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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一位身穿新大衣的警官在处理“狗咬人事件”，身后跟着一位红头发的巡警，旁边站着一位被咬了手指的首饰匠和一条瑟瑟发抖的小狗，身边包围着一群时而哈哈大笑的看客。这些组成了一个独特的、可悲的世界。
契诃夫把小说故事情节设置得极其简单，却在一波三折的叙述中充满了令人可笑的场景，读来如身临其境。对这样的小说进行解读，首要是清楚它如何和其它记叙类文章区分开来，其次要把握这是契诃夫的小说，而非莫泊桑或其他人。小说通常通过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一定的艺术手法委婉地寄托作者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情感。怎样在文本中寻找契诃夫在这篇小说中要寄寓的情感？我想无法绕开“典型形象以及人物对话构成的循环结构”。
典型形象的循环表演
契诃夫把“变色龙”放在了具体的矛盾关系中去循环表现，实现了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统一，从而使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人物更具有典型性。
小说开篇以“警官”引出事件颇耐人寻味，“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警官”是社会秩序的管理者与维护者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更容易将社会不同阶层的信息聚拢起来。“新大衣”或许暗示了奥楚蔑洛夫是“新官上任”，这也决定了他在处理事务时的心态：处理“狗咬人”事件时未经仔细调查就说要惩治那些不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从而向“受伤害的人”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这件意味着社会学符号的“军大衣”很快就蒙上了不同的色彩，因为他发现了“狗主人”来历不同，于是出现了“一穿”“一脱”的滑稽画面，以及他对于小狗前后矛盾的称呼，对赫留金的出尔反尔的态度。我们发现他“穿”“脱”大衣时说话断断续续，文本用了很多省略号微妙地表达了他发现自己对小狗主人判断错误的慌乱、尴尬，为自己拼命找开脱理由。这和他之前责骂赫留金时的流畅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而更有趣的是他几次变色的话语方式也有所不同，每一次变化背后所支撑的心理是不同的。通过很多细节可以窥见他这种心态，比如他几次的神情变化。在最初听到赫留金的申诉时他是何等的义正词严，刚正不阿。“庄严、咳了咳，拧紧了眉头”，而在听到厨师肯定了小狗是将军哥哥家的时，他瞬间对小狗说话的神情是“脸上洋溢着温情的笑容”，最后当他离开广场时对赫留金说“我早晚要收拾你”时恐吓的表情。
我们发现他不停“变色”正是反映了他不敢得罪权贵保全自己的心理。在19世纪的沙皇俄国，以警官奥楚蔑洛夫为代表的这个阶层人物只能如此“变色”方能保全自己。当时社会中绝非只有他这一个警官会如此，他仅仅是作为一个典型形象出现。小说让他围绕着“小狗主人”变化，前后循环表演，轻松完成了对他性格的讽刺，结合小说一开始介绍的一个压抑、冷清的广场的背景，以及那群好像突然从地下钻出来的麻木不仁的看客，我们不难理解“变色龙”这个典型形象产生的社会原因。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形象直到今天还依然能随处在街头市井找到，这也是“变色龙”千百年来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病态人群的循环合唱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其它资料了解到“变色龙”生活的社会背景，然而它距离学生实在是太远了。契诃夫塑造“警官”这个典型形象时，还让小说其他人物陆续出场，他们仅仅是陪衬“变色龙”形象的一抹色彩吗？多一个和少一个有没有本质的区别？作者又想通过众多小人物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不妨借助小说的语言、细节走进字里行间，走进值得细细品味的人物语言及其独特的形式背后，聆听作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入微观察的心声，触摸他在众多人物对话中悄然流淌的倾诉痕迹。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广场上其他人物和警官一样关心的是“小狗主人到底是谁”，正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的态度变化，才有了各具情态的对话，才一次次影响了警官对于“案情”的判断，也因此让人物性格形成并得以延续的深层次原因浮出水面。
我们用还原法就能渐渐看清对话中各类人物的微妙心态：赫留金本想借这个受伤的手指趁机捞一把，他没想到自己会时而受到警官温情的安慰，时而遭到他无情的斥骂乃至恐吓，但是他居然连半句不满、反抗的言辞都没有！试想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该有怎样的愤慨？他连续两次提到了法律：“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此时的他还对“理”存着一丝念想和期待，然而当警官说出“那儿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时，他很快就缩回了头，并且在潜意识里彻底放弃了反抗。此时的强权压倒了法与理，更压倒了人性中的正直与勇敢，让小人物在强权世界里的卑微和无奈初见端倪。再看他最初出场时“脸上是半醉的神情，手指头好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这些细节都交代了他当时想借“手指头”敲诈一笔的心理。更让他这个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可鄙的一面跃然纸上。
接着人群中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这样的声音：“这似乎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也许它就是将军家的，没错是将军家的”“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狗”……这样可笑的对话居然占据了小说大量篇幅。契诃夫用这些对话为我们装了一台摄像头，让大家轮番观看奥楚篾洛夫、赫留金及周围人群围绕着“这到底是不是将军家的狗”循环而夸张的表演，在这个滑稽而又热闹的场面中，读者看懂了小说人物典型性不能简单停留在警官“个体”身上，还应该把视线投向更多隐藏的“病态人”。
于是我们明白了“独眼鬼”为何要在警官责骂赫留金之后才“挺身而出”站出来作证，是因为他发现警官因为“狗主人”变化开始斥责赫留金，他此时要做的就是讨好一个毫无是非观念、奴颜婢膝的警官。
再看巡警，作为警官的跟从，他的职责是帮助自己的上司做出判断，他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警官想要的“这是谁家的狗”的答案，而是在旁边观察了很久，我们从“沉思地下断语”，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上司“拿得准”，然而瞬间他就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 “说不定就是将军家里的狗”，这样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话语和变色中可以看出，这正是“病态人”的反映。
最后是这群看不清长相，不清楚身材的围观者们，他们极力配合着警官奥楚蔑洛夫的问话：“这到底是谁家的狗”。同样作为弱势群体，在警官百般羞辱赫留金时他们没有一个人为他打抱不平，反而在前前后后一直跟随着警官态度的“摇摆”而“摇摆”，正因为有了这种心理的支配，在赫留金遭到警官的恐吓时他们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这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和鲁迅笔下《藤野先生》中观看电影的人群又是何其相似！ 一个病态人群，伴随着和警官的对话，跟随着警官奥楚蔑洛夫的“摇摆”，也在不停地“摇摆”，这些“摇摆”，多像钟表中那个滴答滴答作响来回摆动的“摇摆器”！
抽丝剥茧循环结构探因
然而，小说仅仅解读到这里还远远没有走进契诃夫心灵深处，因为他在小说中隐含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小说在“警官”断案时已让读者窥见“变色龙”端倪，在后面却还要让他反复地变化。惜墨如金的作家重复这样的变化有何意义？细看结尾，似乎警官再遇到其他人，他们之间围绕着“狗主人”的对话依然可以续写下去，他还有可能继续摇摆下去，也就是说小说好像陷入了一个可“循环”的“摇摆”圈子里。
这种循环可复制结构对于表现小说典型形象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我们不妨先来探讨一下草灰蛇线的“可复制结构”是怎样形成的。
契诃夫在小说中没有使用惯常的直接心理描写，无论是警官还是周边的人物，文中都没有出现作者对他们流露感情色彩评价的语言。在叙述中似乎完全凭借“客观”在让读者自己判断。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的自我活动，自己表演，以及他们之间这种“客观的对话”悄然构成了循环结构。而且在结尾还可以无限地可循环下去。这也正是小说独特之处，作者让人物对话间隐含了太多丰富的潜台词，这些对话及潜台词恰恰反映了人物内心世界不断摇摆的过程。
读者可以透过小说中人物语言中的人称、停顿和重复等细微之处，明白可循环结构有个最终的走向，那便是“小狗主人”的确定，此时所有的变化和对话都随着这个象征着权贵、势力的符号有了流向的终点。这个终点也顿时让这“群体变色龙”无从掩饰，无处遁逃！于是我们明白了所有的人物的对话丰满了“变色龙”这个看似单一的典型形象，同时这个单一的“个体”又牵出众人的“变化”，他们为什么都在这个读者看来滑稽可笑的场景中，没有丝毫的愤慨，或者打抱不平之类的行为？联系19世纪沙皇俄国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一步步找到答案，这个打着“温情”旗子的社会背后是政治的强权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和价值观。
契诃夫正是窥见了当权者垄断了“法理”，警官、巡警及其他阶层的小人物无法向权力阶层索取自己的合法利益时的卑微、绝望的情绪，所以他通过简单案情的近乎滑稽的处理，在循环摇摆结构中向我们呈现了在权势压迫下人性被扭曲的群体的微妙心理和性格，在将军的背后站着一群无法挺直腰板的人群，他们遵循权力逻辑而非事理逻辑，畏惧权贵、媚上欺下。尤其是自身作为弱势群体之一，看到同伴受到压迫，不但不同情和帮助，反而以取笑更弱者为乐。这个人群不仅仅出现在广场，还可能出现在其他更多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作为一个典型形象，是更多在强权势力压迫下个性扭曲人物的代表。
这种循环摇摆结构的运行不仅使小说不至于直接奔向结局，让各种人物微妙心态、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更悄无声息地在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比如小说看似在不经意间拨动了读者的“笑”神经，其实在这些笑声中小人物的可悲与可鄙的形象得到了强化，小说的这种摇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无论它怎么摇摆，都是为了加强小说的悲喜剧效果而服务。“笑声”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个群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以及他对于潜藏在背后的深层次的法律、强权与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作者通联：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
契诃夫把小说故事情节设置得极其简单，却在一波三折的叙述中充满了令人可笑的场景，读来如身临其境。对这样的小说进行解读，首要是清楚它如何和其它记叙类文章区分开来，其次要把握这是契诃夫的小说，而非莫泊桑或其他人。小说通常通过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和一定的艺术手法委婉地寄托作者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情感。怎样在文本中寻找契诃夫在这篇小说中要寄寓的情感？我想无法绕开“典型形象以及人物对话构成的循环结构”。
典型形象的循环表演
契诃夫把“变色龙”放在了具体的矛盾关系中去循环表现，实现了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统一，从而使警官“奥楚蔑洛夫”这个人物更具有典型性。
小说开篇以“警官”引出事件颇耐人寻味，“警官奥楚蔑洛夫穿着新的军大衣，提着小包，穿过市场的广场”，“警官”是社会秩序的管理者与维护者的象征，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更容易将社会不同阶层的信息聚拢起来。“新大衣”或许暗示了奥楚蔑洛夫是“新官上任”，这也决定了他在处理事务时的心态：处理“狗咬人”事件时未经仔细调查就说要惩治那些不遵守法令的老爷们，从而向“受伤害的人”树立自己的威望。然而这件意味着社会学符号的“军大衣”很快就蒙上了不同的色彩，因为他发现了“狗主人”来历不同，于是出现了“一穿”“一脱”的滑稽画面，以及他对于小狗前后矛盾的称呼，对赫留金的出尔反尔的态度。我们发现他“穿”“脱”大衣时说话断断续续，文本用了很多省略号微妙地表达了他发现自己对小狗主人判断错误的慌乱、尴尬，为自己拼命找开脱理由。这和他之前责骂赫留金时的流畅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比！而更有趣的是他几次变色的话语方式也有所不同，每一次变化背后所支撑的心理是不同的。通过很多细节可以窥见他这种心态，比如他几次的神情变化。在最初听到赫留金的申诉时他是何等的义正词严，刚正不阿。“庄严、咳了咳，拧紧了眉头”，而在听到厨师肯定了小狗是将军哥哥家的时，他瞬间对小狗说话的神情是“脸上洋溢着温情的笑容”，最后当他离开广场时对赫留金说“我早晚要收拾你”时恐吓的表情。
我们发现他不停“变色”正是反映了他不敢得罪权贵保全自己的心理。在19世纪的沙皇俄国，以警官奥楚蔑洛夫为代表的这个阶层人物只能如此“变色”方能保全自己。当时社会中绝非只有他这一个警官会如此，他仅仅是作为一个典型形象出现。小说让他围绕着“小狗主人”变化，前后循环表演，轻松完成了对他性格的讽刺，结合小说一开始介绍的一个压抑、冷清的广场的背景，以及那群好像突然从地下钻出来的麻木不仁的看客，我们不难理解“变色龙”这个典型形象产生的社会原因。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形象直到今天还依然能随处在街头市井找到，这也是“变色龙”千百年来成为经典的原因之一。
病态人群的循环合唱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其它资料了解到“变色龙”生活的社会背景，然而它距离学生实在是太远了。契诃夫塑造“警官”这个典型形象时，还让小说其他人物陆续出场，他们仅仅是陪衬“变色龙”形象的一抹色彩吗？多一个和少一个有没有本质的区别？作者又想通过众多小人物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不妨借助小说的语言、细节走进字里行间，走进值得细细品味的人物语言及其独特的形式背后，聆听作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入微观察的心声，触摸他在众多人物对话中悄然流淌的倾诉痕迹。
细读文本不难发现，广场上其他人物和警官一样关心的是“小狗主人到底是谁”，正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的态度变化，才有了各具情态的对话，才一次次影响了警官对于“案情”的判断，也因此让人物性格形成并得以延续的深层次原因浮出水面。
我们用还原法就能渐渐看清对话中各类人物的微妙心态：赫留金本想借这个受伤的手指趁机捞一把，他没想到自己会时而受到警官温情的安慰，时而遭到他无情的斥骂乃至恐吓，但是他居然连半句不满、反抗的言辞都没有！试想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该有怎样的愤慨？他连续两次提到了法律：“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此时的他还对“理”存着一丝念想和期待，然而当警官说出“那儿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时，他很快就缩回了头，并且在潜意识里彻底放弃了反抗。此时的强权压倒了法与理，更压倒了人性中的正直与勇敢，让小人物在强权世界里的卑微和无奈初见端倪。再看他最初出场时“脸上是半醉的神情，手指头好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这些细节都交代了他当时想借“手指头”敲诈一笔的心理。更让他这个生活在底层小人物的可鄙的一面跃然纸上。
接着人群中连续不断地出现了这样的声音：“这似乎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这条狗不是将军家的”“也许它就是将军家的，没错是将军家的”“我们那儿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狗”……这样可笑的对话居然占据了小说大量篇幅。契诃夫用这些对话为我们装了一台摄像头，让大家轮番观看奥楚篾洛夫、赫留金及周围人群围绕着“这到底是不是将军家的狗”循环而夸张的表演，在这个滑稽而又热闹的场面中，读者看懂了小说人物典型性不能简单停留在警官“个体”身上，还应该把视线投向更多隐藏的“病态人”。
于是我们明白了“独眼鬼”为何要在警官责骂赫留金之后才“挺身而出”站出来作证，是因为他发现警官因为“狗主人”变化开始斥责赫留金，他此时要做的就是讨好一个毫无是非观念、奴颜婢膝的警官。
再看巡警，作为警官的跟从，他的职责是帮助自己的上司做出判断，他没有在第一时间给出警官想要的“这是谁家的狗”的答案，而是在旁边观察了很久，我们从“沉思地下断语”，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上司“拿得准”，然而瞬间他就推翻了自己之前的判断 “说不定就是将军家里的狗”，这样前后矛盾，出尔反尔的话语和变色中可以看出，这正是“病态人”的反映。
最后是这群看不清长相，不清楚身材的围观者们，他们极力配合着警官奥楚蔑洛夫的问话：“这到底是谁家的狗”。同样作为弱势群体，在警官百般羞辱赫留金时他们没有一个人为他打抱不平，反而在前前后后一直跟随着警官态度的“摇摆”而“摇摆”，正因为有了这种心理的支配，在赫留金遭到警官的恐吓时他们幸灾乐祸地哈哈大笑，这一群麻木不仁的看客，和鲁迅笔下《藤野先生》中观看电影的人群又是何其相似！ 一个病态人群，伴随着和警官的对话，跟随着警官奥楚蔑洛夫的“摇摆”，也在不停地“摇摆”，这些“摇摆”，多像钟表中那个滴答滴答作响来回摆动的“摇摆器”！
抽丝剥茧循环结构探因
然而，小说仅仅解读到这里还远远没有走进契诃夫心灵深处，因为他在小说中隐含了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小说在“警官”断案时已让读者窥见“变色龙”端倪，在后面却还要让他反复地变化。惜墨如金的作家重复这样的变化有何意义？细看结尾，似乎警官再遇到其他人，他们之间围绕着“狗主人”的对话依然可以续写下去，他还有可能继续摇摆下去，也就是说小说好像陷入了一个可“循环”的“摇摆”圈子里。
这种循环可复制结构对于表现小说典型形象到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我们不妨先来探讨一下草灰蛇线的“可复制结构”是怎样形成的。
契诃夫在小说中没有使用惯常的直接心理描写，无论是警官还是周边的人物，文中都没有出现作者对他们流露感情色彩评价的语言。在叙述中似乎完全凭借“客观”在让读者自己判断。我们不难看出人物的自我活动，自己表演，以及他们之间这种“客观的对话”悄然构成了循环结构。而且在结尾还可以无限地可循环下去。这也正是小说独特之处，作者让人物对话间隐含了太多丰富的潜台词，这些对话及潜台词恰恰反映了人物内心世界不断摇摆的过程。
读者可以透过小说中人物语言中的人称、停顿和重复等细微之处，明白可循环结构有个最终的走向，那便是“小狗主人”的确定，此时所有的变化和对话都随着这个象征着权贵、势力的符号有了流向的终点。这个终点也顿时让这“群体变色龙”无从掩饰，无处遁逃！于是我们明白了所有的人物的对话丰满了“变色龙”这个看似单一的典型形象，同时这个单一的“个体”又牵出众人的“变化”，他们为什么都在这个读者看来滑稽可笑的场景中，没有丝毫的愤慨，或者打抱不平之类的行为？联系19世纪沙皇俄国的社会背景我们不难一步步找到答案，这个打着“温情”旗子的社会背后是政治的强权支配着人们的意识和价值观。
契诃夫正是窥见了当权者垄断了“法理”，警官、巡警及其他阶层的小人物无法向权力阶层索取自己的合法利益时的卑微、绝望的情绪，所以他通过简单案情的近乎滑稽的处理，在循环摇摆结构中向我们呈现了在权势压迫下人性被扭曲的群体的微妙心理和性格，在将军的背后站着一群无法挺直腰板的人群，他们遵循权力逻辑而非事理逻辑，畏惧权贵、媚上欺下。尤其是自身作为弱势群体之一，看到同伴受到压迫，不但不同情和帮助，反而以取笑更弱者为乐。这个人群不仅仅出现在广场，还可能出现在其他更多的地方，也就是说他们作为一个典型形象，是更多在强权势力压迫下个性扭曲人物的代表。
这种循环摇摆结构的运行不仅使小说不至于直接奔向结局，让各种人物微妙心态、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更悄无声息地在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比如小说看似在不经意间拨动了读者的“笑”神经，其实在这些笑声中小人物的可悲与可鄙的形象得到了强化，小说的这种摇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无论它怎么摇摆，都是为了加强小说的悲喜剧效果而服务。“笑声”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对于这个群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以及他对于潜藏在背后的深层次的法律、强权与人性等问题的思考。
[作者通联：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