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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姚拓后期创作的《走死运的人》是以马来西亚为背景所做的小说。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周志奋被“死”前后的人生经历来表达对社会环境的控诉与指责，并对其所代表的阶层表达了同情与惋惜。本文希望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阐述小说所表现的艺术特色，从而更好地了解小说的内涵。
关键词：姚拓 艺术特色 文本
姚拓，本名姚天平，马华文坛的著名作家、书法家及出版人。1922年出生于河南，1957年移居马来西亚。他从1950年移居香港开始就进行文学创作，在1953年就职于《中国学生周报》，并在其后担任该报总编。1956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二表哥》以及此后的《弯弯的岸壁》《四个结婚的故事》，中篇小說集《五里凹之花》，散文集《美丽的童年》等作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了小说集《姚拓小说选》，散文集《墙头上的小花》《蛙鸣》以及剧本《还阳》等作品。在此期间，他也主编了《学生周报》《蕉风月刊》等。因其丰富的创作题材以及敏锐的社会观察，加之对现实主义及其他手法的灵活运用，使其作品能够及时反映当时社会的种种荒诞现象，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
《走死运的人》是姚拓后期创作的代表作，是以马来西亚为背景所做的小说。在作品中，他仍是以他所熟悉的报社编辑、作家、记者等中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通过周志奋被“死”前后的人生经历来表达对社会环境的控诉与指责，并对其所代表的阶层表达了同情与惋惜。本文希望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阐述小说所表现的艺术特色，更好地了解小说的内涵。
一、巧合的故事情节
纵观全文，最直观也是感受最深的要数姚拓在小说中对于巧合的运用。巧合是指作者在展现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构思设置事件在某一点上的凑巧相合，从而来展开情节或表现人物。
小说主人公因一次车祸而使家境有了改变。车祸的十七具死尸中，因有一具血肉模糊而一直没有人认领，周太太根据死者所穿的夏威夷白衫，黄色的旧裤子，相似的个子等外部特征来初步判断死者可能是她“丈夫”，而死者身上一卷血污的稿子最终使周太太认定他就是她的“丈夫”。
一方面，这一巧合的形成既能更集中、强烈、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又能以其戏剧性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和审美性。同时也为后文的情节进行铺垫，因为周志奋的“死”，其作家身份必然会引起他人的关注，那么后文周家生活改变的场景也就一点也不觉突兀，合情合理地出场了。
另一方面，这一巧合的运用，也传达出作者的思想。从故事情节可以看出，警察局以及警察对于突发性车祸的事后处理不及时，查对人们真实身份的工作没有在死者和患者两边同时进行，从而反映出警察局对于受伤的患者极其不重视。就如文中所描述的“其他没有死的人，找不到家属也没有什么重要，反正他们醒过来时会说出来的”{1}。虽然是交代错认尸首的乌龙，但是从侧面也反映了警察局松垮拖沓的工作作风。对车祸这一事件的处理，不仅反映了警察对于人生命的淡漠，也反映了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与凄凉的风气。
此外，运用巧合可以使情节紧张，吊起读者的胃口。小说中，不论是周志奋的生理还是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就如文中“猛然间，竟起了‘死’的念头，死了也好！”“天下事情常令人没法思议，想死的周志奋却没有当场死去，不过也受了重伤，完全失去了知觉。”{2}读者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好奇，促使读者往下读，从而为后文的展开埋下伏笔。而周志奋产生“死”的念头也让我们深思，这一念头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在社会种种的压迫之下所形成的。家庭的贫穷、稿子被退等生活中的不尽如人意之事都压在他的身上，因而促使他产生了“死”的念头。生活中最基础的需求就是生存需求。周志奋一家从住花园洋房到住亚答屋的境遇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当地“多产”的文化倾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中人们对于刺激、武侠等作品的极力追逐而忽视了对传统严肃文学类作品的关注。这也是作者想要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来表达对社会浮躁、追求新奇，追求利益等现状的控诉。
二、讽刺社会现实
“《走死运的人》则糅合写实、讥讽和传奇，从而体现了姚拓小说‘众声喧哗’的特质。而在姚拓‘众声喧哗’的小说世界里，幽默、讽刺又是他小说的主轴。”{3}正如刘俊峰所说，《走死运的人》一文中无论是从人物的语言，还是从对人物的描述上，无一不体现出作家对当时社会环境的讽刺。
讽刺即是指作者在真实的基础上，以讽刺和嘲讽的手法，或用比喻，或用夸张，揭露腐朽落后的现象，批判愚昧反动的行为，使人在会心的笑声中予以否定。
在小说中，报社编辑们对周志奋作品的评价总是“不合读者的胃口”，“管他文艺不文艺，有人看才行，譬如说，加插点刺激的描写，连载的东西怎能不刺激？”“周先生，这年头内。写文章要随着时代进步才行！”{4}而周志奋则认为文人都有文人的怪脾气，不是出于本心的文章，很难写出来。在这里，作者运用对比讽刺的手法，通过不同身份的人对社会风气的不同态度，使被讽刺的社会现状更为凸显。编辑们劝说主人公周志奋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写一些刺激的作品，而周志奋却认为只有血泪之作才能反映自己，反映社会。
因而作者希望通过编辑与小说家两者对于社会风气的不同态度，来体现社会大众对于一些“武侠小说”的追捧，而忽视了作家们真正用血泪所写出来的作品。通过对周志奋早年和现今写作环境的对比，呈现了社会中存在的浮躁风气以及真正的文学开始边缘化的现象，讽刺了人们对于真正文学的漠视与社会中各类人群随波逐流的愤懑和哀伤之情。
面对着此种社会风气的描写，我们会产生共鸣，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下，人们开始沉浸于网络文学、快餐文化等电子阅读之中，而不再是通过纸质书籍来体会文学的美丽。不仅如此，而且现在作家或是作品的热议是与商业经济、政治等方面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受到热议与追捧后，才使得人们反过来对于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与欣赏。又如，因为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他的作品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议与追捧。各家书店也开辟“莫言专柜”，人们阅读莫言作品的热潮开始出现。在热闹的阅读环境背后也隐藏着很多的危机：热潮终究会过去，人们对于作品阅读的热情也终将会过去，一时的热议引不起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视与思考，人们追的只是热潮，只是趋势。待热潮过后，拿起作品细细品读的只会是想要研究它的少数人罢了。这种现象不禁让人感到悲哀。 三、黑色幽默的话语体系
黑色幽默强调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疯狂。它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幽默，是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交织的混杂，表现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想原则破灭后的惶惑，以及自我挣扎的徒劳。因而人们面对这一切时只能发出玩世不恭的笑声，来发泄自己痛苦和绝望的情绪，又被称为“绞架下的幽默”。
在小说中，周志奋自嘲道：“世界上哪有活人去看自己坟墓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是周志奋了，以前的我与现在的我又有什么关系相连呢？”{5}作者突出描写了周志奋车祸后被动地接受社会对他的认知改变，凸显了社会未做调查便下定论的荒谬现状以及社会对于个人的压迫，并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通过主人公自己的口来说出，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让人感到沉重和苦闷。虽然说周家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在家人心中却是以失去生命为代价的。从社会中人们对于周志奋作品的推崇再到周家生活的改变，作者想要通过不同阶层人们对于这件事做出的反应，来同其他没有声望的死者相比较，同主人公生前默默写作的境遇相比较，从而反映了人们被利益彻底洗脑而忽略人性中最本真的东西——珍惜生命，表现了作者对于整个社会人们随波逐流现状的不满与控诉。
而在小说结尾周志奋“早知这样，十年前我就该自杀了”{6}这看似冷嘲热讽、玩世不恭的话语之中，其实包含了他内心的沉重和苦闷、眼泪和痛苦。幽默的话语中包含着泪水，甚至是愤怒。作者在结尾处写出这句话是想要通过主人公周志奋自己的认知改变来反映作者对于社会的控诉。小说通过对周志奋“身前死后”生活变化的描写，反映了像周志奋一样的作家在社会中普遍的命运轨迹，从而揭示了环境的淡漠、传统的缺漏，以及利益崇拜风气蔓延的社会现实。
四、结语
马华作家姚拓通过巧合的故事情节、讽刺社会现实，以及黑色幽默的话语体系这三方面的艺术特色来丰富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一方面作者采用“周志奋”这一作家形象为典型，来书写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曲折人生，从而反映了社会风气以及传统对于社会不同阶层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压迫。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在创作作品时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从对小人物个人命运的轨迹描述中，可以看出作家对于人物处境的关怀，进而表达对整个社会的反思和思考。
在此篇小说中，作者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现状进行批判，又通过对主人公生活的描写来表现对其阶层的同情与关怀。他关心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环境问题，表现了作家对人的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而他所叙述的故事紧贴现实生活的流变，不仅对当时写作背景下的社会发展有启发作用，同时也对现今的社会环境有着历久弥新的影响与启迪，让我们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看到与其相似的命运。
{1}②{4}{5}⑥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第214页，第213页，第217页，第217页。
{3} 刘俊峰：《论姚拓的文学创作》，《华文文学》1998年第2期，第37页。
参考文献：
[1] 宛磊，张华.马华作家——姚拓的文学创作及其艺术风格[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
[2]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 刘俊峰.论姚拓的文学创作[J].华文文学，1998（2）.
[4] 史建平.姚拓先生之马华文学[J].神州，2011（2）.
[5] 黄万华.他仍属于河洛这片土地——姚拓创作简论之一[J].華侨大学学报，1994（3）.
[6]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姚拓 艺术特色 文本
姚拓，本名姚天平，马华文坛的著名作家、书法家及出版人。1922年出生于河南，1957年移居马来西亚。他从1950年移居香港开始就进行文学创作，在1953年就职于《中国学生周报》，并在其后担任该报总编。1956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二表哥》以及此后的《弯弯的岸壁》《四个结婚的故事》，中篇小說集《五里凹之花》，散文集《美丽的童年》等作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了小说集《姚拓小说选》，散文集《墙头上的小花》《蛙鸣》以及剧本《还阳》等作品。在此期间，他也主编了《学生周报》《蕉风月刊》等。因其丰富的创作题材以及敏锐的社会观察，加之对现实主义及其他手法的灵活运用，使其作品能够及时反映当时社会的种种荒诞现象，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
《走死运的人》是姚拓后期创作的代表作，是以马来西亚为背景所做的小说。在作品中，他仍是以他所熟悉的报社编辑、作家、记者等中下层人物为描写对象。通过周志奋被“死”前后的人生经历来表达对社会环境的控诉与指责，并对其所代表的阶层表达了同情与惋惜。本文希望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阐述小说所表现的艺术特色，更好地了解小说的内涵。
一、巧合的故事情节
纵观全文，最直观也是感受最深的要数姚拓在小说中对于巧合的运用。巧合是指作者在展现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构思设置事件在某一点上的凑巧相合，从而来展开情节或表现人物。
小说主人公因一次车祸而使家境有了改变。车祸的十七具死尸中，因有一具血肉模糊而一直没有人认领，周太太根据死者所穿的夏威夷白衫，黄色的旧裤子，相似的个子等外部特征来初步判断死者可能是她“丈夫”，而死者身上一卷血污的稿子最终使周太太认定他就是她的“丈夫”。
一方面，这一巧合的形成既能更集中、强烈、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本质，又能以其戏剧性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和审美性。同时也为后文的情节进行铺垫，因为周志奋的“死”，其作家身份必然会引起他人的关注，那么后文周家生活改变的场景也就一点也不觉突兀，合情合理地出场了。
另一方面，这一巧合的运用，也传达出作者的思想。从故事情节可以看出，警察局以及警察对于突发性车祸的事后处理不及时，查对人们真实身份的工作没有在死者和患者两边同时进行，从而反映出警察局对于受伤的患者极其不重视。就如文中所描述的“其他没有死的人，找不到家属也没有什么重要，反正他们醒过来时会说出来的”{1}。虽然是交代错认尸首的乌龙，但是从侧面也反映了警察局松垮拖沓的工作作风。对车祸这一事件的处理，不仅反映了警察对于人生命的淡漠，也反映了整个社会人与人之间冷漠与凄凉的风气。
此外，运用巧合可以使情节紧张，吊起读者的胃口。小说中，不论是周志奋的生理还是心理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就如文中“猛然间，竟起了‘死’的念头，死了也好！”“天下事情常令人没法思议，想死的周志奋却没有当场死去，不过也受了重伤，完全失去了知觉。”{2}读者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好奇，促使读者往下读，从而为后文的展开埋下伏笔。而周志奋产生“死”的念头也让我们深思，这一念头不是一蹴而成的，而是在社会种种的压迫之下所形成的。家庭的贫穷、稿子被退等生活中的不尽如人意之事都压在他的身上，因而促使他产生了“死”的念头。生活中最基础的需求就是生存需求。周志奋一家从住花园洋房到住亚答屋的境遇变化，一方面是因为当地“多产”的文化倾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中人们对于刺激、武侠等作品的极力追逐而忽视了对传统严肃文学类作品的关注。这也是作者想要通过主人公的遭遇来表达对社会浮躁、追求新奇，追求利益等现状的控诉。
二、讽刺社会现实
“《走死运的人》则糅合写实、讥讽和传奇，从而体现了姚拓小说‘众声喧哗’的特质。而在姚拓‘众声喧哗’的小说世界里，幽默、讽刺又是他小说的主轴。”{3}正如刘俊峰所说，《走死运的人》一文中无论是从人物的语言，还是从对人物的描述上，无一不体现出作家对当时社会环境的讽刺。
讽刺即是指作者在真实的基础上，以讽刺和嘲讽的手法，或用比喻，或用夸张，揭露腐朽落后的现象，批判愚昧反动的行为，使人在会心的笑声中予以否定。
在小说中，报社编辑们对周志奋作品的评价总是“不合读者的胃口”，“管他文艺不文艺，有人看才行，譬如说，加插点刺激的描写，连载的东西怎能不刺激？”“周先生，这年头内。写文章要随着时代进步才行！”{4}而周志奋则认为文人都有文人的怪脾气，不是出于本心的文章，很难写出来。在这里，作者运用对比讽刺的手法，通过不同身份的人对社会风气的不同态度，使被讽刺的社会现状更为凸显。编辑们劝说主人公周志奋要顺应时代的潮流，写一些刺激的作品，而周志奋却认为只有血泪之作才能反映自己，反映社会。
因而作者希望通过编辑与小说家两者对于社会风气的不同态度，来体现社会大众对于一些“武侠小说”的追捧，而忽视了作家们真正用血泪所写出来的作品。通过对周志奋早年和现今写作环境的对比，呈现了社会中存在的浮躁风气以及真正的文学开始边缘化的现象，讽刺了人们对于真正文学的漠视与社会中各类人群随波逐流的愤懑和哀伤之情。
面对着此种社会风气的描写，我们会产生共鸣，在我们现今的生活之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在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下，人们开始沉浸于网络文学、快餐文化等电子阅读之中，而不再是通过纸质书籍来体会文学的美丽。不仅如此，而且现在作家或是作品的热议是与商业经济、政治等方面联系在一起的。例如，由文学作品改编成的电影受到热议与追捧后，才使得人们反过来对于文学作品进行阅读与欣赏。又如，因为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他的作品才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热议与追捧。各家书店也开辟“莫言专柜”，人们阅读莫言作品的热潮开始出现。在热闹的阅读环境背后也隐藏着很多的危机：热潮终究会过去，人们对于作品阅读的热情也终将会过去，一时的热议引不起人们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视与思考，人们追的只是热潮，只是趋势。待热潮过后，拿起作品细细品读的只会是想要研究它的少数人罢了。这种现象不禁让人感到悲哀。 三、黑色幽默的话语体系
黑色幽默强调世界的荒谬和社会的疯狂。它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幽默，是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交织的混杂，表现世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想原则破灭后的惶惑，以及自我挣扎的徒劳。因而人们面对这一切时只能发出玩世不恭的笑声，来发泄自己痛苦和绝望的情绪，又被称为“绞架下的幽默”。
在小说中，周志奋自嘲道：“世界上哪有活人去看自己坟墓的事情。”“我现在已经不是周志奋了，以前的我与现在的我又有什么关系相连呢？”{5}作者突出描写了周志奋车祸后被动地接受社会对他的认知改变，凸显了社会未做调查便下定论的荒谬现状以及社会对于个人的压迫，并把这种互不协调的现象通过主人公自己的口来说出，使它们显得更加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同时又让人感到沉重和苦闷。虽然说周家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在家人心中却是以失去生命为代价的。从社会中人们对于周志奋作品的推崇再到周家生活的改变，作者想要通过不同阶层人们对于这件事做出的反应，来同其他没有声望的死者相比较，同主人公生前默默写作的境遇相比较，从而反映了人们被利益彻底洗脑而忽略人性中最本真的东西——珍惜生命，表现了作者对于整个社会人们随波逐流现状的不满与控诉。
而在小说结尾周志奋“早知这样，十年前我就该自杀了”{6}这看似冷嘲热讽、玩世不恭的话语之中，其实包含了他内心的沉重和苦闷、眼泪和痛苦。幽默的话语中包含着泪水，甚至是愤怒。作者在结尾处写出这句话是想要通过主人公周志奋自己的认知改变来反映作者对于社会的控诉。小说通过对周志奋“身前死后”生活变化的描写，反映了像周志奋一样的作家在社会中普遍的命运轨迹，从而揭示了环境的淡漠、传统的缺漏，以及利益崇拜风气蔓延的社会现实。
四、结语
马华作家姚拓通过巧合的故事情节、讽刺社会现实，以及黑色幽默的话语体系这三方面的艺术特色来丰富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一方面作者采用“周志奋”这一作家形象为典型，来书写其在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曲折人生，从而反映了社会风气以及传统对于社会不同阶层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压迫。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作者在创作作品时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从对小人物个人命运的轨迹描述中，可以看出作家对于人物处境的关怀，进而表达对整个社会的反思和思考。
在此篇小说中，作者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对当时社会所存在的现状进行批判，又通过对主人公生活的描写来表现对其阶层的同情与关怀。他关心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环境问题，表现了作家对人的命运和前途的深切关怀。而他所叙述的故事紧贴现实生活的流变，不仅对当时写作背景下的社会发展有启发作用，同时也对现今的社会环境有着历久弥新的影响与启迪，让我们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看到与其相似的命运。
{1}②{4}{5}⑥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第214页，第213页，第217页，第217页。
{3} 刘俊峰：《论姚拓的文学创作》，《华文文学》1998年第2期，第37页。
参考文献：
[1] 宛磊，张华.马华作家——姚拓的文学创作及其艺术风格[J].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
[2]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作品选[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 刘俊峰.论姚拓的文学创作[J].华文文学，1998（2）.
[4] 史建平.姚拓先生之马华文学[J].神州，2011（2）.
[5] 黄万华.他仍属于河洛这片土地——姚拓创作简论之一[J].華侨大学学报，1994（3）.
[6] 江少川，朱文斌.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