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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译者在个人和职业发展的客观环境中逐渐养成特有的译者惯习，对其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对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白睿文的译者惯习及他所翻译的《长恨歌》的分析表明，译者惯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翻译过程和结果，译者看似自主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客观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间接影响下的行为。
关键词： 翻译 译者 惯习
1.引言
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从纯语言对比发展到翻译文本比较，从纯翻译研究到跨学科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似乎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实际上，译者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文本进行操纵和改写，他们的翻译活动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概念，以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为例，研究译者惯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2.文献综述
布迪厄认为，行动者在生存和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历史经验和社会惯例内化为自身的思维和行动，形成一套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habitus）。惯习是被历史和社会环境建构的结构，反映行动者习得这种惯习的社会条件；惯习也是具有建构能力的结构，以无意识的方式指导行动者的行为[1]。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學者开始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从宏观层面研究翻译过程涉及的各种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丹尼尔·斯密奥尼（Daniel Simeoni） 认为有两类惯习：社会惯习和职业惯习，译者在职业发展中逐渐将社会惯习完善为职业惯习[2]。西奥·赫曼斯 （Theo Hermans）认为惯习概念有助于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3]。让·马克·古安维克 （Jean-Marc Gouanvic） 通过对二战后法国三位译者惯习的研究，总结出惯习是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重要因素[4]。近十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应用惯习概念对中外文学翻译活动中的译本或翻译家进行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
3.白睿文的译者惯习
2000年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由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白睿文（另一位汉学家陈毓贤参与翻译了第二章）译为英文，2009年获美国翻译界最高荣誉——第六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洛伊斯·罗斯翻译奖”。这部小说英译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白睿文出色的翻译，尤其是他的译者惯习使他在翻译中做出了合理的选择。
3.1白睿文译者惯习的形成
白睿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就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的译者惯习的形成与他的教育和翻译经历密不可分。目睹哥哥在日本学习三年后发生了极大改变，白睿文也决心出国学习。他在大学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经典，更意识到必须走出去领略不同的文化。1993年，白睿文来到南京大学，经过一年学习，掌握了汉语，了解了中国文化。1995年，他又去台湾学习了汉语文言文经典、中国哲学和文学，从此将中国文化和文学作为终身研究方向。
白睿文踏入翻译领域很偶然。1996年，白睿文受邀将一篇北大教授的论文译为英文，从此迷上了翻译。1997年，大学毕业的白睿文翻译了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体会到了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乐趣。1998年，他又翻译了台湾作家张大春的《我妹妹》和《野孩子》，登上了《纽约时报》和英国《经济学人》的书评版。2004年，他翻译的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出版后大受欢迎[5]。这几部译作完成后，白睿文不仅跻身于美国著名中英文学翻译家之列，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惯习。
3.2白睿文译者惯习的特征
白睿文的译者惯习体现在他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及出版公司的选择。白睿文喜爱文学阅读，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有不少出版公司开出可观的稿酬约稿，但因为他不喜欢那些作品，都没有谈成。
谈到翻译策略，白睿文形容翻译就像是在忠实于原著和照顾目标读者的阅读感受之间走钢丝。他尽可能忠实于原著，最大限度地传递原著的内容和文化信息，但同时由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接受度不高，他必须考虑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做一些妥协，使英文读者获得与原著读者尽可能相同的阅读体验[6]。
由于大学教授和汉学家的背景，白睿文几乎不与商业出版公司合作。《活着》由兰登书屋出版，但编辑对译作改动很大。因此，白睿文的其他几部译著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白睿文认为，商业出版公司更多考虑读者和市场，会较多地干扰译者的翻译，大学出版社相对尊重原作，对译作的改动较少。
可以看出，缘于对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喜爱，白睿文想尽最大努力保留中文原著的文学风格和文化特色，但他不得不照顾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汉学家的背景使他更关注译作的品质而不是市场。这种惯习是在他的个人经历、学术背景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边缘地位影响下形成的，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长恨歌》的翻译。
4.《长恨歌》英译中白睿文惯习的体现
4.1文本及出版社选择
白睿文1999年就想将王安忆的作品译为英文。在她的几部作品之间权衡之后，最终决定翻译虽然难度很大但自己最喜欢的《长恨歌》。他深信《长恨歌》是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值得译为英文。他依然选择与自己熟悉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以保证译作以自己期望的形式面世。
4.2翻译策略
白睿文的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对原著的篇章结构、叙事风格、文化专有词的处理。
对篇章结构的处理主要是对小说题目和章节标题的翻译、故事开篇和段落划分。白睿文没有按照编辑的要求将小说题目《长恨歌》译为Miss Shanghai（《上海小姐》），而是忠实地译为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但加了副标题A Novel of Shanghai，点明了小说背景和主题[6]。小说中每一部分标题也与原文一致。原著中第一章是散文式的对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和鸽子的描写，第二章才出现人物。编辑强烈建议英译本直接从第二章开始，但白睿文坚持保留了第一章。原著的段落都很长，有的段落甚至超过一页。在译本中，原著中的长段落根据表达层次划分成了若干短段落，以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长恨歌》原著的叙事风格很有特点。首先，王安忆擅长从女性视角观察并刻画场景与人物，运用了大量冗长细腻的散文式描写，将主人公王琦瑶的经历与上海日常生活场景穿插起来，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大部分译文如实再现了这些细腻描写，如：
这又是花的世界，灯罩上是花，衣柜边雕着花，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墙纸上是漫撒的花，瓶里插着花，手帕里夹着一朵白兰花，茉莉花是飘在茶盅里，香水是紫罗兰香型，胭脂是玫瑰色，指甲油是凤仙花的红，衣裳是雏菊的苦清气。这等的娇艳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这等的风情也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7]。
Flowers run riot everywhere： embossed on lampshades， carved on dressers， worked into the glass of the picture windows， and sprinkled all over the wallpaper， not to mention those that stand in vases， hide inside handkerchiefs， and sit submerged in jasmine tea. Violet scented cologne， rose-colored lipstick， nail polish the shades of impatiens， dresses smelling faintly of chrysanthemum... these and more proliferated with all their coquetry at Alice Apartments[8].
原文中对爱丽丝公寓11处花的描写暗示了这里奢靡的生活方式和暧昧的人物关系，译文忠实给予再现。
其次，原著中人物的对话全部未用引号或分段的方式进行标记，而是使用第一或第三人称以间接引语的形式进行叙述。在翻译中，白睿文根据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原著中所有使用第一人称的间接对话采用加引号和分段的形式变为直接引语。如：
他问：什么事吗？王琦瑶停了一下，说：程先生睡不着吗？程先生说：方才那一大觉是睡足了。王琦瑶说，你没明白我的意思。程先生说：我很明白。王琦瑶就说：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程先生笑了：我当然明白的。王琦瑶就说：倘若明白，你说给我听听。程先生道：要我说我就说[7]。
“What is it？”
Wang Qiyao hesitated before asking，“Can’t you get to sleep？”
“I think I got all the sleep I needed when I passed out earlier！”
“That’s not what I mean...”
“I think I know quite well what you meant，” insisted Mr. Cheng.
“I don’t think so...”
Mr. Cheng laughed， “Of course I do.”
“If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t， then why don’t you tell me...？
“If that’s what you want， I will then.”[8]
对于中国文化专有词，白睿文将一部分译为英语中对应的表达方式。如“败家子”译为“black sheep”，“申曲”译为“arias”（咏叹调），“双关语和三岔口”译为“ambiguous repartee”，“老妈子”译为“amah”。但大部分负载中国特有文化信息的词尽量忠实进行了音译或直译。如“昆山调”译为“Kunshan songs”，“楠木”译为“Nanmu wood”，“平安里”译为“Peace Lanes”，“亭子间”译为“tingzijian”。
又如：这苦衷不是唐明皇对杨贵妃的那种，也不是楚霸王对虞姬的那种……[7]（王安忆，1995：11）
This bottled-up pain is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Tang Emperor felt at the death of Yang Guifei or the King of Chu for his beloved concubine[8]. （Michael Berry， 2008：12）
“唐明皇”、“楊贵妃”、“楚霸王”、“虞姬”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对于有些英文读者难以理解的文化专有词，白睿文在音译后加了文内注释。如：
“苏州评弹”译为“Suzhou pingtan storytelling”。
……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王安忆，1995：3）
...Shanghai’s longtang her vast neighborhoods inside enclosed alleys are a magnificent sight. （Berry， 2008：3）
遗憾的是，为了不干扰英文读者的流畅阅读，白睿文没有加任何脚注和尾注。文内注释的信息毕竟有限，因此不可避免造成文化信息的缺失。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白睿文在结构和风格方面尽量忠实于原著，但考虑到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对段落划分做了必要的调整；在可读性和中国文化的传递之间，白睿文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原著的文化信息，但明显优先考虑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
5.结语
白睿文的译者惯习在《长恨歌》的翻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使他在语言表达和文化传递上向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妥协，但较好地保留了原著的文学风格，使英文读者既有流畅的阅读体验，又能领略异域文学风情。这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兴趣日增但又了解甚少的形势下中国文学英译者所做出的较好权衡。
参考文献：
[1]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唐芳.惯习中心维度探析——论西米奥尼的惯习观[J].山东外语教学，2011（4）.
[3]Hermans，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刘晓峰，马会娟.社会翻译学主要关键词及其关系诠释[J].上海翻译，2016（5）.
[5]吴赟.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J].社会科学，2012（9）.
[6]吴赟.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白睿文访谈录[J].南方文坛，2014（6）.
[7]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8]Berry，Michael
关键词： 翻译 译者 惯习
1.引言
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从纯语言对比发展到翻译文本比较，从纯翻译研究到跨学科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似乎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实际上，译者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文本进行操纵和改写，他们的翻译活动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概念，以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为例，研究译者惯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2.文献综述
布迪厄认为，行动者在生存和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历史经验和社会惯例内化为自身的思维和行动，形成一套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habitus）。惯习是被历史和社会环境建构的结构，反映行动者习得这种惯习的社会条件；惯习也是具有建构能力的结构，以无意识的方式指导行动者的行为[1]。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學者开始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从宏观层面研究翻译过程涉及的各种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丹尼尔·斯密奥尼（Daniel Simeoni） 认为有两类惯习：社会惯习和职业惯习，译者在职业发展中逐渐将社会惯习完善为职业惯习[2]。西奥·赫曼斯 （Theo Hermans）认为惯习概念有助于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3]。让·马克·古安维克 （Jean-Marc Gouanvic） 通过对二战后法国三位译者惯习的研究，总结出惯习是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重要因素[4]。近十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应用惯习概念对中外文学翻译活动中的译本或翻译家进行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
3.白睿文的译者惯习
2000年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由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白睿文（另一位汉学家陈毓贤参与翻译了第二章）译为英文，2009年获美国翻译界最高荣誉——第六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洛伊斯·罗斯翻译奖”。这部小说英译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白睿文出色的翻译，尤其是他的译者惯习使他在翻译中做出了合理的选择。
3.1白睿文译者惯习的形成
白睿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就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的译者惯习的形成与他的教育和翻译经历密不可分。目睹哥哥在日本学习三年后发生了极大改变，白睿文也决心出国学习。他在大学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经典，更意识到必须走出去领略不同的文化。1993年，白睿文来到南京大学，经过一年学习，掌握了汉语，了解了中国文化。1995年，他又去台湾学习了汉语文言文经典、中国哲学和文学，从此将中国文化和文学作为终身研究方向。
白睿文踏入翻译领域很偶然。1996年，白睿文受邀将一篇北大教授的论文译为英文，从此迷上了翻译。1997年，大学毕业的白睿文翻译了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体会到了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乐趣。1998年，他又翻译了台湾作家张大春的《我妹妹》和《野孩子》，登上了《纽约时报》和英国《经济学人》的书评版。2004年，他翻译的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出版后大受欢迎[5]。这几部译作完成后，白睿文不仅跻身于美国著名中英文学翻译家之列，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惯习。
3.2白睿文译者惯习的特征
白睿文的译者惯习体现在他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及出版公司的选择。白睿文喜爱文学阅读，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有不少出版公司开出可观的稿酬约稿，但因为他不喜欢那些作品，都没有谈成。
谈到翻译策略，白睿文形容翻译就像是在忠实于原著和照顾目标读者的阅读感受之间走钢丝。他尽可能忠实于原著，最大限度地传递原著的内容和文化信息，但同时由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接受度不高，他必须考虑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做一些妥协，使英文读者获得与原著读者尽可能相同的阅读体验[6]。
由于大学教授和汉学家的背景，白睿文几乎不与商业出版公司合作。《活着》由兰登书屋出版，但编辑对译作改动很大。因此，白睿文的其他几部译著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白睿文认为，商业出版公司更多考虑读者和市场，会较多地干扰译者的翻译，大学出版社相对尊重原作，对译作的改动较少。
可以看出，缘于对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喜爱，白睿文想尽最大努力保留中文原著的文学风格和文化特色，但他不得不照顾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汉学家的背景使他更关注译作的品质而不是市场。这种惯习是在他的个人经历、学术背景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边缘地位影响下形成的，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长恨歌》的翻译。
4.《长恨歌》英译中白睿文惯习的体现
4.1文本及出版社选择
白睿文1999年就想将王安忆的作品译为英文。在她的几部作品之间权衡之后，最终决定翻译虽然难度很大但自己最喜欢的《长恨歌》。他深信《长恨歌》是当代中国文学经典，值得译为英文。他依然选择与自己熟悉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以保证译作以自己期望的形式面世。
4.2翻译策略
白睿文的翻译策略主要体现在对原著的篇章结构、叙事风格、文化专有词的处理。
对篇章结构的处理主要是对小说题目和章节标题的翻译、故事开篇和段落划分。白睿文没有按照编辑的要求将小说题目《长恨歌》译为Miss Shanghai（《上海小姐》），而是忠实地译为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但加了副标题A Novel of Shanghai，点明了小说背景和主题[6]。小说中每一部分标题也与原文一致。原著中第一章是散文式的对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和鸽子的描写，第二章才出现人物。编辑强烈建议英译本直接从第二章开始，但白睿文坚持保留了第一章。原著的段落都很长，有的段落甚至超过一页。在译本中，原著中的长段落根据表达层次划分成了若干短段落，以符合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长恨歌》原著的叙事风格很有特点。首先，王安忆擅长从女性视角观察并刻画场景与人物，运用了大量冗长细腻的散文式描写，将主人公王琦瑶的经历与上海日常生活场景穿插起来，烘托气氛，刻画人物。大部分译文如实再现了这些细腻描写，如：
这又是花的世界，灯罩上是花，衣柜边雕着花，落地窗是槟榔玻璃的花，墙纸上是漫撒的花，瓶里插着花，手帕里夹着一朵白兰花，茉莉花是飘在茶盅里，香水是紫罗兰香型，胭脂是玫瑰色，指甲油是凤仙花的红，衣裳是雏菊的苦清气。这等的娇艳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这等的风情也只有爱丽丝公寓才有[7]。
Flowers run riot everywhere： embossed on lampshades， carved on dressers， worked into the glass of the picture windows， and sprinkled all over the wallpaper， not to mention those that stand in vases， hide inside handkerchiefs， and sit submerged in jasmine tea. Violet scented cologne， rose-colored lipstick， nail polish the shades of impatiens， dresses smelling faintly of chrysanthemum... these and more proliferated with all their coquetry at Alice Apartments[8].
原文中对爱丽丝公寓11处花的描写暗示了这里奢靡的生活方式和暧昧的人物关系，译文忠实给予再现。
其次，原著中人物的对话全部未用引号或分段的方式进行标记，而是使用第一或第三人称以间接引语的形式进行叙述。在翻译中，白睿文根据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将原著中所有使用第一人称的间接对话采用加引号和分段的形式变为直接引语。如：
他问：什么事吗？王琦瑶停了一下，说：程先生睡不着吗？程先生说：方才那一大觉是睡足了。王琦瑶说，你没明白我的意思。程先生说：我很明白。王琦瑶就说：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程先生笑了：我当然明白的。王琦瑶就说：倘若明白，你说给我听听。程先生道：要我说我就说[7]。
“What is it？”
Wang Qiyao hesitated before asking，“Can’t you get to sleep？”
“I think I got all the sleep I needed when I passed out earlier！”
“That’s not what I mean...”
“I think I know quite well what you meant，” insisted Mr. Cheng.
“I don’t think so...”
Mr. Cheng laughed， “Of course I do.”
“If you understand what I meant， then why don’t you tell me...？
“If that’s what you want， I will then.”[8]
对于中国文化专有词，白睿文将一部分译为英语中对应的表达方式。如“败家子”译为“black sheep”，“申曲”译为“arias”（咏叹调），“双关语和三岔口”译为“ambiguous repartee”，“老妈子”译为“amah”。但大部分负载中国特有文化信息的词尽量忠实进行了音译或直译。如“昆山调”译为“Kunshan songs”，“楠木”译为“Nanmu wood”，“平安里”译为“Peace Lanes”，“亭子间”译为“tingzijian”。
又如：这苦衷不是唐明皇对杨贵妃的那种，也不是楚霸王对虞姬的那种……[7]（王安忆，1995：11）
This bottled-up pain is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Tang Emperor felt at the death of Yang Guifei or the King of Chu for his beloved concubine[8]. （Michael Berry， 2008：12）
“唐明皇”、“楊贵妃”、“楚霸王”、“虞姬”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对于有些英文读者难以理解的文化专有词，白睿文在音译后加了文内注释。如：
“苏州评弹”译为“Suzhou pingtan storytelling”。
……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王安忆，1995：3）
...Shanghai’s longtang her vast neighborhoods inside enclosed alleys are a magnificent sight. （Berry， 2008：3）
遗憾的是，为了不干扰英文读者的流畅阅读，白睿文没有加任何脚注和尾注。文内注释的信息毕竟有限，因此不可避免造成文化信息的缺失。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白睿文在结构和风格方面尽量忠实于原著，但考虑到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对段落划分做了必要的调整；在可读性和中国文化的传递之间，白睿文尽可能忠实地传递原著的文化信息，但明显优先考虑译文的流畅性和可读性。
5.结语
白睿文的译者惯习在《长恨歌》的翻译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使他在语言表达和文化传递上向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妥协，但较好地保留了原著的文学风格，使英文读者既有流畅的阅读体验，又能领略异域文学风情。这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兴趣日增但又了解甚少的形势下中国文学英译者所做出的较好权衡。
参考文献：
[1]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唐芳.惯习中心维度探析——论西米奥尼的惯习观[J].山东外语教学，2011（4）.
[3]Hermans，Theo. Translation in Systems—Descriptive and System-oriented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4]刘晓峰，马会娟.社会翻译学主要关键词及其关系诠释[J].上海翻译，2016（5）.
[5]吴赟.上海书写的海外叙述——《长恨歌》英译本的传播和接受[J].社会科学，2012（9）.
[6]吴赟.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白睿文访谈录[J].南方文坛，2014（6）.
[7]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8]Berry，Micha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