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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生产力的四次革命》
十年前，我们的民族正处在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之中，一群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正在起劲地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陷于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在这个时候，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正获得长足的进展。科技革命的成就，不仅使西方学者为之瞩目，而且引起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密切关注。民主德国享有盛名的于尔根·库钦斯基教授的《生产力的四次革命》一书就是在这时出版的。库钦斯基原任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在学术的很多方面均有湛深的造诣。早在五十年代，我国三联书店就曾翻译出版过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研究》一书。他写作《生产力的四次革命》一书时，已经七十高龄了，但思想依然活跃而富有生气，单就书名本身来看，就给人以新颖之感，这种提法在有关生产力发展的论著中还属初见。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介此书，仅就作者有关当代科技革命方面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发几点议论。
一、科技革命的本质是什么？
毫无疑义，从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全世界一直处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之中。在这方面，可以很快地列出这样一个时间表：
一九四二年，建成原子反应堆；一九四六年，出现电子计算机；一九四七、一九五九年，先后制成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一九五七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一九六0年，激光诞生；一九七一年，制成微处理机；一九七三年，实现了遗传基因的剪接与重组；……此外，在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技术和海洋工程等方面，也在酝酿着新的突破，开辟新的应用途径。这一系列成就反映了现代技术在质的方面的飞跃。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技革命的本质特征呢？常见的是下述两种情况：
其一，把科技革命已经和正在取得的成就不加区别地罗列在一起，似乎科技革命只是一系列科技革命成就的简单相加。
其二，夸大科技革命中某一项成就的突破，夸大科技革命中某一种社会后果、历史现象，把它作为科技革命最基本的内容，甚至把它作为科技革命的标志。
这两种情况在国内外都不乏其例，特别是第二种情况更为突出。在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有人把科技革命归结为原子能的应用；七十年代以来，又有人把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应用，特别是把微处理机的发展、应用当作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以至科技革命似乎成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应用的同义语；近年来，还有人把生物工程或者海洋工程作为科技革命的中心。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的专门家身上，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也持这种认识，并影响到有关决策，将难免会带来失误。
事实上，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都意识到，到现在为止，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到本世纪前后，将发生一次或若干次突变，在突变中到底会产生哪些科学技术方面的新突破，都是难以预见的。人们决不能因为科技革命过程不断出现新的突破，而不断地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本质认识。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库钦斯基发表了很重要的看法。他认为，科技革命的主要过程，科技革命的本质在于生产过程中出现“综合性自动化”。他引用了W·约纳斯在《生产力的历史》中的一段话：“科学技术革命的出发点正是控制和调节设备。人在同自然斗争的过程中，由于使用技术的控制和调节设备，再一次把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新因素移置于自身和自然界之间。人在这个斗争过程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界的地位，也就是人作为生产力的地位，都改变了。人作为生产技术系统的环节退出了直接的生产过程，即原来的制造过程。”库钦斯基接着指出，这种看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给予精确的论述。马克思在《大纲》中谈到未来的生产力发展时说：“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科技革命的实际进程，就不能不为马克思的天才预见所折服。大家知道，自动化是指没有人直接参与的，而能完成人们预定目标的一切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如果说，蒸汽机、电力和原子能的应用只是人手的延长和强化，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只是人脑部分思维的机械化，那么，自动化技术就是这两种技术的有机结合，让机器能象人那样既完成能量转换，又完成信息转换，把人类从繁杂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自动化技术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技术科学，它给人类带来的最重要影响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正因于此，在工业发达国家，自动化已成为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产业的基本目标。在自动化的趋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机器人的生产与应用。机器人是在控制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机构学等学科基础上产生的综合成果。机器人是机器，具有仿人的某些功能，使人的某些功能得以延伸和放大，以代替人来完成某些工作或者人无法进入的极限环境下工作。现在，机器人已发展到第三代，即“智能机器人”阶段，世界上能进行程序控制的机器人达三十一万台，工业发达国家的机器人产量和产值均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速度增长。机器人广阔的发展前景已经预示，在这场科技革命中，人确实有可能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从而摆脱充满痛苦的、使精神和肉体负担的日常任务。当世界上第一家“无人工厂”在日本运行时，上述的可能已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库钦斯基面对科技革命的现实，肯定了机器人在现代自动化趋势、自动流水作业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十年前，是需要慧眼卓识的。
二、科技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有种种议论。在西方世界，不论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巴黎小组的《世界面临挑战》，都没有、也不可能给予明确无误的回答。他们注意到了由于科技革命，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提出了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集中转向分散，从一国经济转向全球经济等大趋势，也研究了在科技革命中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与政治态度的变化，但是，由于他们始终局限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探讨问题，因而不可能把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科技革命的历史意义的高度来认识。在国内，人们偏重于从纯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科技革命，因而往往忽略了科技革命对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本身的影响，科技革命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这本书中，库钦斯基用了相当的篇幅探讨了科技革命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他鲜明地提出：科技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使人在各方面成为人，“不要忘记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意义，因为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正是从科学技术革命开始的。”
要充分理解科技革命的这一历史意义，就要理解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物质生产的历史。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这样一天总会到来：“生产力已提高到这种程度，物质财富的生产虽然仍然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但是从劳动的要求来看却暂时地成了副业。”今天，即使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里，五天工作周也已非常普遍，而且开始采用三十五小时工作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我们广泛地在生产中进行科学技术革命，可以断言，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将减得更多。完全可以设想，到那个时候，“人除睡觉外，每周度过一百一十二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七十或八十小时工作周，其中肯定有一些小时用于从事物质生产，但是他们的大部分劳动时间将这样安排，如同马克思在《大纲》里说的，利用‘给所有人腾出的时间和创造的手段，使个人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如果把科技革命对于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我们都会认为库钦斯基上面所描绘的图画是完全可能的。科技革命的现状与展望，使人们相信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会消失，旧的分工会消失，人将全面发挥他的一切才能，人将在各个方面成为人。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科技革命，不仅为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从根本上是为了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现在，在我们的同志中间，谈论和憧憬共产主义，谈论人的发展少了，其实，只要把这种谈论和憧憬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我们应当看到，在工业发达国家里，由于近四十年来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不仅劳动时间在减少，而且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已经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也在缩小，凡此，都为实现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创造了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个问题就是正确地认识科技革命后的劳动性质。库钦斯基认为，科技革命必然引起劳动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将站在直接生产过程的旁边；二是劳动者以科学上熟练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作为劳动资料自然过程中的主体，并通过这种过程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三是劳动的强度将大为简化和削弱，一个有高度修养的人在生产中按电钮(用符号表示)，正如今天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人在上过厕所后为了冲洗而按电钮一样。库钦斯基自称是“按电钮论者”，而且用了很多文字反驳“反按电钮论者”。
总之，当前世界科技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将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使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可能”。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论共产主义时，对其所依赖的生产力的发展还只是一种猜测和预见，而今天，我们则直接感受到了由于科技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假如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难道不应积极投身于科技革命的潮流中，大力促进我国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吗？
三、采取什么样的科技革命对策？
当科技革命在我国引起愈来愈多的人们关注的同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科技革命对策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能否确定正确的对策，至少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判断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第二，如何处理进行科技革命和完成历史上生产力发展的遗留课题；第三，进行科技革命，要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建国以来，生产力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还面临着传统产业技术基础落后，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薄弱等矛盾。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我国生产力在其发展史上没有经历和完成它本应该经历和完成的几次革命。如果按照库钦斯基关于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的划分，我国既没有经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之前的工业革命，也没有经历发生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革命，以及后来的电工革命，尽管科技革命已经持续了四十余年，我国的总体水平不过是处于起步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家也处于库钦斯基所描述的这样的时代：
“第一，必须完成工业大革命所赋予我们的一切；
第二，全力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必须精神饱满地认真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科学技术革命。”
这就是说，我们的科技革命对策应当建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基础上：一方面要补上生产力发展中所落下的课；另一方面要投入到科技革命的潮流之中。因此，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低估科技革命的历史作用，或者认为中国进行科技革命的条件不成熟，在原有的产业及关系上打圈圈，作文章；另一种倾向是轻视原有产业的制约作用，以为只要抓住一、两项高技术，形成一、二个高技术行业，中国的生产力面目就会大为改观。显而易见，这两种倾向都是有害的。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实行“兼顾式”的对策，在应用高技术加快传统工业技术改造的同时，推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逐步形成高技术产业。但是，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应当吸取过去盲目追求“全面赶超”、“自成体系”的教训，采取“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
在我国展开科技革命的过程中，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是必要的。社会环境有两个基本的含义。其一是对科技革命成果的需求。在本书中，库钦斯基列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说明社会需求和发明的关系：
二000年前亚历山大的赫隆发明了蒸汽机。他用蒸汽机来发动水泵，让水泵跳舞。在一个奴隶社会里蒸汽机不会有其他的用途。
大约一七○○年英国年轻的资本主义用蒸汽机从矿井里抽水，以便能在更深的地下采掘矿石和煤。黑森的一位小封建主听说有这种机器，就买一台，用它来使他公园里的喷泉喷得更高。在封建社会里蒸汽机也不会有其他用途。
赫隆用蒸汽机使抽水机跳舞，而封建领主用它使喷泉喷水。
在科技革命过程中，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突破。对于科技革命的成果，在没有广泛社会需求的时候，不能盲目地发展和提倡。例如，微处理机确实引起了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的根本改观，无疑是迄今为止的科技革命的辉煌成就之一，但是如果在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微处理机广泛需求的情况下，盲目地大量推广微处理机，只能使它成为科技革命的一种点缀，其作用至多能和我国自古有之的算盘相比，而引起的资金浪费将是巨大的。
其二是要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的体制与机制。库钦斯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是否能够进行科技革命时，强调了科技革命解决不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矛盾，相反却导致这些矛盾的尖锐化，产生新的对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说是有利于科技革命的，但这决不是说不需要调整生产关系和调整生产组织形式，不需要改善社会的经济机制体系了。从我国的情况看，如果不改变现存的经济体制，解决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两层皮”的情况，不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的价格机制，一句话，不切实进行经济改革，科技进步只能是缓慢的。
四、生产力发展史上的哪些规律值得科技革命借鉴？
在这本书中，库钦斯基一开始就指出：要想认识有关科技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必须重新研究过去，不仅要研究工业大革命，而且要研究这之前和这之后的生产力的革命。库钦斯基在对十六世纪中叶以来的生产力革命的考察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其中有些规律性的东西是值得科技革命借鉴的：
一、新的生产力革命要以新的能源工业作为先导。认真分析一五四0——一六四0英国的生产力发展，会发现，织物工业、盐业、造船业、明矾业、火药业、肥皂业、造纸业、玻璃业等行业的发展，都建立在煤炭产量惊人增长的前提下，也就是建立在煤炭最终替代木材，成为一种新的能源的前提下。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木材业意味着最原始的技术状态，以最原始的方法开发自然财富；煤炭工业则引起技术上的完全革命以及机器的广泛应用。木材业使生产者仍然是农民，煤炭工业则把农民变成工厂工人。木材业让整个旧的宗法式生活制度差不多完全没有被触动，……。煤炭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建立了巨大的工业中心，其结果必然是对生产的社会监督。”十九世纪后期的电工技术革命，起先导作用的是电的发明与应用。二十世纪以来，石油的开采与应用，原子能作为能源的利用，为科技革命开辟了道路。所以几乎可以断言，科技革命的突变必然与某种或某些种新的能源的发明与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可能是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源，也可能是快中子反应堆，或者是其他新的能源。所以在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忽视能源的革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史所揭示的规律的。
二、技术进步所引起的部门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是正常的，对于生产力的革命也是必要的。以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为例：在这场革命中，起决定性的生产力是工具机。工业大革命首先闯入的决定性领域是纺织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开始改变的是纺纱业技术和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织造业后面的状况，后来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就是纺纱的效率大大高于织造的效率，于是织布机得到改革。库钦斯基写道，在工业大革命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工业部门怎样向另一个工业部门要求实现技术进步，怎样把发明家的思想变成生产力”。在那个时候，“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改进技术的强烈欲望”。于是，所有的人都赶忙和急于作出能提高生产力的发明，每一个人都要立即“掌握”最新的发明。那时，整个英国处于“革新时代”。今天的科技革命无疑显示了一个更为宏伟的“革新时代”，在这场革命中，技术进步总是首先在几个部门中突破，然后引起相关部门的技术进步，在这种不均衡的变动中，实现全社会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正确地选择科技革命发展重点和突破口的问题。根据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信息技术应当成为我们国家近中期发展高技术的重点，而微处理机的应用则成为突破口。
三、科技知识移植于实践的过程取决于经济规律。在这本书中，全文附录了W约纳斯对于库钦斯基《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的评论，而这个评论本身也包含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这不能不是这本书的共同财富。W.约纳斯非常细致地探讨了发明和革新的关系，“发现和发明说明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实过程。它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可能性的几个方面。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来说，投入生产实践的问题是关键性的。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在革新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和技术的创新才成为真正的社会生产力。”而“科技知识移植于实践这一过程是由经济规律的作用决定的”。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有一大片宽广的处女地等待开垦，在这里，经济史的研究能够并应当作出重要的贡献。”尽管如此，这个思想无疑会启发我们，要审慎地对待科学上的发明和发现，在把它们移植于生产实践之前，一定要充分注意客观的经济规律，其中成本与收益就是不能忽视的，部门的和社会的经济效益比较也是不能忽视的。
四、科学家和企业家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本书中，库钦斯基提供了科学家和实业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许多事例：在他所说的一五四0——一六四0年的工业革命期间，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也满足了流通的需要、商业的需要和商人的需要。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根据英国商船和舰队的要求，根据东印度公司和非洲公司、伦敦的富商和布里斯托的奴隶贩子的要求得到了发展。正是这些商业团体发展和促进了自然科学。当时的一些伟大科学家都受聘于大的公司。“科学和水平高的手艺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和手工实验者在商业中(在战争工业中)幸运地结合起来了。”到了十八世纪，在工业大革命过程中，科学家都聚集在有工业的地方，出现了许多科研团体。“在这些团体中，科学家和资本家相聚一堂，他们中间有化学家和医生，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以及一切经济部门的代表，棉纺织业或毛纺织业的代表，炼铁工业的代表，当然还有交通管理部门的代表以及农场主和作家。此外，有些科学部门和经济部门由一个人代表。”在那个时候，著名的化学家托马斯·库珀，著名生物学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都与各种实业公司保持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资本和科学再也不会象过去那些紧密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但却实实在在地结合在一起。从工业大革命到现在，科学本身有了很大的发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科学与经济的距离扩大，恰恰相反，而是在进一步的融合。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那些拥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内部都拥有强大的科研力量，拥有第一流的科学家。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没有科学家与实业家在新的科学背景下，新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有机结合，科技革命是不能想象的，这几乎可以从四十年代以来每一科技成就得到证明。这种事实，更加暴露出我国进行科技革命的先天不足，即没有科学家与实业家紧密结合的传统，现在我国到了让科学家、实业家、经济学家，甚至哲学家、社会学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了。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对这本书关于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的理论做出系统的评述。这要留待读者阅读全书之后去判断了。不过，我想，如果通过评介库钦斯基关于科技革命的一些观点，能使人们感到，马克思主义者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关注科技革命，而且在这些方面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逻辑力量，笔者的愿望也就满足了。
(《生产力的四次革命》，〔民主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著，洪佩郁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1.40元)
十年前，我们的民族正处在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之中，一群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正在起劲地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陷于前所未有的混乱之中，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而在这个时候，从本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正获得长足的进展。科技革命的成就，不仅使西方学者为之瞩目，而且引起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密切关注。民主德国享有盛名的于尔根·库钦斯基教授的《生产力的四次革命》一书就是在这时出版的。库钦斯基原任柏林洪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在学术的很多方面均有湛深的造诣。早在五十年代，我国三联书店就曾翻译出版过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史研究》一书。他写作《生产力的四次革命》一书时，已经七十高龄了，但思想依然活跃而富有生气，单就书名本身来看，就给人以新颖之感，这种提法在有关生产力发展的论著中还属初见。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介此书，仅就作者有关当代科技革命方面一些有价值的看法，发几点议论。
一、科技革命的本质是什么？
毫无疑义，从本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全世界一直处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之中。在这方面，可以很快地列出这样一个时间表：
一九四二年，建成原子反应堆；一九四六年，出现电子计算机；一九四七、一九五九年，先后制成半导体晶体管和集成电路；一九五七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一九六0年，激光诞生；一九七一年，制成微处理机；一九七三年，实现了遗传基因的剪接与重组；……此外，在新材料、新能源、航天技术和海洋工程等方面，也在酝酿着新的突破，开辟新的应用途径。这一系列成就反映了现代技术在质的方面的飞跃。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技革命的本质特征呢？常见的是下述两种情况：
其一，把科技革命已经和正在取得的成就不加区别地罗列在一起，似乎科技革命只是一系列科技革命成就的简单相加。
其二，夸大科技革命中某一项成就的突破，夸大科技革命中某一种社会后果、历史现象，把它作为科技革命最基本的内容，甚至把它作为科技革命的标志。
这两种情况在国内外都不乏其例，特别是第二种情况更为突出。在本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有人把科技革命归结为原子能的应用；七十年代以来，又有人把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应用，特别是把微处理机的发展、应用当作科技革命的主要内容，以至科技革命似乎成了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应用的同义语；近年来，还有人把生物工程或者海洋工程作为科技革命的中心。这种情况发生在那些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海洋工程的专门家身上，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也持这种认识，并影响到有关决策，将难免会带来失误。
事实上，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都意识到，到现在为止，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到本世纪前后，将发生一次或若干次突变，在突变中到底会产生哪些科学技术方面的新突破，都是难以预见的。人们决不能因为科技革命过程不断出现新的突破，而不断地改变对这场革命的本质认识。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库钦斯基发表了很重要的看法。他认为，科技革命的主要过程，科技革命的本质在于生产过程中出现“综合性自动化”。他引用了W·约纳斯在《生产力的历史》中的一段话：“科学技术革命的出发点正是控制和调节设备。人在同自然斗争的过程中，由于使用技术的控制和调节设备，再一次把社会生产力的一个新因素移置于自身和自然界之间。人在这个斗争过程中的地位，人对自然界的地位，也就是人作为生产力的地位，都改变了。人作为生产技术系统的环节退出了直接的生产过程，即原来的制造过程。”库钦斯基接着指出，这种看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已经给予精确的论述。马克思在《大纲》中谈到未来的生产力发展时说：“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科技革命的实际进程，就不能不为马克思的天才预见所折服。大家知道，自动化是指没有人直接参与的，而能完成人们预定目标的一切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如果说，蒸汽机、电力和原子能的应用只是人手的延长和强化，电子计算机的应用只是人脑部分思维的机械化，那么，自动化技术就是这两种技术的有机结合，让机器能象人那样既完成能量转换，又完成信息转换，把人类从繁杂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自动化技术作为一门综合性的技术科学，它给人类带来的最重要影响是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增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正因于此，在工业发达国家，自动化已成为改造传统产业和发展新产业的基本目标。在自动化的趋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机器人的生产与应用。机器人是在控制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和机构学等学科基础上产生的综合成果。机器人是机器，具有仿人的某些功能，使人的某些功能得以延伸和放大，以代替人来完成某些工作或者人无法进入的极限环境下工作。现在，机器人已发展到第三代，即“智能机器人”阶段，世界上能进行程序控制的机器人达三十一万台，工业发达国家的机器人产量和产值均以每年平均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速度增长。机器人广阔的发展前景已经预示，在这场科技革命中，人确实有可能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发生关系，从而摆脱充满痛苦的、使精神和肉体负担的日常任务。当世界上第一家“无人工厂”在日本运行时，上述的可能已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库钦斯基面对科技革命的现实，肯定了机器人在现代自动化趋势、自动流水作业体系中的地位。这在十年前，是需要慧眼卓识的。
二、科技革命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外有种种议论。在西方世界，不论是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还是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巴黎小组的《世界面临挑战》，都没有、也不可能给予明确无误的回答。他们注意到了由于科技革命，工业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提出了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集中转向分散，从一国经济转向全球经济等大趋势，也研究了在科技革命中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与政治态度的变化，但是，由于他们始终局限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探讨问题，因而不可能把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到科技革命的历史意义的高度来认识。在国内，人们偏重于从纯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科技革命，因而往往忽略了科技革命对作为革命主体的人本身的影响，科技革命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巨大推动作用。
在这本书中，库钦斯基用了相当的篇幅探讨了科技革命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他鲜明地提出：科技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使人在各方面成为人，“不要忘记关于科学技术革命的意义，因为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正是从科学技术革命开始的。”
要充分理解科技革命的这一历史意义，就要理解两个问题：
第一就是要正确地认识人类的物质生产的历史。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这样一天总会到来：“生产力已提高到这种程度，物质财富的生产虽然仍然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但是从劳动的要求来看却暂时地成了副业。”今天，即使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发达国家里，五天工作周也已非常普遍，而且开始采用三十五小时工作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果我们广泛地在生产中进行科学技术革命，可以断言，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将减得更多。完全可以设想，到那个时候，“人除睡觉外，每周度过一百一十二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有七十或八十小时工作周，其中肯定有一些小时用于从事物质生产，但是他们的大部分劳动时间将这样安排，如同马克思在《大纲》里说的，利用‘给所有人腾出的时间和创造的手段，使个人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如果把科技革命对于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我们都会认为库钦斯基上面所描绘的图画是完全可能的。科技革命的现状与展望，使人们相信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会消失，旧的分工会消失，人将全面发挥他的一切才能，人将在各个方面成为人。所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科技革命，不仅为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从根本上是为了加快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最终实现“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现在，在我们的同志中间，谈论和憧憬共产主义，谈论人的发展少了，其实，只要把这种谈论和憧憬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我们应当看到，在工业发达国家里，由于近四十年来科技革命的飞速发展，不仅劳动时间在减少，而且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差别已经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也在缩小，凡此，都为实现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创造了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个问题就是正确地认识科技革命后的劳动性质。库钦斯基认为，科技革命必然引起劳动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者将站在直接生产过程的旁边；二是劳动者以科学上熟练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作为劳动资料自然过程中的主体，并通过这种过程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三是劳动的强度将大为简化和削弱，一个有高度修养的人在生产中按电钮(用符号表示)，正如今天一个有高度教养的人在上过厕所后为了冲洗而按电钮一样。库钦斯基自称是“按电钮论者”，而且用了很多文字反驳“反按电钮论者”。
总之，当前世界科技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将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使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可能”。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论共产主义时，对其所依赖的生产力的发展还只是一种猜测和预见，而今天，我们则直接感受到了由于科技革命所造成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假如你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难道不应积极投身于科技革命的潮流中，大力促进我国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吗？
三、采取什么样的科技革命对策？
当科技革命在我国引起愈来愈多的人们关注的同时，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科技革命对策也提到了议事日程。
能否确定正确的对策，至少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如何判断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第二，如何处理进行科技革命和完成历史上生产力发展的遗留课题；第三，进行科技革命，要创造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环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态，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建国以来，生产力虽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还面临着传统产业技术基础落后，新兴产业发展缓慢，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薄弱等矛盾。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我国生产力在其发展史上没有经历和完成它本应该经历和完成的几次革命。如果按照库钦斯基关于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的划分，我国既没有经历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之前的工业革命，也没有经历发生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工业革命，以及后来的电工革命，尽管科技革命已经持续了四十余年，我国的总体水平不过是处于起步阶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国家也处于库钦斯基所描述的这样的时代：
“第一，必须完成工业大革命所赋予我们的一切；
第二，全力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必须精神饱满地认真进行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科学技术革命。”
这就是说，我们的科技革命对策应当建立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基础上：一方面要补上生产力发展中所落下的课；另一方面要投入到科技革命的潮流之中。因此，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低估科技革命的历史作用，或者认为中国进行科技革命的条件不成熟，在原有的产业及关系上打圈圈，作文章；另一种倾向是轻视原有产业的制约作用，以为只要抓住一、两项高技术，形成一、二个高技术行业，中国的生产力面目就会大为改观。显而易见，这两种倾向都是有害的。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决定了我们必须实行“兼顾式”的对策，在应用高技术加快传统工业技术改造的同时，推动高技术产品的生产，逐步形成高技术产业。但是，在发展高技术产业时，应当吸取过去盲目追求“全面赶超”、“自成体系”的教训，采取“有限目标，突出重点”的方针。
在我国展开科技革命的过程中，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是必要的。社会环境有两个基本的含义。其一是对科技革命成果的需求。在本书中，库钦斯基列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说明社会需求和发明的关系：
二000年前亚历山大的赫隆发明了蒸汽机。他用蒸汽机来发动水泵，让水泵跳舞。在一个奴隶社会里蒸汽机不会有其他的用途。
大约一七○○年英国年轻的资本主义用蒸汽机从矿井里抽水，以便能在更深的地下采掘矿石和煤。黑森的一位小封建主听说有这种机器，就买一台，用它来使他公园里的喷泉喷得更高。在封建社会里蒸汽机也不会有其他用途。
赫隆用蒸汽机使抽水机跳舞，而封建领主用它使喷泉喷水。
在科技革命过程中，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发明、新的突破。对于科技革命的成果，在没有广泛社会需求的时候，不能盲目地发展和提倡。例如，微处理机确实引起了微电子技术及其应用的根本改观，无疑是迄今为止的科技革命的辉煌成就之一，但是如果在全社会还没有形成对微处理机广泛需求的情况下，盲目地大量推广微处理机，只能使它成为科技革命的一种点缀，其作用至多能和我国自古有之的算盘相比，而引起的资金浪费将是巨大的。
其二是要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的体制与机制。库钦斯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是否能够进行科技革命时，强调了科技革命解决不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矛盾，相反却导致这些矛盾的尖锐化，产生新的对立。社会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说是有利于科技革命的，但这决不是说不需要调整生产关系和调整生产组织形式，不需要改善社会的经济机制体系了。从我国的情况看，如果不改变现存的经济体制，解决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两层皮”的情况，不形成有利于科技进步的价格机制，一句话，不切实进行经济改革，科技进步只能是缓慢的。
四、生产力发展史上的哪些规律值得科技革命借鉴？
在这本书中，库钦斯基一开始就指出：要想认识有关科技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必须重新研究过去，不仅要研究工业大革命，而且要研究这之前和这之后的生产力的革命。库钦斯基在对十六世纪中叶以来的生产力革命的考察过程中，提出了很多深刻的思想，其中有些规律性的东西是值得科技革命借鉴的：
一、新的生产力革命要以新的能源工业作为先导。认真分析一五四0——一六四0英国的生产力发展，会发现，织物工业、盐业、造船业、明矾业、火药业、肥皂业、造纸业、玻璃业等行业的发展，都建立在煤炭产量惊人增长的前提下，也就是建立在煤炭最终替代木材，成为一种新的能源的前提下。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木材业意味着最原始的技术状态，以最原始的方法开发自然财富；煤炭工业则引起技术上的完全革命以及机器的广泛应用。木材业使生产者仍然是农民，煤炭工业则把农民变成工厂工人。木材业让整个旧的宗法式生活制度差不多完全没有被触动，……。煤炭工业造成了人口的流动，建立了巨大的工业中心，其结果必然是对生产的社会监督。”十九世纪后期的电工技术革命，起先导作用的是电的发明与应用。二十世纪以来，石油的开采与应用，原子能作为能源的利用，为科技革命开辟了道路。所以几乎可以断言，科技革命的突变必然与某种或某些种新的能源的发明与利用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可能是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源，也可能是快中子反应堆，或者是其他新的能源。所以在科技革命的进程中，忽视能源的革命是违背生产力发展史所揭示的规律的。
二、技术进步所引起的部门之间不平衡的发展是正常的，对于生产力的革命也是必要的。以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为例：在这场革命中，起决定性的生产力是工具机。工业大革命首先闯入的决定性领域是纺织工业，特别是棉纺织工业。开始改变的是纺纱业技术和生产效率远远落后于织造业后面的状况，后来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就是纺纱的效率大大高于织造的效率，于是织布机得到改革。库钦斯基写道，在工业大革命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工业部门怎样向另一个工业部门要求实现技术进步，怎样把发明家的思想变成生产力”。在那个时候，“整个社会都有一种改进技术的强烈欲望”。于是，所有的人都赶忙和急于作出能提高生产力的发明，每一个人都要立即“掌握”最新的发明。那时，整个英国处于“革新时代”。今天的科技革命无疑显示了一个更为宏伟的“革新时代”，在这场革命中，技术进步总是首先在几个部门中突破，然后引起相关部门的技术进步，在这种不均衡的变动中，实现全社会技术水平的普遍提高。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正确地选择科技革命发展重点和突破口的问题。根据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信息技术应当成为我们国家近中期发展高技术的重点，而微处理机的应用则成为突破口。
三、科技知识移植于实践的过程取决于经济规律。在这本书中，全文附录了W约纳斯对于库钦斯基《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的评论，而这个评论本身也包含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这不能不是这本书的共同财富。W.约纳斯非常细致地探讨了发明和革新的关系，“发现和发明说明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真实过程。它们在最好的情况下只是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潜在可能性的几个方面。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增长来说，投入生产实践的问题是关键性的。只有在这一过程中，在革新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的和技术的创新才成为真正的社会生产力。”而“科技知识移植于实践这一过程是由经济规律的作用决定的”。遗憾的是，“在这一领域，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有一大片宽广的处女地等待开垦，在这里，经济史的研究能够并应当作出重要的贡献。”尽管如此，这个思想无疑会启发我们，要审慎地对待科学上的发明和发现，在把它们移植于生产实践之前，一定要充分注意客观的经济规律，其中成本与收益就是不能忽视的，部门的和社会的经济效益比较也是不能忽视的。
四、科学家和企业家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本书中，库钦斯基提供了科学家和实业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许多事例：在他所说的一五四0——一六四0年的工业革命期间，最伟大的科学成果也满足了流通的需要、商业的需要和商人的需要。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根据英国商船和舰队的要求，根据东印度公司和非洲公司、伦敦的富商和布里斯托的奴隶贩子的要求得到了发展。正是这些商业团体发展和促进了自然科学。当时的一些伟大科学家都受聘于大的公司。“科学和水平高的手艺人，资产阶级的科学家和手工实验者在商业中(在战争工业中)幸运地结合起来了。”到了十八世纪，在工业大革命过程中，科学家都聚集在有工业的地方，出现了许多科研团体。“在这些团体中，科学家和资本家相聚一堂，他们中间有化学家和医生，政治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物理学家和植物学家以及一切经济部门的代表，棉纺织业或毛纺织业的代表，炼铁工业的代表，当然还有交通管理部门的代表以及农场主和作家。此外，有些科学部门和经济部门由一个人代表。”在那个时候，著名的化学家托马斯·库珀，著名生物学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著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都与各种实业公司保持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资本和科学再也不会象过去那些紧密地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但却实实在在地结合在一起。从工业大革命到现在，科学本身有了很大的发展，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这决不意味着科学与经济的距离扩大，恰恰相反，而是在进一步的融合。现在，在世界范围内，那些拥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内部都拥有强大的科研力量，拥有第一流的科学家。在一定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没有科学家与实业家在新的科学背景下，新的经济发展水平下的有机结合，科技革命是不能想象的，这几乎可以从四十年代以来每一科技成就得到证明。这种事实，更加暴露出我国进行科技革命的先天不足，即没有科学家与实业家紧密结合的传统，现在我国到了让科学家、实业家、经济学家，甚至哲学家、社会学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了。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不可能对这本书关于生产力的四次革命的理论做出系统的评述。这要留待读者阅读全书之后去判断了。不过，我想，如果通过评介库钦斯基关于科技革命的一些观点，能使人们感到，马克思主义者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注意研究生产力的发展，关注科技革命，而且在这些方面也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和逻辑力量，笔者的愿望也就满足了。
(《生产力的四次革命》，〔民主德国〕于尔根·库钦斯基著，洪佩郁等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1.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