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强”一词，顾名思义是指国家富足而强大。在中国民族不同的历史时期，“富强”被赋予着不同的涵义。
　　春秋战国时期，战火纷飞，日益衰退的周王室已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实际控制权。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就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上。时任齐桓公的宰相管仲如是对“富强”一词感叹道：“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故国富兵强，则诸侯服其政，邻敌畏其政。”他将建立强大的军队视为富强的基础，以军队的实力震撼邻国，迫使邻国了“尊王攘夷”之策，帮助齐桓公建立了“春秋五霸”之一的伟业。
　　如果说，管仲是站在天子的角度剖析“富强”的含义的话，那么孟子、荀子等人则是从普通百姓的角度构想着富强的理想社会，为上层统治阶级出谋划策。
　　荀子曾在《富国》中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他认为，要使国家真正富强，需要节约开支、藏富于民，实施开源节流的政策。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正德、利用、厚生”的治国之道，强调要善于利用天地万物来使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因此，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时代，善于收藏、节约是通向富足的便捷之道。富足的根本在于富民，老百姓富裕，国家才能富强。“藏富于民”才是国家走向富强的不二法门。
　　孟子则从仁政、“以德治国”的角度，构建了一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的大同社会。他认为凡人都能以“仁心”做事，那才能稱得上富强。
　　明代儒学家冯从吾，因直言上书得罪皇帝被罢官，回乡教书，格物致知，从乡村生活中阐述了对国家富强的理解。“不在国之富不富，兵之强不强也，以富强为治平，此千载不破之障。”他认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多方面的，并不只体现在经济富裕、军事强大等外在的物质表现上，更应需要内在的精神力量，而文化教育等“软实力”，就是国家的精神力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融合才是富强的真正标准。
　　近代的有识之士严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同学伊藤博文引导了明治维新，使日本国力突飞猛进，迫令中国签订耻辱的《马关条约》。早已对清政府的腐朽制度不满的他在《原强》中大声疾呼，“民智者，富强之源也。”严复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向西方学习。中国想要富强，最根本的途径在于改革制度，倡导新学，开启民智，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而眼下，“富强”已跻身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首要目标和基础任务。国富才能民强，国家的富强才能带给国民内在的、向上的精神力量。作为青年人，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血肉相连。我们一定要奋发图强，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