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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末民初最有号召力的启蒙思想家，康有为影响了晚近以来的好几辈人。康有为的著作在坊间也流行颇广，但多数为政论集、诗文集，缺少一部融汇各类著作的全集。复旦大学姜义华、张荣华教授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康有为全集》，实现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尤其是研究康有为思想以及清末改革历史学者几代人的夙愿，堪称是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康有为变法奏议的发掘与考证的学人，对《康有为全集》的出版，尤其感到兴奋。
全力以赴，精益求精
康有为出身于广东南海县的书香门第，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以国事为己任，赫然发奋，知难而进，高举“重启天地”，“再造日月”的旗帜，提出以“选举议郎，三占从二”决定国事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而没有谁敢提出政治体制之变更，康有为的建议则为嚆矢。康有为的许多主张，充满了新思维。只要认真诵读其变法期间的奏章，凡有血气者，无不为之心潮起伏。
康有为一生著述丰富。据我所知，姜义华教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从事编辑《康有为全集》工作。我当时尚在清史研究所晚清史研究室从事康有为变法奏议的研究。一个周末的傍晚，姜教授的学生吴根梁博士特地前来寒舍详细询问有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康有为奏折，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变法书籍的情形，商谈编辑《康有为全集》事宜。我将所知道的情况一一相告，希望他们能早日完成此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姜、吴二位先生的努力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开始，陆续推出了《康有为全集》第一、第二、第三册。但是，这三册所收康氏文献，仅仅到光绪二十三年，而康有为最精彩的戊戌年间的文章却音讯杳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受经费所限，许多学术著作的出版经常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康有为全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样重要的著作几经辗转，由上海曾转至广东，但是仍然不得要领。尽管困难重重，姜义华等人矢志不移，长期坚持，多方搜集，使此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多年以来许多研究康有为思想及戊戌变法史的同仁一直盼望《康有为全集》的问世。直到2003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之后，清史著作出版难的局面才彻底改观。《康有为全集》很快被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他们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广泛征求近代史研究人士对初稿的意见，反馈给编者参酌；出版社在人力、财力等方面予以充分的保证。经近四年多的努力，终于将这部国内外瞩目的12卷本巨著一次推出。
全集几乎收录了康有为的全部著作，与其他坊间流传的类似著作比较，不但所出作品齐全，而且标点分段均比以往准确；整理加工、装帧设计亦属上乘，堪称近代人物全集类的精品。
《康有为全集》的几个突出特点
《康有为全集》以时间为序收录、汇辑了康有为已刊与未刊作品近千万字，包括康氏不同历史时期向朝廷呈递的奏章、书札、论著、散文、诗歌、游记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共分12卷。我因对于其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几卷阅读得比较细致，所以下面围绕《康有为全集》所收录的康有为这一重要时期著作，略予评述。
其一，广泛吸收海内外有关康有为的研究成果，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康氏的思想变化。譬如，《康有为全集》第4册所收录的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御史宋伯鲁所上《请设议政处疏》，及五月二十八日《国闻报》“本馆照录”专栏上所刊登的《答人论议院书》等作品，真实反映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政治立场。即康有为一方面羡慕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正如他在《请设议政处疏》所称：
今拟略师泰西议院之制，仍用议政名目，设立议政处一区，与军机、军务两处并重。令各省督抚举实系博古通今、洞晓时务、体用兼宏者各一人，令京官一品以上，共举十人，无论已仕未仕，务限一月内出具考语，咨送吏部，引见后即充当议政员，以三十员为限。月给薪水，轮流住班，有事则集，不足则缺。凡国家大政大疑，皆先下议政处，以十日为限，急则三、五日议成，上之军机王大臣；不可，则再议，军机覆核无异，乃上之皇上，而裁断施行焉。盖合众通才而议一事，可决其算无遗策矣。（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4册，21页）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上下的守旧派阻挠，康有为的建议根本无法推行，故而在“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又改变了宗旨，其苦衷尽在《答人论议院书》中表白。康氏谓：
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同上，《康有为全集》，第4册，第362页）
这两种主张，看起来似乎完全对立，但却反映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真实思想。
其实，《请设议政处疏》与《答人论议院书》乃康氏在“百日维新”中的重要文章，但是以往所出版的全集、文集均未能将这两篇重要著作收入。而这些作品，对揭示康有为在变法高潮中的立场是不可或缺的。台湾学者黄彰健在其《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已经注意到《答人论议院书》，可是由于条件所限，在台湾无法见到《国闻报》所刊登的康氏此文。《康有为全集》融汇了海内外的研究成果，成了该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
其二，编选文集、全集，版本问题至关重要。版本选择不当，往往会将读者引入歧途。全集的编者花了很多气力，在海内外广泛搜集康有为各个历史时期论著，然后，细致地考察了版本异同，精心挑选较好的版本为底本，校勘比对，力求如实展现这位清末改革家的风貌。
康有为的许多著述，诸如《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考》《戊戌奏稿》等书，都曾经一版再版，因此在编入全集时，对版本的挑选尤其应该慎重。仅以《波兰分灭记》为例，即可看出版本挑选是何等重要。
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曾收录《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一篇，据康氏本人所记，此书呈递时间为戊戌七月。康氏此文称：
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则已为强邻所制，虽有无数之忠臣义士，终无救于亡矣。（康有为：《戊戌奏稿》，见翦伯赞编《戊戌变法》第3册，第10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在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时，用的是宣统辛亥年出版的《戊戌奏稿》，而此次《全集》则收入故宫博物院藏戊戌进呈本《波兰分灭记》。该书序言称：“我辽东之旧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波兰分灭记序》，《康有为全集》，第4册，397页）。
《戊戌奏稿》所收序言把康有为在变法中的要求归结为：“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开国会以听民献”。其实，这并非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政治诉求，他当时千方百计争取的是开制度局于内廷，康有为在进呈《波兰分灭记》时，曾上书光绪皇帝称：
万国眈眈，虎视此土，如箭在弦，如马在埒。即无俄人西伯利之路，岂能待我数年教训乎？制度局不开，措施之散漫乖错延阁如彼。犹泛沧海而无航，经沙漠而无导，冥行乱驶，而欲诞登彼岸，不致沉溺，岂可得哉?”“至于纂波兰分灭记，考其亡国惨酷之由，固变法迟延之故。
可见，以前所用的《戊戌奏稿》的版本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戊戌奏稿》所辑康氏此折，是康有为在宣统三年清政府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危迫情况下所撰写的，因此不能如实反映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风貌。
其三，一批珍贵的未刊写本、稿本尽收入《康有为全集》之中，使晚清改革派巨人的形象更加丰满充实，令人信服。全集的编者长期以来，不惜气力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广泛搜集康有为各种文献，尤其注重搜罗康有为的未刊写本、稿本，大大补充了全集的内容。
众所周知，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有一种影响光绪皇帝的特殊手段。这就是“编万国强盛弱亡之书，及制度风俗之事”（《康南海自编年谱》，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他“日事铅丹”，格外忙碌，不断撰写各国变法之书，向宫内进呈，为光绪帝提供推行新政可资借鉴的经验，使其对各国变法情形洞若观火，推行新政，毫不退缩。如康有为从激励皇上奋起变法的愿望出发，于戊戌六月向光绪皇帝进呈《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一书。该书序言称：
凡物进退赢缩之故，率视其比较而已。有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立见，而耻心生，惧心生，竞心生；无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俱不见，独尊自大，不耻，不惧，不竞，无复有求进之心，则退将至矣。（《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康有为全集》，第4册，374页）
康氏于此书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并希望清统治者“以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努力从经济上改变“中国土地、财赋、商货、学校、生徒、兵卒、船舰、铁路、电线，事事远逊人”（同上）的落后状况。全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不甘落后，奋发图强的思想，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
类似这样重要的进呈本还有《杰士上书汇录》《波兰分灭记》《日本变政考》等，均收入新版《康有为全集》之中，对于研究康有为变法活动以及其思想与学术，具有极为重要价值。
对康有为乙未丁酉间奏章的补充
“全集不全”几乎是编辑历史人物全集难以避免的缺陷。康有为又是一个思想活跃，能说能写，而且活动能力非常旺盛的学者，他一生著述十分丰富，因此要将康氏之论著一网打尽，殊非易事。由于条件所限，此次出版的《康有为全集》还有可以弥补之处。
仅以康有为在“甲午战争”之后到“戊戌维新”开始前向朝廷上书而论，就有不少重要篇章应予补充。盖因“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而守旧朝臣浑浑噩噩。他们把西法视作洪水猛兽，深闭固拒，把传播新法的维新派视作士林败类，压抑排斥。康有为目睹朝局，心急如焚，他除了自己上书之外，还在京师大小臣工之间，在京师翰林院及台谏官员中物色倾向西法者，为他们草拟奏疏。在清代历史上，代替他人草拟章奏者，并不乏人，但是像康有为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大量地为他人草拟奏疏，却是十分罕见。这种现象为编辑全集带来了很多困难。以乙未、丁酉年而论，康有为代御史草拟奏章件数已经超过康氏以自己名义所递奏章。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述和清宫档案中的记载，可以考订出全集遗漏的康氏代他人草拟的变法奏章。试举一例：
乙未六月十一日，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草拟“枢臣不职请旨立予罢斥以清政本折”。此折文字不长，却十分重要，该折云：
为枢臣不职，请旨立予罢斥以清政本，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近日孙毓汶病请开缺，皇上特允所请，莫不仰赞圣明，以为升平可冀。何也？害马未去，则骐骥不前，污秽既除，则良苗自植，理之常也。今日政府之所谓害马与污秽者，孙毓汶外，则为侍郎徐用仪。该侍郎贪庸奸慝，误国行私诸罪状，臣近与给事中洪良品等已联衔据实纠参，毋庸再渎宸听。迩复风闻该侍郎前次请假之由，因擅割云南边地，与电改借款扣数二事，为同官所诘责。乃该侍郎不知引咎，反与口角忿争，几于声彻殿陛，临当召对之际，竟敢托疾拂衣而去，次日始具奏请假。此事外间传闻甚确，宸居密迩，度不能不微达圣聪。迨数日后，经同官合解，又复颜销假。似此逞忿护前，贪恋禄位，昔人所讥老而无耻者，臣于徐用仪见之矣。
该侍郎品望不重于朝端，功绩未登于册府，特以儤直军机，年劳序进，并不知感激天恩，力图报效。当初任枢臣之始，则把持权势，引用私人，及东事既起，惟知附和孙毓汶，迎合李鸿章，以便其献媚洋人之故智，故此次和议之坏，固坏于李鸿章、孙毓汶之狼狈为奸，亦实坏于徐用仪之迎合附和。
现在时事艰难，正赖政府得人，庶可徐图补救。若孙毓汶虽罢，而徐用仪仍居枢要，势必内为孙毓汶之传法沙门，外为李鸿章之暗中线索，寅恭之雅不闻，掣肘之形时见，有妨时局，为患方长，相应请旨，将侍郎徐用仪立予罢斥，以为为臣不忠之大戒。
夫群臣之进退，皇上与枢臣议之；若枢臣之进退，则在宸衷之独断。自来权臣窃柄，去之最难。其巧佞足以动人主之矜怜，其诡谲足以杜同僚之非议，非圣明洞烛其奸，则用舍鲜不为所惑。臣职司拾补，于人政之大，例得再三力争，初非有憾于该侍郎，必欲去之而后快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内政职官）
徐用仪，字筱云，浙江海盐人，长期在总理衙门任职，为后党核心人物孙毓汶之心腹，并被援引进入军机处，“甲午战争”中对光绪帝作战主张百般阻挠，力主割地赔款，与孙毓汶在军机处狼狈为奸。在孙氏被光绪帝撵出军机处之后，徐用仪势孤力单，因此王鹏运上书弹劾，很快被光绪帝罢免。这样一份关键奏折却出自康有为之手。康氏《年谱》称：
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将次第行之。然恭邸、高阳以常熟有毓庆之独对，颇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孙毓汶、李鸿章后，渐不和矣。常熟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时孙毓汶虽去，而徐用仪犹在政府，事事阻挠，恭邸、常熟皆欲去之，欲其自引病，迭经言官奏劾，徐犹恋栈。六月九日草折，觅戴少怀庶子劾之，戴逡巡不敢上，乃与王幼霞御史鹏运言之，王新入台敢言，十四日上焉。（《康南海自编年谱》，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
康氏言之凿凿，此折是其代为王鹏运草拟，自然应属于他的作品。康有为当时是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来京师时间并不久长，但是，他居然敢直接介入朝廷上层不同派系的斗争，为帝党魁首军机大臣翁同龢出谋划策，并敢于弹劾其政敌，说明了康有为高度的政治敏感以及非常活跃的参政意识。
除此折之外，还有另外几件奏章，诸如乙未六月十九日代王鹏运所拟“广东爱育堂绅士潘赞清声名恶劣请收回成命片”，丁酉十二月初九日代御史杨深秀所拟“请联英国以制德氛益坚俄助折”等奏折，均应收入其全集。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完整地反映甲午战争之后到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之前，康有为的思想变化及其所从事的重要活动。
（《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1980.00元）
全力以赴，精益求精
康有为出身于广东南海县的书香门第，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他以国事为己任，赫然发奋，知难而进，高举“重启天地”，“再造日月”的旗帜，提出以“选举议郎，三占从二”决定国事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而没有谁敢提出政治体制之变更，康有为的建议则为嚆矢。康有为的许多主张，充满了新思维。只要认真诵读其变法期间的奏章，凡有血气者，无不为之心潮起伏。
康有为一生著述丰富。据我所知，姜义华教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即已开始从事编辑《康有为全集》工作。我当时尚在清史研究所晚清史研究室从事康有为变法奏议的研究。一个周末的傍晚，姜教授的学生吴根梁博士特地前来寒舍详细询问有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康有为奏折，以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光绪二十四年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呈变法书籍的情形，商谈编辑《康有为全集》事宜。我将所知道的情况一一相告，希望他们能早日完成此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姜、吴二位先生的努力下，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7年开始，陆续推出了《康有为全集》第一、第二、第三册。但是，这三册所收康氏文献，仅仅到光绪二十三年，而康有为最精彩的戊戌年间的文章却音讯杳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受经费所限，许多学术著作的出版经常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康有为全集》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样重要的著作几经辗转，由上海曾转至广东，但是仍然不得要领。尽管困难重重，姜义华等人矢志不移，长期坚持，多方搜集，使此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
多年以来许多研究康有为思想及戊戌变法史的同仁一直盼望《康有为全集》的问世。直到2003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之后，清史著作出版难的局面才彻底改观。《康有为全集》很快被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还专门成立了工作小组。他们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学校，广泛征求近代史研究人士对初稿的意见，反馈给编者参酌；出版社在人力、财力等方面予以充分的保证。经近四年多的努力，终于将这部国内外瞩目的12卷本巨著一次推出。
全集几乎收录了康有为的全部著作，与其他坊间流传的类似著作比较，不但所出作品齐全，而且标点分段均比以往准确；整理加工、装帧设计亦属上乘，堪称近代人物全集类的精品。
《康有为全集》的几个突出特点
《康有为全集》以时间为序收录、汇辑了康有为已刊与未刊作品近千万字，包括康氏不同历史时期向朝廷呈递的奏章、书札、论著、散文、诗歌、游记等不同类型的作品，共分12卷。我因对于其中有关戊戌变法的几卷阅读得比较细致，所以下面围绕《康有为全集》所收录的康有为这一重要时期著作，略予评述。
其一，广泛吸收海内外有关康有为的研究成果，更加准确地反映了康氏的思想变化。譬如，《康有为全集》第4册所收录的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八日御史宋伯鲁所上《请设议政处疏》，及五月二十八日《国闻报》“本馆照录”专栏上所刊登的《答人论议院书》等作品，真实反映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政治立场。即康有为一方面羡慕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正如他在《请设议政处疏》所称：
今拟略师泰西议院之制，仍用议政名目，设立议政处一区，与军机、军务两处并重。令各省督抚举实系博古通今、洞晓时务、体用兼宏者各一人，令京官一品以上，共举十人，无论已仕未仕，务限一月内出具考语，咨送吏部，引见后即充当议政员，以三十员为限。月给薪水，轮流住班，有事则集，不足则缺。凡国家大政大疑，皆先下议政处，以十日为限，急则三、五日议成，上之军机王大臣；不可，则再议，军机覆核无异，乃上之皇上，而裁断施行焉。盖合众通才而议一事，可决其算无遗策矣。（姜义华等编：《康有为全集》，第4册，21页）
另一方面，由于朝廷上下的守旧派阻挠，康有为的建议根本无法推行，故而在“百日维新”开始后，他又改变了宗旨，其苦衷尽在《答人论议院书》中表白。康氏谓：
今日之言议院，言民权者，是助守旧者以自亡其国者也。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问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自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同上，《康有为全集》，第4册，第362页）
这两种主张，看起来似乎完全对立，但却反映了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真实思想。
其实，《请设议政处疏》与《答人论议院书》乃康氏在“百日维新”中的重要文章，但是以往所出版的全集、文集均未能将这两篇重要著作收入。而这些作品，对揭示康有为在变法高潮中的立场是不可或缺的。台湾学者黄彰健在其《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已经注意到《答人论议院书》，可是由于条件所限，在台湾无法见到《国闻报》所刊登的康氏此文。《康有为全集》融汇了海内外的研究成果，成了该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色。
其二，编选文集、全集，版本问题至关重要。版本选择不当，往往会将读者引入歧途。全集的编者花了很多气力，在海内外广泛搜集康有为各个历史时期论著，然后，细致地考察了版本异同，精心挑选较好的版本为底本，校勘比对，力求如实展现这位清末改革家的风貌。
康有为的许多著述，诸如《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考》《戊戌奏稿》等书，都曾经一版再版，因此在编入全集时，对版本的挑选尤其应该慎重。仅以《波兰分灭记》为例，即可看出版本挑选是何等重要。
康有为在《戊戌奏稿》中曾收录《进呈波兰分灭记序》一篇，据康氏本人所记，此书呈递时间为戊戌七月。康氏此文称：
与其分灭于外，惨为亡国之戮囚，孰若付权与民，犹得守府而安荣。乃逡巡迟疑，徘徊不决，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乃始开国会而听之民献，则已为强邻所制，虽有无数之忠臣义士，终无救于亡矣。（康有为：《戊戌奏稿》，见翦伯赞编《戊戌变法》第3册，第10页）
上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会在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时，用的是宣统辛亥年出版的《戊戌奏稿》，而此次《全集》则收入故宫博物院藏戊戌进呈本《波兰分灭记》。该书序言称：“我辽东之旧地，实藉俄力，而以铁路输之，今岁则以旅大与之，动辄阻挠，我之不为波兰者几希。今吾贵族大臣未肯开制度局以变法也。夫及今为之，犹或可望，稍迟数年，东北俄路既成，长驱南下，于是我乃欲草定宪法，恐有勒令守旧法而不许者矣”（《波兰分灭记序》，《康有为全集》，第4册，397页）。
《戊戌奏稿》所收序言把康有为在变法中的要求归结为：“至于国势濒危，大势尽去，开国会以听民献”。其实，这并非是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政治诉求，他当时千方百计争取的是开制度局于内廷，康有为在进呈《波兰分灭记》时，曾上书光绪皇帝称：
万国眈眈，虎视此土，如箭在弦，如马在埒。即无俄人西伯利之路，岂能待我数年教训乎？制度局不开，措施之散漫乖错延阁如彼。犹泛沧海而无航，经沙漠而无导，冥行乱驶，而欲诞登彼岸，不致沉溺，岂可得哉?”“至于纂波兰分灭记，考其亡国惨酷之由，固变法迟延之故。
可见，以前所用的《戊戌奏稿》的版本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戊戌奏稿》所辑康氏此折，是康有为在宣统三年清政府已处于四面楚歌的危迫情况下所撰写的，因此不能如实反映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的风貌。
其三，一批珍贵的未刊写本、稿本尽收入《康有为全集》之中，使晚清改革派巨人的形象更加丰满充实，令人信服。全集的编者长期以来，不惜气力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广泛搜集康有为各种文献，尤其注重搜罗康有为的未刊写本、稿本，大大补充了全集的内容。
众所周知，康有为在“百日维新”中有一种影响光绪皇帝的特殊手段。这就是“编万国强盛弱亡之书，及制度风俗之事”（《康南海自编年谱》，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他“日事铅丹”，格外忙碌，不断撰写各国变法之书，向宫内进呈，为光绪帝提供推行新政可资借鉴的经验，使其对各国变法情形洞若观火，推行新政，毫不退缩。如康有为从激励皇上奋起变法的愿望出发，于戊戌六月向光绪皇帝进呈《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一书。该书序言称：
凡物进退赢缩之故，率视其比较而已。有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立见，而耻心生，惧心生，竞心生；无比较，则长短、高下、大小俱不见，独尊自大，不耻，不惧，不竞，无复有求进之心，则退将至矣。（《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康有为全集》，第4册，374页）
康氏于此书中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并希望清统治者“以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努力从经济上改变“中国土地、财赋、商货、学校、生徒、兵卒、船舰、铁路、电线，事事远逊人”（同上）的落后状况。全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不甘落后，奋发图强的思想，洋溢着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
类似这样重要的进呈本还有《杰士上书汇录》《波兰分灭记》《日本变政考》等，均收入新版《康有为全集》之中，对于研究康有为变法活动以及其思想与学术，具有极为重要价值。
对康有为乙未丁酉间奏章的补充
“全集不全”几乎是编辑历史人物全集难以避免的缺陷。康有为又是一个思想活跃，能说能写，而且活动能力非常旺盛的学者，他一生著述十分丰富，因此要将康氏之论著一网打尽，殊非易事。由于条件所限，此次出版的《康有为全集》还有可以弥补之处。
仅以康有为在“甲午战争”之后到“戊戌维新”开始前向朝廷上书而论，就有不少重要篇章应予补充。盖因“甲午战争”之后，民族危机日甚一日，而守旧朝臣浑浑噩噩。他们把西法视作洪水猛兽，深闭固拒，把传播新法的维新派视作士林败类，压抑排斥。康有为目睹朝局，心急如焚，他除了自己上书之外，还在京师大小臣工之间，在京师翰林院及台谏官员中物色倾向西法者，为他们草拟奏疏。在清代历史上，代替他人草拟章奏者，并不乏人，但是像康有为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大量地为他人草拟奏疏，却是十分罕见。这种现象为编辑全集带来了很多困难。以乙未、丁酉年而论，康有为代御史草拟奏章件数已经超过康氏以自己名义所递奏章。据《康南海自编年谱》的记述和清宫档案中的记载，可以考订出全集遗漏的康氏代他人草拟的变法奏章。试举一例：
乙未六月十一日，康有为代御史王鹏运草拟“枢臣不职请旨立予罢斥以清政本折”。此折文字不长，却十分重要，该折云：
为枢臣不职，请旨立予罢斥以清政本，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近日孙毓汶病请开缺，皇上特允所请，莫不仰赞圣明，以为升平可冀。何也？害马未去，则骐骥不前，污秽既除，则良苗自植，理之常也。今日政府之所谓害马与污秽者，孙毓汶外，则为侍郎徐用仪。该侍郎贪庸奸慝，误国行私诸罪状，臣近与给事中洪良品等已联衔据实纠参，毋庸再渎宸听。迩复风闻该侍郎前次请假之由，因擅割云南边地，与电改借款扣数二事，为同官所诘责。乃该侍郎不知引咎，反与口角忿争，几于声彻殿陛，临当召对之际，竟敢托疾拂衣而去，次日始具奏请假。此事外间传闻甚确，宸居密迩，度不能不微达圣聪。迨数日后，经同官合解，又复颜销假。似此逞忿护前，贪恋禄位，昔人所讥老而无耻者，臣于徐用仪见之矣。
该侍郎品望不重于朝端，功绩未登于册府，特以儤直军机，年劳序进，并不知感激天恩，力图报效。当初任枢臣之始，则把持权势，引用私人，及东事既起，惟知附和孙毓汶，迎合李鸿章，以便其献媚洋人之故智，故此次和议之坏，固坏于李鸿章、孙毓汶之狼狈为奸，亦实坏于徐用仪之迎合附和。
现在时事艰难，正赖政府得人，庶可徐图补救。若孙毓汶虽罢，而徐用仪仍居枢要，势必内为孙毓汶之传法沙门，外为李鸿章之暗中线索，寅恭之雅不闻，掣肘之形时见，有妨时局，为患方长，相应请旨，将侍郎徐用仪立予罢斥，以为为臣不忠之大戒。
夫群臣之进退，皇上与枢臣议之；若枢臣之进退，则在宸衷之独断。自来权臣窃柄，去之最难。其巧佞足以动人主之矜怜，其诡谲足以杜同僚之非议，非圣明洞烛其奸，则用舍鲜不为所惑。臣职司拾补，于人政之大，例得再三力争，初非有憾于该侍郎，必欲去之而后快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光绪二十一年内政职官）
徐用仪，字筱云，浙江海盐人，长期在总理衙门任职，为后党核心人物孙毓汶之心腹，并被援引进入军机处，“甲午战争”中对光绪帝作战主张百般阻挠，力主割地赔款，与孙毓汶在军机处狼狈为奸。在孙氏被光绪帝撵出军机处之后，徐用仪势孤力单，因此王鹏运上书弹劾，很快被光绪帝罢免。这样一份关键奏折却出自康有为之手。康氏《年谱》称：
时常熟日读变法之书，锐意变法，吾说以先变科举，决意欲行，令陈次亮草定十二道新政意旨，将次第行之。然恭邸、高阳以常熟有毓庆之独对，颇妒之。自四月合力攻孙毓汶、李鸿章后，渐不和矣。常熟内畏太后，欲托之恭邸而行，而恭邸不明外事，未能同心，卒不行也。时孙毓汶虽去，而徐用仪犹在政府，事事阻挠，恭邸、常熟皆欲去之，欲其自引病，迭经言官奏劾，徐犹恋栈。六月九日草折，觅戴少怀庶子劾之，戴逡巡不敢上，乃与王幼霞御史鹏运言之，王新入台敢言，十四日上焉。（《康南海自编年谱》，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第4册）
康氏言之凿凿，此折是其代为王鹏运草拟，自然应属于他的作品。康有为当时是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来京师时间并不久长，但是，他居然敢直接介入朝廷上层不同派系的斗争，为帝党魁首军机大臣翁同龢出谋划策，并敢于弹劾其政敌，说明了康有为高度的政治敏感以及非常活跃的参政意识。
除此折之外，还有另外几件奏章，诸如乙未六月十九日代王鹏运所拟“广东爱育堂绅士潘赞清声名恶劣请收回成命片”，丁酉十二月初九日代御史杨深秀所拟“请联英国以制德氛益坚俄助折”等奏折，均应收入其全集。只有如此，才能够更加准确地完整地反映甲午战争之后到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之前，康有为的思想变化及其所从事的重要活动。
（《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198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