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国家待五年不算长也不算短，而且我没有虚度这段时光——四处旅行，不停提问。但当我在中国的生活即将拉上帷幕，越来越多的人却会向我问一些问题。
　　当我离开中国去欧美旅行的时候，人们会问：“中国将何去何从？”中国会不会经历剧变？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
　　在印度，大家关注的问题则有所不同。无论报纸编辑还是家里的仆人，他们最常问到的是一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印度能从中国那里学到什么？或者说，印度应该做哪些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中国把美国视为评估自己的国力和成就时的终极标杆；但在印度，中国已经成为了其评价自身进步时常用的参照系。
　　回到中国，我时常被问及的问题又不大相同，并且是最直接，或许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总是毫无例外地问我：“哪个更好？中国还是印度？”我在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经常问我：“你是更喜欢中国还是印度？”胡同里的街坊们只要逮住机会就会问：“你喜欢住在北京吗？还是更喜欢住在德里？”
　　最后一个问题以各种形式出现，对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每次碰到它，我的答案都不尽相同。与娄亚和我家附近公厕的保洁员聊过之后，我想到了印度那些可怜的女佣；我对于中国最底层的人仍享有相对的尊严感到惊讶。
　　在我住的那条胡同里，垃圾工每天来收垃圾的时候都戴着手套。这样一个简单物件——起到保护作用的覆蓋物、细菌和皮肤之间的阻碍物——至少让他们得到了一点点自尊。他们的子女基本都在学校接受教育。他们自己或许没有念过什么书，但一般说来，他们都具备最基本的读写能力。
　　这些都算不上是多大的益处，而且在中国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有这种不算大的进步。但如果我是印度那数百万保洁员、清扫工、门卫或者掏粪工中的一员，我恐怕更愿意通过命运的轮回投胎成为中国人。
　　但在其他的日子里，我又会有不同的感受。当我为了报道写作中所涉及的某个问题，而花费数小时的时间在这个国家的智库、大学以及研究机构中寻找中文出处的时候，就属于这样的日子。这永远是一项让人垂头丧气的艰苦工作。
　　中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社会，不少中国人在钻空子、找退路方面，堪称大师。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隐形眼镜卖给盲人妇女，把鸡爪子卖给素食主义者。
　　然而，当我回到德里待上几天，立刻又开始渴望回到北京，在那里，女人可以驾驶公共汽车，而且不会有一群性饥渴的年轻男人不停地盯着看、小声嘀咕，但在印度首都的马路上，这种场面几乎随时可以碰到。
　　对于“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是愿意生来就当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这个问题，所有这些事实仍然无法帮我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如果我必须给出一个简略的回答，那我会这么说：如果能出生在哪怕是一个中等富裕的家庭，我大概都会选择印度而不是中国。
　　在印度，尽管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一直不佳，但只要你有钱，就能生活得很滋润。因此，大多数德里家庭，只要负担得起，都会购买家用发电机以及在花园里配备自用管井，以备停电、停水之需。警察工作不力，所以许多家庭都请了私人保安。通过必要的私人渠道弥补了公共产品的匮乏之后，在印度你就可以随意享受讨论“印度理想”的本质所带来的思想上的快乐，或者享受赢得一场精彩的辩论所带来的肾上腺素上升所带来的兴奋感。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出身贫寒，我就愿意在中国碰碰运气，中国给我向上跨越社会经济阶层的机会相对要大。换句话说，如果出身贫困，我悲惨死去的可能性在印度比在中国要大得多。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单向街005：反智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