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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是一个各部门彼此相连的系统工程，可是由于各种原因，致使教育的各个阶段之间的衔接不是太紧密，中学和大学之间分工不是很明确，区域之间的差别越来越明显，理论和实践之间也彼此割裂。我们主张注重教育的实践性，注重田野作业，关注弱势群体，唯有这样才可以实现教育的和谐，也才可以在更广阔的背景下去破解“钱学森之问”。
关键词： 安龙一中 钱学森之问 留守儿童
以下是我去贵州省兴义市安龙第一中学考察学习过程中，对如何缩小教育发达地区与教育落后地区的差距，以及在更大背景下培养创新型人才，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些思考。上一篇文章（精神贵族乎？民族精英乎？（一）——贵州省兴义市安龙一中考察学习有感（致同学篇）探讨了对西部落后地区学生们的期望，本文是对教师同仁及相关主管部门领导的吁请与倡议。
一、了解、奉献：与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同仁们共勉
亲爱的同仁们：
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我有幸参加了赴贵州省兴义市安龙县安龙一中的学习考察活动。现就学习体会向大家汇报交流。
虽然和安龙一中师生短暂的交流结束了，可是留给我的却是思考的开始。我们作为教师真的了解我们的学生吗？我们到底能给他们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改变教育领域存在的观念误区。
我们的考察时间或者支教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在短暂的时间内很难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学校教育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们的学生终究会离开我们的呵护，回到生活的大舞台。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他们？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我们的教育决策者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如果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应该有“一桶水”。在一定意义上，这句话客观地反映了我们对老师应该掌握渊博知识的形象表达。可是也正是这个“一碗水”和“一桶水”的关系让我们有了一种思维定势，即老师就是应该比学生渊博，老师就该扮演主宰者的角色，反之，学生也就应该听信老师的，因为他的渊博，因为他那里有标准答案。而像韩愈那样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闪光思想却成了少数派。长期以往，我们思想观念也就愈来愈僵化，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就不能不陈旧，培养的人才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可教育的初衷我想并不是如此的。因为，不管是多大的“一碗水”还是多大的“一桶水”，它终归是相对有限，难成汪洋之势的。只有将这“一碗水”和“一桶水”变成活水，我们才可以打破僵化的思维，最终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这个道理，朱熹在8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这种思维的关照下，教师就应该是一口深井，学生就应该是深井周围的泉眼。深井看似静止，可是却暗含涌动，不停地吐故纳新；源自其中的井水通过泉眼形成了涓涓细流，而涓涓细流终究汇流成河，并最终汇成海洋。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有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的民族精神才可能得以发扬光大。于是，作为“上帝”的我们就该思考了：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不竭的源泉。实践告诉我们，源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离不开产生它的大地。这样，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教师也必须回到“大地”，回到生活的源头，回到生活中去寻找灵感和解决问题的良方。我们教师和支教教师唯有从观念上认识到这种必要性才可能对山里的孩子和他们从事的支教活动产生深厚的感情并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反过来，只有让山里的学生掌握了这种有“源头”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知识和观念，才可以让他们以后不管是上大学，还是从事其他职业，都可以一样活得精彩，因为他们得到的不再是“一碗水”，而是一个不竭的“源头”。
其次，学生们是谁？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企图走近学生，就必须先认识他们，只有这样才可以知己知彼，否则任何的交流和教导就都是自己“一厢情愿”式的自说自话。在安龙见到的学生和我们城里的学生是不大一样的，而我们也不能期望所有的学生都是一个模式，即都是城里的学生。毕竟目前农村人口的比例还占了一半多，所以也不得不思考如何面对那些来自另外一种背景中的学生。虽然是该县唯一一所省级示范高中，可这里的学生却大多数来自大山深处，这种出身和经历给其作为学生的身份增加了很多额外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是很多城里老师所不熟悉的。可我们如果想真正认识他们，了解他们，除非回到他们生活的本真状态，否则是很难理解他们的言行的。所以，我建议我的同仁们，如果条件允许，大家就应该深入山区，走进基层，和这些特别的的学生生活在一起，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学生也不是千人一面，才可以更好地认识他们，才可以因材施教。这里的同学们是坚强的，他们的事迹虽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却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得让人感动。他们的经历和精神值得我们为他们思考，为他们出谋划策，为他们寻找出路。可是在现实中的我们又是否是这样做的呢？客观地讲，我们现在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尤其是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中小学教师、高等教育工作者对基层的了解是不够的，这其中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又不乏主观上的因素。虽然我们不主张再来一次“知识青年下乡”，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如果和群众的距离太远，如何知道现实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果我们对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们或许会因为我们的“五谷不分”而找不到交流的共同语言（在此次田野作业中，就的确有同学分不清什么是稻谷，什么是小麦，甚至有同学以为花生长在树上，稻子长在粮店里）。另一方面，教师固然该将自己塑造为精神贵族，但更重要的是要将自己定位为民族精英。精神贵族从个人修养，甚至是独善其身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毕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自己而“贵族”着。作为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的一份子，我们永远都不要忘了孟子在2000多年前给我们的教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只有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他人及社会的价值相结合的时候才会有完美的人生。
再次，我们应该走出象牙塔，关注广义上的学生，并以一颗感恩与奉献的心去对待他们。虽然我们此行9名同学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大城市，拥有高学历或者高职称，相对那些来自山区的同学们而言，我们都有太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还是采取站在象牙塔里的姿势，以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视角去和他们交流，肯定是达不到预期目的的。我们可否蹲下身子去看同学们呢？如果那样，我想他们或许比我们更高大。
我们主张知行统一，否则脱离实践的理论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我们也坚持教育教学应该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由精神贵族变为民族精英。纵观我国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总有很多的先辈教育家心系民族的安危，为振兴国家而奔走，而奉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闻一多等在那个年代完全可以明哲保身，凭他们的威望过上“旱涝保收”的日子，可是他们却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事实证明，正是他们的大声疾呼才唤醒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建国后，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相当数量的“知识青年”投身到祖国四面八方火热的农业生产中，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知青”生活给他们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都将自己的成长和祖国的兴衰结合起来。这种鲜活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他们创作的不竭源泉。目前在我国教育战线上的中流砥柱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曾有过那样的经历。虽然度过了一段艰苦岁月，可是在返城后他们却是只争朝夕，将在基层锻炼时养成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土地与广大农民的热爱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骄人成绩。
应该承认，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时代的主题。我们今天不可能重走历史的老路。可是，目前的年轻教师虽然没有必要再去“上山下乡”，重走“知青”路，却不能忘了我们的师长们和父辈们曾经经历过的农村生活的艰辛。这种艰辛并不因为他们已经渐行渐远就不复存在，同时这种艰辛也不能因为不为我们所见就可以忽略。相反，这应该成为一种历史的基因而积淀在我们中华民族子孙的血脉里。我们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里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那些给过我们父母、老师点滴帮助的“贫下中农”，对那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奉献了他们“绵薄之力”的广大农村，来自城里的我们当以我们自己的行动进行“涌泉相报”，让他们共享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富强；而给他们的，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帮助，想必那些山里的同学们也一定会珍惜，并转化为努力学习，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动力，并最终去回报社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就可以在我们的行动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薪火相传，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可以实现良性发展了。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朴素的话语是他一生始终奉守不渝、身体力行的基本信念。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他才时刻关心着群众的疾苦。而我们也常说“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小平同志那样以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身份，以中华民族的教师的身份，去心系我们的教育，去关注那些在大山里的、我们未曾谋面的“学生”呢？
你们的同仁：姚连兵
2010年8月25日
二、行动、观念：致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
尊敬的各位教育局的领导和大学校长：
党的十七大制定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这里的教育应该是全局意义上的教育，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考虑均衡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问题。你们是我们教育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你们中很多人都是要么从教师走上领导岗位，要么就是身兼二职，所以你们能够将很多先进的教学理念付诸实践。尤其是在对中西部教育的扶持中，需要各位领导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宏观背景下，为我们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教活动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例如，有地方就规定，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职称）时，原则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并完善教师定期到企业、到基层、到经济和教育欠发达地区进行实践的制度。只有将这样的活动制度化才能行形成良性循环和互动。不可否认，因为经济上的不平衡，导致了教育上的不平衡。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极力的缩小差距，以弥补事实上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公平。实践证明，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要实现这一切，关键的举措就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在此，我们有如下吁请。
1.大力提倡反哺式教育
我国早已经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联系我们教育界实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中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以教育促经济，推动和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各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资源、人力等方面。现在，经过建国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发30多年的大力发展，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人们生活安居乐业。可是我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也要考虑“共同富裕”的话题。对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要“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解决方案。目前城里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有了长足的提高。相比较而言，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则远比我们困难、缓慢。在他们走出大山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送爱下乡”。现在，各个高校都在进行“三下乡”的暑期社会实践，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我们认为，这样的活动不仅要让我们的师生带去文化、科技、卫生，带去书籍、药品、衣物、知识，最重要的是要带去我们那颗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对山里学生饱含感情的爱心。同学们固然缺少那些生活必需品，可是他们的心里更需要我们去了解，去温暖。
一个曾去支教过的同学告诉我们，她的一个学生生病了，上课前该同学问他感觉怎样，拿药了没。没有想到这句简单的问候却让这个学生哽咽着说没有拿药，因为药太贵了，而且深深地向她鞠躬致谢，并告诉她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药品而言，真情的问候与关心对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他们更需要的是他人和社会对他们的真诚关心和关注，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缺钙”的同时又缺少社会的关爱。
联系我国教育的实际，我们还是有条件和机会去走近他们的。我们有各类本科、高职高专、独立学院和各高校的分校等2300余所，在本世纪初便有高校教师近100万，另外还有全国那么多著名中小学和知名教师。而2009年全国像安龙那样的国家级贫困县有600个左右。如果愿意还是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让部分发达地区的中学教师、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去深入那些急需知识和人才的经济和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那些去中西部落后地区支教过的老师和同学对自己和对生活的认识都更加的深刻了。当他们看到自己平日里习以为常的事情，如网络，肯德基，大型购物城和图书馆等在那里却要么没有，要么成为奢侈时，那种强烈的反差让他们着实震撼。正是看到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求，同时也看到现实中的差距（例如安龙一中，作为一个县最好的中学，竟然连一个微机室都没有），我们的支教教师才深切地感受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于是在返校后就积极搜集单位里的废旧、淘汰电脑，然后到处找纸板给电脑打包，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冒着炎热办理托运，通过这样“变废为宝”的方式才让该校拥有了第一个电脑室，也让很多同学终于看到传说中的电脑。或许受到该老师行为的感动，他的一名去支教的学生在返校后“说服”她父亲向该校捐资20万元人民币，这样该校又拥有了第二个微机室。细想起来，对我们来说或许只是垂手可得的事情对山里的孩子而言却显得难于上青天；我们一个小小的行动却可能影响或改变他们的一生。
2.改变传统的支教观念
传统支教思维是：既然落后山区没有学校，我们就发动社会力量筹集资金修建宽敞漂亮的教学楼；没有图书，我们就帮他们购买新书送过去；没有设备就去买最新最好的运过去……在一定历史阶段，这种扶贫策略是完全有必要的。可是这种方法最终被认为是不够的，因为学校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拼凑起来的。我们经济领域的“输血式扶贫”已经悄然转变为“造血式扶贫”了，可是在很多地方我们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支援还在沿袭着这种落后的模式。殊不知虽然这种“硬件”上去了，“软件”却不是那样轻易就可以得到解决的。例如，有很多地方的多媒体设备被闲置，因为那里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明明有教师职位的空缺，可是却没有毕业生愿意到落后的山里中小学去任教：以安龙一中为例，全校英语教师是22名，可是其中绝大多数人是中师或大专生，拥有本科学历的教师只有一人。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师或大专毕业的老师就不优秀，可如果真出现当地老师和同学戏称的，这里是优秀人才和大学生“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地方的话就不是好现象了。客观地讲，老师们都希望自己的学生优秀，这本没有错。可是把一个本来优秀的城里学生培养成才，和把一个基础较差的山里学生培养成才相比，它产生的社会效应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老师的最大价值是帮助更多的学生成才，尤其是帮助那些最需要自己的学生成才。毕竟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多半，我们的教育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金字塔的塔基，那么想要把金字塔修得更高是很难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才更应该重视广大农村的教育问题。而这个广大的市场如果可以得到有识之士重视的话，这无疑将吸收相当数量的、掌握了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优秀大学生，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里也无疑将成为他们施展自己才华的大舞台。因为在教育领域，我们不希望仅仅看到城里“风景这边独好”，我们也希望看到那些落后地区，那些大山里的学校也可以在优秀老师的指导下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因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一名教师：姚连兵
2010年8月25日
鉴于我一直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导师建议我来年暑假去安龙一中支教，教同学们英语，我期待着……
参考文献：
［1］黄济.现代教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冉红霞.爱，使留守不孤单——记四川省邛崃市关爱留守儿童工作［J］.辅导员，2006，（10）.
［3］王秋香.同辈群体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研究［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7，（1）.
［4］徐博.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EB/OL］.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8/18/content_11906092.htm.
［5］邹先云.农村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研究［J］.中国农村教育，2006，（10）.
本文系西华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07B051）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安龙一中 钱学森之问 留守儿童
以下是我去贵州省兴义市安龙第一中学考察学习过程中，对如何缩小教育发达地区与教育落后地区的差距，以及在更大背景下培养创新型人才，破解“钱学森之问”的一些思考。上一篇文章（精神贵族乎？民族精英乎？（一）——贵州省兴义市安龙一中考察学习有感（致同学篇）探讨了对西部落后地区学生们的期望，本文是对教师同仁及相关主管部门领导的吁请与倡议。
一、了解、奉献：与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同仁们共勉
亲爱的同仁们：
作为你们中的一员，我有幸参加了赴贵州省兴义市安龙县安龙一中的学习考察活动。现就学习体会向大家汇报交流。
虽然和安龙一中师生短暂的交流结束了，可是留给我的却是思考的开始。我们作为教师真的了解我们的学生吗？我们到底能给他们什么呢？
首先，我们必须改变教育领域存在的观念误区。
我们的考察时间或者支教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在短暂的时间内很难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学校教育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我们的学生终究会离开我们的呵护，回到生活的大舞台。那我们到底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他们？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我们的教育决策者们就已经注意到了我国教育还不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其中首要的问题就是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方法比较陈旧。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如果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应该有“一桶水”。在一定意义上，这句话客观地反映了我们对老师应该掌握渊博知识的形象表达。可是也正是这个“一碗水”和“一桶水”的关系让我们有了一种思维定势，即老师就是应该比学生渊博，老师就该扮演主宰者的角色，反之，学生也就应该听信老师的，因为他的渊博，因为他那里有标准答案。而像韩愈那样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闪光思想却成了少数派。长期以往，我们思想观念也就愈来愈僵化，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就不能不陈旧，培养的人才也就“一代不如一代”了。可教育的初衷我想并不是如此的。因为，不管是多大的“一碗水”还是多大的“一桶水”，它终归是相对有限，难成汪洋之势的。只有将这“一碗水”和“一桶水”变成活水，我们才可以打破僵化的思维，最终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这个道理，朱熹在8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了：“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这种思维的关照下，教师就应该是一口深井，学生就应该是深井周围的泉眼。深井看似静止，可是却暗含涌动，不停地吐故纳新；源自其中的井水通过泉眼形成了涓涓细流，而涓涓细流终究汇流成河，并最终汇成海洋。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有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的民族精神才可能得以发扬光大。于是，作为“上帝”的我们就该思考了：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不竭的源泉。实践告诉我们，源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离不开产生它的大地。这样，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教师也必须回到“大地”，回到生活的源头，回到生活中去寻找灵感和解决问题的良方。我们教师和支教教师唯有从观念上认识到这种必要性才可能对山里的孩子和他们从事的支教活动产生深厚的感情并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反过来，只有让山里的学生掌握了这种有“源头”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知识和观念，才可以让他们以后不管是上大学，还是从事其他职业，都可以一样活得精彩，因为他们得到的不再是“一碗水”，而是一个不竭的“源头”。
其次，学生们是谁？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企图走近学生，就必须先认识他们，只有这样才可以知己知彼，否则任何的交流和教导就都是自己“一厢情愿”式的自说自话。在安龙见到的学生和我们城里的学生是不大一样的，而我们也不能期望所有的学生都是一个模式，即都是城里的学生。毕竟目前农村人口的比例还占了一半多，所以也不得不思考如何面对那些来自另外一种背景中的学生。虽然是该县唯一一所省级示范高中，可这里的学生却大多数来自大山深处，这种出身和经历给其作为学生的身份增加了很多额外的特质，而这种特质是很多城里老师所不熟悉的。可我们如果想真正认识他们，了解他们，除非回到他们生活的本真状态，否则是很难理解他们的言行的。所以，我建议我的同仁们，如果条件允许，大家就应该深入山区，走进基层，和这些特别的的学生生活在一起，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学生也不是千人一面，才可以更好地认识他们，才可以因材施教。这里的同学们是坚强的，他们的事迹虽然不是那么轰轰烈烈，却是那么的真实，真实得让人感动。他们的经历和精神值得我们为他们思考，为他们出谋划策，为他们寻找出路。可是在现实中的我们又是否是这样做的呢？客观地讲，我们现在有相当数量的教师，尤其是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的中小学教师、高等教育工作者对基层的了解是不够的，这其中既有客观上的原因，又不乏主观上的因素。虽然我们不主张再来一次“知识青年下乡”，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是为现实生活服务的，如果和群众的距离太远，如何知道现实中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如果我们对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他们或许会因为我们的“五谷不分”而找不到交流的共同语言（在此次田野作业中，就的确有同学分不清什么是稻谷，什么是小麦，甚至有同学以为花生长在树上，稻子长在粮店里）。另一方面，教师固然该将自己塑造为精神贵族，但更重要的是要将自己定位为民族精英。精神贵族从个人修养，甚至是独善其身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是我们毕竟不应该仅仅是为了自己而“贵族”着。作为民族精神薪火相传的一份子，我们永远都不要忘了孟子在2000多年前给我们的教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只有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他人及社会的价值相结合的时候才会有完美的人生。
再次，我们应该走出象牙塔，关注广义上的学生，并以一颗感恩与奉献的心去对待他们。虽然我们此行9名同学中绝大多数都来自大城市，拥有高学历或者高职称，相对那些来自山区的同学们而言，我们都有太多值得骄傲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还是采取站在象牙塔里的姿势，以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视角去和他们交流，肯定是达不到预期目的的。我们可否蹲下身子去看同学们呢？如果那样，我想他们或许比我们更高大。
我们主张知行统一，否则脱离实践的理论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我们也坚持教育教学应该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由精神贵族变为民族精英。纵观我国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总有很多的先辈教育家心系民族的安危，为振兴国家而奔走，而奉献。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闻一多等在那个年代完全可以明哲保身，凭他们的威望过上“旱涝保收”的日子，可是他们却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体现了一个教育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事实证明，正是他们的大声疾呼才唤醒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优越感。建国后，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相当数量的“知识青年”投身到祖国四面八方火热的农业生产中，在广阔天地里度过了青年时代的这一代人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决不后悔。“知青”生活给他们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些曾经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的人后来经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作家，如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等，他们都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知青文学”，都将自己的成长和祖国的兴衰结合起来。这种鲜活的生活经历成为了他们创作的不竭源泉。目前在我国教育战线上的中流砥柱中的绝大多数人也都曾有过那样的经历。虽然度过了一段艰苦岁月，可是在返城后他们却是只争朝夕，将在基层锻炼时养成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对土地与广大农民的热爱投入到学习和工作中，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骄人成绩。
应该承认，不同时代应该有不同时代的主题。我们今天不可能重走历史的老路。可是，目前的年轻教师虽然没有必要再去“上山下乡”，重走“知青”路，却不能忘了我们的师长们和父辈们曾经经历过的农村生活的艰辛。这种艰辛并不因为他们已经渐行渐远就不复存在，同时这种艰辛也不能因为不为我们所见就可以忽略。相反，这应该成为一种历史的基因而积淀在我们中华民族子孙的血脉里。我们中华民族的遗传基因里还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那些给过我们父母、老师点滴帮助的“贫下中农”，对那些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奉献了他们“绵薄之力”的广大农村，来自城里的我们当以我们自己的行动进行“涌泉相报”，让他们共享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富强；而给他们的，在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帮助，想必那些山里的同学们也一定会珍惜，并转化为努力学习，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动力，并最终去回报社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好传统就可以在我们的行动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薪火相传，我们的整个社会也可以实现良性发展了。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朴素的话语是他一生始终奉守不渝、身体力行的基本信念。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他才时刻关心着群众的疾苦。而我们也常说“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小平同志那样以中国人民的儿子的身份，以中华民族的教师的身份，去心系我们的教育，去关注那些在大山里的、我们未曾谋面的“学生”呢？
你们的同仁：姚连兵
2010年8月25日
二、行动、观念：致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
尊敬的各位教育局的领导和大学校长：
党的十七大制定了“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这里的教育应该是全局意义上的教育，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考虑均衡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问题。你们是我们教育系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你们中很多人都是要么从教师走上领导岗位，要么就是身兼二职，所以你们能够将很多先进的教学理念付诸实践。尤其是在对中西部教育的扶持中，需要各位领导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宏观背景下，为我们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支教活动提供政策和制度上的保障。例如，有地方就规定，城镇中小学教师在评聘高级职务（职称）时，原则上要有一年以上在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经历。并完善教师定期到企业、到基层、到经济和教育欠发达地区进行实践的制度。只有将这样的活动制度化才能行形成良性循环和互动。不可否认，因为经济上的不平衡，导致了教育上的不平衡。党和国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极力的缩小差距，以弥补事实上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公平。实践证明，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的关键是机会公平，重点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要实现这一切，关键的举措就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在此，我们有如下吁请。
1.大力提倡反哺式教育
我国早已经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号召，联系我们教育界实际，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为中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人才，以教育促经济，推动和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各项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是在资源、人力等方面。现在，经过建国6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发30多年的大力发展，我国经济突飞猛进，人们生活安居乐业。可是我们“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也要考虑“共同富裕”的话题。对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尽合理，城乡、区域教育发展不平衡，贫困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滞后的问题，并明确提出了要“努力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发达地区支援欠发达地区”的解决方案。目前城里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有了长足的提高。相比较而言，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则远比我们困难、缓慢。在他们走出大山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考虑“送爱下乡”。现在，各个高校都在进行“三下乡”的暑期社会实践，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我们认为，这样的活动不仅要让我们的师生带去文化、科技、卫生，带去书籍、药品、衣物、知识，最重要的是要带去我们那颗对农村生活的热爱，对山里学生饱含感情的爱心。同学们固然缺少那些生活必需品，可是他们的心里更需要我们去了解，去温暖。
一个曾去支教过的同学告诉我们，她的一个学生生病了，上课前该同学问他感觉怎样，拿药了没。没有想到这句简单的问候却让这个学生哽咽着说没有拿药，因为药太贵了，而且深深地向她鞠躬致谢，并告诉她从来都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药品而言，真情的问候与关心对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更加重要的，他们更需要的是他人和社会对他们的真诚关心和关注，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缺钙”的同时又缺少社会的关爱。
联系我国教育的实际，我们还是有条件和机会去走近他们的。我们有各类本科、高职高专、独立学院和各高校的分校等2300余所，在本世纪初便有高校教师近100万，另外还有全国那么多著名中小学和知名教师。而2009年全国像安龙那样的国家级贫困县有600个左右。如果愿意还是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让部分发达地区的中学教师、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去深入那些急需知识和人才的经济和教育欠发达地区的。实践证明，那些去中西部落后地区支教过的老师和同学对自己和对生活的认识都更加的深刻了。当他们看到自己平日里习以为常的事情，如网络，肯德基，大型购物城和图书馆等在那里却要么没有，要么成为奢侈时，那种强烈的反差让他们着实震撼。正是看到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求，同时也看到现实中的差距（例如安龙一中，作为一个县最好的中学，竟然连一个微机室都没有），我们的支教教师才深切地感受到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于是在返校后就积极搜集单位里的废旧、淘汰电脑，然后到处找纸板给电脑打包，并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冒着炎热办理托运，通过这样“变废为宝”的方式才让该校拥有了第一个电脑室，也让很多同学终于看到传说中的电脑。或许受到该老师行为的感动，他的一名去支教的学生在返校后“说服”她父亲向该校捐资20万元人民币，这样该校又拥有了第二个微机室。细想起来，对我们来说或许只是垂手可得的事情对山里的孩子而言却显得难于上青天；我们一个小小的行动却可能影响或改变他们的一生。
2.改变传统的支教观念
传统支教思维是：既然落后山区没有学校，我们就发动社会力量筹集资金修建宽敞漂亮的教学楼；没有图书，我们就帮他们购买新书送过去；没有设备就去买最新最好的运过去……在一定历史阶段，这种扶贫策略是完全有必要的。可是这种方法最终被认为是不够的，因为学校毕竟不是这样简单地拼凑起来的。我们经济领域的“输血式扶贫”已经悄然转变为“造血式扶贫”了，可是在很多地方我们对落后地区的教育支援还在沿袭着这种落后的模式。殊不知虽然这种“硬件”上去了，“软件”却不是那样轻易就可以得到解决的。例如，有很多地方的多媒体设备被闲置，因为那里的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明明有教师职位的空缺，可是却没有毕业生愿意到落后的山里中小学去任教：以安龙一中为例，全校英语教师是22名，可是其中绝大多数人是中师或大专生，拥有本科学历的教师只有一人。我们当然不能说中师或大专毕业的老师就不优秀，可如果真出现当地老师和同学戏称的，这里是优秀人才和大学生“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地方的话就不是好现象了。客观地讲，老师们都希望自己的学生优秀，这本没有错。可是把一个本来优秀的城里学生培养成才，和把一个基础较差的山里学生培养成才相比，它产生的社会效应应该是不一样的。而且老师的最大价值是帮助更多的学生成才，尤其是帮助那些最需要自己的学生成才。毕竟我国目前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一多半，我们的教育如果没有一个坚实的金字塔的塔基，那么想要把金字塔修得更高是很难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才更应该重视广大农村的教育问题。而这个广大的市场如果可以得到有识之士重视的话，这无疑将吸收相当数量的、掌握了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优秀大学生，缓解目前就业的压力，这里也无疑将成为他们施展自己才华的大舞台。因为在教育领域，我们不希望仅仅看到城里“风景这边独好”，我们也希望看到那些落后地区，那些大山里的学校也可以在优秀老师的指导下传出朗朗的读书声，因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
一名教师：姚连兵
2010年8月25日
鉴于我一直在高校从事英语教学，导师建议我来年暑假去安龙一中支教，教同学们英语，我期待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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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冉红霞.爱，使留守不孤单——记四川省邛崃市关爱留守儿童工作［J］.辅导员，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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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博.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EB/OL］.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9-08/18/content_11906092.htm.
［5］邹先云.农村留守子女教育问题研究［J］.中国农村教育，2006，（10）.
本文系西华师范大学校级科研项目（项目批准号：07B05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