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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三岁的时候便罹患哮喘。由于长年患病，由于晨昏颠倒，于是格外地畏惧噪音的干扰。他所居住之处，四壁以软木铺墙，为的是彻底隔音。他成年之后几乎没有离开过巴黎，接触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众多的人物却展开了曲折、复杂的人生，交织成一幅幅华丽的长卷。人们不禁要问，一位几乎足不出户的写手何以“阅人无数”？
才华横溢的英伦学者艾伦·狄波顿在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书中为我们揭开谜底。普鲁斯特是个谜，自然有人千方百计要“逮”到他，请他吃饭是一个办法。席间，普鲁斯特对一切事情都有着极大的兴趣。不只是一般的表面故事，而是极其细微的、旁人觉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听得津津有味。他的口头禅是：“慢一点，请再慢一点。”同桌吃饭的食客随口提到来时路上一位擦肩而过的熟人。普鲁斯特会详细询问，在什么地方遇到这位熟人，他的衣着、他的举止动作音容笑貌、与他同行的人又是怎生模样？讲话的人往往吃惊不小，发现自己本来根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竟然是非常的有趣。在普鲁斯特这样的循循善诱之下，食客无意中提到的这位熟人形象栩栩如生。普鲁斯特绝对不会将听来的故事马上放进书写之中。他只是仔细地储藏了无数的“人生经验”，然后，他会用极慢的速度让这些人生在他的脑际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成为他的书写中的某个人物。他曾经告诉友人，他所创造的人物常常有着数个原型甚至数十个原型。
这个“慢”字不只是创作态度，更是人生哲学。用狄波顿的话来说，普鲁斯特是这样的一位作家，面对着一把扫帚，他也能为它写出一本传记来。正是这个“慢一点”的生活态度使得普鲁斯特能够观察入微，能够听到、看到、想到人们视而不见的无数大事小情。
狄波顿告诉我们，普鲁斯特认为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形态实在不多；不管走到哪里，我们必须尽可能从中认出我们“认识”的人，并引以为乐，“这种快乐并非只是视觉的”。
不止是人类，哪怕是一株玫瑰，普鲁斯特也能够看上老半天。友人几乎怀疑，他似乎在与这株玫瑰交谈。普鲁斯特的老朋友都德说过，普鲁斯特看报纸非常用心，连新闻提要都不肯放过，他有本事用想象和幻想把一则新闻，转化为一部充满悲剧或者喜剧色彩的长篇小说。碰到令人惊恐的人伦惨剧，普鲁斯特会从新闻所提供的线索深入到人性的幽暗层面。狄波顿诠释说，普鲁斯特认为，人性悲剧是希腊以降很多西方伟大艺术作品的中心主题。“因此，普鲁斯特宣称，艺术作品的伟大和题材的表面无关，而与表现的手法息息相关。他还进一步主张，即使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也是丰饶的艺术题材，而且报纸上的一则香皂广告也能和帕斯卡尔的《沉思录》一样深远”。如此这般，普鲁斯特喜欢研究列车时刻表也就有了极为充分的理由。
由此，我们就会想到，1922年深秋普鲁斯特辞世，巴黎万人空巷、交通中断、送行的人群络绎不绝。在送行者之中有一位偶然从苏联来到巴黎的诗人，他就是年轻的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他走在如此深情的、望不到尽头的送行行列里，心里会掀起怎样的狂涛巨澜。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必一定要是号角、鼓声和旗帜，甚至也不必一定要有着信仰、理想和预言，更不必讴歌革命与叛逆。艺术作品可以是一封娓娓道出的未曾寄往任何地方的长信，有如《追忆似水年华》。躺在棺木中的普鲁斯特与走在送行行列里的马雅可夫斯基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相遇呢？他们的灵魂有没有交谈过呢？这个交谈与八年后马雅可夫斯基骤然离世有没有一些关联呢？我们可以自己去寻找答案。
人们常常惊异于普鲁斯特对于病苦的态度。这样长年的病痛缠身不是苦不堪言吗？有着如此艰难人生的一位写手如何能够完成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一部长篇巨制？狄波顿告诉我们，普鲁斯特有着一种将痛苦转化为知识财富的绝技，简要来说便是，“当悲伤转化为思想的时候，就失去了一些伤心的力量”。换句话说，普鲁斯特永远能够从痛苦中学到东西，因为病苦，他有着极其灵敏的感受力，感受痛苦的能力远远高过常人，有助于知识的获得。比方说，脚踝扭伤，我们马上就能明白身体重量分布的情形；打嗝让我们了解呼吸系统未知的一面，而被情人抛弃便是了解情感依赖机制最好的导论。
很多人仍然会感觉茫然，上述状况是普遍发生的，但是多半的人并不会从中学到什么，无论是身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充满了这些无助的人。普鲁斯特以缓慢的节奏细述这些无法可想的灵魂所处的困境。然则，普鲁斯特在告诉我们，痛苦与真知灼见如影随形。我们自身所遭受的任何痛苦都是真正的良师。
我们会想，每个人的悟性不同，自然结果也会不同。看了狄波顿的评述，我们会了解，心灵的运作是断断续续的，随时可能失去头绪，随时可能分心。只有在沉潜之中，才會爆发有活力的思维，而沉潜需要时间，浮光掠影、高速网络、简讯之类都与沉潜没有什么关联。
我们可以用慢速度来阅读狄波顿的建言，然后，我们大约会将高居于书架之上尘封已久的《追忆似水年华》搬下来，放在书桌上，取出一本，从第一页开始阅读。然后，我们会打开一个本子，用笔写下我们的感受。甚至，铺开信纸，用一支笔将我们所学到的写给我们挚爱的亲友。
二
老舍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当众说过，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果真如此，汪增祺与林斤澜成为北京文坛双璧，谈到当代北京作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两位。
汪曾祺与林斤澜是至交，惺惺相惜。汪先生曾经撰文评介林先生的“矮凳桥”系列小说：“林斤澜写人，已经超越了‘性格’。他不大写一般意义上的外部的性格，他甚至连人的外貌都写得很少，几笔，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得其精而遗其粗。他不是写人，写的是一首一首的诗。朴素无华的，淡紫色的诗。”
林斤澜的九妹林抗1957年与丈夫一道下放浙江温州双溪村，程绍国“因祸得福”，在少年时代便成了他们的学生。1979年，在阔别三十年以后，林斤澜还乡探望亲人，程绍国得以与他结识；两人投缘，友情未曾中断。许多只是在笑谈中提到过的人与事，在二十多年之后如同一坛坛的老酒散发出百般滋味，被写了下来，成了《林斤澜说》。于是，我们有了机会从字里行间找寻答案。 1940年的秋天，当时身在重庆的十七岁的林斤澜本来想要投奔延安，没有成功，便写信向远在新疆的茅盾求救。茅盾马上回信，建议他“就近入学”，署名“沈雁冰”。有了这样的一封信，林斤澜下定决心留在重庆，考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于是，他做了梁实秋、郑君里、焦菊隐、张俊祥、史东山、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诸君的学生。有这样的教习，青年林斤澜的艺术视野会有怎样的开拓与发展，我们不难想象。
在1964年以前，林斤澜小说年年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小说，茅盾便有信来，频频指出这些小说的缺失。林先生感激着这些信件，原因有二：一是听到不同意见有益于写作的改进，二是明白茅盾生怕林斤澜少年得志飘飘然起来容易出“问题”。茅盾终其一生关心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尽力保护中国文学的命脉，是林先生念念不忘的。但是，道德的高尚并不等于文学观念的高远。茅盾对于文学现象偏见极深，比方说对于沈从文作品的轻蔑、对于早逝的萧红的否定等。
按照朱自清先生的看法，茅盾的文学观念是推崇“人生的文学与写实的文学”。茅盾自己曾经说过，“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是不倦的战士……”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气度、气势、气魄，但是，作品的艺术性终究还是被过于强烈的观念性文字冲淡了。如此，按照程绍国的看法，林斤澜离茅盾远，与老舍身近，与沈从文心近。
虽然如此，批评家仍然看出了端倪，李陀曾经这样提到林斤澜的写作：“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也是酒友和文友。这两个人凑在一起，他们身边的气氛会有一些变化，如清风徐来。但是林斤澜的写作与汪曾祺全然不同，全走生涩险怪的路子，尤其是语言，似乎专以破坏常轨语法和修辞为乐。有一种‘冷露滴梦破，俏风梳骨寒’的峻峭作风，这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相当少见的。”熟读汪曾祺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字里行间有着沈从文的温厚与契诃夫的宽容，林斤澜的文字总是会让我们想到古灵精怪的乔依斯，特色鲜明、个性强烈，倒看不出师承的痕迹。
三
多年来，一向喜欢李锐的小说，喜欢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喜欢他所使用的优美、流畅、动人的语境，喜欢他对历史真相的无穷探究，也喜欢他对复杂人性深刻而多面的刻画。因其文学成就，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似乎走得昂然，与此同時，环境污染、自然生态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等，更惊人的便是世道人心的改变。面对巨变，追根寻源，李锐直面清朝末年，在中国“现代化”的源头上，东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激烈冲撞。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近代中国面向世界最狂乱、最屈辱的一刻，成为李锐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的历史焦点。李锐认为，由此而生的巨大创伤正是中国现代经验的起源，如果不能直面这一巨大的创伤，现代人便无从思考百年来从救亡到启蒙的真正意义。
金发碧眼的孤儿乔万尼·马丁是意大利北方小城瓦拉洛修道院一名年轻的修士，自愿长年赤脚站在石板地上，虔诚抄写《圣经》，因为冻伤，双脚皮破血流，伤痕累累。在中国传教十五年之后，方济各会教士莱高维诺主教回到意大利，到瓦拉洛去挑选一位坚定的修士作自己的助手，见到乔万尼大为惊诧，连问这孩子为什么要这样自苦？乔万尼回答：“这样，我就可以离主更近一点。”深受感动的主教带走了乔万尼，给了他一个合适在中国使用的新的名字“张马丁”，也给了这个孩子深厚的父爱。漂洋过海，张马丁跟随主教来到华北，成为天母河教区天母镇天主堂的张执事。
两千年来，天母河流域的民间信仰是崇拜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娲。天母河中心的巨大石块周遭泥沙淤积成为天母村，据说是女娲留下的这块天石之上则矗立着一座石砌的娘娘庙，成为这民间信仰的图腾。天母村上村的男女老少也就成为这民间信仰最为忠实的信众。
对于莱高维诺主教而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铲除这民间信仰，在那巨大的石块之上建立起一座美轮美奂的天主堂，让生活在天母河流域的人们成为主的信众。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主教不惜牺牲自己，甚至决心要埋骨此地，今生今世再也不返回故乡意大利。
苦旱之年，民不聊生。天主堂设粥棚大规模赈灾，娘娘庙里民众求雨的香火不断。天上仍然没有半点下雨的意思，女娲的信众们举行“恶祈”，血迹斑斑的队伍走乡串镇，积蓄着痛苦也积蓄着仇恨。死亡的绝望无处发泄，人们的怨毒如同怒火般飙向洋教、飙向天主堂。恶祈的农民并不知道，这一天是圣母升天节，主教正在天主堂里主持瞻礼弥撒，对于圣母崇拜特别上心的四周乡镇的教民们亦纷纷赶到天母镇来望弥撒，将天主堂围得水泄不通。
在炎炎烈日的烧烤之下，绝望的“恶祈”队伍与四乡的农民、逃荒的饥饿的人群在与团团围住天主堂教民的对峙中，疯狂喊杀，“天不睁眼，生灵涂炭！天无哀心，民无贡献！苍天杀人，百姓杀神！”就在地动山摇的喊杀声中，主教走出了天主堂，走进了这一场风暴的中心。农民手中的土块、石块纷纷飞向主教。此时此刻，张马丁飞身挡在主教身前，被飞石击中，被人们踩在脚下，血流如注，死了过去。张马丁的以身殉教揭开了这本小说惊心动魄的序幕。
如果，就这样平静的死去，乔万尼会感觉十分地幸福。然而，悲剧这才开始。非常爱护乔万尼的玛利亚修女赶着为他缝一件神父袍，于是晚两天下葬。就在这段时间里，本来只是昏死过去的张马丁苏醒了过来。与此同时，官府却已经将天母村迎神会会首张天赐当作杀人凶手斩首示众。张马丁没有真正死去，为他偿命的张天赐却已然冤死。这样一个事件在义和团、红枪会、白莲教、大刀会风起云涌的关口，如同一滴冷水溅到了滚沸的油锅里。由于理念相左，诚实、善良、坚守教义的乔万尼离开了教会，他只身前往天母村，不惜赴汤蹈火，希望以真相平息势如水火的两派人马的仇恨。然而，他被劫掠几乎冻死，救活他的竟然是张天赐的寡妻张王氏。这第二次的死亡更加不堪，张马丁最终以败血症平静离开人世。当红枪会会众在新军士兵、张天赐之弟张天保以洋枪攻破天主堂的防卫之后，天主堂被捣毁，曾经与乔万尼情同父子的主教被绑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 大旱之后豪雨不止。在洪水滔天之际，以石头砌成的娘娘庙，却如同一艘石舟，救助了无家可归的人群，以及家畜们。
惨烈的激烈冲突之中，哈利路亚和娘娘保佑的呼喊此起彼伏，复活的神迹与轮回转世纠缠不清，求死不得的绝望与刻意复仇的激越难解难分，成为这个特定的时代无法界定的混沌；爱的力量在这混沌之中却是如此薄弱、如此虚妄、几近荒谬。
文学批评家王德威教授评点说，作者让笔下人物遭遇巧合、承受痛苦，却不施予简单的救赎承诺、道德教训。在宗教愿景与意识形态不能企及之处，由小说补足。“李锐追求的是任何人自己成全自己的可能性。小说家就像殉道者，为（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小说家也像造物者，无中生有，起死回生”。
我们正可以从阅读《无风之树》、《银城故事》、《寂静的高纬度》、《红房子》、《万里无云》、《太平风物》到《张马丁的第八天》，一路探究小说家李锐追根寻源的书写踪迹。
四
在美国，几乎每个人家都会在车库或是地下室里安放一张沉重的工作台，摆放一只工具柜或是工具箱，节假日或是下班以后会在那里敲敲打打，修理家用设备，或是组装什么新的用具。人们很以自己有着灵活的双手而自豪，这当然与美国的历史有着关系。数百年前，欧洲人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全靠双手的劳作，才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美国又是一个工业国，轻、重工业的发展或停滞都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关系到民生的方方面面。每到竞选期间，不但政治人物绝对不敢轻忽，更是选民关注的大课题。但是，关于工厂，关于工人的生活，却少有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表现。
台湾的情形也是同样，上个世纪后半叶，台湾创造出骄人的经济奇迹，大小工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块美丽的岛土上。但是关于台湾的工厂，关于这些促进台湾社会走向繁荣、走向富足的辛勤工作的人们，也确实少有文学作品来描述。这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一本书描写了远方的一家工厂的时候，格外欣喜。
更让人惊喜的是，《家工厂》一反台湾小说惯有的优雅、绮丽，以极其朴实的语言，让我们触摸到开拓者们双手上层层的老茧和伤疤，感觉到他们肩上抽痛之处的深不可测以及工厂草创时期的种种艰难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我们和他们一道手中紧握榔头、板子和起子，用成千上万的螺母和螺丝来打造一个祥和乐利的社会。
这家工厂半机械半手工操作，制作烘焙面包的烤箱。这家工厂的老板与工人师傅一起工作，到了节假日，师傅们回家休息了，老板却带着儿子到各个面包店去修理烤箱，完成售后服务。他的妻子则继续在工厂里将半成品裝配完毕。这样的一家工厂，竟然是全年无休的。让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艰难而蓬勃的时期，“在那个界线模糊、轻易就可跨越的年代，家庭即工厂、工作即休闲”的生存状态。作者郑顺聪，正是这家工厂老板的大儿子，他很诚恳又语带诙谐地说明他自己在这个大时代里的位置，“我这个童工也参与时代巨轮的运转，在台湾傲人的经济成就中，贡献鸡毛般的力量”。
这家工厂的位置在省道台一线的路旁，车辆由北往南经过这里直趋嘉义市，不会注意到路边这家工厂。“天光从石棉瓦屋顶的破洞漏泄而下，空气中的浮尘一清二楚，其余的地方幽暗难辨，又当住家又作工厂的，空间窄隘，绕过发烫的剪床、跨越脏黏的污油，出了门，当头就是大马路。爸、妈与师傅，用榔头、螺丝起子与焊枪，将四散的零件，组装为功能强大的烤箱，运上货车藉高速公路，送往岛内的每一个地方”。草创时期，工厂的简陋、破旧、孤单与那光洁、亮丽、功能强大的烤箱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对比里面有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这自豪感，这对于父母的挚爱与尊敬成为这本书最重要的质素之一。身为作家、诗人、文学编辑的郑顺聪成长于工厂与省道之间的“畸零地”，在少年时有着深深的落寞的感觉，长大成人之后又走向完全不同的生活之路，甚至感觉到离父母越来越远，连电话也无法拉近这个距离。于是，“直通的路不可行，我遂将距离拉长，在台北的书房，伏案书写，连结过去，与嘉义的爸妈对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本独特的对话录，感觉到了作者对过去的缅怀，对父母、弟弟、故乡人深厚的情感，对家工厂的温暖记忆。
正因为作者是诗人、是文学编辑，对章节的安排格外讲究，包括自序在内十八个标题都是两个字：瓷套、学徒、师傅、工具、轮胎、省道、影带、太空等等。其中之一用了两个英文字母CD，指的却非音乐磁盘，所讲述的是兄弟情谊，还包括作者对弟弟的歉疚之情，文字异常的温婉。许多很细微的事情，一一详细写来，非常的动人。这位可爱的弟弟，乐观向上又十分的好强，透过努力终于学业有成，继承并且大大发展了父母双手创立的事业。读到这一章，我们满心喜悦。亲情可以是这样美好、这样温暖、这样值得百般珍惜的。最后一章“太空”结尾处，不但以诗句连接现在与未来，连结个人与太空，更有趣地使用法文Fin作结，多了些许浪漫。
这座身处嘉义县打邈乡的家工厂历经了经济起飞的整个过程，与嘉南平原上的许多家庭工厂一样，从草创时期的因陋就简，经过整修和重建成为整齐、干净、三层楼房的住家和井井有条的工厂。儿时虽然脏乱、充满危险却又充满乐趣的游戏空间不存在了。于是作者用“倒带”的方式，带出真切的回忆，让我们看到这家工厂的周围环境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
事物与活动于其中的各色人物及其他们的背景故事紧锣密鼓地形成儿时记忆中最为鲜活的画面。声音、色彩、气味、光线不但是事件的背景，甚至是事件发生的肇因。渐趋渐近的高潮，深深吸引读者。掩卷深思，作者并非只是给我们看一卷色彩斑斓的浮世绘，作者让我们看到乡间人们的悲悯之情。一些因为伤病而弱智的人，一些边缘人，一直能够得到乡邻甚至路人的同情、照顾而没有冻饿之虞。那种温暖，在世界其它地方极为罕见。
五
从来没有将童伟格的小说与“乡土文学”联系起来看，从来没有感觉这两者之间有着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是的，他写近海的山村，他写漫无边际的细雨，他写村民的“日常生活”，但是距离不同。乡土文学对于笔下人物有着深沉的关怀，哪怕表面上的嘲讽与戏谑，骨子里满溢着悲叹与义愤。换句话说，乡土文学的作者们都是远远高明于笔下人物的。童伟格与他所书写的“小人物”们之间的距离却似乎是零，他在写的一个最重要的物事是时间。时间似乎以极慢的速度流淌，甚至停滞，甚至重叠，甚至倒退，人们就在这样的慢流里寻寻觅觅，试图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一个跟飞快“前进”的时代几乎毫无关联的位置，一个不妨碍他人的位置，一个可以容身可以安家立命的位置。 阅读童伟格的小说《无伤时代》，会让我联想到欧洲的电影，尤其是北欧的电影。在那缓慢的节奏里，在那许多的定格里有着一种深沉的悲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怀，一种幽远无尽头的孤寂。一写到孤寂这两个字，又会想到中南美洲的马尔克斯。很有意思的，也会想到比利时诗人莫里斯·卡雷姆的吟唱：“你就这样几小时地听着雨声/什么都不想/你倾听雨水在你心中流淌/就像滴在树上。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悲不喜/滴答的雨水为什么让你/脸贴着窗，心却空空荡荡。”的确，我们在阅读中看不到作者的悲喜，但是我们会跟着他的文字被感动，跟着他的叙说悲喜。
很难得，一个人口简单的家庭，三四代人的生老病死被放置在时间的流淌中，放置在雨雾里，迷迷茫茫，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感觉到一种存在。
丈夫惨死后，这位妇人在一家塑料皮工厂工作，一直做到工厂关闭，做到连厂主都已经举家迁离山村，落荒而逃。她不弃不离，独力坚守，完成工厂关门前的善后事宜。新的刹车皮工厂在同一个位置上开工了。这位下岗母亲就想着要在这家新的工厂里申请一份工作，于是她冒着雨到了那里，走进办公楼，在那陌生的经理面前，长久地坐着，等待人家给她一个说话的机会。雨伞放在身边，滴下的水成了一个水洼。母亲膝盖上有着擦伤，她就那样抚着伤口，抱着一盒礼饼，长久地、安静地等待着，“对着僵冷的空气微笑”。如此境遇，她如何会在脸上浮起温暖的微笑？原来她已经跌进了回忆的深谷，她想到老工厂的厂主一家，盼望着他们安好。她温柔地想到自己的弟弟，想到自己熟悉的那些男人，在艰难中寻觅一份工作。她想象着面前的经理，走过怎样困顿的日子，那也是充满了无望的等待的，然后，才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坐到了一张经理使用的办公桌的后面，手边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字纸，显出十分的忙碌，无暇面对在自己面前已经坐了大半天的妇人。
我们几乎要拍案而起了，童伟格却这样来把我们安顿住，“是啊，这些我也都懂得的喔。”母亲默默这样说。她对眼前这位陌生男人，这个可以评判自己是否够资格重回人群，可以给她一个工作的人类，默默这样说。
她面对他，想好好地把脸上的笑容传给他。至于这笑容来自怎样的一種记忆、一种情怀，童伟格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告诉我们，绵绵密密，清清爽爽，不带任何的修饰与矫情，朴实、自然、流畅。我们跟着母亲的思绪走，走在绵绵细雨中，感觉着膝盖的酸痛，尴尬地抱着那盒礼饼，无处适从。
终于，那经理有了反应，他的反应来自一种认识。他终于了解，这妇人会对他微笑到地老天荒，如果他不做一点什么事情的话。这个认识的过程，童伟格也没有吝啬笔墨，交代得详尽。但是当经理给了这位母亲机会请她说话的时候，她知道机会难得，要讲话，讲什么？却没了主意！“快想。”她对自己说，我们也对她说，我们比她自己还要着急。这个时候，童伟格打住了，根本没有一个字告诉我们，究竟，这位母亲跟经理先生说了什么，在这样长久的等待之后，在这样惊险万状的语塞之后，那终于吐出口的话语究竟是什么？童伟格守口如瓶，只是让我们知道，妇人离开的时候，她已经是这家新工厂的新员工。我们终于明白，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人们互相容易了解彼此的时代，一个无伤的时代。马尔克斯如果看这本书，看到这里一定会心微笑，甚至大笑出声，甚至站起身来，在书房里踱步。
妇人不但会给陌生人“自在而宽坦的笑容”，她也会给自己的儿子“一种纯粹善意的微笑”。时间与自在、宽坦、纯粹善意的微笑重迭，冲散经年不断笼罩山村的雨雾，出现难得的艳阳天。就在那样的艳阳下，妇人终于了然，“原来年轻时的岁月不过只是年老的自己的一段回忆；原来人活着，就是不断自回忆抽身，不断辨识出那些自己原来早该认得的人事，不断复原到那最后最老的、真正的自己。原来不断向后退去，只有最后的才不是幻影”。母亲与儿子找到了自己可以安放心神的所在。我们同时也踏实下来，不再寻寻觅觅。
《追忆似水年华》的作者普鲁斯特三岁的时候便罹患哮喘。由于长年患病，由于晨昏颠倒，于是格外地畏惧噪音的干扰。他所居住之处，四壁以软木铺墙，为的是彻底隔音。他成年之后几乎没有离开过巴黎，接触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是，在他的小说里，众多的人物却展开了曲折、复杂的人生，交织成一幅幅华丽的长卷。人们不禁要问，一位几乎足不出户的写手何以“阅人无数”？
才华横溢的英伦学者艾伦·狄波顿在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书中为我们揭开谜底。普鲁斯特是个谜，自然有人千方百计要“逮”到他，请他吃饭是一个办法。席间，普鲁斯特对一切事情都有着极大的兴趣。不只是一般的表面故事，而是极其细微的、旁人觉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他都听得津津有味。他的口头禅是：“慢一点，请再慢一点。”同桌吃饭的食客随口提到来时路上一位擦肩而过的熟人。普鲁斯特会详细询问，在什么地方遇到这位熟人，他的衣着、他的举止动作音容笑貌、与他同行的人又是怎生模样？讲话的人往往吃惊不小，发现自己本来根本没有注意到的事情竟然是非常的有趣。在普鲁斯特这样的循循善诱之下，食客无意中提到的这位熟人形象栩栩如生。普鲁斯特绝对不会将听来的故事马上放进书写之中。他只是仔细地储藏了无数的“人生经验”，然后，他会用极慢的速度让这些人生在他的脑际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成为他的书写中的某个人物。他曾经告诉友人，他所创造的人物常常有着数个原型甚至数十个原型。
这个“慢”字不只是创作态度，更是人生哲学。用狄波顿的话来说，普鲁斯特是这样的一位作家，面对着一把扫帚，他也能为它写出一本传记来。正是这个“慢一点”的生活态度使得普鲁斯特能够观察入微，能够听到、看到、想到人们视而不见的无数大事小情。
狄波顿告诉我们，普鲁斯特认为从美学的角度来看，人类的形态实在不多；不管走到哪里，我们必须尽可能从中认出我们“认识”的人，并引以为乐，“这种快乐并非只是视觉的”。
不止是人类，哪怕是一株玫瑰，普鲁斯特也能够看上老半天。友人几乎怀疑，他似乎在与这株玫瑰交谈。普鲁斯特的老朋友都德说过，普鲁斯特看报纸非常用心，连新闻提要都不肯放过，他有本事用想象和幻想把一则新闻，转化为一部充满悲剧或者喜剧色彩的长篇小说。碰到令人惊恐的人伦惨剧，普鲁斯特会从新闻所提供的线索深入到人性的幽暗层面。狄波顿诠释说，普鲁斯特认为，人性悲剧是希腊以降很多西方伟大艺术作品的中心主题。“因此，普鲁斯特宣称，艺术作品的伟大和题材的表面无关，而与表现的手法息息相关。他还进一步主张，即使是芝麻绿豆的小事也是丰饶的艺术题材，而且报纸上的一则香皂广告也能和帕斯卡尔的《沉思录》一样深远”。如此这般，普鲁斯特喜欢研究列车时刻表也就有了极为充分的理由。
由此，我们就会想到，1922年深秋普鲁斯特辞世，巴黎万人空巷、交通中断、送行的人群络绎不绝。在送行者之中有一位偶然从苏联来到巴黎的诗人，他就是年轻的象征主义和未来主义的天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他走在如此深情的、望不到尽头的送行行列里，心里会掀起怎样的狂涛巨澜。伟大的艺术作品不必一定要是号角、鼓声和旗帜，甚至也不必一定要有着信仰、理想和预言，更不必讴歌革命与叛逆。艺术作品可以是一封娓娓道出的未曾寄往任何地方的长信，有如《追忆似水年华》。躺在棺木中的普鲁斯特与走在送行行列里的马雅可夫斯基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相遇呢？他们的灵魂有没有交谈过呢？这个交谈与八年后马雅可夫斯基骤然离世有没有一些关联呢？我们可以自己去寻找答案。
人们常常惊异于普鲁斯特对于病苦的态度。这样长年的病痛缠身不是苦不堪言吗？有着如此艰难人生的一位写手如何能够完成像《追忆似水年华》这样的一部长篇巨制？狄波顿告诉我们，普鲁斯特有着一种将痛苦转化为知识财富的绝技，简要来说便是，“当悲伤转化为思想的时候，就失去了一些伤心的力量”。换句话说，普鲁斯特永远能够从痛苦中学到东西，因为病苦，他有着极其灵敏的感受力，感受痛苦的能力远远高过常人，有助于知识的获得。比方说，脚踝扭伤，我们马上就能明白身体重量分布的情形；打嗝让我们了解呼吸系统未知的一面，而被情人抛弃便是了解情感依赖机制最好的导论。
很多人仍然会感觉茫然，上述状况是普遍发生的，但是多半的人并不会从中学到什么，无论是身体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充满了这些无助的人。普鲁斯特以缓慢的节奏细述这些无法可想的灵魂所处的困境。然则，普鲁斯特在告诉我们，痛苦与真知灼见如影随形。我们自身所遭受的任何痛苦都是真正的良师。
我们会想，每个人的悟性不同，自然结果也会不同。看了狄波顿的评述，我们会了解，心灵的运作是断断续续的，随时可能失去头绪，随时可能分心。只有在沉潜之中，才會爆发有活力的思维，而沉潜需要时间，浮光掠影、高速网络、简讯之类都与沉潜没有什么关联。
我们可以用慢速度来阅读狄波顿的建言，然后，我们大约会将高居于书架之上尘封已久的《追忆似水年华》搬下来，放在书桌上，取出一本，从第一页开始阅读。然后，我们会打开一个本子，用笔写下我们的感受。甚至，铺开信纸，用一支笔将我们所学到的写给我们挚爱的亲友。
二
老舍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当众说过，在北京的作家中，今后有两个人也许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果真如此，汪增祺与林斤澜成为北京文坛双璧，谈到当代北京作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两位。
汪曾祺与林斤澜是至交，惺惺相惜。汪先生曾经撰文评介林先生的“矮凳桥”系列小说：“林斤澜写人，已经超越了‘性格’。他不大写一般意义上的外部的性格，他甚至连人的外貌都写得很少，几笔，他写的是人的内在的东西……得其精而遗其粗。他不是写人，写的是一首一首的诗。朴素无华的，淡紫色的诗。”
林斤澜的九妹林抗1957年与丈夫一道下放浙江温州双溪村，程绍国“因祸得福”，在少年时代便成了他们的学生。1979年，在阔别三十年以后，林斤澜还乡探望亲人，程绍国得以与他结识；两人投缘，友情未曾中断。许多只是在笑谈中提到过的人与事，在二十多年之后如同一坛坛的老酒散发出百般滋味，被写了下来，成了《林斤澜说》。于是，我们有了机会从字里行间找寻答案。 1940年的秋天，当时身在重庆的十七岁的林斤澜本来想要投奔延安，没有成功，便写信向远在新疆的茅盾求救。茅盾马上回信，建议他“就近入学”，署名“沈雁冰”。有了这样的一封信，林斤澜下定决心留在重庆，考进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于是，他做了梁实秋、郑君里、焦菊隐、张俊祥、史东山、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诸君的学生。有这样的教习，青年林斤澜的艺术视野会有怎样的开拓与发展，我们不难想象。
在1964年以前，林斤澜小说年年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小说，茅盾便有信来，频频指出这些小说的缺失。林先生感激着这些信件，原因有二：一是听到不同意见有益于写作的改进，二是明白茅盾生怕林斤澜少年得志飘飘然起来容易出“问题”。茅盾终其一生关心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尽力保护中国文学的命脉，是林先生念念不忘的。但是，道德的高尚并不等于文学观念的高远。茅盾对于文学现象偏见极深，比方说对于沈从文作品的轻蔑、对于早逝的萧红的否定等。
按照朱自清先生的看法，茅盾的文学观念是推崇“人生的文学与写实的文学”。茅盾自己曾经说过，“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是不倦的战士……”他的作品虽然有着气度、气势、气魄，但是，作品的艺术性终究还是被过于强烈的观念性文字冲淡了。如此，按照程绍国的看法，林斤澜离茅盾远，与老舍身近，与沈从文心近。
虽然如此，批评家仍然看出了端倪，李陀曾经这样提到林斤澜的写作：“林斤澜是汪曾祺的挚友，也是酒友和文友。这两个人凑在一起，他们身边的气氛会有一些变化，如清风徐来。但是林斤澜的写作与汪曾祺全然不同，全走生涩险怪的路子，尤其是语言，似乎专以破坏常轨语法和修辞为乐。有一种‘冷露滴梦破，俏风梳骨寒’的峻峭作风，这在现代汉语写作中是相当少见的。”熟读汪曾祺作品的读者都会感觉到，字里行间有着沈从文的温厚与契诃夫的宽容，林斤澜的文字总是会让我们想到古灵精怪的乔依斯，特色鲜明、个性强烈，倒看不出师承的痕迹。
三
多年来，一向喜欢李锐的小说，喜欢他严谨的创作态度，喜欢他所使用的优美、流畅、动人的语境，喜欢他对历史真相的无穷探究，也喜欢他对复杂人性深刻而多面的刻画。因其文学成就，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法兰西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似乎走得昂然，与此同時，环境污染、自然生态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等，更惊人的便是世道人心的改变。面对巨变，追根寻源，李锐直面清朝末年，在中国“现代化”的源头上，东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激烈冲撞。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近代中国面向世界最狂乱、最屈辱的一刻，成为李锐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的历史焦点。李锐认为，由此而生的巨大创伤正是中国现代经验的起源，如果不能直面这一巨大的创伤，现代人便无从思考百年来从救亡到启蒙的真正意义。
金发碧眼的孤儿乔万尼·马丁是意大利北方小城瓦拉洛修道院一名年轻的修士，自愿长年赤脚站在石板地上，虔诚抄写《圣经》，因为冻伤，双脚皮破血流，伤痕累累。在中国传教十五年之后，方济各会教士莱高维诺主教回到意大利，到瓦拉洛去挑选一位坚定的修士作自己的助手，见到乔万尼大为惊诧，连问这孩子为什么要这样自苦？乔万尼回答：“这样，我就可以离主更近一点。”深受感动的主教带走了乔万尼，给了他一个合适在中国使用的新的名字“张马丁”，也给了这个孩子深厚的父爱。漂洋过海，张马丁跟随主教来到华北，成为天母河教区天母镇天主堂的张执事。
两千年来，天母河流域的民间信仰是崇拜炼石补天、抟土造人的女娲。天母河中心的巨大石块周遭泥沙淤积成为天母村，据说是女娲留下的这块天石之上则矗立着一座石砌的娘娘庙，成为这民间信仰的图腾。天母村上村的男女老少也就成为这民间信仰最为忠实的信众。
对于莱高维诺主教而言，他最大的愿望就是铲除这民间信仰，在那巨大的石块之上建立起一座美轮美奂的天主堂，让生活在天母河流域的人们成为主的信众。为了实现这一愿望，主教不惜牺牲自己，甚至决心要埋骨此地，今生今世再也不返回故乡意大利。
苦旱之年，民不聊生。天主堂设粥棚大规模赈灾，娘娘庙里民众求雨的香火不断。天上仍然没有半点下雨的意思，女娲的信众们举行“恶祈”，血迹斑斑的队伍走乡串镇，积蓄着痛苦也积蓄着仇恨。死亡的绝望无处发泄，人们的怨毒如同怒火般飙向洋教、飙向天主堂。恶祈的农民并不知道，这一天是圣母升天节，主教正在天主堂里主持瞻礼弥撒，对于圣母崇拜特别上心的四周乡镇的教民们亦纷纷赶到天母镇来望弥撒，将天主堂围得水泄不通。
在炎炎烈日的烧烤之下，绝望的“恶祈”队伍与四乡的农民、逃荒的饥饿的人群在与团团围住天主堂教民的对峙中，疯狂喊杀，“天不睁眼，生灵涂炭！天无哀心，民无贡献！苍天杀人，百姓杀神！”就在地动山摇的喊杀声中，主教走出了天主堂，走进了这一场风暴的中心。农民手中的土块、石块纷纷飞向主教。此时此刻，张马丁飞身挡在主教身前，被飞石击中，被人们踩在脚下，血流如注，死了过去。张马丁的以身殉教揭开了这本小说惊心动魄的序幕。
如果，就这样平静的死去，乔万尼会感觉十分地幸福。然而，悲剧这才开始。非常爱护乔万尼的玛利亚修女赶着为他缝一件神父袍，于是晚两天下葬。就在这段时间里，本来只是昏死过去的张马丁苏醒了过来。与此同时，官府却已经将天母村迎神会会首张天赐当作杀人凶手斩首示众。张马丁没有真正死去，为他偿命的张天赐却已然冤死。这样一个事件在义和团、红枪会、白莲教、大刀会风起云涌的关口，如同一滴冷水溅到了滚沸的油锅里。由于理念相左，诚实、善良、坚守教义的乔万尼离开了教会，他只身前往天母村，不惜赴汤蹈火，希望以真相平息势如水火的两派人马的仇恨。然而，他被劫掠几乎冻死，救活他的竟然是张天赐的寡妻张王氏。这第二次的死亡更加不堪，张马丁最终以败血症平静离开人世。当红枪会会众在新军士兵、张天赐之弟张天保以洋枪攻破天主堂的防卫之后，天主堂被捣毁，曾经与乔万尼情同父子的主教被绑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 大旱之后豪雨不止。在洪水滔天之际，以石头砌成的娘娘庙，却如同一艘石舟，救助了无家可归的人群，以及家畜们。
惨烈的激烈冲突之中，哈利路亚和娘娘保佑的呼喊此起彼伏，复活的神迹与轮回转世纠缠不清，求死不得的绝望与刻意复仇的激越难解难分，成为这个特定的时代无法界定的混沌；爱的力量在这混沌之中却是如此薄弱、如此虚妄、几近荒谬。
文学批评家王德威教授评点说，作者让笔下人物遭遇巧合、承受痛苦，却不施予简单的救赎承诺、道德教训。在宗教愿景与意识形态不能企及之处，由小说补足。“李锐追求的是任何人自己成全自己的可能性。小说家就像殉道者，为（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小说家也像造物者，无中生有，起死回生”。
我们正可以从阅读《无风之树》、《银城故事》、《寂静的高纬度》、《红房子》、《万里无云》、《太平风物》到《张马丁的第八天》，一路探究小说家李锐追根寻源的书写踪迹。
四
在美国，几乎每个人家都会在车库或是地下室里安放一张沉重的工作台，摆放一只工具柜或是工具箱，节假日或是下班以后会在那里敲敲打打，修理家用设备，或是组装什么新的用具。人们很以自己有着灵活的双手而自豪，这当然与美国的历史有着关系。数百年前，欧洲人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全靠双手的劳作，才在这块土地上扎下根来。美国又是一个工业国，轻、重工业的发展或停滞都是不得了的大事情，关系到民生的方方面面。每到竞选期间，不但政治人物绝对不敢轻忽，更是选民关注的大课题。但是，关于工厂，关于工人的生活，却少有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表现。
台湾的情形也是同样，上个世纪后半叶，台湾创造出骄人的经济奇迹，大小工厂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这块美丽的岛土上。但是关于台湾的工厂，关于这些促进台湾社会走向繁荣、走向富足的辛勤工作的人们，也确实少有文学作品来描述。这是为什么，当我看到一本书描写了远方的一家工厂的时候，格外欣喜。
更让人惊喜的是，《家工厂》一反台湾小说惯有的优雅、绮丽，以极其朴实的语言，让我们触摸到开拓者们双手上层层的老茧和伤疤，感觉到他们肩上抽痛之处的深不可测以及工厂草创时期的种种艰难带来的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我们和他们一道手中紧握榔头、板子和起子，用成千上万的螺母和螺丝来打造一个祥和乐利的社会。
这家工厂半机械半手工操作，制作烘焙面包的烤箱。这家工厂的老板与工人师傅一起工作，到了节假日，师傅们回家休息了，老板却带着儿子到各个面包店去修理烤箱，完成售后服务。他的妻子则继续在工厂里将半成品裝配完毕。这样的一家工厂，竟然是全年无休的。让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艰难而蓬勃的时期，“在那个界线模糊、轻易就可跨越的年代，家庭即工厂、工作即休闲”的生存状态。作者郑顺聪，正是这家工厂老板的大儿子，他很诚恳又语带诙谐地说明他自己在这个大时代里的位置，“我这个童工也参与时代巨轮的运转，在台湾傲人的经济成就中，贡献鸡毛般的力量”。
这家工厂的位置在省道台一线的路旁，车辆由北往南经过这里直趋嘉义市，不会注意到路边这家工厂。“天光从石棉瓦屋顶的破洞漏泄而下，空气中的浮尘一清二楚，其余的地方幽暗难辨，又当住家又作工厂的，空间窄隘，绕过发烫的剪床、跨越脏黏的污油，出了门，当头就是大马路。爸、妈与师傅，用榔头、螺丝起子与焊枪，将四散的零件，组装为功能强大的烤箱，运上货车藉高速公路，送往岛内的每一个地方”。草创时期，工厂的简陋、破旧、孤单与那光洁、亮丽、功能强大的烤箱形成强烈的对比。这对比里面有着一种强烈的自豪感，这自豪感，这对于父母的挚爱与尊敬成为这本书最重要的质素之一。身为作家、诗人、文学编辑的郑顺聪成长于工厂与省道之间的“畸零地”，在少年时有着深深的落寞的感觉，长大成人之后又走向完全不同的生活之路，甚至感觉到离父母越来越远，连电话也无法拉近这个距离。于是，“直通的路不可行，我遂将距离拉长，在台北的书房，伏案书写，连结过去，与嘉义的爸妈对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本独特的对话录，感觉到了作者对过去的缅怀，对父母、弟弟、故乡人深厚的情感，对家工厂的温暖记忆。
正因为作者是诗人、是文学编辑，对章节的安排格外讲究，包括自序在内十八个标题都是两个字：瓷套、学徒、师傅、工具、轮胎、省道、影带、太空等等。其中之一用了两个英文字母CD，指的却非音乐磁盘，所讲述的是兄弟情谊，还包括作者对弟弟的歉疚之情，文字异常的温婉。许多很细微的事情，一一详细写来，非常的动人。这位可爱的弟弟，乐观向上又十分的好强，透过努力终于学业有成，继承并且大大发展了父母双手创立的事业。读到这一章，我们满心喜悦。亲情可以是这样美好、这样温暖、这样值得百般珍惜的。最后一章“太空”结尾处，不但以诗句连接现在与未来，连结个人与太空，更有趣地使用法文Fin作结，多了些许浪漫。
这座身处嘉义县打邈乡的家工厂历经了经济起飞的整个过程，与嘉南平原上的许多家庭工厂一样，从草创时期的因陋就简，经过整修和重建成为整齐、干净、三层楼房的住家和井井有条的工厂。儿时虽然脏乱、充满危险却又充满乐趣的游戏空间不存在了。于是作者用“倒带”的方式，带出真切的回忆，让我们看到这家工厂的周围环境以及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
事物与活动于其中的各色人物及其他们的背景故事紧锣密鼓地形成儿时记忆中最为鲜活的画面。声音、色彩、气味、光线不但是事件的背景，甚至是事件发生的肇因。渐趋渐近的高潮，深深吸引读者。掩卷深思，作者并非只是给我们看一卷色彩斑斓的浮世绘，作者让我们看到乡间人们的悲悯之情。一些因为伤病而弱智的人，一些边缘人，一直能够得到乡邻甚至路人的同情、照顾而没有冻饿之虞。那种温暖，在世界其它地方极为罕见。
五
从来没有将童伟格的小说与“乡土文学”联系起来看，从来没有感觉这两者之间有着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是的，他写近海的山村，他写漫无边际的细雨，他写村民的“日常生活”，但是距离不同。乡土文学对于笔下人物有着深沉的关怀，哪怕表面上的嘲讽与戏谑，骨子里满溢着悲叹与义愤。换句话说，乡土文学的作者们都是远远高明于笔下人物的。童伟格与他所书写的“小人物”们之间的距离却似乎是零，他在写的一个最重要的物事是时间。时间似乎以极慢的速度流淌，甚至停滞，甚至重叠，甚至倒退，人们就在这样的慢流里寻寻觅觅，试图找到自己的一个位置，一个跟飞快“前进”的时代几乎毫无关联的位置，一个不妨碍他人的位置，一个可以容身可以安家立命的位置。 阅读童伟格的小说《无伤时代》，会让我联想到欧洲的电影，尤其是北欧的电影。在那缓慢的节奏里，在那许多的定格里有着一种深沉的悲悯，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怀，一种幽远无尽头的孤寂。一写到孤寂这两个字，又会想到中南美洲的马尔克斯。很有意思的，也会想到比利时诗人莫里斯·卡雷姆的吟唱：“你就这样几小时地听着雨声/什么都不想/你倾听雨水在你心中流淌/就像滴在树上。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不悲不喜/滴答的雨水为什么让你/脸贴着窗，心却空空荡荡。”的确，我们在阅读中看不到作者的悲喜，但是我们会跟着他的文字被感动，跟着他的叙说悲喜。
很难得，一个人口简单的家庭，三四代人的生老病死被放置在时间的流淌中，放置在雨雾里，迷迷茫茫，却让我们清晰地看到、感觉到一种存在。
丈夫惨死后，这位妇人在一家塑料皮工厂工作，一直做到工厂关闭，做到连厂主都已经举家迁离山村，落荒而逃。她不弃不离，独力坚守，完成工厂关门前的善后事宜。新的刹车皮工厂在同一个位置上开工了。这位下岗母亲就想着要在这家新的工厂里申请一份工作，于是她冒着雨到了那里，走进办公楼，在那陌生的经理面前，长久地坐着，等待人家给她一个说话的机会。雨伞放在身边，滴下的水成了一个水洼。母亲膝盖上有着擦伤，她就那样抚着伤口，抱着一盒礼饼，长久地、安静地等待着，“对着僵冷的空气微笑”。如此境遇，她如何会在脸上浮起温暖的微笑？原来她已经跌进了回忆的深谷，她想到老工厂的厂主一家，盼望着他们安好。她温柔地想到自己的弟弟，想到自己熟悉的那些男人，在艰难中寻觅一份工作。她想象着面前的经理，走过怎样困顿的日子，那也是充满了无望的等待的，然后，才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坐到了一张经理使用的办公桌的后面，手边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字纸，显出十分的忙碌，无暇面对在自己面前已经坐了大半天的妇人。
我们几乎要拍案而起了，童伟格却这样来把我们安顿住，“是啊，这些我也都懂得的喔。”母亲默默这样说。她对眼前这位陌生男人，这个可以评判自己是否够资格重回人群，可以给她一个工作的人类，默默这样说。
她面对他，想好好地把脸上的笑容传给他。至于这笑容来自怎样的一種记忆、一种情怀，童伟格用了大量的篇幅来告诉我们，绵绵密密，清清爽爽，不带任何的修饰与矫情，朴实、自然、流畅。我们跟着母亲的思绪走，走在绵绵细雨中，感觉着膝盖的酸痛，尴尬地抱着那盒礼饼，无处适从。
终于，那经理有了反应，他的反应来自一种认识。他终于了解，这妇人会对他微笑到地老天荒，如果他不做一点什么事情的话。这个认识的过程，童伟格也没有吝啬笔墨，交代得详尽。但是当经理给了这位母亲机会请她说话的时候，她知道机会难得，要讲话，讲什么？却没了主意！“快想。”她对自己说，我们也对她说，我们比她自己还要着急。这个时候，童伟格打住了，根本没有一个字告诉我们，究竟，这位母亲跟经理先生说了什么，在这样长久的等待之后，在这样惊险万状的语塞之后，那终于吐出口的话语究竟是什么？童伟格守口如瓶，只是让我们知道，妇人离开的时候，她已经是这家新工厂的新员工。我们终于明白，那个时代确实是一个人们互相容易了解彼此的时代，一个无伤的时代。马尔克斯如果看这本书，看到这里一定会心微笑，甚至大笑出声，甚至站起身来，在书房里踱步。
妇人不但会给陌生人“自在而宽坦的笑容”，她也会给自己的儿子“一种纯粹善意的微笑”。时间与自在、宽坦、纯粹善意的微笑重迭，冲散经年不断笼罩山村的雨雾，出现难得的艳阳天。就在那样的艳阳下，妇人终于了然，“原来年轻时的岁月不过只是年老的自己的一段回忆；原来人活着，就是不断自回忆抽身，不断辨识出那些自己原来早该认得的人事，不断复原到那最后最老的、真正的自己。原来不断向后退去，只有最后的才不是幻影”。母亲与儿子找到了自己可以安放心神的所在。我们同时也踏实下来，不再寻寻觅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