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估

　　时估，依时估价之意，是古代的一种定价机制。唐代已有时估制度，指每旬由政府任命的市令对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价格作出评估，根据商品质量的优劣定下上、中、下三等时价。简单来说，是政府定价机制。宋代的时估，是每旬的最后一天，各州县召集当地各行铺户，评估下一旬的商品销售价格，并登记成表格，然后逐级上报，最后汇总于三司存档，是市场定价。熙宁变法时，宋政府还将每月各地的时估数据急递至各州县，公布于墙，供各州县商人往外地贩运货物时参考。
　　后來的明王朝还沿用时估制度，但已流于形式，最后只是由各部大臣每年合议评估一次物价，完全脱离了市场现实。而且明政府对于发展商业全无兴趣，失去想象力，时估只是用于政府购买物资的定价而已。

检校

　　检校，宋代实行的国家监护与财产信托制度。什么意思呢？假如宋朝的一名孤儿，名下拥有两百万贯的财产，而这孤儿尚未成年，明显缺乏自主处分财产的能力，那么又该怎么办？宋人的办法是，由政府设立一个信托机构，代为托管遗孤的财产，这叫做“检校”。根据宋朝的检校法，一名孤儿如果失去了全部的直系成年亲人，政府便有责任将他的财产核查清楚，登记在册，存入检校库，然后定时从代管的财产中划出若干，发给遗孤作为生活费，等遗孤长大成人，政府再将代管的财产交还给他。
　　宋神宗年间，朝廷采纳了开封检校库的建议，允许设于各地的检校库将他们托管的财产作为本金，投资于抵押贷款，从而将原来沉淀在仓库里的资产盘活起来。放贷所得的利息，则用来支付遗孤的生活费。这时候的检校库，已经接近于今日的信托投资基金了。这一制度放在一千年前，无疑是非常先进的。可惜宋朝灭亡后，检校制度也随之湮没不闻。

交引

　　交引是宋代榷禁制度下商人领取盐、茶、酒、矾、铁、香药的贸易凭证。商人获得交引的途径有二：一是向政府设立的榷货务入纳现钱，换取交引，然后凭交引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茶等商货；一在边郡入纳粮草等，政府估价后发给交引，商人凭交引可赴京城或产地领取钱或者盐茶货品。为吸引商人赴边纳粮，宋政府的估价远高于市场价，高出市场价的那部分，叫做“虚估”，市场实际交易价则叫做“实估”，宋代交引的面值，就由“实估”加“虚估”组成。由于“虚估”隐藏着巨大的利润空间，交引也就从原来的提货单性质演化成一种有价证券，得到交引的商人一般都不直接提货，而是转卖出来。交易交引的场所叫做“交引铺”，类似于今天的证券交易所。
　　宋代之后，明清继续保留食盐的间接专卖，民间虽有私下的盐引交易，但已属非法的黑市，如明代成化年间的一条法令要求，商人如果典当、买卖盐引，将“俱问罪，引目、盐货入官”。这也意味着宋代孕育出来的证券市场，在宋朝灭亡之后，并未能继续发育壮大。

楮币

　　楮币是宋人对纸币的称呼，因为印制纸币的纸是用楮皮制造出来的。北宋发行的纸币主要是交子，南宋发行的纸币主要是会子。交子与会子的发行实践，让宋人更加深入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不是“实用价值”，如辛弃疾说：“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今有人持见钱百千以市物货，见钱有搬载之劳，物货有低昂之弊；至会子，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百千之数亦无亏折，以是较之，岂不便于民哉？”
　　数百年后的明朝，思考经济问题的学者对于“信用货币”的性质居然难以理解，如明代著名的学者丘浚认为：“所谓钞者 （纸币），所费之直不过三五钱，而以售人千钱之物。呜呼！世间之物，虽生于天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粗，其功力有浅深，其价有多少。直而至于千钱，其体非大则精，必非一日之功所成也。乃以方尺之楮，直三五钱者而售之，可不可乎？”这当然不是丘浚个人学识粗陋的原因，而是因为明代信用经济极不发达，影响了当时人对纸币的认识。

买扑

　　买扑，是盛行于宋代的一种招投标制度，又叫“扑买”。扑，有博弈、竞争之意；买，即买卖、交易。合起来，“买扑”的意思就是竞价买卖。宋朝的“买扑”制度广泛应用于特许经营权拍卖、官田出让与请佃、商税承包、政府采购等范围，并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招投标程序：包括确定标底、公告招标、实封投标、开标、公示、签订合同。设计之精妙，堪比今天的招投标制度。
　　元代时还有买扑制度的残余，只用于包税，以致明代的学者以为宋代买扑制度就是包税制。而且，说起宋代的买扑制度，明人也很不以为然，如丘浚说：“墟市之聚集既买之，津渡之往来又买之，甚至神祠之祭赛亦买之，为国牟利之琐琐至于如此，虐民慢神不亦甚哉。”显然明代学者已经丧失了理解招投标制度的经济学方法论。

市舶司

　　市舶司，宋政府设于港口城市的外贸管理机构，相当于海关。这其实也是宋朝重视海外贸易的体现。朱元璋建立明王朝之后，立即扭转了宋元以来开放的市舶制度，严厉禁止商民出海贸易；与此同时，传统的朝贡贸易却重获重视，市舶司彻底沦为接待朝贡使团的机构。有人说明朝沿用了宋代市舶司制度。此说并不准确，因为明代市舶司的职能跟宋代的并不一样。晚明时尽管有隆庆开关，但也只是开放一个月港，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二三万两银，跟宋王朝整个海岸线都对外开放、每年抽税以百万贯计的格局不可相提并论。

监

　　古代的监，指一种政府机构，如国子监，明朝的司礼监、内官监、御用监，但宋代还有一种其他王朝所无的监，类似于经济特区，比如某地具有某类丰富的物产资源，宋政府就会将当地划分为监，相当于设立经济特区。宋朝前前后后设有六七十个监，从行政层级来看，既有州级监，也有县级监；从类型看，有盐监 （当地产盐）、钱监 （当地有铜矿）、矿冶监等。
　　经济特区性质的监的设置，显示了宋王朝对于发展经济的热切。宋之后，这类监便不见踪影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府的经济热情的消退。

务

　　务是宋朝常见的一类机构，如楼店务、造船务、水磨务、酒务、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都是跟工商业有关联的经济部门，如楼店务主管公租房；水磨务主管官营水力磨坊；榷货务负责向商民发行及收兑各类有价证券，在发生通货膨胀的时候，榷货务也会通过向市场投放有价证券来回笼货币，具有中央银行的一部分功能；便钱务是提供异地汇兑服务的机构；交子务是印制与发行信用货币的机构；市易务则类似于投资公司。
　　从历史来看，宋朝设置的经济部门是最多的，除了各种务之外，还有市舶司、盐井监、钱监、青苗法、检校库、抵当所等，宋政府还配置有主管经济的官员，叫“监当官”，“掌场务、库藏、出纳之事，其征榷场务，岁有定额，以登耗为殿最赏罚”。这可以看作是宋代重商主义的一个表现。
　　后来晚清在近代化转型压力下才有类似的表现：先是地方督抚在镇压太平军叛乱的过程中自行设立了厘金局、税局、捐输局、转运局、采运局……洋务运动期间，地方大员又建立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江南制造总局，等等，并任命了一批候补官主管局务；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也提议成立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物局等。就经济职能而言，晚清的局跟宋朝的务是差不多的。不同的是，晚清是因为原有体制对近代化转型丧失了适应能力，所以只好在体制外设立局来应对近代化事务；宋朝的务则是宋朝体制的一部分。如果说，晚清是被动的近代化，那么宋朝便是主动的近代化。

断由

　　断由，即法官对一件案子作出判决的理由，是基于哪些法律条文、什么法理依据而作出该判决的。宋代实行“断由”制度，所有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结案宣判之后，法院要给原告与被告两造出具结案文书，结案文书中必须包含断由。如果法院只给出一个简单的判决而拒绝出具断由，那么当事人可以越诉，到上级法司控告原审法官。这种断由制度，我尚未见其他王朝也明确实行。

封案

　　封案，指宋朝法官在审理一些轻微罪 （杖以下） 的案子时，通常在对犯罪人作出刑罚判决 （比如杖八十） 之后，基于情理法的衡平考虑，先将判决书入匣，暂不执行判决的刑罚。实际上就是缓刑制度，有时也叫做“寄杖”、“勘杖”、“勘下杖”。如果犯罪人能够悔改前非，则刑罚不再执行；如果犯罪人不思悔改，则开匣取出判决书，执行刑罚，这叫做“拆断”。
　　可惜“封案—拆断”制度似乎为宋朝所独立，宋朝覆灭后，这一古典的缓刑制度便湮灭了，以至今日许多专业的法律工作者都未必知道“封案—拆断”制度为何物。

鞫谳分司

　　鞫，即鞫狱，审讯的意思；谳，即定谳，检法定罪的意思；鞫谳分司，就是“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其原理有点像英美普通法体制下，陪审团负责确认犯罪是否属实，法官负责法律的适用。宋朝的刑事司法普遍实行鞫谳分司之制，负责“事实审”的法官与“法律审”的法官不可为同一个人。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翻异别勘

　　翻异别勘，是实行于两宋时代的一项司法制度。翻异，即翻供；别勘，即另外审理。宋代的刑案被告人在录问、宣判与临刑之际，都可以喊冤翻异。一旦翻异，案子便自动进入别勘的申诉程序。从本质上来说，“翻异别勘”其实就是一种自动申诉的司法机制。刑事被告人每一次翻异，就必须安排另外的法官重审，为此支付了巨大的司法资源，并不得不忍受缓慢的司法效率。
　　当然会有一些犯人利用“翻异别勘”的机制，一次次服押，又一次次翻异，于是一次次重审，没完没了。为避免出现这种浪费司法资源的状况，在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必须达成一种平衡。宋人想到的办法就是，给予“翻异别勘”作出次数限制，北宋实行的是“三推之限”，即被告人有三次“翻异别勘”的机会，别勘三次之后，犯人若再喊冤，将不再受理。南宋时又改为“五推制”，即被告人可以五次“翻异别勘”。

试法官

　　试法官，宋朝的司法考试。按宋朝惯例，大理寺的高级法官、州府的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法参军等司法人员要获得任命，都需要通过“试法官”这一关。北宋时，“试法官”考试每次考六场 （一天一场），其中五场考案例判决 （每场试10 —15个案例），一场考法理。案例判决必须写明令人信服的法理依据、当援引的法律条文，如果发现案情有疑，也必须在试卷上标明。南宋时改为考五场，其中第一、第二、第三场考案例判决，第四场试大经义一道题、小经义两道题，第五场考法理。
　　前面所说的鞫谳分司、翻异别勘、试法官都是宋朝独有的司法制度，均未为之后的王朝所继承，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

编敕

　　编敕是指宋朝的立法活动。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宋代的立法过程中，民众都有机会参与进来。参与的途径主要有三：1.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向州政府投状，以书面形式提出立法的建议，再由州政府将意见书“缴申中书”，上报中央。当来自各地的立法意见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即交给修敕局“删定编修”。2.修敕局启动立法程序之后，朝廷会利用遍布各州县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议，任何民众，均可到州县衙门投书提意见，州县政府收集后再急递京师。3.法律颁布生效之后，如果民众发现其中的缺陷，还可以向朝廷奏陈立法得失，并建议修订。
　　宋朝这一制度化的“立法民主”机制，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从其他王朝中找不到类似的制度。

国是

　　国是，宋代特有的制度安排，指君主与士大夫集团共同商定、制订的阶段性执政纲领，南宋初的宰相李纲说：“古语有之云：‘愿与诸君共定国是’。夫国是定，然后设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谋，下无趋向之惑，天下事不难举也。”国是一旦确定下来，对皇帝、对执政者都有约束力，皇帝与宰相想单方面更改国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当国是发生改变，原来的执政集体通常也会辞职，表示与国是共进退。

共治

　　宋代的政体，如果我们用一个词来描述，最合适的当为“共治”。“共治”一词，最早见于 《尚书·皋陶謨》，是舜帝开创的国家治理典范：“通贤共治，示不独专”。它的近义词是“共和”，反义词则是“专制”。宋朝政治家追求的政体，便是舜帝开创的“共治政体”，完全不同于明清时期出现的皇权专制。宋朝的大臣敢明确要求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皇帝也从不敢否认。元明清时期的臣下就不敢提出这么“过分”的要求了。

封还词头

　　封还词头是宋代中书舍人的一项特权。依宋制，以皇帝名字颁布的诏书，一般都由中书舍人起草。如果中书舍人觉得皇帝的旨意（词头）不合法度，他可以拒绝起草诏书，这是法律明确赋予中书舍人的权力：“事有失当及除授非其人，则论奏封还词头。”
　　即便中书舍人听话草诏，诏书草案还必须经过门下省的给事中审核。给事中有封驳之权，“若政令有失当、除授非其人，则论奏而驳正之”，即将诏书驳回去，不予通过。这里体现了宋代制度设计的一个原则：“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换成现在的说法，便是特别注意分权与制衡。

天下治乱系宰相

　　“天下治乱系宰相”是北宋程颐提出的一项政治主张，也是宋朝士大夫的共识，如苏辙说：“臣闻宰相之任，所以镇抚中外，安靖朝廷，使百官皆得任职，赏罚各当其实，人主垂拱无为，以享承平之福，此真宰相职也。”宋人理想中的优良政体，是君主享有尊贵的地位与权威，但不亲政务，执政的权力交给宰相领导的政府，宰相也负起“天下治乱”的责任。
　　后来明代的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天下治乱系宰相”从此完全丧失了法理基础与制度支撑。清代的乾隆更是对程颐的“天下治乱系宰相”主张提出猛烈批判：“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乎？使为人君者，但深居高处，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己不过问，幸而所用若韩 （韩琦）、范 （范仲淹），犹不免有上殿之相争；设不幸而所用若王 （王安石）、吕 （吕惠卿），天下岂有不乱者？此不可也。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
　　从这个角度来看，宋制已成绝响。
　　（选自《随笔》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