追寻那个“春天的人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