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5年出版的自传《八十自叙》中，林语堂，这位闻名中外的耄耋老人曾用“一团矛盾”来概括自己。“他把自己描写成为一个异教徒，其实他在内心却是个基督徒。现在他是专心致力于文学，可是他总以为大学一年级时不读科学是一项错误。他之爱中国和中国人，其坦白真实，甚于所有的其他中国人。他很爱慕西方，但是鄙视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家。他一度自称为‘现实理想主义家’。又称自己是‘热心人冷眼看人生’的哲学家……”
　　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一生游走于东西方文化的边缘。他崇尚庄子，在理论上宣扬“出世”，却从未真正放弃“入世”。他推崇“中庸”“闲适”的生活方式，又常有偏激之举。因着这种复杂性和矛盾性，作家徐訏曾在《追思林语堂先生》一文中称：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不容易写的一章”。
　　是否最不易写尚可商榷，但另一个“最”，他该是实至名归的。林语堂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幽默的一章”。即使他是“一团矛盾”，也是一团幽默的矛盾。
　　享有幽默大师雅号的林语堂，是“幽默”一词的创造者，终其一生提倡与推广幽默。
　　1924年5月至6月间，林语堂首次将英语的Humor音译为“幽默”。此时，他尚认为幽默主要是语言风格的问题。1933年，林语堂发表理论文章《论幽默》，于文坛引发幽默的风潮。这时的林语堂，已经将幽默上升至人生观的层面。林语堂认为幽默是宽容、同情、超脱的，是人生彻悟之后的会心一笑。之后，林语堂的“幽默”概念逐渐与“性灵”“闲适”交叠融合。他主张用幽默来消解人生苦痛，使人生恢复活力，达到人与自然、灵与肉高度和谐之后的理想境界。到了1970年，林语堂在以《论东西文化的幽默》为主题的演讲中，为幽默作了最后的总结：“幽默的发展是和心灵的发展并进的，因此，幽默是人类心灵舒展的花朵，它是心灵的放纵或是放纵的心灵。”
　　“论语”时期，林语堂创作了大量的幽默小品文，有诸多“以闲适为格调”，如《秋天的况味》《论握手》《我的戒烟》《论西装》等。其中幽默的妙笔，常来自作者生活中的趣味。林语堂喜爱吸烟，只要清醒不睡眠时，他就抽烟不止。他曾于《八十自叙》中戏言，自己对妻子极其忠诚，是因为妻子允许他在床上抽烟。甚至将这一点称为“完美婚姻的特点”。在幽默小品文《我的戒烟》中，他分享了一次失败的戒烟经历。“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兴戒烟起来，经过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责备，悔悟前非。我赌咒着，再不颓唐，再不失检，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他还谈及书桌上的“惜阴池”。那原是放烟烫出的焦迹，本计划用七八年的光阴来烧穿桌面。当放弃戒烟后，林语堂又可以继续此项工程，感到“心上非常快活”。
　　幽默的人生态度，与林语堂对快乐生活的精神追求，具有相同的哲学内核。“纵令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这句常常被人提起的“声明”，出自一本于西方广受赞誉的畅销书：《生活的艺术》。此书诞生于林语堂赴美之后，应书商华尔希约稿，于1927年写成，旨在向美国人介绍中国人的生活趣味和生活方式。书中每一篇都好似小品文，自思想、观念到品茗、赏花、饮酒、吟风弄月，无一不渗透出林语堂幽默与闲适的文艺观。不过，它并非一部严谨的文化著作。中国各种哲学、宗教思想被简单杂烩于其间，还存有偏颇、疏漏、乃至借题发挥之处。可恰恰如此，这本颇为主观的书，成为了解林语堂的好材料。
　　林语堂提出，中国人“最崇高的理想”就是不必逃避人类社会，而本性仍能保持原有的快乐。因此，“城中隐士实是最伟大的隐士”。人们“生活的最高典型”则是中庸的，“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过这样生活的人应该处于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富到可以完全不做工;钢琴也会弹弹，可是不十分高明，仅供自己消遣。除此之外，古玩也收藏一点，书也读读……依据“半半哲学”的道理，经济宽裕适度，生活逍遥自在，而并不完全无忧无虑的环境之下，人类的精神才最为快乐。那么“最高人格”又该如何呢？在《生活的艺术》中，陶渊明被冠以此等桂冠，但林语堂并未细述。
　　这一题目却是在 《苏东坡传》 中得以解决的。《苏东坡传》并非林语堂名气最大的作品，却是他最为珍爱的一部。书中，林语堂以幽默人生观解读苏东坡，认为他是将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相融合而诞生的快活天才。在林语堂的笔下，他比陶渊明更为潇洒幽默，享有高度智力和赤子之心。“大处为国为民”，而又常常刁皮可爱，能够享受生活中每一刻的时光，及至到后期达到大彻大悟，“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
　　在林语堂笔下，苏东坡在海南岛流放之时，穷困潦倒，却轻松快活。没有好笔好纸，就在岩石上作画;难得好墨，苏东坡就自己制，险些烧掉房子。他还曾在杂记中写食日光止饿的方法，不知是否是戏言。这种穷困之时的旷达快乐，正是林语堂所推崇的。但问题在于，为了塑造一个旷达、快活的苏东坡，林语堂有意忽略了苏东坡的“故作旷达”与难以排遣的愁绪，夸大了他的浪漫和快乐。这种艺术加工后所呈现出的人格，折射出的是20世纪40年代林语堂自己理想中的精神世界。
　　旷达与快活的精神背后，是“高地的人生观”。林语堂曾说，对他影响最深的，是故乡西溪的山水。家乡令人敬畏的高山，化为一种心灵和精神的高度。“假如你在高山里生长，你会用高山来衡量一切，你看到一栋摩天楼，就在心里拿它和你以前见过的山峰来比高，当然摩天楼就显得荒谬、渺小了。”林语堂正是用这种观念来看待世间万物，才会觉得不论是人、事，或是一时的得失，都并非大事，生活无时不能快活。
　　对幽默与快乐生活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他耽于享乐，无视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早期林语堂于《语丝》的犀利笔锋自不用提，其后作为“论语”派的主要代表，林语堂试图将西方文化中“幽默”“闲适”等文化品格介绍到中国，亦是一种寻求中间道路的尝试。旅居西方之后，《京华烟云》使他声名斐然。有人认为小说讲的是风花雪月，在致郁达夫的信中，林语堂解释了创作的初衷：“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说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但欲使读者因爱佳人之才，必窥其究竟，始于大战收场不忍卒读耳。”
　　客观而言，林语堂的生活道路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即使有烦恼或挫折，也只是一些插曲。《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等文学著作，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他曾位列美国“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1975年，林語堂被选为国际笔会总会的副会长，《京华烟云》被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在美国时，林语堂的生活条件也是宽裕的。后来林语堂研制中文打字机，几乎一度倾家荡产，好在危机也得以顺利度过。他成功发明“上下形检字法”，并以此为基础制作的明快打字机，使他在文学家之外，获得了发明家的令名。
　　林语堂的婚姻生活也是快乐的。虽然年轻时，林语堂经历了爱情失败，但在家人的劝说下“先成家，后恋爱”，于老式婚姻中创造出美好的爱情。这情节与他的小说《京华烟云》中女主人公姚木兰的经历有些相似。结婚后，林语堂对妻子说：“把婚书烧了吧，因为婚书总是离婚时才用得着！”两人一致同意，把婚书拿来当场付之一炬。这故事还被传为一段佳话。20世纪，中国作家普遍追求“爱情解放”，将其看成人性解放的一个标准，林语堂却一直是理智的。他知道，“结婚生活不是完全沐在蜜浴里的，一半也是米做的”，“情人的互相恭维捧场，须变成夫妇相爱相敬的伴侣生活”。
　　晚年，林语堂居住于台湾阳明山麓的一所静逸的庭园。他也终于得以在中西合璧的建筑里，真正实践自己“生活的艺术”，过着“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些香，说些话，读些书”的生活。其间的趣闻是，林语堂总觉庭院中少些生机，百思难解。后来得出答案，却是少了一只仙鹤。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