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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完全手抄的笔记，是由刘家洪’记录的《尼·克林杜霍夫讲课记录》（1956年3月—1957年7月）
这本学习记录的完成部分是带着遗憾的。史料记载：“1958年6月17日中央美术学院举行雕塑训练班结业典礼，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代表国务院向尼·尼·克林杜霍夫专家赠送中苏友谊章，并代表文化部颁发感谢状。”这本以克林杜霍夫在欢迎会上的发言为首页的笔记，本应以他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作为最后一篇而结束。可是刘家洪却因向文化部转交了一份反映地方美院状况的信件而被打成右派，提前结束了在雕塑训练班的学习。未能在专家指导下完成毕业创作，成为了刘家洪一生的遗憾。他将当时记录的四大本课堂笔记交给了于津源，后来又一本本借回来，重新抄写成这本完整的教学笔记。
这是一本排序认真、详实准确的笔记，有目录页、有教学计划表、有雕塑刀具手绘图、有一天天的课堂记录，并有附录。充分印证了雕塑专家克林杜霍夫在认真负责地教，刘家洪则在认真努力地学。
关于克林杜霍夫，国内的资料除了记载和这个雕塑训练班有关的内容之外，对于他本人的情况介绍得很少，这与此人不张扬的个性不无关系。据当时担任克林杜霍夫俄文翻译的彭鸿远的回忆，有一次国内报纸要报道专家，要刊登他的个人照片，他却说：“要拍就拍我的作品，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可看的。”
克林杜霍夫的全名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林杜霍夫。从俄文网站上检索到他的个人简历，并非十分详细，甚至未提到他的任何职务。简历中朴素的文风，有如他的为人，记录时间结止于1977年，但并未记载他的卒年。现将简历译出如下：
1916年12月8日，克林杜霍夫出生于俄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居住于莫斯科。
1945年—1951年，在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学习，师从Д·П·施瓦茨和Г.А.舒尔茨。毕业创作《轧钢工人是在H.B.托姆斯基的指导下完成的。
1951年，成为该院研究生，毕业作品《为莫斯科所做的M·E·萨尔科夫-德林纪念碑方案》，获得了1955年作品竞赛的第一名。1952年至1956年及1958年，在苏里科夫美院任教。1956年至1958年6月，任教于位于中国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1956年，获得艺术学博士称号。从1971年起，任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教授。雕塑作品参加的展览有：1951年作品《轧钢工人》（石膏，1951年），参加“BXB展”；1958年《轧钢工人》参加“全苏艺术学院200年纪念展”；1964年“莫斯科——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艺术家联展；1965年《И·К·科道娃》（石膏，1964-65），参加“祖国”展1966年莫斯科艺术家秋季联展。1966年《记者M·H·巴甫洛夫》（石膏，1966年）。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爆发25周年展；1967年参加在列宁格勒的“50年苏联艺术教育体系——列宾美院和苏里科夫美院历届毕业作品展”。1977年毕业创作《轧钢工人》参加“全苏毕业创作回顾展”。
完成的肖像作品有：
《Д·В·耶夫道基莫娃》（石膏，1952年）《新中国人》系列（大理石，石灰石，石膏，1956年-1960年）；《M.E.萨尔科夫一谢德林》（大理石，1964年）；《雕塑家M.K.科道夫》（石膏，1964-65年）；《记者M.H.巴甫洛夫》（石膏，1966年）。和其他雕塑家共同合作完成的纪念碑雕塑有：《列宁》（花岗岩，1971年）《胜利》（铜，水泥，1973年）；在俄罗斯卡卢加市胜利广场的大型纪念雕塑群《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医务工作者》（钢，花岗岩，1975年）；1977年完成了《中将А.Г.古道洛夫》（花岗岩）墓地雕塑，坐落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网上搜索到的关于克林杜霍夫的简历至此全部结束。
再补充一些资料：
克林杜霍夫年轻时做过锻工，参加卫国战争时身为炮兵，复员后考上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是该院雕塑系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教员，1956年2月至1958年6月来到中国北京，在中央美院雕塑训练班任教，回国后继续在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曾任雕塑系主任、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副院长。1989年11月27日逝世于莫斯科。
1954年11月10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印制的《聘请苏联雕刻教授的理由及来院后的具体工作条件》中写道：
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上对雕刻的需要，首先必须从改革雕刻教学开始，雕刻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学干部业务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培养出国家所迫切需要的高等雕刻人才。因此在雕塑教学上，学习苏联几十年来雕刻教学的先进的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的雕刻技巧，就成为改进目前雕刻教学的根本性的问题，而苏联雕刻专家到校的工作就可以解决一部分雕刻教学干部的提高，打好五年新制的教学，更可帮助解决我国纪念碑雕塑不能满足需要的落后状况。根据以上情况实在需要一名专家到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工作。
来院后具体任务主要有4个方面：
一.为了提高雕塑系教学干部的雕塑教学及业务水平，特组成雕塑教员进修班，人数由10人至12人，由专家指导，期限两年。
二.为了提高和培养一部分全国高等美术学校的教学干部，特成立雕刻训练班，其学员由中央及地方中美术学校青年教员及研究生中选拔，人数不超过12人，训练期限两年至三年，由专家教授。
三.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附属雕刻工作室的顾问，传授苏联雕刻制作，纪念碑雕刻的放大、铸造、翻制的方法经验。
四.指导雕塑系各教研组的工作，以提高教学水平，包括雕塑习作、雕塑创作、建筑雕刻、雕刻理论等教研组，主要协助指导备课，解决过去存在的问题及科学研究工作。
这个计划的真正实施已是1956年的3月了。在文化部的指导下，中央美术学院招收了雕塑训练班，一共23名学员，实际的学员组成是将上面记录的“计划”中的前两条作为招生对象要求，所以北京的成员有8名：苏晖、凌春德、时宜、王鸿文（王澎）、于津源、史美英、张润垲、傅天仇。杭州5名：沈文、黄立炤、王泰舜、刘去病、许叔阳。沈阳3名：金克检、杨美应、高秀兰。四川2名：赵树桐、刘家洪。上海1名：李枫。广州2名：郑觐、关伟显。西安2名：马力（马改户）、陈启南。翻译由彭鸿远担任。 克林杜霍夫在欢迎会上的简短的发言表明，他是在这个计划指导下展开工作的。他是一个务实，朴素的人，所讲话题始终围绕他的教学任务，将未来两年的整体计划交待得十分清楚，一切有备而来。发言的结尾很有时代特色——“为了共同的目的——建设共产主义！让我们更快地共同前进吧！”
1.头像课是写实泥塑的基础课程，相比女性头像，男性有更为强烈明确的骨骼特征，更为清晰的肌肉组织，对于学习而言，更利于研究头部的解剖、结构。所以一般会安排第一个作业为男性头像，也称为男头像。苏联的雕塑基础教学中，会严格规定头像的尺寸，等大、一倍半等，往往以等大头像作为开始。
2.架子，指做头像时用的头像架，这里写的“平行”属于语误。通过询问刘家洪，得知是模特的头要与雕塑转台上的头像架子等高，这样是为了便于检查，检查所做头像大小合适与否，动作是否准确。
3.当时是每周六天的工作制，每天上午4小时是泥塑课，由克林杜霍夫亲自授课。他每天都会到教室，他的一间小工作室和教室紧挨着，有一个小门相通，专家会在小工作室做自己的作品。下午是素描课，也可以完成雕塑小构图练习。素描课由吴作人主持，韦启美辅导。
这一单元的作业用时2周，48个课时完成一个等大头像，这只是课程规定出的时间量，学习需要一个研究的过程，但又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课堂研究，所以根据普遍状况，将各类课程用一定的课时量固定下来。实际的具体情况也常有不同，有一些学生48小时完成一个等大头像作业，仍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有的学生则能够一蹴而就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为独立的艺术家可根据自身的状况，调整工作时间长短，自由度是很高的，能确定自己作品的完成状态，也是锻炼艺术家雕塑能力的一个方面。
4.关于做雕塑的3个步骤，这是在长期的学院写实教学模式下总结出来的规律之一。多年以来，从我亲身的教学实践过程来看，基本上这是应该遵循的步骤。克林杜霍夫也强调了，即三个步骤不是机械使用的，既不能规定时间段，又要因人而异。
5.对于模特的观察，同样也要运用这3个步骤的说法，在我历年来学与教的实践中，这3个步骤会交错进行。在做头像时，观察是随时要注意的事情，初学者往往不知如何去看，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则会犯自以为是的错误。
6.参加雕训班的学员们进行了雕塑和理论方面的考试。这句总结性发言，是克林杜霍夫根据对学员的初步了解而首先提出的要求，强调观察方法的正确，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关键点在于“看”，在于“研究”。
7.学员问的问题稍显有些奇怪，但在当时，欧洲古典主义雕塑教学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而且学员也多是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在情理之中。笔记中的这些一问一答以及课程的讲解，全部是在翻译下进行的，交流的顺畅依赖于语言传达的状态是否良好，从笔记记录的状况来看，翻译的准确性还是十分到位的。之所以有这样详细的记录，刘家洪说，因为专家先讲，彭鸿远翻译，在专家讲下一段时，也提供了较充裕的时间将每段话记录完全。
对于这样一本教学记录，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东西已经太老套、保守，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的苏联人低估了中国雕塑的状况，派了只会教基础的老师来授课。我的理解是，技法的东西一定是要有人传授的，而且开这个班的目的，就是培养中国的雕塑学科领域的教员。这些学员学成之后，还要回到各自所在的院校中，回到教学岗位中去。克林杜霍夫的教学方式会使这些年轻的教员知道，当面对学生时可以讲些什么。当然，在多元文化急速发展的这些年，这些理论越来越被看为保守，但是多元文化现象的形成，也是缘于伴有各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才产生的。回忆也罢、了解也罢，作为对建国之初这段特殊高等美术院校雕塑教学历史的重温，我今天将这本封存半个世纪之久的笔记翻出来，重新加以审视，相信一定会从中发现其实际存在的学术价值。
二十几个学员竟然分为7组，用了7个模特，学习条件是很好的。据刘家洪回忆，因为模特需要得多，教具组要到校外去找多个模特，之后再由雕训班的老师和学员们挑选。7个模特没有要求他们所摆姿势完全一致，而是根据各人的性格特点，摆出他们所能体现的最佳状态。克林杜霍夫会用手引导模特的视线随之移动，找到动作的最佳点，并在模特台上标注出视线方向。摆模特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摆模特的过程是了解模特性格特征的初步阶段，摆出和他（她）的体态、性格相符的动作，利于接下来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也是为今后的主题性创作进行准备的初始阶段。我在前苏联上学时，进入高年级，摆模特要学生自行完成，要根据对模特的了解，摆出符合人物性格的动作。
1.以为是模特坐在可升降的转台上。其实，询问过刘先生之后才知道，不是转台升降，而是学生自己要注意蹲下或站到高处去观察模特。
2.专家简单地讲解了颈部的结构状态、头部的结构重点，并分别检查了几组模特的动作，其间提到了创作构图的作业安排。在俄罗斯的学院教学中，习作和创作是并行的。上午课堂练习的习作课，同时会有相应的创作题目布置下来，学生在课余进行创作，小构图的数量不限，可以设计很多。到了这个习作单元结束时，教师集中评分，同时也要将这一阶段的小构图作业摆出来，接受评分。虽然我在俄罗斯上学期间（1989—1996年）创作题目仍然局限在“普希金”“围困”等内容方面，学生们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完成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作品题材。限制中的自由，有时会进发出更大的创造力。
3.做雕塑，因为使用材料、作品规模、材料转换等因素，工作环境容易脏乱。转台、工作台、泥塑架子、甚至雕塑刀，也容易将就。克林杜霍夫因为当过锻工、炮兵的原故，动手能力很强，他带到中国来使用的雕塑刀和修石膏的工具，都是由他本人亲自手工制作而成，外观十分精美而且实用。在俄罗斯上学时，我也去过导师们的工作室，无论大小，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们都很重视雕塑工具的质量。在这个方面，欧洲人的心态和我们大有不同。据说滑田友经常使用的雕塑刀具，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
后记：
刘家洪先生在我出国留学前，将他刚出版的《雕塑技法》赠于我，我带着它出国7年，完成在列宾美院雕塑系的学习后，又带着这本小册子回到中国。2007年完成出版的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分类教材，其写实雕塑部分几乎都是以它作为主要参考书目来写的。后来，刘先生又将他这本记录交给我，以期对我的教学工作产生帮助。我是在前苏联接受的大学及研究生的雕塑专业教育，对这本册子中的内容并不觉得陌生，加上十几年回国在中央美院雕塑系任教的经历，细读笔记，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未完待续）
这本学习记录的完成部分是带着遗憾的。史料记载：“1958年6月17日中央美术学院举行雕塑训练班结业典礼，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代表国务院向尼·尼·克林杜霍夫专家赠送中苏友谊章，并代表文化部颁发感谢状。”这本以克林杜霍夫在欢迎会上的发言为首页的笔记，本应以他在这次大会上的发言作为最后一篇而结束。可是刘家洪却因向文化部转交了一份反映地方美院状况的信件而被打成右派，提前结束了在雕塑训练班的学习。未能在专家指导下完成毕业创作，成为了刘家洪一生的遗憾。他将当时记录的四大本课堂笔记交给了于津源，后来又一本本借回来，重新抄写成这本完整的教学笔记。
这是一本排序认真、详实准确的笔记，有目录页、有教学计划表、有雕塑刀具手绘图、有一天天的课堂记录，并有附录。充分印证了雕塑专家克林杜霍夫在认真负责地教，刘家洪则在认真努力地学。
关于克林杜霍夫，国内的资料除了记载和这个雕塑训练班有关的内容之外，对于他本人的情况介绍得很少，这与此人不张扬的个性不无关系。据当时担任克林杜霍夫俄文翻译的彭鸿远的回忆，有一次国内报纸要报道专家，要刊登他的个人照片，他却说：“要拍就拍我的作品，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可看的。”
克林杜霍夫的全名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林杜霍夫。从俄文网站上检索到他的个人简历，并非十分详细，甚至未提到他的任何职务。简历中朴素的文风，有如他的为人，记录时间结止于1977年，但并未记载他的卒年。现将简历译出如下：
1916年12月8日，克林杜霍夫出生于俄国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居住于莫斯科。
1945年—1951年，在莫斯科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学习，师从Д·П·施瓦茨和Г.А.舒尔茨。毕业创作《轧钢工人是在H.B.托姆斯基的指导下完成的。
1951年，成为该院研究生，毕业作品《为莫斯科所做的M·E·萨尔科夫-德林纪念碑方案》，获得了1955年作品竞赛的第一名。1952年至1956年及1958年，在苏里科夫美院任教。1956年至1958年6月，任教于位于中国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1956年，获得艺术学博士称号。从1971年起，任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教授。雕塑作品参加的展览有：1951年作品《轧钢工人》（石膏，1951年），参加“BXB展”；1958年《轧钢工人》参加“全苏艺术学院200年纪念展”；1964年“莫斯科——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艺术家联展；1965年《И·К·科道娃》（石膏，1964-65），参加“祖国”展1966年莫斯科艺术家秋季联展。1966年《记者M·H·巴甫洛夫》（石膏，1966年）。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爆发25周年展；1967年参加在列宁格勒的“50年苏联艺术教育体系——列宾美院和苏里科夫美院历届毕业作品展”。1977年毕业创作《轧钢工人》参加“全苏毕业创作回顾展”。
完成的肖像作品有：
《Д·В·耶夫道基莫娃》（石膏，1952年）《新中国人》系列（大理石，石灰石，石膏，1956年-1960年）；《M.E.萨尔科夫一谢德林》（大理石，1964年）；《雕塑家M.K.科道夫》（石膏，1964-65年）；《记者M.H.巴甫洛夫》（石膏，1966年）。和其他雕塑家共同合作完成的纪念碑雕塑有：《列宁》（花岗岩，1971年）《胜利》（铜，水泥，1973年）；在俄罗斯卡卢加市胜利广场的大型纪念雕塑群《在卫国战争中牺牲的医务工作者》（钢，花岗岩，1975年）；1977年完成了《中将А.Г.古道洛夫》（花岗岩）墓地雕塑，坐落于莫斯科新圣母公墓。网上搜索到的关于克林杜霍夫的简历至此全部结束。
再补充一些资料：
克林杜霍夫年轻时做过锻工，参加卫国战争时身为炮兵，复员后考上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是该院雕塑系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教员，1956年2月至1958年6月来到中国北京，在中央美院雕塑训练班任教，回国后继续在苏里科夫美术学院雕塑系任教，曾任雕塑系主任、苏里科夫美术学院副院长。1989年11月27日逝世于莫斯科。
1954年11月10日，在中央美术学院印制的《聘请苏联雕刻教授的理由及来院后的具体工作条件》中写道：
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社会上对雕刻的需要，首先必须从改革雕刻教学开始，雕刻教学的关键在于教学干部业务水平的提高，这样才能培养出国家所迫切需要的高等雕刻人才。因此在雕塑教学上，学习苏联几十年来雕刻教学的先进的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的雕刻技巧，就成为改进目前雕刻教学的根本性的问题，而苏联雕刻专家到校的工作就可以解决一部分雕刻教学干部的提高，打好五年新制的教学，更可帮助解决我国纪念碑雕塑不能满足需要的落后状况。根据以上情况实在需要一名专家到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工作。
来院后具体任务主要有4个方面：
一.为了提高雕塑系教学干部的雕塑教学及业务水平，特组成雕塑教员进修班，人数由10人至12人，由专家指导，期限两年。
二.为了提高和培养一部分全国高等美术学校的教学干部，特成立雕刻训练班，其学员由中央及地方中美术学校青年教员及研究生中选拔，人数不超过12人，训练期限两年至三年，由专家教授。
三.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附属雕刻工作室的顾问，传授苏联雕刻制作，纪念碑雕刻的放大、铸造、翻制的方法经验。
四.指导雕塑系各教研组的工作，以提高教学水平，包括雕塑习作、雕塑创作、建筑雕刻、雕刻理论等教研组，主要协助指导备课，解决过去存在的问题及科学研究工作。
这个计划的真正实施已是1956年的3月了。在文化部的指导下，中央美术学院招收了雕塑训练班，一共23名学员，实际的学员组成是将上面记录的“计划”中的前两条作为招生对象要求，所以北京的成员有8名：苏晖、凌春德、时宜、王鸿文（王澎）、于津源、史美英、张润垲、傅天仇。杭州5名：沈文、黄立炤、王泰舜、刘去病、许叔阳。沈阳3名：金克检、杨美应、高秀兰。四川2名：赵树桐、刘家洪。上海1名：李枫。广州2名：郑觐、关伟显。西安2名：马力（马改户）、陈启南。翻译由彭鸿远担任。 克林杜霍夫在欢迎会上的简短的发言表明，他是在这个计划指导下展开工作的。他是一个务实，朴素的人，所讲话题始终围绕他的教学任务，将未来两年的整体计划交待得十分清楚，一切有备而来。发言的结尾很有时代特色——“为了共同的目的——建设共产主义！让我们更快地共同前进吧！”
1.头像课是写实泥塑的基础课程，相比女性头像，男性有更为强烈明确的骨骼特征，更为清晰的肌肉组织，对于学习而言，更利于研究头部的解剖、结构。所以一般会安排第一个作业为男性头像，也称为男头像。苏联的雕塑基础教学中，会严格规定头像的尺寸，等大、一倍半等，往往以等大头像作为开始。
2.架子，指做头像时用的头像架，这里写的“平行”属于语误。通过询问刘家洪，得知是模特的头要与雕塑转台上的头像架子等高，这样是为了便于检查，检查所做头像大小合适与否，动作是否准确。
3.当时是每周六天的工作制，每天上午4小时是泥塑课，由克林杜霍夫亲自授课。他每天都会到教室，他的一间小工作室和教室紧挨着，有一个小门相通，专家会在小工作室做自己的作品。下午是素描课，也可以完成雕塑小构图练习。素描课由吴作人主持，韦启美辅导。
这一单元的作业用时2周，48个课时完成一个等大头像，这只是课程规定出的时间量，学习需要一个研究的过程，但又不可能无限制地进行课堂研究，所以根据普遍状况，将各类课程用一定的课时量固定下来。实际的具体情况也常有不同，有一些学生48小时完成一个等大头像作业，仍会觉得时间不够用，有的学生则能够一蹴而就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为独立的艺术家可根据自身的状况，调整工作时间长短，自由度是很高的，能确定自己作品的完成状态，也是锻炼艺术家雕塑能力的一个方面。
4.关于做雕塑的3个步骤，这是在长期的学院写实教学模式下总结出来的规律之一。多年以来，从我亲身的教学实践过程来看，基本上这是应该遵循的步骤。克林杜霍夫也强调了，即三个步骤不是机械使用的，既不能规定时间段，又要因人而异。
5.对于模特的观察，同样也要运用这3个步骤的说法，在我历年来学与教的实践中，这3个步骤会交错进行。在做头像时，观察是随时要注意的事情，初学者往往不知如何去看，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则会犯自以为是的错误。
6.参加雕训班的学员们进行了雕塑和理论方面的考试。这句总结性发言，是克林杜霍夫根据对学员的初步了解而首先提出的要求，强调观察方法的正确，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关键点在于“看”，在于“研究”。
7.学员问的问题稍显有些奇怪，但在当时，欧洲古典主义雕塑教学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而且学员也多是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也在情理之中。笔记中的这些一问一答以及课程的讲解，全部是在翻译下进行的，交流的顺畅依赖于语言传达的状态是否良好，从笔记记录的状况来看，翻译的准确性还是十分到位的。之所以有这样详细的记录，刘家洪说，因为专家先讲，彭鸿远翻译，在专家讲下一段时，也提供了较充裕的时间将每段话记录完全。
对于这样一本教学记录，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东西已经太老套、保守，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当时的苏联人低估了中国雕塑的状况，派了只会教基础的老师来授课。我的理解是，技法的东西一定是要有人传授的，而且开这个班的目的，就是培养中国的雕塑学科领域的教员。这些学员学成之后，还要回到各自所在的院校中，回到教学岗位中去。克林杜霍夫的教学方式会使这些年轻的教员知道，当面对学生时可以讲些什么。当然，在多元文化急速发展的这些年，这些理论越来越被看为保守，但是多元文化现象的形成，也是缘于伴有各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才产生的。回忆也罢、了解也罢，作为对建国之初这段特殊高等美术院校雕塑教学历史的重温，我今天将这本封存半个世纪之久的笔记翻出来，重新加以审视，相信一定会从中发现其实际存在的学术价值。
二十几个学员竟然分为7组，用了7个模特，学习条件是很好的。据刘家洪回忆，因为模特需要得多，教具组要到校外去找多个模特，之后再由雕训班的老师和学员们挑选。7个模特没有要求他们所摆姿势完全一致，而是根据各人的性格特点，摆出他们所能体现的最佳状态。克林杜霍夫会用手引导模特的视线随之移动，找到动作的最佳点，并在模特台上标注出视线方向。摆模特是一项很重要的事。摆模特的过程是了解模特性格特征的初步阶段，摆出和他（她）的体态、性格相符的动作，利于接下来工作的顺利进行，这也是为今后的主题性创作进行准备的初始阶段。我在前苏联上学时，进入高年级，摆模特要学生自行完成，要根据对模特的了解，摆出符合人物性格的动作。
1.以为是模特坐在可升降的转台上。其实，询问过刘先生之后才知道，不是转台升降，而是学生自己要注意蹲下或站到高处去观察模特。
2.专家简单地讲解了颈部的结构状态、头部的结构重点，并分别检查了几组模特的动作，其间提到了创作构图的作业安排。在俄罗斯的学院教学中，习作和创作是并行的。上午课堂练习的习作课，同时会有相应的创作题目布置下来，学生在课余进行创作，小构图的数量不限，可以设计很多。到了这个习作单元结束时，教师集中评分，同时也要将这一阶段的小构图作业摆出来，接受评分。虽然我在俄罗斯上学期间（1989—1996年）创作题目仍然局限在“普希金”“围困”等内容方面，学生们也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完成具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作品题材。限制中的自由，有时会进发出更大的创造力。
3.做雕塑，因为使用材料、作品规模、材料转换等因素，工作环境容易脏乱。转台、工作台、泥塑架子、甚至雕塑刀，也容易将就。克林杜霍夫因为当过锻工、炮兵的原故，动手能力很强，他带到中国来使用的雕塑刀和修石膏的工具，都是由他本人亲自手工制作而成，外观十分精美而且实用。在俄罗斯上学时，我也去过导师们的工作室，无论大小，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们都很重视雕塑工具的质量。在这个方面，欧洲人的心态和我们大有不同。据说滑田友经常使用的雕塑刀具，是一把普通的水果刀。
后记：
刘家洪先生在我出国留学前，将他刚出版的《雕塑技法》赠于我，我带着它出国7年，完成在列宾美院雕塑系的学习后，又带着这本小册子回到中国。2007年完成出版的中央美院雕塑系的分类教材，其写实雕塑部分几乎都是以它作为主要参考书目来写的。后来，刘先生又将他这本记录交给我，以期对我的教学工作产生帮助。我是在前苏联接受的大学及研究生的雕塑专业教育，对这本册子中的内容并不觉得陌生，加上十几年回国在中央美院雕塑系任教的经历，细读笔记，觉得有许多话要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