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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卢新华编著的《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一书，一个满头银发，拄着拐杖，腰板直挺，目光坚毅，在光华路校园来回走动的身影又豁然在目。
感谢编著者，他复活了张仃。
张仃是我们的老院长，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敬仰，甚至是一种包含神秘的敬仰。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张仃是一个谜，张仃是一个传说。特别是在张仃先生生命最后的几年里，面对喧嚣的现实，他超然、缄默、冷寂、平静。似乎张仃远离了社会。我们似乎也疏远了张仃。而后，先生走了，我们对老院长的敬仰和神秘感只剩稀薄的记忆。
但《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让我们又见彩虹，又见一个充满人格魅力，平凡而伟大的张仃。
这本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编著者以平实的文字叙事和史料与历史图片互相印证手法，将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张仃的艺术人生紧密关联，并将张仃艺术人生的路径和人格魅力以及作出的杰出成就和贡献的因果关系，以清晰的逻辑关系展现了出来。其写作方式与传记性写作手法完全不同。所有有关张仃艺术人生的历史碎片，纵横交错，又似八面来风，都被编著者精心地缀合成一副历史的、现实的肖像。其用心至深，用功甚力，很难得。
编著者说，“张仃的艺术创作涉及漫画、年画、宣传画、舞台美术、实用美术、工艺美术、动画电影、展示设计、装饰画、壁画、中国画、书法、艺术理论和批评等诸多领域。……像他这样涉猎，探索如此广泛的艺术领域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是极罕见，极特殊的。”因此，他深思熟虑，把张仃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多样的艺术创作贡献和成就，研究归纳成八个篇章。由此构建了张仃的学术地位构架，理清并开辟了张仃研究的学术新线路，也成为当下研究张仃的崭新开端。
“张仃是中国现当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革命文艺家和艺术教育家。” 这是编著者的重要认定。这个认定也来源于全书概括的主题词：“张仃中国革命文艺的先锋，中国艺术创新的旗帜”。
“张仃的人生与中国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同行”，“他一生的艺术创作价值和思想以及许多的重要作品与中国革命和现代文化艺术史紧紧连在一起”。这是编著者概括确认的张仃艺术人生的特征。此言不虚，此识甚确。
编著者梳理了从张仃民族救亡的“漫画”开始到革命文艺，从延安“大美术家”到“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首席艺术设计师”的发展路线，为我们理解张仃创办工艺美术教育，并形成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重大成就，提供了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因此，我们才能明白张仃为什么总是担当着比较重要历史角色，“成为一个历史时代和国家文化艺术的象征，并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标志性人物”的原因。
对于张仃的“仃”为什么是孤苦伶仃的“仃”？张仃为什么画漫画？张仃的“漫画”如何成为张仃革命思想和从事革命文艺的缘由？民族救亡的“漫画”如何成为张仃作为革命文艺的底色等问题，编著者用精心选编的张仃漫画和简要的文字做了来龙去脉的叙述。
张仃从十几岁到六十多岁创作的很多漫画告诉我们，不论在“白区”上海，还是在“红区”延安，无论是对国计民生的针砭时弊，还是国际共运和世界局势的政治表态，张仃的艺术思想和文艺工作都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同步进退。
“我为什么去延安”？
一个“胸有万丈霓虹志”的革命青年两到延安，曲曲折折。编著者讲述了张仃从鲁艺到文抗作家俱乐部，再到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起起落落，朝气蓬勃。让我们感受了张仃浪漫主义的激情如何在黄土高坡因地制宜的智慧与艰辛，理解了理想主义的“摩登”与革命文艺“现实”的乐观与沟通，清楚了毛泽东 “不要自满，要更精，更好，更进步”的题词，与1942年张仃主持的边区大生产运动成果展的重大关系。也找到了张仃在新中国开国之后，所以能承担一系列有关新中国文化形象设计工作的历史伏笔。延安八年，成就了 “摩登”艺术设计家，锻造了“杰出的大美术家”。
实际上，这一段叙述为我们梳理了张仃从延安革命文艺的工作到担任新中国开国之后一系列设计工作的发展线索，领悟到“大美术家”的真正含义，非常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首席艺术设计师”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张仃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美术”工作的延续。
有关张仃新中国开国之后，从国徽设计到开国纪念邮票设计，以及张仃在中南海办事处担任国家重大项目设计的历史，在中央美术学院开拓展览设计教学的工作等，编著者也都通过严谨有序的叙述，澄清了张仃既是具体工作的组织者，执行者，同时也是创作者的事实，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张仃作为艺术设计家，为新中国国家形象，新中国文化形象，新中国文化精神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为我们今天准确认识张仃艺术工作的文化立场，艺术创作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
有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及教学思想产生的前前后后，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的历史阶段。编著者用了32页的篇幅，是8个篇章叙述当中最长的文字。这一段历史，这一段文字，也是张仃在工艺美院将近三十年的领导与教学工作的历史回顾。从中可以读出张仃个人的艺术思想与现实政治要求的冲突；教育理念与国家之需的矛盾；意识形态与艺术创作规律的平衡等。使人真正体会到张仃的智慧品格、实事求是的精神、人格魅力。什么叫作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什么叫作忍辱负重，什么叫作不计较个人得失，都能在这一段历史的叙述中找到具体的史实、事实和答案。
这一段历史很难写，所以这一段历史叙述，显示了编著者对历史现象的深刻洞察和理解，显示了编著者驾驭历史宏大叙事的能力和判断，对主观认识的调节和节制，以及深厚的研究功力。
机场壁画和焦墨山水是张仃艺术成就中后期的两个高峰。有关机场壁画，编著者有三个研究重点，来自他对几十年中国文艺界的深入研究和亲身经历。
一是详述了1979年9月26日下午，首都机场新建候机楼的一场盛会，着意提点了机场壁画特别的历史时刻和特别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这一艺术事件，已超越壁画和艺术本身，实际上成为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走向。 二是道出了机场壁画的本质意义——“首都机场壁画开放的同时，‘极左’‘僵化’‘保守’与‘开放’‘自由’‘创新’的两种思想展开了争鸣，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美’‘人性’‘现代性’‘思想解放’等话题的激烈争论，打破了文艺界沉闷的学术僵局。这一学术争鸣的源头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来自张仃思想解放的先声。”
三是彰显了机场壁画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此开启了“中国壁画艺术的复兴”何种公共艺术的兴起。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尤其对民间艺术的重视，是张仃艺术观念当中最为显著，最为主动的特征，且由来已久。这是中国文化立场的大问题，张仃从不含糊。所谓的“城隍庙加毕加索”，实则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民间艺术提升到现当代文化艺术的层面。
所以，编著者的结论是：张仃“是现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界、坚守民族文化自信，探索有中国特色艺术教育和艺术风格体系的杰出代表”。
编著者对机场壁画的深入认识和研究，也使我们蓦然回首——张仃画在机场的《哪吒闹海》，实则是一幅现当代中国绘画当中最重要的、最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张仃，在如此重大的历史关头和重要场合使用“哪吒闹海”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古代文化经典，其民族题材，民族形式，民族精神，民族特点当然显而易见，但究竟还向我们昭示了什么，编著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值得研究的课题。
“他的焦墨山水是献给人民的最后绝唱。”编著者对张仃焦墨山水的这种认识有无尽之言，有无尽之意，有无尽之思……同时编著者又以出色的艺术眼光为我们呈现了张仃焦墨的高明，也让我们看到了张仃焦墨的经典——苍茫高远的《阿里古格》，田园风光的《石廟子公社》。《巨木赞》的峥嵘，《千佛洞》的探幽。随吟《今天雨水多》，思古《寒尽不知年》。《樱桃沟》《卧佛寺》《农家院》《杨树林》“俯拾皆是”。 落笔是太行之巍峨，挥墨是十渡之峻峭。以质朴之心写无华之像，以极简之法，融黑白两“道”之仪。这就是焦墨的张仃。也是编著者笔下晚年的张仃。
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大道至简”。不掺水，不呼号，十年穿行，六上太行。风餐露宿，“镂月裁云”。进藏区，回延安，西入腾格里，南游武陵源。心无旁骛，铅华脱尽。七十岁老人的十年远征——找寻“梦里的山”；十年如一日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这是灰娃之言，也是编著者为张仃的焦墨山水立照。
“登昆仑兮回望，心飞扬兮浩荡”是张仃题在巨幅焦墨“昆仑颂”上的诗句，也是先生精神的自画像。张仃登高原，昂首阔步，望昆仑，豪迈高歌。与古人“年来万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的悲颓之气大相径庭。
张仃还说：“我不临古画。”
为什么？我们不得其解。但当全书读罢，掩卷沉思，联想五十年前张仃与李可染，罗铭的江南写生，我们似乎渐渐就能若有所悟——张仃今天创造的“焦墨”山水，就是为了明天的“古画”范本。
張仃奈何以“临古”束手缚心？！
当然，我们只能笨拙地猜度。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超前的眼力明白张仃的焦墨；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认识焦墨山水的分量及其意义。而且，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也只有当张仃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的焦墨才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张仃焦墨山水的出现，就注定在中国山水画史当中开天辟地。 “焦墨山水”实际是对传统中国画作出了创造性的现代贡献。
所以，张仃的焦墨山水是一面“闪耀着光辉的中国艺术创新的旗帜”。
《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是由在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了几十年卢新华教授编著。他曾代表学院长期负责与张仃先生的工作联系，他又是1978年入校的学生，那么对张仃先生不仅有深厚之谊，又执弟子之礼。所以他能谨慎地沿着张仃的足迹，严谨地梳理大量文献资料，精准地选取了重大历史事件，对张仃复杂的艺术和人生经历，做提纲絜领的概括，以其穿透历史的深邃眼光，把张仃艺术和人生的传奇以及神秘感，还原成质朴无华的历史叙述。他对张仃崇高的敬意和深沉的思念已经与他自己的艺术实践及对艺术和设计的深刻认知浑然一体——下笔是心手感应的春秋，落墨有历史风雨的凉热。
感谢《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让我们能随时与敬爱的老院长鲜活的人生相逢并对话。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吴冠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特聘学术委员会委员，敦煌研究院特聘岩彩画创作中心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感谢编著者，他复活了张仃。
张仃是我们的老院长，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种敬仰，甚至是一种包含神秘的敬仰。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张仃是一个谜，张仃是一个传说。特别是在张仃先生生命最后的几年里，面对喧嚣的现实，他超然、缄默、冷寂、平静。似乎张仃远离了社会。我们似乎也疏远了张仃。而后，先生走了，我们对老院长的敬仰和神秘感只剩稀薄的记忆。
但《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让我们又见彩虹，又见一个充满人格魅力，平凡而伟大的张仃。
这本书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编著者以平实的文字叙事和史料与历史图片互相印证手法，将20世纪中国跌宕起伏的历史重大事件与张仃的艺术人生紧密关联，并将张仃艺术人生的路径和人格魅力以及作出的杰出成就和贡献的因果关系，以清晰的逻辑关系展现了出来。其写作方式与传记性写作手法完全不同。所有有关张仃艺术人生的历史碎片，纵横交错，又似八面来风，都被编著者精心地缀合成一副历史的、现实的肖像。其用心至深，用功甚力，很难得。
编著者说，“张仃的艺术创作涉及漫画、年画、宣传画、舞台美术、实用美术、工艺美术、动画电影、展示设计、装饰画、壁画、中国画、书法、艺术理论和批评等诸多领域。……像他这样涉猎，探索如此广泛的艺术领域的艺术家，艺术教育家是极罕见，极特殊的。”因此，他深思熟虑，把张仃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多样的艺术创作贡献和成就，研究归纳成八个篇章。由此构建了张仃的学术地位构架，理清并开辟了张仃研究的学术新线路，也成为当下研究张仃的崭新开端。
“张仃是中国现当代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革命文艺家和艺术教育家。” 这是编著者的重要认定。这个认定也来源于全书概括的主题词：“张仃中国革命文艺的先锋，中国艺术创新的旗帜”。
“张仃的人生与中国革命事业和新中国同行”，“他一生的艺术创作价值和思想以及许多的重要作品与中国革命和现代文化艺术史紧紧连在一起”。这是编著者概括确认的张仃艺术人生的特征。此言不虚，此识甚确。
编著者梳理了从张仃民族救亡的“漫画”开始到革命文艺，从延安“大美术家”到“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首席艺术设计师”的发展路线，为我们理解张仃创办工艺美术教育，并形成现代设计教育体系的重大成就，提供了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因此，我们才能明白张仃为什么总是担当着比较重要历史角色，“成为一个历史时代和国家文化艺术的象征，并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的标志性人物”的原因。
对于张仃的“仃”为什么是孤苦伶仃的“仃”？张仃为什么画漫画？张仃的“漫画”如何成为张仃革命思想和从事革命文艺的缘由？民族救亡的“漫画”如何成为张仃作为革命文艺的底色等问题，编著者用精心选编的张仃漫画和简要的文字做了来龙去脉的叙述。
张仃从十几岁到六十多岁创作的很多漫画告诉我们，不论在“白区”上海，还是在“红区”延安，无论是对国计民生的针砭时弊，还是国际共运和世界局势的政治表态，张仃的艺术思想和文艺工作都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阶段同步进退。
“我为什么去延安”？
一个“胸有万丈霓虹志”的革命青年两到延安，曲曲折折。编著者讲述了张仃从鲁艺到文抗作家俱乐部，再到陕甘宁边区美术家协会主席的起起落落，朝气蓬勃。让我们感受了张仃浪漫主义的激情如何在黄土高坡因地制宜的智慧与艰辛，理解了理想主义的“摩登”与革命文艺“现实”的乐观与沟通，清楚了毛泽东 “不要自满，要更精，更好，更进步”的题词，与1942年张仃主持的边区大生产运动成果展的重大关系。也找到了张仃在新中国开国之后，所以能承担一系列有关新中国文化形象设计工作的历史伏笔。延安八年，成就了 “摩登”艺术设计家，锻造了“杰出的大美术家”。
实际上，这一段叙述为我们梳理了张仃从延安革命文艺的工作到担任新中国开国之后一系列设计工作的发展线索，领悟到“大美术家”的真正含义，非常重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首席艺术设计师”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张仃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美术”工作的延续。
有关张仃新中国开国之后，从国徽设计到开国纪念邮票设计，以及张仃在中南海办事处担任国家重大项目设计的历史，在中央美术学院开拓展览设计教学的工作等，编著者也都通过严谨有序的叙述，澄清了张仃既是具体工作的组织者，执行者，同时也是创作者的事实，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张仃作为艺术设计家，为新中国国家形象，新中国文化形象，新中国文化精神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为我们今天准确认识张仃艺术工作的文化立场，艺术创作等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依据。
有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成立及教学思想产生的前前后后，是一个相当庞大复杂的历史阶段。编著者用了32页的篇幅，是8个篇章叙述当中最长的文字。这一段历史，这一段文字，也是张仃在工艺美院将近三十年的领导与教学工作的历史回顾。从中可以读出张仃个人的艺术思想与现实政治要求的冲突；教育理念与国家之需的矛盾；意识形态与艺术创作规律的平衡等。使人真正体会到张仃的智慧品格、实事求是的精神、人格魅力。什么叫作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什么叫作忍辱负重，什么叫作不计较个人得失，都能在这一段历史的叙述中找到具体的史实、事实和答案。
这一段历史很难写，所以这一段历史叙述，显示了编著者对历史现象的深刻洞察和理解，显示了编著者驾驭历史宏大叙事的能力和判断，对主观认识的调节和节制，以及深厚的研究功力。
机场壁画和焦墨山水是张仃艺术成就中后期的两个高峰。有关机场壁画，编著者有三个研究重点，来自他对几十年中国文艺界的深入研究和亲身经历。
一是详述了1979年9月26日下午，首都机场新建候机楼的一场盛会，着意提点了机场壁画特别的历史时刻和特别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这一艺术事件，已超越壁画和艺术本身，实际上成为中国向世界宣布中国改革开放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走向。 二是道出了机场壁画的本质意义——“首都机场壁画开放的同时，‘极左’‘僵化’‘保守’与‘开放’‘自由’‘创新’的两种思想展开了争鸣，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美’‘人性’‘现代性’‘思想解放’等话题的激烈争论，打破了文艺界沉闷的学术僵局。这一学术争鸣的源头来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来自张仃思想解放的先声。”
三是彰显了机场壁画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此开启了“中国壁画艺术的复兴”何种公共艺术的兴起。
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尤其对民间艺术的重视，是张仃艺术观念当中最为显著，最为主动的特征，且由来已久。这是中国文化立场的大问题，张仃从不含糊。所谓的“城隍庙加毕加索”，实则就是把中国古代的民间艺术提升到现当代文化艺术的层面。
所以，编著者的结论是：张仃“是现当代中国文化艺术界、坚守民族文化自信，探索有中国特色艺术教育和艺术风格体系的杰出代表”。
编著者对机场壁画的深入认识和研究，也使我们蓦然回首——张仃画在机场的《哪吒闹海》，实则是一幅现当代中国绘画当中最重要的、最有划时代意义的杰作。张仃，在如此重大的历史关头和重要场合使用“哪吒闹海”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古代文化经典，其民族题材，民族形式，民族精神，民族特点当然显而易见，但究竟还向我们昭示了什么，编著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值得研究的课题。
“他的焦墨山水是献给人民的最后绝唱。”编著者对张仃焦墨山水的这种认识有无尽之言，有无尽之意，有无尽之思……同时编著者又以出色的艺术眼光为我们呈现了张仃焦墨的高明，也让我们看到了张仃焦墨的经典——苍茫高远的《阿里古格》，田园风光的《石廟子公社》。《巨木赞》的峥嵘，《千佛洞》的探幽。随吟《今天雨水多》，思古《寒尽不知年》。《樱桃沟》《卧佛寺》《农家院》《杨树林》“俯拾皆是”。 落笔是太行之巍峨，挥墨是十渡之峻峭。以质朴之心写无华之像，以极简之法，融黑白两“道”之仪。这就是焦墨的张仃。也是编著者笔下晚年的张仃。
一支毛笔，一瓶墨汁，“大道至简”。不掺水，不呼号，十年穿行，六上太行。风餐露宿，“镂月裁云”。进藏区，回延安，西入腾格里，南游武陵源。心无旁骛，铅华脱尽。七十岁老人的十年远征——找寻“梦里的山”；十年如一日守住“中国画的底线”。这是灰娃之言，也是编著者为张仃的焦墨山水立照。
“登昆仑兮回望，心飞扬兮浩荡”是张仃题在巨幅焦墨“昆仑颂”上的诗句，也是先生精神的自画像。张仃登高原，昂首阔步，望昆仑，豪迈高歌。与古人“年来万事灰人意，只有看山眼不枯”的悲颓之气大相径庭。
张仃还说：“我不临古画。”
为什么？我们不得其解。但当全书读罢，掩卷沉思，联想五十年前张仃与李可染，罗铭的江南写生，我们似乎渐渐就能若有所悟——张仃今天创造的“焦墨”山水，就是为了明天的“古画”范本。
張仃奈何以“临古”束手缚心？！
当然，我们只能笨拙地猜度。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超前的眼力明白张仃的焦墨；历史也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认识焦墨山水的分量及其意义。而且，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也只有当张仃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的焦墨才可能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张仃焦墨山水的出现，就注定在中国山水画史当中开天辟地。 “焦墨山水”实际是对传统中国画作出了创造性的现代贡献。
所以，张仃的焦墨山水是一面“闪耀着光辉的中国艺术创新的旗帜”。
《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是由在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了几十年卢新华教授编著。他曾代表学院长期负责与张仃先生的工作联系，他又是1978年入校的学生，那么对张仃先生不仅有深厚之谊，又执弟子之礼。所以他能谨慎地沿着张仃的足迹，严谨地梳理大量文献资料，精准地选取了重大历史事件，对张仃复杂的艺术和人生经历，做提纲絜领的概括，以其穿透历史的深邃眼光，把张仃艺术和人生的传奇以及神秘感，还原成质朴无华的历史叙述。他对张仃崇高的敬意和深沉的思念已经与他自己的艺术实践及对艺术和设计的深刻认知浑然一体——下笔是心手感应的春秋，落墨有历史风雨的凉热。
感谢《张仃——中国艺术的骄傲》，让我们能随时与敬爱的老院长鲜活的人生相逢并对话。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广州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张仃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清华大学吴冠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敦煌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特聘学术委员会委员，敦煌研究院特聘岩彩画创作中心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