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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群书》编辑部：
清宫剧流行，很多人认为三跪九叩、对皇帝磕头、跪着谈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电视剧如《唐明皇》《大明宫词》中居然也出现了大臣跪奏的画面，其实是将清朝的情况视作中国历史常态了。但是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君臣之间是比较平等的同坐之礼，或至少没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间更接近师友关系而非主奴。
先秦时代，君臣之间都是温情脉脉的亲戚，如甲骨中的子组、午组卜辞的主人，就是商王兄弟或从兄弟，君臣兼兄弟之伦。周王称呼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呼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尚书·顾命》就记载大臣拜周王，周王回礼答拜。君臣之间互相拜，在人格上是互相尊重的。对于商朝后裔建立的宋国，周王对宋国君主之间更是行宾主之礼，而非君臣之礼。《礼记·曲礼下》就说国君对大夫以上的臣都要答拜，仲长统在《昌言》中也谈道：“古者君之于臣，无不答拜也。”朱熹提到，“三代之君见大臣多立，乘车亦立”，当时君主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万岁爷”。他还提到“古者天子见群臣有礼，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后泛揖百官”（《朱子语类》卷九十一）。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说，先秦封建时代是一种“等级君主制”，当时“贵族政治下君臣身份相通，级差较小”（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6期）。体现在礼仪上，天子不但拜揖三公，也对百官行拜揖之礼。
《礼记·曲礼上》记载周人贵族之礼，“若仆者降等，则抚仆之手”，意思是驾车的家臣若身份低下，乘车之君也应该按驾车人的手，以表示感谢。正如朱熹所说，古人“待臣仆如子弟”（《朱子语类》卷十三），君臣的小共同体之间关系是以类似模拟亲属的方式展开的，因此礼制上有一种温情的氛围。《曲礼下》还记载，国君对于大臣和世妇，不应该称呼他们的名，而应该称呼他们的字，以表示尊重；大夫对于自己的家臣，士对于自己的家相，都应该如此，以示尊重。《说苑·臣术》：“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意思是君主对自己的伯父、叔父、庶子哥哥、异姓的长辈大臣，都应该只称呼字，而不能称呼名，以表达尊敬。
战国时代，三代以来的小共同社会与贵族之礼开始解体。虽然也还有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宗室血缘之臣，但游士流动，已经是陌生人社会了，因此多举用没有血缘关系的臣。列国之间竞争激烈，于是竞相招揽外来人才，各国君主多敬礼士人，以师傅、朋友之礼相待。战国早期，魏国最得人才，因为魏文侯以士人为师、友“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资治通鉴·周纪一》），魏君不但对子夏、田子方等士人行师礼，还对贤士段干木的居所行礼。又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说，邹衍到魏国，魏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对他行宾主之礼；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身跟随他，亲自为他拂试席位；到了燕国，燕昭王手持扫帚在前面为他清扫道路，把他请入碣石学宫，拜为老师，自己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学习。《战国策·燕策》中也提到，能完成帝业的君主是将贤能大臣尊为老师，能完成王业的君主则与贤臣做朋友。
到了秦汉，君臣之间不再是殷周时代那样一群宗族亲戚，温情抱团互相拜，而是皇权独大。君权甚强，也不是战国时代的礼尊士人之风。扬雄曾比较了秦汉前后待士人之礼的巨大变化：“邹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而到了秦汉，“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汉书·杨雄传下》）。战国时代，邹衍、孟子等士人能获得万乘之尊大国君主以老师相待之礼，而到了秦汉，就连连郡守、县令也不再礼敬这些士人。
秦朝实行尊君卑臣的制度，叔孙通制作上朝礼仪，可以达到令“群臣震恐”的效果，朱熹早就看透叔孙通这套“礼仪”不过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这套能让大臣吓得哆嗦的“礼制”，却深受皇帝的喜爱。叔孙通让群臣震恐之后，刘邦就感慨自己终于知道皇帝的尊贵了。尽管秦汉以来，尊君卑臣成为大背景，但汉代皇帝见丞相仍要起立，以示尊敬。《汉书·翟方进传》：“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颜师古注释引用了《汉旧仪》说，汉代制度有谒者负责高喊：“皇帝为丞相起”，然后皇帝起立后再坐下。
并且随着汉代儒学重建，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向先秦的部分回归，尊君卑臣之礼开始褪去。儒者主张重建先秦士人作为君主之师的尊严。为了压低秦汉皇上的跋扈，董仲舒提出了“贬天子”之说，此说与同属于齐地的辕固生之间可能存在着思想的渊源（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70）。汉儒的《公羊》学，则强调朋友是“群臣与成王同志好者”，同时也以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关系，说明君臣为朋友之伦的道理（《公羊传·定公四年》疏）。同为今文经学的《韩诗》，也提出了周公踐天子位后，将十位有德性的士人尊为老师，将十二位比较有德性的人援为朋友的说法（《韩诗外传·卷三》）。在洛阳新安县出土的一件西汉瓦当铭文是“尹寿亦王”（《文物》2000年10期），根据《汉书·古今人名表》，这个“尹寿”是尧的老师，这个铭文的意思是，君主的老师也是和君王一样尊贵的人。这些观点公然被铭刻在建筑瓦当铭文上，说明儒者的宣传，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
在此背景之下，君臣之间又出现了天子“养三老五更”之礼，皇帝对三老大臣行对父亲的礼，对五更的大臣行对兄长的礼，此种尊敬大臣的回归，和秦始皇那种让群臣“震恐”的“礼仪”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养三老五更”之礼在以后的南北朝仍然继续使用，如《周书·于谨传》就记载北周武帝对老臣于谨行礼，大臣坐在尊贵的南面，皇帝以更卑微的北面坐，给皇帝讲学，最后皇帝对大臣行再拜之礼。在南方的东晋，门阀政治也带有向先秦贵族政体回归的色彩，皇权并不强大，晋元帝与宰相王导一起同坐，以朋友的关系相处。元帝、王导二人之间的法帖，都用朋友平辈之间的“顿首”一词。而到了晋成帝时期，他写给王导的手诏则多使用“惊慌言”“敬白”等对尊长的敬语，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则称“敬问”，这以后就成了定规。正月初一，王导入朝，成帝还亲自起来迎接（《晋书·王导传》）。 晋朝以后一直到唐，君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像先秦一样，不称呼大臣的名，而是称呼字或者官职，以表示尊敬。顾炎武就举了南北朝、隋唐时期多个例子，如《南史》中梁武帝称呼蔡撙的姓名，蔡撙并不回答，直到梁武帝改称“蔡尚书”，他才回应，并告知“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因此“帝有惭色”。皇帝不小心呼唤了大臣之名，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因此梁武帝会为此感到羞愧。顾炎武指出，当时“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后世所不能及矣”（《日知录》卷二十三）。
唐以及五代，宰相见皇帝议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宋初宰相虽不再与皇帝同坐并赐茶，而是站着议事，但其他大臣仍时有同坐并赐茶的礼遇，如真宗时杨亿担任顾问，就同坐并赐茶；理宗时真德秀经筵上讲课完毕，也是同坐赐茶，类似的还有一些例子。此外，宋代君臣常有“夜对”论事，也往往“命坐赐酒”，君臣之间亲密如“僚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3期）。
宋代人认为，宰相不再像是唐、五代时期那样坐而论道，从容赐茶而退，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核心的决策权，没有闲暇与皇帝坐而论道。正如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对宰相所说：“朕日与公卿等相见，每欲从容讲论治道，但患进呈文字频繁，所以不暇及。”因此，唐和五代负责和皇帝坐而论道的部分，转移到了代表士大夫道统的经筵讲官那里（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P222）。总体而言，宋代政治属于“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君臣之间并非清朝那种主奴关系。
跪奏最早出现在女真统治下的金国，《金史》记载金国的宰相高汝砺向金宣宗跪奏。古代北方诸族重视主奴关系，赵翼就发现从鲜卑开始到金元，多有杖打大臣的情况，“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但南朝的情况就较好，至于“金元二朝此风尤盛”，“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陔余丛考》卷二十七）。陶晋生先生就指出，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经常有对大臣的笞刑，在完颜阿骨打时期，就普遍对本族臣下实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则开始鞭笞汉族士大夫。“这种野蛮的刑罚，后来才叫作‘廷杖’，在元、明两代继续使用，是屈辱士大夫的有效方法。”（《金代的政治冲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类》第二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P1708—1709）。金、元不仅鞭打、杖打士大夫，而且元朝还大汗还可以下令朝堂上打大臣的脸，也没有任何人的异议。元成宗时杖打了平章、御史后，居消息传出后，居然“众呼万岁”。吴晗就认为，明代廷杖是从元朝继承而来。
到了清朝也打大臣，如康熙就号称“朕于他人欲打即打，若御史、给事中，亦必思而后打之”。杖打大臣，正是因为他们将臣视为家奴或养狗，《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就记载，皇太极训斥大臣，说养狗“畜养日久，尚收其益”，但这些大臣没用，所以“曾鹰犬之不若”，直接用养狗来比喻他和大臣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被视为养狗，随时可以被主人鞭打的主奴关系背景下，金国的高汝砺才选择了跪奏，并从此形成了新的制度。
姚大力教授谈到，元朝皇帝将臣下视为奴婢，一些官员给皇帝的上奏中也自称“歹奴婢每”“奴婢”，其中包括了御史台首席大夫、御史台第二大夫、将领、天文家，甚至连元末权臣脱脱也对元顺帝说“郎主使奴婢侍亲”（《论蒙元王朝的皇权》，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P305—307）。主奴结构下的元朝也实行跪制，据《续资治通鉴》记载，文天祥被召去见元朝宰相，他说南宋都只是作揖，元朝才是下跪，我是宋人，当然应该行宋的礼仪，而不是下跪。窝阔台时期，臣下见到大汗就需要跪拜，而忽必烈时期出现了跪奏，所谓“皆跪奏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到了明朝，君权更为集中，还继承了金元杖打大臣的传统，发展为廷杖。另一方面，继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为了彰显皇权的强大，发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礼仪。
清朝在入关中原之前，就发明了一套比明朝五拜三叩首更加尊君卑臣的礼仪，即三跪九叩，入关以后便将这套东西推广全国。《清会典》规定：“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即所有君臣之礼都使用三跪九叩。同时，清朝也坚持跪奏制度。据清人《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十三年，一个叫刘于义的大臣因为跪得太久，居然被活活跪死。这种跪奏不但贬低士大夫的人格，而且更是对体力和耐力的严重消磨。所以李鸿章、翁同龢等六十多岁的老臣，都还会经常坚持练习三跪九叩的技巧，并且自制护膝以保护膝盖，一些护膝可以厚达一寸。
正是因为金、元、清以来形成了主奴关系的皇权，所以当晚清儒者见到西方国家君臣之间那种比较对等的礼节之后，强烈的对比下会产生痛苦感，并因此回忆起中国古代君臣之间其实和西方一样，是互相尊重的，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感到“西礼之暗合乎中国古礼之遗意者”，实在批评清朝主奴关系的那种扭曲的皇权。中国历史漫长且复杂，金、元、清那种君臣为主奴、鞭打士大夫、跪奏的源流虽然时间上更近，但从整个中国主流传统来看，则不是常态，而只是一种畸形且扭曲的破坏。
辛亥革命后，君主制被废除，也就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君臣关系了。虽然梁启超等学者认为，现代的工厂经理和雇员、上司与下属、教师与学生等仍然带有一定“君臣”的含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P81；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26），但民国至今，各类正式的礼仪都是人格对等的握手礼，其精神也是向中国主流优秀传统的回归。当然，现在一些以“传统文化”为名，行跪拜的拜师礼，就其精神而言，其实并不符合古礼。窃以为，在席地而坐时代，学生对老师跪拜是适合的，而在垂足而坐时代，学生对老师行鞠躬礼即可，这才更符合传统文化的精神。
李竞恒（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师，著有《干戈之影：商代的戰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等。）
清宫剧流行，很多人认为三跪九叩、对皇帝磕头、跪着谈事是中国历史的常态，甚至一些唐代背景的电视剧如《唐明皇》《大明宫词》中居然也出现了大臣跪奏的画面，其实是将清朝的情况视作中国历史常态了。但是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君臣之间是比较平等的同坐之礼，或至少没有跪奏和三跪九叩，君臣之间更接近师友关系而非主奴。
先秦时代，君臣之间都是温情脉脉的亲戚，如甲骨中的子组、午组卜辞的主人，就是商王兄弟或从兄弟，君臣兼兄弟之伦。周王称呼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呼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尚书·顾命》就记载大臣拜周王，周王回礼答拜。君臣之间互相拜，在人格上是互相尊重的。对于商朝后裔建立的宋国，周王对宋国君主之间更是行宾主之礼，而非君臣之礼。《礼记·曲礼下》就说国君对大夫以上的臣都要答拜，仲长统在《昌言》中也谈道：“古者君之于臣，无不答拜也。”朱熹提到，“三代之君见大臣多立，乘车亦立”，当时君主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万岁爷”。他还提到“古者天子见群臣有礼，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后泛揖百官”（《朱子语类》卷九十一）。正如阎步克先生所说，先秦封建时代是一种“等级君主制”，当时“贵族政治下君臣身份相通，级差较小”（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6期）。体现在礼仪上，天子不但拜揖三公，也对百官行拜揖之礼。
《礼记·曲礼上》记载周人贵族之礼，“若仆者降等，则抚仆之手”，意思是驾车的家臣若身份低下，乘车之君也应该按驾车人的手，以表示感谢。正如朱熹所说，古人“待臣仆如子弟”（《朱子语类》卷十三），君臣的小共同体之间关系是以类似模拟亲属的方式展开的，因此礼制上有一种温情的氛围。《曲礼下》还记载，国君对于大臣和世妇，不应该称呼他们的名，而应该称呼他们的字，以表示尊重；大夫对于自己的家臣，士对于自己的家相，都应该如此，以示尊重。《说苑·臣术》：“诸父臣而不名，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意思是君主对自己的伯父、叔父、庶子哥哥、异姓的长辈大臣，都应该只称呼字，而不能称呼名，以表达尊敬。
战国时代，三代以来的小共同社会与贵族之礼开始解体。虽然也还有孟尝君、信陵君、春申君等宗室血缘之臣，但游士流动，已经是陌生人社会了，因此多举用没有血缘关系的臣。列国之间竞争激烈，于是竞相招揽外来人才，各国君主多敬礼士人，以师傅、朋友之礼相待。战国早期，魏国最得人才，因为魏文侯以士人为师、友“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资治通鉴·周纪一》），魏君不但对子夏、田子方等士人行师礼，还对贤士段干木的居所行礼。又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说，邹衍到魏国，魏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对他行宾主之礼；到了赵国，平原君侧身跟随他，亲自为他拂试席位；到了燕国，燕昭王手持扫帚在前面为他清扫道路，把他请入碣石学宫，拜为老师，自己坐在弟子的座位上学习。《战国策·燕策》中也提到，能完成帝业的君主是将贤能大臣尊为老师，能完成王业的君主则与贤臣做朋友。
到了秦汉，君臣之间不再是殷周时代那样一群宗族亲戚，温情抱团互相拜，而是皇权独大。君权甚强，也不是战国时代的礼尊士人之风。扬雄曾比较了秦汉前后待士人之礼的巨大变化：“邹衍以颉亢而取世资，孟轲虽连蹇，犹为万乘师”；而到了秦汉，“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汉书·杨雄传下》）。战国时代，邹衍、孟子等士人能获得万乘之尊大国君主以老师相待之礼，而到了秦汉，就连连郡守、县令也不再礼敬这些士人。
秦朝实行尊君卑臣的制度，叔孙通制作上朝礼仪，可以达到令“群臣震恐”的效果，朱熹早就看透叔孙通这套“礼仪”不过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这套能让大臣吓得哆嗦的“礼制”，却深受皇帝的喜爱。叔孙通让群臣震恐之后，刘邦就感慨自己终于知道皇帝的尊贵了。尽管秦汉以来，尊君卑臣成为大背景，但汉代皇帝见丞相仍要起立，以示尊敬。《汉书·翟方进传》：“丞相进见圣主，御坐为起”，颜师古注释引用了《汉旧仪》说，汉代制度有谒者负责高喊：“皇帝为丞相起”，然后皇帝起立后再坐下。
并且随着汉代儒学重建，随着时间的流逝，出现了向先秦的部分回归，尊君卑臣之礼开始褪去。儒者主张重建先秦士人作为君主之师的尊严。为了压低秦汉皇上的跋扈，董仲舒提出了“贬天子”之说，此说与同属于齐地的辕固生之间可能存在着思想的渊源（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70）。汉儒的《公羊》学，则强调朋友是“群臣与成王同志好者”，同时也以吴王阖闾与伍子胥的关系，说明君臣为朋友之伦的道理（《公羊传·定公四年》疏）。同为今文经学的《韩诗》，也提出了周公踐天子位后，将十位有德性的士人尊为老师，将十二位比较有德性的人援为朋友的说法（《韩诗外传·卷三》）。在洛阳新安县出土的一件西汉瓦当铭文是“尹寿亦王”（《文物》2000年10期），根据《汉书·古今人名表》，这个“尹寿”是尧的老师，这个铭文的意思是，君主的老师也是和君王一样尊贵的人。这些观点公然被铭刻在建筑瓦当铭文上，说明儒者的宣传，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
在此背景之下，君臣之间又出现了天子“养三老五更”之礼，皇帝对三老大臣行对父亲的礼，对五更的大臣行对兄长的礼，此种尊敬大臣的回归，和秦始皇那种让群臣“震恐”的“礼仪”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养三老五更”之礼在以后的南北朝仍然继续使用，如《周书·于谨传》就记载北周武帝对老臣于谨行礼，大臣坐在尊贵的南面，皇帝以更卑微的北面坐，给皇帝讲学，最后皇帝对大臣行再拜之礼。在南方的东晋，门阀政治也带有向先秦贵族政体回归的色彩，皇权并不强大，晋元帝与宰相王导一起同坐，以朋友的关系相处。元帝、王导二人之间的法帖，都用朋友平辈之间的“顿首”一词。而到了晋成帝时期，他写给王导的手诏则多使用“惊慌言”“敬白”等对尊长的敬语，中书省起草的诏书，则称“敬问”，这以后就成了定规。正月初一，王导入朝，成帝还亲自起来迎接（《晋书·王导传》）。 晋朝以后一直到唐，君主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像先秦一样，不称呼大臣的名，而是称呼字或者官职，以表示尊敬。顾炎武就举了南北朝、隋唐时期多个例子，如《南史》中梁武帝称呼蔡撙的姓名，蔡撙并不回答，直到梁武帝改称“蔡尚书”，他才回应，并告知“陛下不应以名垂唤”，因此“帝有惭色”。皇帝不小心呼唤了大臣之名，这是非常不礼貌的，因此梁武帝会为此感到羞愧。顾炎武指出，当时“君臣而有朋友之义，后世所不能及矣”（《日知录》卷二十三）。
唐以及五代，宰相见皇帝议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宋初宰相虽不再与皇帝同坐并赐茶，而是站着议事，但其他大臣仍时有同坐并赐茶的礼遇，如真宗时杨亿担任顾问，就同坐并赐茶；理宗时真德秀经筵上讲课完毕，也是同坐赐茶，类似的还有一些例子。此外，宋代君臣常有“夜对”论事，也往往“命坐赐酒”，君臣之间亲密如“僚友”（王化雨：《宋朝的君臣夜对》，《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3期）。
宋代人认为，宰相不再像是唐、五代时期那样坐而论道，从容赐茶而退，主要是因为他们拥有核心的决策权，没有闲暇与皇帝坐而论道。正如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对宰相所说：“朕日与公卿等相见，每欲从容讲论治道，但患进呈文字频繁，所以不暇及。”因此，唐和五代负责和皇帝坐而论道的部分，转移到了代表士大夫道统的经筵讲官那里（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版，P222）。总体而言，宋代政治属于“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君臣之间并非清朝那种主奴关系。
跪奏最早出现在女真统治下的金国，《金史》记载金国的宰相高汝砺向金宣宗跪奏。古代北方诸族重视主奴关系，赵翼就发现从鲜卑开始到金元，多有杖打大臣的情况，“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但南朝的情况就较好，至于“金元二朝此风尤盛”，“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陔余丛考》卷二十七）。陶晋生先生就指出，在契丹和女真部族中，经常有对大臣的笞刑，在完颜阿骨打时期，就普遍对本族臣下实施鞭打和杖打，到了金熙宗和海陵王时期，则开始鞭笞汉族士大夫。“这种野蛮的刑罚，后来才叫作‘廷杖’，在元、明两代继续使用，是屈辱士大夫的有效方法。”（《金代的政治冲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历史编·宋辽金元类》第二册，中华书局2009年版，P1708—1709）。金、元不仅鞭打、杖打士大夫，而且元朝还大汗还可以下令朝堂上打大臣的脸，也没有任何人的异议。元成宗时杖打了平章、御史后，居消息传出后，居然“众呼万岁”。吴晗就认为，明代廷杖是从元朝继承而来。
到了清朝也打大臣，如康熙就号称“朕于他人欲打即打，若御史、给事中，亦必思而后打之”。杖打大臣，正是因为他们将臣视为家奴或养狗，《清太宗实录》卷三七就记载，皇太极训斥大臣，说养狗“畜养日久，尚收其益”，但这些大臣没用，所以“曾鹰犬之不若”，直接用养狗来比喻他和大臣的关系。正是在这种被视为养狗，随时可以被主人鞭打的主奴关系背景下，金国的高汝砺才选择了跪奏，并从此形成了新的制度。
姚大力教授谈到，元朝皇帝将臣下视为奴婢，一些官员给皇帝的上奏中也自称“歹奴婢每”“奴婢”，其中包括了御史台首席大夫、御史台第二大夫、将领、天文家，甚至连元末权臣脱脱也对元顺帝说“郎主使奴婢侍亲”（《论蒙元王朝的皇权》，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P305—307）。主奴结构下的元朝也实行跪制，据《续资治通鉴》记载，文天祥被召去见元朝宰相，他说南宋都只是作揖，元朝才是下跪，我是宋人，当然应该行宋的礼仪，而不是下跪。窝阔台时期，臣下见到大汗就需要跪拜，而忽必烈时期出现了跪奏，所谓“皆跪奏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到了明朝，君权更为集中，还继承了金元杖打大臣的传统，发展为廷杖。另一方面，继承了元朝的跪拜制度，为了彰显皇权的强大，发展出“五拜三叩首”的礼仪。
清朝在入关中原之前，就发明了一套比明朝五拜三叩首更加尊君卑臣的礼仪，即三跪九叩，入关以后便将这套东西推广全国。《清会典》规定：“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即所有君臣之礼都使用三跪九叩。同时，清朝也坚持跪奏制度。据清人《啸亭杂录》记载，乾隆十三年，一个叫刘于义的大臣因为跪得太久，居然被活活跪死。这种跪奏不但贬低士大夫的人格，而且更是对体力和耐力的严重消磨。所以李鸿章、翁同龢等六十多岁的老臣，都还会经常坚持练习三跪九叩的技巧，并且自制护膝以保护膝盖，一些护膝可以厚达一寸。
正是因为金、元、清以来形成了主奴关系的皇权，所以当晚清儒者见到西方国家君臣之间那种比较对等的礼节之后，强烈的对比下会产生痛苦感，并因此回忆起中国古代君臣之间其实和西方一样，是互相尊重的，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感到“西礼之暗合乎中国古礼之遗意者”，实在批评清朝主奴关系的那种扭曲的皇权。中国历史漫长且复杂，金、元、清那种君臣为主奴、鞭打士大夫、跪奏的源流虽然时间上更近，但从整个中国主流传统来看，则不是常态，而只是一种畸形且扭曲的破坏。
辛亥革命后，君主制被废除，也就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君臣关系了。虽然梁启超等学者认为，现代的工厂经理和雇员、上司与下属、教师与学生等仍然带有一定“君臣”的含义（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P81；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26），但民国至今，各类正式的礼仪都是人格对等的握手礼，其精神也是向中国主流优秀传统的回归。当然，现在一些以“传统文化”为名，行跪拜的拜师礼，就其精神而言，其实并不符合古礼。窃以为，在席地而坐时代，学生对老师跪拜是适合的，而在垂足而坐时代，学生对老师行鞠躬礼即可，这才更符合传统文化的精神。
李竞恒（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教师，著有《干戈之影：商代的戰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