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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词义变异
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词义，也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词典里的词义，即词的语言义；一是言语中的词义，即词的言语义。如果说词典里的词义是标准义的话，那么言语中的词义就是标准义的变异了。对于这种和标准义发生偏离甚至背离的词义现象，我们谓之“词义变异”。这种变异是在一定语境状态下发生的，具有临时性、隐含性、情绪性等特点，所以有人称之为“境况语义”。[1]
引申和词义变异是不同的，引申属于历时态，而词义变异属于共时态。而且，对于一本及时且科学的词典来说，它总是会把引申义如实地记录下来的，可并不需要也不可能记录词的变异义。当然，二者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词义变异是引申的前提和基础，引申是词义变异的发展和结果。索绪尔就说：“任何东西不经过在言语中试验是不会进入语言的；一切演化的现象都可以在个人的范围内找到它们的根子”。[2]
当然，判定一个词义到底是引申还是变异，有时甚至词典编纂者也拿不准，因为迄今为止也没有人给出一个操作性强的办法。幸好，它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关系不大。
二、词义变异的心理因素
词义变异靠语境得以实现。离开了语境，就无所谓词义变异。张志毅、张庆云把语境分为三类：一是主体语境；二是语言语境；三是客体语境。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二、三类语境作用的发生最终也必须通过一类语境才能最后得以实现。有人认为语境就是心理场，（冯炜，1994）[3]这是有道理的。鉴于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虽然影响词义变异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只打算从心理的角度探求其中有价值的东西。
心理包括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在心理学里分属不同的领域。在词义变异的心理因素里，主要还是个人心理在发挥作用；社会心理对它也有重要影响，但对引申的形成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因此，虽然在行文中会涉及社会心理的问题，但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能主要分析词义变异的个人心理因素。
下面，我们试着从静态和动态这两个方面来观照语境状态下词义变异的心理因素。
（一）首先从静态的角度来看
什么是心理？按《辞海》的解释，“心理”是“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性格、能力等的总称”。[4]进一步归纳，心理包含的七种要素可归结为三大类。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属认知范畴，我们把这四种划为一类；性格和情感可划为一类，一个人若长久地拥有一种情感，它将会内化为这个人的性格；能力则可另立一类。这样，我们就可从这三大类心理要素入手，一一分析它们对词义变异的影响。
1.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因素是影响词义变异的主要力量。
感觉和知觉是人类认识事物的第一步，由此我们获得了感性认识，然后大脑通过记忆，就形成了知识，而知识则是思维的必备物质。
大脑在认知客观世界进行类属划分时就形成了概念。概念是词义中的核心成分。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词义就有了变异的可能。
那具备了这种可变性的词义是如何变化的呢？是完全主观、任意变化的吗？当然不是，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而是有认知因素的动因，与人的身体经验、认知策略、文化规约相关”。[5]Dirven&Verspoor提出了语言建构的三条原则，其中有一条是指示性原则，即“人指向事物是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6]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词义变异虽然在本质上具有主观性和语境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规律。
（1）越南，5个城市的5种表情（《新京报》2005年10月14日）
“表情”这个词的词义在这里就变异了。本来，“表情”的意义是“表现在面部或姿态上的思想感情”，[7]但在这个句子里，它的意思是指城市的“丰富的形态表现”。 为什么在这里“表情”可以替换“丰富的形态的表现”呢？这是因为这两者存在共同的意义内容，即“事物生动的外部表现”。但为什么作者想到用“表情”这个词，而不用其他的有关的词呢？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表情最为熟悉。这和汉字造字之初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大同小异的。再如：
（2）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陈冀京认为，高学历不等于高能力，大学生没必要一味追求高学历，而忽视了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这样本末倒置，会导致知识结构不完整，使本科学位成为“豆腐渣”。而孤注一掷的做法错失了找工作的最佳时机，一旦考研不成，就业更加困难。（《“考研求职提前就业”4年本科教育大缩水》新华社 2006年02月20日）
“豆腐渣”这个词的原来意义是“制豆浆剩下的渣滓，可作饲料”。[7]因为只能做饲料，所以在生活中都认为这是“没用的东西”。之所以想到用“豆腐渣”来表示这层意思，也是因为它和人类的关系密切，日常生活中接触多。对说话人来说，容易想到；对听话人来讲，容易理解，且形象生动。
2.情感和性格也是造成词义变异的因素之一。鉴于情感和性格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主要谈谈情感。同样的一个词，不同情感贯注，就有不同的意义。这里的情感，包括个人一时一地的情感，也包括群体的情感，如民族情感、团体情感等等。比如说一听到“牛”这个词，中国人可能联系到勤劳；印度人可能会联想到神圣；欧美人则会先想到奶牛。又如，同样是英语单词“dragon”，英国人听了联想到邪恶、凶暴，而香港人听到则有“驯良，吉祥”等感觉。又如：
（3）这些人中有一两个是挨过戴玉英臭骂的。可是，他们都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这会儿都很老实，陪着满脸笑容，以乞求的口气说：
“招手站长”
“谁是站长？”
“噢，噢。交通部长”
“不要乱叫唤，我是客运站服务员。”（潮清《单家桥的闲言碎语》）
“站长”本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被别人这样称呼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戴玉英识透了那些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被他们叫着，她只感到恶心。这其中大有一点“恨屋及乌”的道理在里面。这个“站长”称呼，刺激了她对他们的庸俗行径的认识，她讨厌他们这样的人，因而就不喜欢他们所给予的这个称呼。所以，“站长”一词在戴玉英的心里就完全改变了词义。
3.能力是在个人心理中比较稳定的素质，它也会影响词义的变异。一个人的能力包括许多方面，和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是人的理解力。这种能力在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差异，在同一个人不同的生理阶段也不一样。比如“五·四”运动期间，北大的同学去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问他们的生活丰富不丰富，农民兄弟听后“骇而疾走”。为什么？因为农民兄弟根本不知道“丰富”这个词是什么意义。因为不懂，他们甚至还以为学生会伤害他们，所以“丰富”这个词在农民兄弟的心里就发生了变异。又如：
（4）老师问王寒：“蜜蜂给花园增添了生气是什么意思？”王寒答：“蜜蜂偷花粉，花儿就生气呗！”大家听了哄堂大笑。王寒辩道：“要是鲜花不生气，哪来的鲜花怒发呢？”（《故事会》1981年第6期）
这当然是一个小笑话，但也可以设想，生活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事情。王寒因为语言能力不够，没有全面掌握“生气”和鲜花怒放的“怒”的意思，导致了这两个词的在他的脑海里发生了这种特殊的词义变异。等到他长大一点，语言能力提高了，他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了。
（二）其次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
上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Jan Mukarosky认为语言变异就是“突出”(foregroungding)，引起别人的注意，使语言别出心裁。其实，词义变异也有这样的特点。词义变异总是通过突出标准义的某一个方面来实现的。
如“经典”，作为形容词，原意是“指著作具有权威性的；事物具有典型性而影响较大的”。[7]现用作指称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商品、货物：
（5）经典金属质感表面，仅重78克的纤巧外型，带来全新触觉体验。
——松下电器CD92 南方周末第二版2000/08/17
又如“震撼”，原意为“震动、摇撼”。[7]用作描写巨大的力量、举动或天地的变化震动、摇撼一个地方或者人民的心灵。现用作指一样商品给市场或顾客造成震荡和影响：
（6）价格新震撼，品质显真功。
金杯海狮南方日报,A4，2000/09/05
这种通过超常搭配而产生的变异，或许有人觉得耳目一新，或许有人觉着俗不可耐。但它们这种为了突出、为了强调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正是这种突出的方式凸现了作者的意图，并给接受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目前，在青年人当中，尤其是在网民和在校大学生中，非常流行“暴”这个词。做为形容词的“暴”，有“突然而且猛烈；凶狠、残酷；急躁”等意思，[7]但现在它经常出现在“暴爽”“暴打（电话）”“暴强（相当厉害之意）”等词组中。这种组合以前是没有的，青年朋友现在喜欢用这个词，除了新鲜，主要原因也是为了突出、强调程度之深和频率之高等。
其实，突出和隐退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词义变异既然有突出，也就必然有隐退的成分。如：
豆腐块文章：突出了小块面积，隐去了小块体积。
豆腐心：突出“软的”，隐去“白的”等。
金子般的心：突出“纯正”，隐去“金黄”“贵重”等。
金子般的东西：突出“贵重”，隐去“金黄”“纯正”等。
需要指出的是，当词义变异现象发生时，个体的心理是很复杂的，很可能不是一种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掺杂了其它的因素。这里对词义变异的心理因素进行分类，只是为了认识它们以及叙述的方便。
参考文献：
[1]王占馥.境况语义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2]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张志毅 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5]朱 跃.语义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彭建武.认知语言学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谢国剑，浙江杭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生，广东韶关学院文学院教师）
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词义，也至少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词典里的词义，即词的语言义；一是言语中的词义，即词的言语义。如果说词典里的词义是标准义的话，那么言语中的词义就是标准义的变异了。对于这种和标准义发生偏离甚至背离的词义现象，我们谓之“词义变异”。这种变异是在一定语境状态下发生的，具有临时性、隐含性、情绪性等特点，所以有人称之为“境况语义”。[1]
引申和词义变异是不同的，引申属于历时态，而词义变异属于共时态。而且，对于一本及时且科学的词典来说，它总是会把引申义如实地记录下来的，可并不需要也不可能记录词的变异义。当然，二者也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词义变异是引申的前提和基础，引申是词义变异的发展和结果。索绪尔就说：“任何东西不经过在言语中试验是不会进入语言的；一切演化的现象都可以在个人的范围内找到它们的根子”。[2]
当然，判定一个词义到底是引申还是变异，有时甚至词典编纂者也拿不准，因为迄今为止也没有人给出一个操作性强的办法。幸好，它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关系不大。
二、词义变异的心理因素
词义变异靠语境得以实现。离开了语境，就无所谓词义变异。张志毅、张庆云把语境分为三类：一是主体语境；二是语言语境；三是客体语境。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二、三类语境作用的发生最终也必须通过一类语境才能最后得以实现。有人认为语境就是心理场，（冯炜，1994）[3]这是有道理的。鉴于心理因素的重要性，虽然影响词义变异的因素很多，但本文只打算从心理的角度探求其中有价值的东西。
心理包括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在心理学里分属不同的领域。在词义变异的心理因素里，主要还是个人心理在发挥作用；社会心理对它也有重要影响，但对引申的形成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因此，虽然在行文中会涉及社会心理的问题，但限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能主要分析词义变异的个人心理因素。
下面，我们试着从静态和动态这两个方面来观照语境状态下词义变异的心理因素。
（一）首先从静态的角度来看
什么是心理？按《辞海》的解释，“心理”是“感觉、知觉、记忆、思维、情感、性格、能力等的总称”。[4]进一步归纳，心理包含的七种要素可归结为三大类。感觉、知觉、记忆、思维属认知范畴，我们把这四种划为一类；性格和情感可划为一类，一个人若长久地拥有一种情感，它将会内化为这个人的性格；能力则可另立一类。这样，我们就可从这三大类心理要素入手，一一分析它们对词义变异的影响。
1.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认知因素是影响词义变异的主要力量。
感觉和知觉是人类认识事物的第一步，由此我们获得了感性认识，然后大脑通过记忆，就形成了知识，而知识则是思维的必备物质。
大脑在认知客观世界进行类属划分时就形成了概念。概念是词义中的核心成分。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所以词义就有了变异的可能。
那具备了这种可变性的词义是如何变化的呢？是完全主观、任意变化的吗？当然不是，认知语言学认为“语义结构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任意的、自主的，而是有认知因素的动因，与人的身体经验、认知策略、文化规约相关”。[5]Dirven&Verspoor提出了语言建构的三条原则，其中有一条是指示性原则，即“人指向事物是通常以自我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6]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词义变异虽然在本质上具有主观性和语境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规律。
（1）越南，5个城市的5种表情（《新京报》2005年10月14日）
“表情”这个词的词义在这里就变异了。本来，“表情”的意义是“表现在面部或姿态上的思想感情”，[7]但在这个句子里，它的意思是指城市的“丰富的形态表现”。 为什么在这里“表情”可以替换“丰富的形态的表现”呢？这是因为这两者存在共同的意义内容，即“事物生动的外部表现”。但为什么作者想到用“表情”这个词，而不用其他的有关的词呢？这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表情最为熟悉。这和汉字造字之初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是大同小异的。再如：
（2）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陈冀京认为，高学历不等于高能力，大学生没必要一味追求高学历，而忽视了对本专业课程的学习，这样本末倒置，会导致知识结构不完整，使本科学位成为“豆腐渣”。而孤注一掷的做法错失了找工作的最佳时机，一旦考研不成，就业更加困难。（《“考研求职提前就业”4年本科教育大缩水》新华社 2006年02月20日）
“豆腐渣”这个词的原来意义是“制豆浆剩下的渣滓，可作饲料”。[7]因为只能做饲料，所以在生活中都认为这是“没用的东西”。之所以想到用“豆腐渣”来表示这层意思，也是因为它和人类的关系密切，日常生活中接触多。对说话人来说，容易想到；对听话人来讲，容易理解，且形象生动。
2.情感和性格也是造成词义变异的因素之一。鉴于情感和性格的关系，我们在这里主要谈谈情感。同样的一个词，不同情感贯注，就有不同的意义。这里的情感，包括个人一时一地的情感，也包括群体的情感，如民族情感、团体情感等等。比如说一听到“牛”这个词，中国人可能联系到勤劳；印度人可能会联想到神圣；欧美人则会先想到奶牛。又如，同样是英语单词“dragon”，英国人听了联想到邪恶、凶暴，而香港人听到则有“驯良，吉祥”等感觉。又如：
（3）这些人中有一两个是挨过戴玉英臭骂的。可是，他们都是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这会儿都很老实，陪着满脸笑容，以乞求的口气说：
“招手站长”
“谁是站长？”
“噢，噢。交通部长”
“不要乱叫唤，我是客运站服务员。”（潮清《单家桥的闲言碎语》）
“站长”本来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被别人这样称呼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戴玉英识透了那些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被他们叫着，她只感到恶心。这其中大有一点“恨屋及乌”的道理在里面。这个“站长”称呼，刺激了她对他们的庸俗行径的认识，她讨厌他们这样的人，因而就不喜欢他们所给予的这个称呼。所以，“站长”一词在戴玉英的心里就完全改变了词义。
3.能力是在个人心理中比较稳定的素质，它也会影响词义的变异。一个人的能力包括许多方面，和我们的研究有关的是人的理解力。这种能力在不同的人之间存在差异，在同一个人不同的生理阶段也不一样。比如“五·四”运动期间，北大的同学去调查农民的生活状况，问他们的生活丰富不丰富，农民兄弟听后“骇而疾走”。为什么？因为农民兄弟根本不知道“丰富”这个词是什么意义。因为不懂，他们甚至还以为学生会伤害他们，所以“丰富”这个词在农民兄弟的心里就发生了变异。又如：
（4）老师问王寒：“蜜蜂给花园增添了生气是什么意思？”王寒答：“蜜蜂偷花粉，花儿就生气呗！”大家听了哄堂大笑。王寒辩道：“要是鲜花不生气，哪来的鲜花怒发呢？”（《故事会》1981年第6期）
这当然是一个小笑话，但也可以设想，生活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事情。王寒因为语言能力不够，没有全面掌握“生气”和鲜花怒放的“怒”的意思，导致了这两个词的在他的脑海里发生了这种特殊的词义变异。等到他长大一点，语言能力提高了，他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了。
（二）其次是从动态的角度来看，
上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的语言学家和文学评论家Jan Mukarosky认为语言变异就是“突出”(foregroungding)，引起别人的注意，使语言别出心裁。其实，词义变异也有这样的特点。词义变异总是通过突出标准义的某一个方面来实现的。
如“经典”，作为形容词，原意是“指著作具有权威性的；事物具有典型性而影响较大的”。[7]现用作指称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商品、货物：
（5）经典金属质感表面，仅重78克的纤巧外型，带来全新触觉体验。
——松下电器CD92 南方周末第二版2000/08/17
又如“震撼”，原意为“震动、摇撼”。[7]用作描写巨大的力量、举动或天地的变化震动、摇撼一个地方或者人民的心灵。现用作指一样商品给市场或顾客造成震荡和影响：
（6）价格新震撼，品质显真功。
金杯海狮南方日报,A4，2000/09/05
这种通过超常搭配而产生的变异，或许有人觉得耳目一新，或许有人觉着俗不可耐。但它们这种为了突出、为了强调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正是这种突出的方式凸现了作者的意图，并给接受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目前，在青年人当中，尤其是在网民和在校大学生中，非常流行“暴”这个词。做为形容词的“暴”，有“突然而且猛烈；凶狠、残酷；急躁”等意思，[7]但现在它经常出现在“暴爽”“暴打（电话）”“暴强（相当厉害之意）”等词组中。这种组合以前是没有的，青年朋友现在喜欢用这个词，除了新鲜，主要原因也是为了突出、强调程度之深和频率之高等。
其实，突出和隐退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词义变异既然有突出，也就必然有隐退的成分。如：
豆腐块文章：突出了小块面积，隐去了小块体积。
豆腐心：突出“软的”，隐去“白的”等。
金子般的心：突出“纯正”，隐去“金黄”“贵重”等。
金子般的东西：突出“贵重”，隐去“金黄”“纯正”等。
需要指出的是，当词义变异现象发生时，个体的心理是很复杂的，很可能不是一种心理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掺杂了其它的因素。这里对词义变异的心理因素进行分类，只是为了认识它们以及叙述的方便。
参考文献：
[1]王占馥.境况语义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2]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张志毅 张庆云.词汇语义学[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5.
[4]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5]朱 跃.语义论[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彭建武.认知语言学研究[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谢国剑，浙江杭州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生，广东韶关学院文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