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的莫里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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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王林是抗战时期的冀中文学中的中坚人物,他紧密联系时代要求,进行戏剧创作和演出实践,逐渐形成了把戏剧作为宣传手段、贯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充满地方色彩的戏剧观。他的创作和演出促进了抗战时期冀中村剧团的发展,壮大了冀中文学队伍,推动了冀中抗战戏剧运动的发展。
  关键词: 王林 抗战戏剧 戏剧创作 戏剧演出 戏剧观
  
  王林(1909—1984),河北衡水人,曾用王弢、王镌闻等发表作品。1932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在冀中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化领导工作,曾任冀中军区火线剧社社长,也做过《冀中导报》编辑、记者。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王林创作了大量的戏剧作品,他还亲自领导、参与了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演剧活动,是冀中的一位杰出的剧作家、领导者。由于王林在冀中抗战戏剧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当时被誉为“冀中的莫里哀”,对冀中抗战戏剧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一、王林的戏剧创作活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平、津、沪、宁等地陷落,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宣告成立,文艺界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了,抗战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作为早期革命作家,王林有着比一般人更为敏锐的眼光,他的抗战戏剧创作与演剧活动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王林的戏剧创作活动分为学兵队时期和冀中根据地时期。
  1936年8月,王林受党组织的派遣,参加了东北军学兵队,这是王林创作的学兵队时期。王林亲历了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的时局相当熟悉,为了宣传抗日,他为学兵队创作了三部话剧:《打回老家去》、《火山口上》、《黎明》。独幕话剧《打回老家去》,表现的是东北军“剿共”前线的一个动人故事,由东北军学兵队在西安演出。其中的插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王隽闻作词,徐锐林作曲)在东北军中广为流传。该剧在东北军将士中起到了强烈的效果,许多士兵看戏以后,痛哭失声。《火山口上》创作于西安事变前,剧本通过东北女学生梅丽英和东北青年爱国军官史国航的爱情故事,以及与杀害梅丽英父亲梅旅长的内奸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揭露了国民党的丑恶罪行,表现了梅丽英的悔恨和觉醒,男女主角最后一起投身于西安事变的伟大斗争。该剧人物典型,情节曲折,深刻表现了西安事变的历史动因,收到了强烈的效果。王林先生的友人白文先生评价说:“《火山口上》的作者,本身就是易燃烧的岩石的一块,他亲身感受了一切,也亲身参加了火山的爆发。所以他能写得这样的逼真,这样的生动有力。”[1]P214《黎明》则是最早反映西安事变的戏剧作品,它真实地记录了西安事迹的始末。这几个戏的创作与演出,对于鼓舞东北军将士的抗战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与现实形式紧密结合,注重剧中人物与观众的沟通交流,初步奠定了王林剧作现实主义的风格。
  1937年,经历了西安事变后,王林回到家乡冀中,被他的好友黄敬(时任冀中军区党委书记)留下,参加了冀中的抗日战争,这一时期是王林戏剧创作的冀中时期。为发动群众投入到抗日战争中,王林先后创作了《活路》、《自取》、《小英雄》、《老虎》、《一头牛四条腿》、《破路》、《黑信》、《警号》、《火把》、《家贼难防》、《方式方法》、《死蝎子活毒》、《伟大的两年间》等剧,可谓成果丰硕,这些戏剧在冀中的各个抗日剧团被多次演出,真正起到了教育群众,服务抗战的作用。以《家贼难防》为例,王林在剧中塑造了抗战初期动荡环境下冀中的一个士绅富商孙德隆的形象,农村有土地,城里有买卖,却仍然成日盘算如何赚到钱,如何不吃亏,脚踩敌人和八路军两条船,对劳动人民从心眼里鄙视,这最终使他依附敌人、与人民为敌。该剧忠于现实,生动地揭露了汉奸投机钻营的丑恶嘴脸,具有很大的现实针对性。
  在从事戏剧创作的同时,王林亲身参加了冀中抗战文艺的领导工作,广泛地参与了根据地的戏剧演出活动。1938年2月王林创建火线剧社(前身为宣传队),并亲任社长,多次率领剧团成员深入前线演出,并通过具体的戏剧指导和对村剧团的培训,培养了大量的农村戏剧人才,极大地增强了党在农村的戏剧活动力量。以火线剧社等为骨干,数百个村剧团活跃在冀中平原上,这些剧团的演出鼓舞了冀中军民的抗日斗志,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增强了冀中人民抗战的精神力量。
  在抗战戏剧活动实践中,王林认识到戏剧活动对抗战的重要意义,他系统地总结了根据地演剧活动的规律,创作了大量的与当时形势相配合的戏剧作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戏剧创作观念。
  二、王林现实主义的戏剧观
  王林戏剧观的形成是在冀中时期,这一时期的演剧实践,促进了王林演通俗化、大众化戏剧观的形成。其戏剧思想散见于他的以下作品:《开展戏剧的游击战争》、《论冀中村剧团运动》、《冀中文运简史——抗战八年写作运动》、《农忙时节,村剧团怎样活动》、《火线剧社在抗日烽火中诞生》、《我怎样学习写话剧的》、《革命老区一代妇女典型王秀鸾》等。在这些文章中,王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戏剧观念,涉及演剧、编剧、演出组织等方面,其中许多经验是与他在东北军学兵队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演剧经历相联系的,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较强的现实主义的特点。
  首先,王林认为戏剧是重要的宣传手段,是迅速反映现实的斗争武器。这一戏剧观充满革命功利色彩。
  这种革命功利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把现实的斗争用戏剧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唤醒民众的抗日热情,王林早期的几个作品:《打回老家去》、《火山口上》、《黎明》等,都是记述西安事变经过的剧作,在当时就成为鼓舞东北军将士奋起抗日的武器,经过多个剧团广泛地演出,在士兵和群众中形成了极大的影响,尤其对于后来参加了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将士的影响作用“是任何作品不能比拟、不能代替的”[4]P230。《打回老家去》一剧演出时,观看的东北军老兵看到家乡被践踏的惨状,莫不群情激愤,纷纷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战的要求。
  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王林认为话剧艺术形式中的西洋表演形式必须进行改造,以适应话剧作为抗战宣传的需要,“我们不能被西洋戏剧艺术的传统,束缚得我们脱离了群众,我们应当在中国这个特殊环境中,尽可能的克服了一切困难,而把西洋戏剧的伟大遗产,运用出来,作为我们救亡图存、创造民族新生命的文化武器”[5]P223-224。王林是一位“革命家里的作家”,他的剧作是与党的工作相联系的,所以戏剧在王林看来首先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工具,王林的戏剧表现的是正在发生的事件,他的戏剧是时代与革命历史的真实的记录,他认识到只有写老百姓熟悉的事情、关心的事情,戏剧才能有观众,才能起到宣传的功用,“不脱离生产的村剧团,在其数量上,在其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上,就不能不使我视为目前最有力、最有群众性的宣传教育机关”[3]P243。王林的剧作是革命与文学相结合的特殊的文本,其中贯穿着王林的革命足迹,更印记着血与火的战争年代的痕迹。
  革命功利主义的最重要表现就是戏剧创作强烈的目的性。《黑信》这出戏剧是根据当时一件真实的事情写出来的,剧中讲述一位抗日干部被汉奸分子写黑信诬告,最终得到了平反。这出戏的目的在于警醒人们注意冀中根据地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在当时的冀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王林戏剧强烈的创作目的性并没有让他的作品成为千篇一律的传声筒,他的戏剧是“有任务在身的,却让我们感到一个个性作家在戏剧舞台上的某种复活,他的戏写出了那个时期少见的个性”[6],王林在贯彻文艺为革命工作服务的同时,坚持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使自己的剧作在完成了时代的宣传任务之后,经过多年的风雨,仍然能够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为今天的人们所接受。
  其次,王林戏剧创作的主要原则是忠实记录现实事件,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创作方法,这使王林的戏剧创作与演出成为抗日文艺战线上的轻骑兵。在戏剧创作中,由于对现实反映的需要,剧中的人物未及进行充分的艺术加工,带有明显的现实事件的影子,比如:《火山口上》这出戏剧中,蒋介石身边的几位官员就是以自己的本色行当出现在戏中的,人物的口吻、动作都与场景环境十分契合,使这出戏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王林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是与时代的需要、抗战的实际、冀中人民的生活相联系的,他把戏剧的演出与武装的游击战相提并论,认为“戏剧的游击战,是利用一切艺术形式配合政治斗争”[7]P238。王林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首先表现在他的许多剧本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火山口上》开头写西安事变发生之前的种种事件,以西安事变的结局为收束,这个剧本高度真实地记述了西安事变前后的民众情绪,以及东北军内部的斗争状况,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出戏就是历史的实录。
  王林戏剧的现实主义还表现在塑造人物的手法上,他不拔高人物,也不贬低人物,而是把人物放在真实的环境中,让人物自己来表现自己。在《打回老家去》中,李贵说:“东北三省失了,顶受苦的是我们。我们的爹妈兄弟姊妹们,像叫花子一样,四分五散,流落在各地,受尽了苦难,受尽了轻视侮辱。并且人家还把失东北的罪名加在我们身上。为着自己,为着我们的爹妈兄弟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去呢?”李贵的话说出了广大东北军将士的心声,符合时代环境和人物心理的状态,提示了西安事变前夕,东北军下层士兵们的真实心态。《活路》中的于老一的台词:“谁得了天下谁不行仁政啊?日本鬼来了有什么可怕的呢?”“管他当亡国奴不当亡国奴呢!哪地方只要太平就到哪地方去。你瞧你进益哥日子太平,买卖又兴隆,亡国不亡国有啥关系!”这种台词真实地反映了一部分农民的想法,他们的麻木、愚昧、自私,也在这一问一答中表现了出来。王林的剧作是善于表现这种社会现实的真实情状的,因此也具有了广大的群众基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再次,王林戏剧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充满了地方色彩,饱含着冀中风情。王林在冀中演剧活动中充分认识到话剧的表演形式与农民接受习惯之间的距离,由西洋传入的话剧形式带有外来的艺术表现形式特点,要很好地利用话剧这种艺术形式为抗战服务,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造以适应农村群众的欣赏习惯。因此,他提出了“话剧地方化”的问题,这得到了当时主持新世纪的梁斌的热烈响应。王林说:“这不是我的创造,这是我们党过去领导左翼剧联,在上海工业区组织工人业余演出活动所积累的经验。我只不过是把这种经验介绍到冀中,在火线剧社做了初步尝试,而梁斌同志在新世纪剧社的实践中,把这个经验发展了,将话剧这种舶来品,改革成一种为冀中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8]P251
  要实现话剧创作的地方化,一个重要的途径方法就是让话剧富于地方色彩,表现冀中的土香土色。例如:1938年7月7日,冀中军民在任丘召开万人大会,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会后由火线剧社演出了《家贼难防》,受到了吕正操将军的称赞,[2]这部戏,人物是冀中抗日根据地随处可见的人物,语言是经过改造的冀中土语,内容是冀中根据地最为关心的抗战事件,从内容到形式都实现了话剧与当时的抗战生活的结合,因此取得了极好的演出效果。
  王林的戏使用的“语言是非常正宗的冀中语言,读来特别亲切,……写出了冀中人的生活,冀中人的感情,冀中人的性格”。他充分地利用冀中当地的戏剧种类,进行改造或者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用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来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他提出戏剧的演出和创作“不要怕人家说咱满头高粱花子”,将演剧的对象定位为农村的普通群众,以发动群众作为演剧活动的目的,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
  最后,王林的戏剧观念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戏剧演出创作的整体观。王林认为戏剧的演出是多个方面组织协调的结果,这与王林既做编剧又做导演,还是剧务、监制的演剧经历有密切的关系。他首先细致地研究了冀中抗战演剧活动的主客观条件,以及戏剧运动的方式、剧本的创作、戏剧游击活动的战术等方面的问题。王林认为“游击战式的戏剧运动”是最适合冀中斗争的演剧形式,戏剧的形式上可以“利用旧的工具,完成新的任务”,并且提出戏剧的内容要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强烈的现实性、明确的政治内容”。王林对于演出的舞台装置、化装、演员的表情、导演、观众的组织等都有详尽的论述,涉及演出的方方面面,形成了王林戏剧观的整体观念。比如,他在《革命老区一代妇女典型王秀鸾》一文中,谈到了如何选取典型塑造人物,在演出中,应与人物的身份、情况相符合的问题,这对当时许多以冀中现实为内容的戏剧的创作,具有普遍意义;在《论冀中村剧团运动》、《农忙时节,村剧团怎样活动》中,谈到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村剧团的组织管理与建设的问题,提出了结合生产、结合劳动,加强抗日宣传的观点;在《火线剧社在抗日烽火中诞生》、《开展戏剧的游击战争》中通过火线剧社的诞生,谈到抗日戏剧运动的重要意义,认为戏剧是抗日宣传的形式,是抗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纳入抗日斗争的统一领导中来。上述这些观点对于冀中抗战文艺的指导作用是巨大的,对冀中抗战戏剧的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三、王林戏剧创作与演出的贡献
  由于时代的因素和作家个人情感的蕴藉,王林在戏剧创作和演出中的贡献是独特的,具有鲜明的作家个人特色与强烈的时代特征,王林的戏剧创作与演出对冀中抗战文艺产生过重大影响,具有示范作用。
  首先,王林的戏剧创作为冀中剧团的演出提供了大量的表演剧本,许多剧本成为演出的经典剧目。他所成立的火线剧社带动和培养了大量的戏剧人才,帮助所到演出的村子成立了许多村级的剧团,这些村剧团成为冀中农村传播新风尚,宣传抗日救亡道理的重要力量。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战斗在文艺战线的各县村剧团(文工队、宣传队),爬山越岭,走乡串村,充分利用文艺武器,团结教育人民,瓦解打击敌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各地农村剧团,如雨后春笋,茁壮萌发,遍布冀中平原广大农村。可以说村村锣鼓响,处处有歌声。很多人都会扭秧歌(冀中秧歌及后来传入的陕北秧歌)。整个冀中解放区到处是一片紧张、欢快的战斗气氛”[9]。为了村剧团的发展壮大,王林专门撰写了《开展戏剧的游击战——关于开展冀中农村戏剧运动方式方法的商榷》一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讨村剧团建设的问题。在理论上,他从主客观条件分析在冀中开展村剧团活动的必要性,其中提道:“在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四年中,产生了大量的脱离生产的与不脱离生产的戏剧工作者和戏剧爱好者。”“我们就利用旧的工具,完成新的任务。”[7]P237-237等等,十分具有现实性。在实践方面,他从剧本创作、舞台、照明、化妆、道具、表情、导演、演出等,提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戏剧游击战术,丰富了抗战时期戏剧创作与演出的内容。
  其次,王林塑造了一群血肉丰满的抗战中的“冀中人”形象,丰富了现代文学艺术的人物长廊。“王林先生在冀中抗战最艰苦的时期坚持在作为战场的冀中农村,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战争背景下的冀中农民,记录他们的生活、情感和斗争精神。……他笔下的冀中农民,不是一般解放区文学中那些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革命英雄,而是有血有肉的庄稼人。他们在勇敢地抗击敌人的同时,也有喜怒哀乐甚至苦闷彷徨。这些细节的描写展示,将冀中农村的生活图景真实地展现了”[10]P7。王林戏剧中勾画人物最为成功的当数土豪劣绅和老农民形象,《家贼难防》中的孙德隆,狡诈保守而凶残;《死蝎子活毒》中的赵萌轩,愚昧顽固,固守自己生活中一直坚持的旧有信条而不知改变,这些形象都很鲜活,加之剧情曲折而紧张,所以演出效果很好。
  最后,王林的戏剧理论论著对冀中抗战戏剧的创作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他总结的许多经验最直接地成为其他作家创作的借鉴;王林的戏剧创作也成为冀中区广大作家从事抗战文艺活动仿效的榜样,先后涌现出大批的剧作家,并在全区掀起了戏剧创作和宣传的热潮。
  王林以其独特的戏剧创作和演出风格,影响了许多其他剧作家的创作,壮大了冀中文学队伍,推动了冀中戏剧运动的发展。受王林戏剧创作直接影响的如沙可夫、崔嵬、丁里、刘萧芜、孙犁等,其中沙可夫组织创作和排演了《穷人乐》、《熬着吧》、《王七》、《弃暗投明》、《打特务》等剧目,崔嵬创作演出了《参加八路军》、《三个游击队员的故事》等,丁里创作了话剧《子弟兵和老百姓》、《安第斯山风暴》和歌剧《李各庄》、《钢铁与泥土》等,孙犁创作了梆子二簧戏《比武从军》,刘萧芜创作了多幕话剧剧本《我们的乡村》、《两年间》、《丰收》等。一段时期在冀中形成了以王林为中心的抗战戏剧作家群,当时的冀中能独立演出的村剧团就达到了一千七百多个,抗战的演剧活动遍及冀中各县,大大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抗战激情。
  总之,无论是戏剧创作还是演出理论的总结,王林的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的戏剧作品产生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也许还有些粗糙,但具有自己的鲜明的艺术特色,并且深深地影响了当时冀中的戏剧创作与演出,对王林戏剧思想与创作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的戏剧文学的重要意义,为现代文学史对根据地文学的研究和书写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佐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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