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了，生活样式便有了若干改变。但是这里不想谈这个话题。太敏感，也累。
　　于是找事做。
　　要找就找有刺激性的又富有挑战意味的事来做。前提应该是以前未做过的，所说的陌生的方面。干什么呢？这两个问号曾经令我相当踌躇。
　　周围的朋友，或者在近三个月里有接触的朋友都知道我正在搞电视。我没搞过电视。甚至在以往许多年里，看电视也较多数同胞少得多。原因是电视机买得很晚，背后的原因自然与长期漂泊的生活样式有直接关系。
　　那些年里，没电视没觉到有什么不便，那时想的多是充分利用时间。人生苦短，精力经验都佳的时间段不会久驻，想多读一点也多写一点，不敢让电视这个恶魔把很有限的生命耗掉。那时候买得起电视也看不起电视。
　　现在不同了。先是要消磨时间，后来如全世界人民一样迷恋上瘾，再也离不了电视。
　　接着人就老了。失去了锐气，失了进取心，也失了动力。再到后来剩下一个人。这时候开始想一些以前很少想或者想也想不到的事情。
　　真的老了吗？上场打比赛（篮球足球）是不如以前了，心气也不如从前盛，这就老了？我知道我还有20本书要写，其中有两三本是最好的。老了行吗？我一直梦想着当画家，如高更一样卓越，我不再梦想了吗？我计划中那幢宽敞简朴然而舒适的乡村小屋呢？拟议多年的马原小说奖呢？还有许多，许许多多啊！
　　有那么多事等着我，老了行吗？
　　许多年以前写过一篇小说《方柱石扇面》，写的是一个坐了30年办公室的女干部因为下基层当领导改变了生活节奏，引起心理及生理两方面失衡，最后猝死在岗位上的故事。写它的时候，我曾就生物钟现象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我的结论是人不能把自己的生活节奏固定下来，如果固定下来，就会导致身体应变能力退化，一旦有变将很难过关。我的生活自1974年入中专以来一直就是一种规律性很强的散漫节奏，21岁开始到39岁去改变，应该不是轻而易举的。我过得了过不了这个关心里不是很有底数。我只能听凭命运。我觉得有点适应了，但愿不是自我蒙蔽。我知道自欺是一剂良药，可我总是太清醒，因此总不能从这良药中受益。
　　今年以来，忽如一夜春风，大的想法铺天盖地而来，每一次都叫我兴奋令我夜不能寐。有些是个人的，也有些是朋友们一起出灵感。这些事如果要干，恐怕得几年才干得完。
　　以前的生命是个人的，静的，思想的。以后怕要增加许多行动增加许多动感，增加许多社会化因素了。
　　换句话说，我也许要改变生活方式。
　　1988年岁尾从西藏调回内地，许久都不能够适应都市，连唯一的写作习惯也难以为继。到1991年末的整3年里，竟只写了5个中篇、1个剧本，是太少了一点。惭愧。心绪烦躁，生活一塌糊涂。自己都难以原谅自己。
　　生活着，工作着，读书写作，无非是想多争得一点自由。人的能动的自由。然而这个世界上的事是极少两全的，你要能动的自由，你就必得放弃诸多自由，承担责任并置身束缚之中，你就必得吃苦受累。谁情愿（身与心）吃苦受累呢？
　　有些累是自找的不假，但是如果能達到愿望又可免去这份苦累，我绝对不要做个受虐狂。苦累其实早被当作要达到愿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不付代价不是更好？
　　徐锦川说：听流行歌是单身情结。他话自何来可以不考，我是颇有感触的。以前几乎既不听又不唱，从不往心里去。现在我经常被流行歌曲调感动，经常被流行歌歌词言中。
　　什么地方不打烊，让在夜里寂寞的人可前往？我常常深夜独自一人在街上骑车，一边大声唱这支歌。是谭咏麟的歌，他唱得比我好。我是谭咏麟的忠实歌迷，这种情形以前可能吗？
　　我愿意在这篇东西结束之前回到它的标题上来。它也是上面那首歌中的一句唱词。
　　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
　　我想我能。我能。我确实能够自由地喜怒哀乐，在情绪上我大概是最少自我控制的男人了。这一点熟悉我的人都非常清楚。
　　我这里想说的比这范围要大一些。我想说，大喜大怒大哀大乐，要能够如此才是至上境界。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想怎样就怎样，彻底清除由顾忌导致的障碍。谁能够？
　　我还想说我能。至少我尽我所能了。至于结果———谁又在乎结果呢？
　　我对我的生活基本满意。尽管有遗憾有懊悔有沮丧有失意有痛苦有过轻生的念头，我还是要说：我能够喜怒哀乐自由。这么说行吗？
　　选自《九路马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