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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朱德总司令曾于1956年1月、3月和1959年3月三次率代表团访问波兰。那时。我在中国驻波使馆工作，三次都被指派担任朱总司令的翻译。这三次为朱总司令担任翻译，时间较长，使我加深了对他的敬爱和感情。
加强友好团结之旅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曾有意到波兰访问。1954年至1956年先后向来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两任第一书记贝鲁特、奥哈布主动做过表示，同时提出希望简化礼宾形式，说欢迎的人包括仪仗队不要超过300人，不要很多干部陪同，不要宴请。对方表示欢迎前往。1955年贝鲁特会见彭德怀时催询此事。1957年1月，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与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联名向毛主席提出书面邀请；同年4月波兰总理访华又亲自递交萨瓦茨基的邀请函；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哥穆尔卡又当面邀请，毛泽东表示：“很愿意去，时间还不能定”。1959年萨瓦茨基，访华当面邀请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访问波兰，刘少奇接受了邀请。双方官方报纸都作了新闻报道。1960年5月，波方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正式书面邀请，刘少奇复函表示：“十分愉快地”接受邀请。由上述过程可以看出双方都颇有诚意，但毛泽东、刘少奇访波终未实现。我想主要是由于国内事务繁重。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因中苏关系恶化，访波之事更提不上日程了。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层领导人除周恩来总理两次访波外，朱德总司令曾三次率代表团去这个友好的兄弟国家访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央领导集中精力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很难兼顾与其他兄弟国家的交往。1952年德国共产党元老、时年76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提出希望访华并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方面向德方示意：现在中国尚在战争中间，要待战争结束以后，才能有较好条件邀请兄弟国家负责同志来华访问。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后，中央开始腾出手来抓外交。1954年邀请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来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1955年12月中央决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朱德率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蒙古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罗马尼亚用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主要是出席罗共代表大会。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用中国代表团名义，主要是参加皮克总统80岁寿辰庆祝活动。到波、匈、捷、蒙也用中国代表团名义。朱总司令这次出访，代表团成员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澜涛。随行人员有代表团秘书长师哲、警卫于桑、秘书廖盖隆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出访都是用代表团名义，极少用个人身份进行正式访问。这次朱总司令出访就延续了当时的习惯做法。苏联是这次出访的最后一站，先是用中国代表团名义参观访问，后则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出席苏共二十大。代表团成员由国内另外派出，包括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及中国驻苏大使刘晓。
按行程计划，朱德总司令这次率团出访，于1956年1月底自捷克斯洛伐克到波兰。遵照国内指示，中国驻波使馆准备了有关波兰基本情况的材料和朱总司令在各公开场合的讲话稿。领导决定要我到布拉格把文件送代表团审阅并作为人波兰国境后的翻译随朱总司令来华沙。那时我是一般工作人员，不持外交官“红皮护照”，也没有豁免权，中国驻波使馆为我办了“临时信使”证明，这样就可以免受海关检查。80年代以前我国对驻外外交人员有一条规定，即离开使馆外出一般需二人同行。这次我一人出差，深知要对任务负责，文件绝对不能丢失。自华沙至布拉格乘火车行驶20多小时，我不让公事包离身，大有与文件共存亡的决心，顺利完成了任务。
中央考虑到朱总司令年事已高，1955年12月离京时已度过69岁生日，决定出访七国一律乘坐火车。访罗、德后，中央担心朱总司令过度疲劳，建议在捷克休息数日。由此也可体会到中央对朱德同志的尊重和爱护。
1956年1月30日晨，朱总司令乘火车抵达华沙。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总理西伦凯维兹为首的党政军负责人和群众队伍在车站迎接。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巴托尔先进入车厢，告知外边天气很冷，建议朱总司令在车站发表讲话时只讲开头一两句和结尾的几句，中间不讲，由翻译照读讲稿译文。朱总司令表示同意。在车站萨瓦茨基先讲话，对朱德副主席的来访表示“最衷心的欢迎”，讲话中特别提到台湾问题，说我们确信：中国人民收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岛屿台湾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斗争将很快取得完全胜利。这是波方针对当时台海紧张局势的又一次表态。朱总司令在讲话中表示向英雄的华沙人民和全体波兰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着重谈到波兰在保卫欧洲和平和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斗争中，在维护远东和平特别是在监督实施朝鲜和印支停战协定的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赞扬。两位领导人致词时，天上飘着雪花，天气冷得厉害，我在麦克风前读稿时两颊冻僵，舌头也发硬了，我真想正常发挥，可是口齿舌头都不听使唤。站台上的欢迎群众两脚不停地活动，也冻得够呛。仪式结束后代表团成员分别登上停在不远处的轿车，团长那辆车万幸正常发动，先开走了，后面的车由于汽油被冻凝固，发动不起来。波方接待人员手忙脚乱，大骂“鬼天气”。不过结果尚好，都安全抵达宾馆。这次翻译任务和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日，按照中国领导人出访的习惯做法，朱德总司令首先礼节性拜会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总理西伦凯维兹。然后参观了苏联代建赠送给波兰的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科学文化宫。晚间出席了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欢迎招待会，以贝鲁特、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党政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参加。第二、三天到克拉科夫等城市参观，2月2日返回华沙，再次拜会贝鲁特并辞行。晚出席中国驻波大使王炳南为代表团访波举行的招待会。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总理西伦凯维兹等官员、人士踊跃出席，朱德、贝鲁特发表了讲话。2月3日，朱总司令结束在波兰的四天访问前往苏联。
朱总司令离开波兰前，波方在火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萨瓦茨基致词，强调朱副主席的访问将大大有助于波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全面合作的进一步加强，认为这种友谊与合作有助于和平事业和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朱总司令致答词，表示感觉到了波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般友谊，指出两国间的友谊将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并有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波兰领导人及干部群众对朱德副主席都很尊重，都知道他是红军总司令，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都喜欢称他为元帅。经过接触，波兰领导人普遍反映朱德元帅非常慈祥、非常可亲可敬。 朱总司令对参观非常认真，尤其对大型钢铁厂、汽车制造厂感兴趣，仔细听主人介绍，想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虽年已古稀，但好学不倦。有一天在火车上，他派人把我叫到他的车厢，见他戴着老花镜正与秘书廖盖隆看地图，他问我火车行驶的路线，前一站在哪里，城市叫什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在哪里?我指着地图介绍，他神情专注地听，同时用红铅笔在地图上作了记号。后来我想，这肯定是他带兵打仗养成的习惯，无论到哪里都带着地图，先把地理位置搞清楚。
访波期间，朱总司令在中国驻波使馆会见了中国留学生。他不是采取正式讲话或训话的方式，而是与同学们有问有答地交流。他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鼓励大家好好学习，说现在国家百废待兴，非常需要建设人才，特别是高素质、能带领一帮人一起工作的骨干人才；现在国家还很穷，不顾一切地派你们出国学习，就是要培养这样一支骨干队伍。你们要一心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最后他以长者的身份用幽默的口气，但语重心长地说：“当官的事，你们就不要想了，国内想当官、能当官的人很多，都快打破头了，你们千万别想它!”这几句话使留学生受到很大教育，当时在场的学核物理专业的学生袁汉镕(回国后一直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次会见时说：“这几句话让我们记了一辈子，时刻萦绕在耳边。”
参加贝鲁特葬礼
1956年2月4日，朱总司令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进行几天参观访问后，于14日至25日出席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同时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波党第一书记贝鲁特2月底患病，3月12日病逝于莫斯科。1954年贝鲁特率波兰代表团到北京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活动时，朱总司令曾陪毛主席同他会面相识；一个月前访波时又多次与他会晤交谈。贝鲁特的突然逝世，对朱总司令是—个精神上的打击。
3月14日，朱总司令在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陪同下前往苏联总工会大厅，向停放在那里的贝鲁特灵柩献上花圈表示哀悼。他在写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默哀时想起了不久前贝鲁特在波兰大使馆招待会上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情景，说1918年波兰共产党成立时贝鲁特就人了党，是“无私地为波兰人民的事业而忠诚服务的榜样”，是“国际共运的卓越战士”。这天中午，波兰领导人奥哈布、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到莫斯科迎接贝鲁特灵柩，苏共在机场举行了追悼会，朱总司令及刘晓参加。灵柩运抵华沙后没几小时，朱总司令奉命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飞赴华沙参加贝鲁特葬礼，团员为刘晓及王炳南。
到华沙后，朱总司令未休息即前往停放贝鲁特灵柩的波兰党中央大厦参加守灵。3月15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先后到华沙参加葬礼。从15日晨到16日晨，波兰各界人士及群众几十万人陆续到党中央大厦吊唁。16日上午9时，赫鲁晓夫、朱德及其他兄弟党、国家代表团负责人先后到灵堂向贝鲁特遗体告别。10时，贝鲁特灵柩由波党政治局委员抬出大厦，放在一架炮车上，覆盖着波兰国旗，在军队将领护送下驶向市中心广场。波兰领导人、各国代表团、外国使节、劳动人民代表步行跟在炮车后面。市内建筑物悬挂带黑纱的国旗。到市中心广场后，波军将领把贝鲁特灵柩从炮车上抬下放到灵车上。11时，追悼大会在市中心广场举行。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主持并致悼词，接着总理西伦凯维兹及全波统一阵线主席团成员、农工党主席伊格纳尔讲话，其后是赫鲁晓夫、朱德、诺沃提尼(捷共)、伏克曼诺维奇(南共)、杜克洛(法共)致悼词。朱总司令在悼词中说，贝鲁特是波兰人民“伟大的儿子”，始终不屈地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波兰而奋斗，是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他引用贝鲁特讲过的话——“把波兰的事业与世界进步事业结合起来，是我们独立生存的可靠保证”，说贝鲁特“非常关怀中波两国人民友谊”。最后表示中国人民及全世界劳动人民将和兄弟的波兰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新的胜利。
追悼会后，载着贝鲁特遗体的灵车启动驶向9公里外的墓地，送葬者乘车随在其后。下午3时30分，举行下殓仪式，灵柩缓缓放入墓穴，鸣放礼炮，波兰领导人及各代表团向陵墓献花圈，然后向贝鲁特家属慰问并告别。整个葬礼结束。
晚8时，波党中央领导与参加贝鲁特葬礼的各代表团会见，表示感谢并共进晚餐。
其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联名发出唁电，对贝鲁特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彭真、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叶剑英、陈毅、贺龙、李先念等前往波兰驻华使馆吊唁。
在华沙，当贝鲁特葬礼结束后，波方接待官员征询朱总司令意见是否留住几天到外地参观一下?朱总司令说：
“我是来吊丧的，哪里都不去了。”他语调沉重，反映出当时的沉重心情。第二天，在刘晓等陪同下，朱总司令返回莫斯科。我一直跟着他，没有见到他特有的慈祥的笑容。
出席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1959年3月10日至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应邀派朱德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朱总司令第三次访问波兰，距离上一次时隔三年。这时朱总司令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代表团成员为王稼祥、伍修权、王炳南。4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出席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朱德致贺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电。
3月12日即会议第三天，波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总理西伦凯维兹等集体会见中共代表团。双方话题主要是中国国内形势。中国自1958年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势发展迅猛，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出现，引起兄弟党和国家的关注与不解。哥穆尔卡以其固有的性格坦率直言。他说，他以极大的关心注视着中国发生的变革，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哥穆尔卡说：在总的原则方面，我们(与你们)是共同的，但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中国所进行的变革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进行的，而波兰的许多变革是根据波兰的历史特点进行的。因此，在我们这里就不能实行你们所进行的变革，正如在你们那里不能实行波兰的变革一样。
这段话反映了哥穆尔卡关于各国根据本国条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不同的一贯思想，流露出他对当时中国的某些政策做法有保留，但是不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哥穆尔卡直率地表示：我们现在对你们国家的一些问题还不大理解，正像你们对我们的一些问题不大理解一样。他说他特想知道，人民公社是否不按劳动、不按劳动者的技术水平给报酬?朱德、王稼祥作了解释和说明。哥穆尔卡等波方领导人听后同声说：这么说来，公社的分配原则还是社会主义的!对中国的“大跃进”，波兰领导人没多加议论，哥穆尔卡只是表示：我们对你们的数字感到惊奇，譬如钢产量今年生产指标是1800万吨，比去年增力N7007J吨，而波兰七年时间才提高了400zr吨。
根据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日程，有几天是波兰一些省、行政部门及单位的代表发言，涉及的多是具体情况和事务，无需各国团长天天听会。在王稼祥、伍修权及王炳南大使的敦促下，朱总司令每天一次到市区郊外散步，由波方接待人员、双方警卫和我陪同，不惊动地方领导人。他喜欢森林，我们就到郊区大树林去。那时朱总司令已73岁，但腰杆硬朗，挺胸健步，散步如行军。他与陪同人员交谈不多，给人的感觉是在想事。有一天，在乘车外出路上，他突然对我说，现在国内有的地方亩产粮食1万多斤。那时《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农田高产的报道，被称做“放卫星”。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是我体会到他身在国外，还是关注惦记着国内的事。
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前一天，朱总司令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邀请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40N年纪念会。离开华沙前，中共代表团完成了关于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由朱德、王稼祥、伍修权、王炳南共同签署电报中共中央。这也反映了朱总司令办事认真、遵守纪律的优良作风。总结报告认为：波党(1956年)八中全会后的波兰形势，经过曲折的道路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正显示局势继续向着这一方向发展。总结报告充分肯定了哥穆尔卡的政治报告和大会决议阐述对内对外政策的好的方面，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尽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时我们党“根据自己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和评价别国党的是非”倾向的影响，但总体上看总结报告是比较客观全面的。这不仅体现了朱总司令实事求是的作风，也反映了王稼祥、伍修权、王炳南三位老外交家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发表意见的高贵品质。
(责任编辑 刘荣刚)
加强友好团结之旅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曾有意到波兰访问。1954年至1956年先后向来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两任第一书记贝鲁特、奥哈布主动做过表示，同时提出希望简化礼宾形式，说欢迎的人包括仪仗队不要超过300人，不要很多干部陪同，不要宴请。对方表示欢迎前往。1955年贝鲁特会见彭德怀时催询此事。1957年1月，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与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联名向毛主席提出书面邀请；同年4月波兰总理访华又亲自递交萨瓦茨基的邀请函；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期间哥穆尔卡又当面邀请，毛泽东表示：“很愿意去，时间还不能定”。1959年萨瓦茨基，访华当面邀请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访问波兰，刘少奇接受了邀请。双方官方报纸都作了新闻报道。1960年5月，波方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正式书面邀请，刘少奇复函表示：“十分愉快地”接受邀请。由上述过程可以看出双方都颇有诚意，但毛泽东、刘少奇访波终未实现。我想主要是由于国内事务繁重。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因中苏关系恶化，访波之事更提不上日程了。尽管如此，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层领导人除周恩来总理两次访波外，朱德总司令曾三次率代表团去这个友好的兄弟国家访问。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中央领导集中精力指挥抗美援朝战争，很难兼顾与其他兄弟国家的交往。1952年德国共产党元老、时年76岁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皮克提出希望访华并会见毛泽东。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方面向德方示意：现在中国尚在战争中间，要待战争结束以后，才能有较好条件邀请兄弟国家负责同志来华访问。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议签字后，中央开始腾出手来抓外交。1954年邀请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来华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1955年12月中央决定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朱德率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苏联、蒙古七个社会主义国家。到罗马尼亚用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主要是出席罗共代表大会。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用中国代表团名义，主要是参加皮克总统80岁寿辰庆祝活动。到波、匈、捷、蒙也用中国代表团名义。朱总司令这次出访，代表团成员有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澜涛。随行人员有代表团秘书长师哲、警卫于桑、秘书廖盖隆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领导人出访都是用代表团名义，极少用个人身份进行正式访问。这次朱总司令出访就延续了当时的习惯做法。苏联是这次出访的最后一站，先是用中国代表团名义参观访问，后则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名义出席苏共二十大。代表团成员由国内另外派出，包括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及中国驻苏大使刘晓。
按行程计划，朱德总司令这次率团出访，于1956年1月底自捷克斯洛伐克到波兰。遵照国内指示，中国驻波使馆准备了有关波兰基本情况的材料和朱总司令在各公开场合的讲话稿。领导决定要我到布拉格把文件送代表团审阅并作为人波兰国境后的翻译随朱总司令来华沙。那时我是一般工作人员，不持外交官“红皮护照”，也没有豁免权，中国驻波使馆为我办了“临时信使”证明，这样就可以免受海关检查。80年代以前我国对驻外外交人员有一条规定，即离开使馆外出一般需二人同行。这次我一人出差，深知要对任务负责，文件绝对不能丢失。自华沙至布拉格乘火车行驶20多小时，我不让公事包离身，大有与文件共存亡的决心，顺利完成了任务。
中央考虑到朱总司令年事已高，1955年12月离京时已度过69岁生日，决定出访七国一律乘坐火车。访罗、德后，中央担心朱总司令过度疲劳，建议在捷克休息数日。由此也可体会到中央对朱德同志的尊重和爱护。
1956年1月30日晨，朱总司令乘火车抵达华沙。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总理西伦凯维兹为首的党政军负责人和群众队伍在车站迎接。波兰外交部礼宾司长巴托尔先进入车厢，告知外边天气很冷，建议朱总司令在车站发表讲话时只讲开头一两句和结尾的几句，中间不讲，由翻译照读讲稿译文。朱总司令表示同意。在车站萨瓦茨基先讲话，对朱德副主席的来访表示“最衷心的欢迎”，讲话中特别提到台湾问题，说我们确信：中国人民收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岛屿台湾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斗争将很快取得完全胜利。这是波方针对当时台海紧张局势的又一次表态。朱总司令在讲话中表示向英雄的华沙人民和全体波兰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着重谈到波兰在保卫欧洲和平和建立全欧集体安全体系的斗争中，在维护远东和平特别是在监督实施朝鲜和印支停战协定的工作中作出了卓越贡献，受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热烈赞扬。两位领导人致词时，天上飘着雪花，天气冷得厉害，我在麦克风前读稿时两颊冻僵，舌头也发硬了，我真想正常发挥，可是口齿舌头都不听使唤。站台上的欢迎群众两脚不停地活动，也冻得够呛。仪式结束后代表团成员分别登上停在不远处的轿车，团长那辆车万幸正常发动，先开走了，后面的车由于汽油被冻凝固，发动不起来。波方接待人员手忙脚乱，大骂“鬼天气”。不过结果尚好，都安全抵达宾馆。这次翻译任务和欢迎仪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日，按照中国领导人出访的习惯做法，朱德总司令首先礼节性拜会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总理西伦凯维兹。然后参观了苏联代建赠送给波兰的以斯大林名字命名的科学文化宫。晚间出席了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欢迎招待会，以贝鲁特、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党政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参加。第二、三天到克拉科夫等城市参观，2月2日返回华沙，再次拜会贝鲁特并辞行。晚出席中国驻波大使王炳南为代表团访波举行的招待会。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贝鲁特、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总理西伦凯维兹等官员、人士踊跃出席，朱德、贝鲁特发表了讲话。2月3日，朱总司令结束在波兰的四天访问前往苏联。
朱总司令离开波兰前，波方在火车站举行了欢送仪式。萨瓦茨基致词，强调朱副主席的访问将大大有助于波中两国的友好关系和全面合作的进一步加强，认为这种友谊与合作有助于和平事业和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朱总司令致答词，表示感觉到了波兰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兄弟般友谊，指出两国间的友谊将加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并有助于加强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
波兰领导人及干部群众对朱德副主席都很尊重，都知道他是红军总司令，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都喜欢称他为元帅。经过接触，波兰领导人普遍反映朱德元帅非常慈祥、非常可亲可敬。 朱总司令对参观非常认真，尤其对大型钢铁厂、汽车制造厂感兴趣，仔细听主人介绍，想尽可能多地了解情况，虽年已古稀，但好学不倦。有一天在火车上，他派人把我叫到他的车厢，见他戴着老花镜正与秘书廖盖隆看地图，他问我火车行驶的路线，前一站在哪里，城市叫什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在哪里?我指着地图介绍，他神情专注地听，同时用红铅笔在地图上作了记号。后来我想，这肯定是他带兵打仗养成的习惯，无论到哪里都带着地图，先把地理位置搞清楚。
访波期间，朱总司令在中国驻波使馆会见了中国留学生。他不是采取正式讲话或训话的方式，而是与同学们有问有答地交流。他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鼓励大家好好学习，说现在国家百废待兴，非常需要建设人才，特别是高素质、能带领一帮人一起工作的骨干人才；现在国家还很穷，不顾一切地派你们出国学习，就是要培养这样一支骨干队伍。你们要一心学习，将来报效祖国。最后他以长者的身份用幽默的口气，但语重心长地说：“当官的事，你们就不要想了，国内想当官、能当官的人很多，都快打破头了，你们千万别想它!”这几句话使留学生受到很大教育，当时在场的学核物理专业的学生袁汉镕(回国后一直在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次会见时说：“这几句话让我们记了一辈子，时刻萦绕在耳边。”
参加贝鲁特葬礼
1956年2月4日，朱总司令率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进行几天参观访问后，于14日至25日出席了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同时出席苏共二十大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波党第一书记贝鲁特2月底患病，3月12日病逝于莫斯科。1954年贝鲁特率波兰代表团到北京参加新中国五周年国庆活动时，朱总司令曾陪毛主席同他会面相识；一个月前访波时又多次与他会晤交谈。贝鲁特的突然逝世，对朱总司令是—个精神上的打击。
3月14日，朱总司令在中国驻苏大使刘晓的陪同下前往苏联总工会大厅，向停放在那里的贝鲁特灵柩献上花圈表示哀悼。他在写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在默哀时想起了不久前贝鲁特在波兰大使馆招待会上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情景，说1918年波兰共产党成立时贝鲁特就人了党，是“无私地为波兰人民的事业而忠诚服务的榜样”，是“国际共运的卓越战士”。这天中午，波兰领导人奥哈布、萨瓦茨基、西伦凯维兹等到莫斯科迎接贝鲁特灵柩，苏共在机场举行了追悼会，朱总司令及刘晓参加。灵柩运抵华沙后没几小时，朱总司令奉命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名义飞赴华沙参加贝鲁特葬礼，团员为刘晓及王炳南。
到华沙后，朱总司令未休息即前往停放贝鲁特灵柩的波兰党中央大厦参加守灵。3月15日，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先后到华沙参加葬礼。从15日晨到16日晨，波兰各界人士及群众几十万人陆续到党中央大厦吊唁。16日上午9时，赫鲁晓夫、朱德及其他兄弟党、国家代表团负责人先后到灵堂向贝鲁特遗体告别。10时，贝鲁特灵柩由波党政治局委员抬出大厦，放在一架炮车上，覆盖着波兰国旗，在军队将领护送下驶向市中心广场。波兰领导人、各国代表团、外国使节、劳动人民代表步行跟在炮车后面。市内建筑物悬挂带黑纱的国旗。到市中心广场后，波军将领把贝鲁特灵柩从炮车上抬下放到灵车上。11时，追悼大会在市中心广场举行。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主持并致悼词，接着总理西伦凯维兹及全波统一阵线主席团成员、农工党主席伊格纳尔讲话，其后是赫鲁晓夫、朱德、诺沃提尼(捷共)、伏克曼诺维奇(南共)、杜克洛(法共)致悼词。朱总司令在悼词中说，贝鲁特是波兰人民“伟大的儿子”，始终不屈地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波兰而奋斗，是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活动家。他引用贝鲁特讲过的话——“把波兰的事业与世界进步事业结合起来，是我们独立生存的可靠保证”，说贝鲁特“非常关怀中波两国人民友谊”。最后表示中国人民及全世界劳动人民将和兄弟的波兰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把和平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新的胜利。
追悼会后，载着贝鲁特遗体的灵车启动驶向9公里外的墓地，送葬者乘车随在其后。下午3时30分，举行下殓仪式，灵柩缓缓放入墓穴，鸣放礼炮，波兰领导人及各代表团向陵墓献花圈，然后向贝鲁特家属慰问并告别。整个葬礼结束。
晚8时，波党中央领导与参加贝鲁特葬礼的各代表团会见，表示感谢并共进晚餐。
其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联名发出唁电，对贝鲁特的功绩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彭真、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叶剑英、陈毅、贺龙、李先念等前往波兰驻华使馆吊唁。
在华沙，当贝鲁特葬礼结束后，波方接待官员征询朱总司令意见是否留住几天到外地参观一下?朱总司令说：
“我是来吊丧的，哪里都不去了。”他语调沉重，反映出当时的沉重心情。第二天，在刘晓等陪同下，朱总司令返回莫斯科。我一直跟着他，没有见到他特有的慈祥的笑容。
出席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1959年3月10日至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应邀派朱德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朱总司令第三次访问波兰，距离上一次时隔三年。这时朱总司令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副主席。代表团成员为王稼祥、伍修权、王炳南。4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出席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第二天的全体会议上朱德致贺词并宣读中共中央的贺电。
3月12日即会议第三天，波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国务委员会主席萨瓦茨基、总理西伦凯维兹等集体会见中共代表团。双方话题主要是中国国内形势。中国自1958年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形势发展迅猛，新事物、新问题不断出现，引起兄弟党和国家的关注与不解。哥穆尔卡以其固有的性格坦率直言。他说，他以极大的关心注视着中国发生的变革，特别是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及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哥穆尔卡说：在总的原则方面，我们(与你们)是共同的，但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式则是多种多样的。中国所进行的变革是根据中国的历史特点进行的，而波兰的许多变革是根据波兰的历史特点进行的。因此，在我们这里就不能实行你们所进行的变革，正如在你们那里不能实行波兰的变革一样。
这段话反映了哥穆尔卡关于各国根据本国条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不同的一贯思想，流露出他对当时中国的某些政策做法有保留，但是不持反对和批评的态度。哥穆尔卡直率地表示：我们现在对你们国家的一些问题还不大理解，正像你们对我们的一些问题不大理解一样。他说他特想知道，人民公社是否不按劳动、不按劳动者的技术水平给报酬?朱德、王稼祥作了解释和说明。哥穆尔卡等波方领导人听后同声说：这么说来，公社的分配原则还是社会主义的!对中国的“大跃进”，波兰领导人没多加议论，哥穆尔卡只是表示：我们对你们的数字感到惊奇，譬如钢产量今年生产指标是1800万吨，比去年增力N7007J吨，而波兰七年时间才提高了400zr吨。
根据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日程，有几天是波兰一些省、行政部门及单位的代表发言，涉及的多是具体情况和事务，无需各国团长天天听会。在王稼祥、伍修权及王炳南大使的敦促下，朱总司令每天一次到市区郊外散步，由波方接待人员、双方警卫和我陪同，不惊动地方领导人。他喜欢森林，我们就到郊区大树林去。那时朱总司令已73岁，但腰杆硬朗，挺胸健步，散步如行军。他与陪同人员交谈不多，给人的感觉是在想事。有一天，在乘车外出路上，他突然对我说，现在国内有的地方亩产粮食1万多斤。那时《人民日报》几乎每天都有关于农田高产的报道，被称做“放卫星”。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相信还是不相信，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但是我体会到他身在国外，还是关注惦记着国内的事。
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前一天，朱总司令应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邀请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40N年纪念会。离开华沙前，中共代表团完成了关于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总结报告，由朱德、王稼祥、伍修权、王炳南共同签署电报中共中央。这也反映了朱总司令办事认真、遵守纪律的优良作风。总结报告认为：波党(1956年)八中全会后的波兰形势，经过曲折的道路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波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也正显示局势继续向着这一方向发展。总结报告充分肯定了哥穆尔卡的政治报告和大会决议阐述对内对外政策的好的方面，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尽管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当时我们党“根据自己经验和实践来判断和评价别国党的是非”倾向的影响，但总体上看总结报告是比较客观全面的。这不仅体现了朱总司令实事求是的作风，也反映了王稼祥、伍修权、王炳南三位老外交家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发表意见的高贵品质。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