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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姐姐陈琏的广为人知不同，陈布雷幼子陈砾并不为许多人熟知。笔者直到2009年通过中国日报社找到当年的津门女记者、陈砾爱人张燕平，才了解到陈砾的一些故事。作为陈布雷幼子，共产党员，中国日报社总编辑，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届、九届委员，陈砾值得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不凡人生道路。陈砾的家族，众多知识分子迥异的人生历程，是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来探求民族自强、追寻理想信仰曲折历程的缩影。
对子女教育严格的陈布雷
陈砾，浙江慈溪人，1929年5月出生于上海，是陈布雷最小的孩子。当时陈布雷作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刚参加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盟会元老，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的张静江两次相访后，不得不辞去《时事新报》主笔之职，8月，奉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虽然1927年就开始追随蒋介石，但此前陈布雷并没有完全脱离新闻界。
作为陈布雷最小的孩子，陈砾是受宠的。尽管陈砾极少向他人提及他的童年和少年，但从他们父子俩出游的照片就可看出陈布雷对幼子的疼爱之情。父亲奔波于上海、南京各地，陈砾经常和母亲王允默在一起，功课也是母亲亲自督导。王允默和她的姐姐，也就是陈砾的姨母都是师范生，从事幼儿教育，对孩子管教比较严。王允默写得一手好文章。陈砾和五哥陈迈、六哥陈遂年岁相差小，常在一块，特别是和大他两三岁的六哥陈遂更为亲密。他们和母亲、姨母常常在一起，感情很好。
陈砾是个乐天派，性格开朗豁达，也好开玩笑。他从小就能说会道，说起话来滔滔不绝。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次英文辩论会上，陈砾是主辩手。那次辩论会的主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陈砾是反方辩手，认为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国民党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便从中获利，共产党却断言不会爆发。陈布雷曾对陈砾说过，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在对德胜利后三个月对日本宣战（当时苏日订有互不侵犯条约）。陈布雷的话帮助陈砾了解政局，赢得了辩论的胜利。
作为报人之后，陈砾一生都与报界息息相关。陈砾爱上新闻工作可追溯到中学时代。1943年末他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初三，就与同学周文骏、唐贤耀等人创办了一张《公能报》，用手抄形式在校园内张贴，对国家大事、校园生活均有报道评论，曾因刊登讽刺英国资助日本的漫画受教导处警告。
陈砾天资聪颖。初三没上完，就跳到了高中；高中只念了两年，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也只念了两年半，又去了解放区。此后的陈砾常自嘲，念了一辈子书，初中、高中、大学，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大学补发毕业证书，陈砾总算有了一张毕业证书。
陈布雷一生洁身自好、温和谦恭、生活俭朴，对子女教育很严格，唯恐儿女沾染上纨绔子弟之风。他要求子女们多学些本事，不要介入政治。他感到政治肮脏、勾心斗角，自己已深陷泥沼，希望子女们不要重蹈覆辙。身为国民党要员的陈布雷，其六子二女中，竟有四位是共产党员，分别为陈过、陈琇、陈琏、陈砾。同为一家人，却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陈砾的革命指路人陈琏
陈砾曾写过一篇回忆二姐陈琏的文章，谈到了他走上革命的诸多细节。
陈琏，我的二姐，长我十岁。为了和我姨母家的二表姐何平玖相区别，我们从小叫她“小二姐”。
……
抗战胜利后，小二姐和我都到了上海。我到了上海中学读书，她在申报馆资料室工作了一段短时间以后就到北平去了，在贝满中学教书。
1946年夏天，我读完高中二年级，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想到居然被录取。家里说我年纪小，一个人去北方不好，叫我“按部就班”。我最有力的一条理由就是：“小二姐在北平”！不用说，小二姐也写信来，极力主张我去。
到了北平，完全是一个新天地了。小二姐并没有抓紧对我进行“政治教育”，而是让我在北京大学这个环境中自己去面向生活。她邀我同贝满女中的师生一道去香山游览，使我看到她们师生间的融洽。我又认识了她在《平明日报》的一些朋友，像李梦北、刘秀麟等。但在北大、清华的地下党员，她一个也没介绍给我。
1946年底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暴行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对学运的抑制和镇压，激起我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我很自然地站在大多数同学一边，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小二姐赞许我的行动，但并没有具体地告诉我该怎么做。
转年二月底，国民党政府以查户口为名，在北平市内进行大搜捕，其中清华学生王宪铨也被逮捕。当时正值期末大考，清华大学学生立即罢考抗议，汤用彤、向达、张奚若等著名教授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政府践踏人权，北大学生也在酝酿和清华一致行动，罢考抗议。
这时候我却踌躇不前了。自来学生怕考试，我们采取罢考的形式来抗议，人家会不会说我们是怕考试呢？这是我入大学以来的第一次大考，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有人没做好准备，也以保卫人权的借口来罢考，岂不是我也和他们为伍了吗？我就去找小二姐商量了。她耐心地帮我分析：现在是保卫人权，如果人身的权利都没有保障，还会有读书的权利吗？罢考的目标是光明正大的，不要怕人家说；民主运动的力量在于团结，如果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当局就不会放人。她还说，教授们都在支持你们呢。
我听了她的活，心里明白了，参加了支持罢考的签名。签名人数虽然超过三分之二，学校当局仍然坚持要考。有些教授明白地表示同情罢考，但还是不能不发卷子。考试那天早晨，我们一些罢考的学生拥到教室窗外去看，发现那些奉当局命令去参加考试的右派学生，在里边交头接耳、递补“小抄”，我们就大声揭露他们，使他们有的被老师收了卷子。
清华、北大等学校罢考以后，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了王宪铨等人。后来，我又把那些想破坏罢考的人的洋相告诉小二姐。这都证明她对我讲的那些话是多么正确。我们笑了好一阵。
这次罢考在学运史上算不上重要斗争，但在我走向革命的道路上却有它的特殊意义。在抗暴运动中，我凭着正义感参加了斗争，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初步洗礼，但是我还没有去认真思考社会，从我对这次罢考的犹豫就说明我把这些行动都看成个人对某些孤立事件的表态。但是小二姐帮助我把个人的行动和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这实际上为我以后参加轰轰烈烈的“五二〇”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并从中真正开始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
回想起解放前的年月，小二姐是兄弟姐妹中冲破旧社会和家庭的樊笼，走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第一人，我们是跟着她走的。许多同志感到不好理解，你们这样出身的人，为什么还要投身革命？其实，人不是仅仅同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他或她的社会存在，还有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在社会的动荡时期，社会前进的动向对人的影响极大。小二姐尽管对父亲也有很深的感情，对他的私德也表示敬仰，但她已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关键的政治抉择上，她始终是清醒的，总是同社会前进方向保持一致而能够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直至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而进行决死斗争。她酷爱研究历史，早在解放前就对我说，中国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可能走向富强。我觉得她的共产主义觉悟是深深植根于爱国和民主的要求之中的，也就是说，是来源于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想到我们党现在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但小二姐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迫害去世而不得亲见，我不禁一阵阵心如刀割。我想，小二姐是离我们远去了。可她为之奋斗的理想，总有一天要实现。
陈布雷自杀与陈砾的抉择
风云际会的1948年，北平、天津已处于黎明之前。
1948年7月3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密令各大专院校肃清校内共产党嫌疑分子和接近共产党分子。华北“剿总”随即行动，决定于8月19日开始大逮捕。8月18日，北平当局将戒严时间提前了两小时。19日一大早，北平11所大专院校被军警、宪兵、特务封锁包围，史称“八一九”大逮捕。随后两天，当局在报上公布了两批拘传人员的名单，共325人，勒令这些人自动投案，否则派军警搜捕；随后又公布第三批名单，共403人。
当时的陈砾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是一名大三的哲学系学生。虽然多次参加学生运动，但还未上黑名单。不然，自有好事者会通过各种渠道让蒋介石知道，从而让同在南京的陈布雷知道，正如一年前逮捕陈砾的姐姐陈琏及姐夫袁永熙一样。
能上名单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名单中的学生，只有小部分是共产党员，一部分是“民青”、“民联”盟员，大多都是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抛头露面的人，或是自治会、社团的负责人。他们平时都是好学生，成绩优秀、思想进步，在同学中说话有分量，而且注意帮助同学。他们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也得到教授们的同情，北平的学生运动才得以一波一波不断推进，形成与前线遥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
在这之前，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地下党已经觉察到当局会有所行动，在这一年暑假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业已暴露的人员送到解放区。“八一九”大逮捕发生后，正在河北泊镇的地下党学委负责人佘涤清、杨伯箴火速赶回北平，同时又选派一些没有暴露的精干人员赶到北平协助疏散撤退工作。一方面，各院校发动师生进行反迫害斗争，动员教授敦促校方阻止军警进校搜查。另一方面，将已上名单的人全部送往解放区，争分夺秒的转移行动悄然进行。
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吞食两瓶近200粒的巴比妥，和衣躺在床上，将58年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这时，陈布雷的幼子陈砾却迈出了走向另一条人生道路的第一步。
北平地下党将部分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撤往解放区，陈砾也在被撤出之列。就在临走之前，陈砾收到母亲的急电，得知父亲已去世，母亲要他和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六哥陈遂立即回南京奔丧。
陈砾虽然在政治上和父亲分道扬镳，但他非常敬重父亲的私德，很想去南京看父亲最后一眼。可他考虑再三，认定自己返回南京，就会被疼爱自己的母亲拖住，去不了他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同时，陈砾认为自己参加多次学生运动，目标太大。于是，他就让六哥单独返回南京，自己则抓紧收拾行装，和同伴们一起闯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进入解放区——河北泊镇。
转移行动一般都分批次，两三人一道，不引人注意。和陈砾一起走的，是一位“表妹”。这个“表妹”是一名初中生，只有十四五岁，当年的陈砾19岁，被分配带着这个“表妹”一起走。巧的是，这个“表妹”和几年后成为陈砾爱人的张燕平都来自北平市女一中。四五十年后，这个“表妹”来看望陈砾，陈砾才知道“表妹”和妻子是校友。
沿途的特务专盯学生，戴眼镜的学生尤其扎眼。大学生很多人都戴眼镜。陈砾他们想了一招，把肥皂化了，把眼镜放进去，再凝固，弄成肥皂的形状，眼镜就“消失”了，从而混过沿途的道道关卡。
1948年11月，陈砾到了泊镇姜桥村。他们这一批都是从国统区撤出的进步学生，到了泊镇都被送到华北联大政治班学习党的城市政策，熟悉平津两市的情况。学习完了，就等待分配工作，待命进城接管政权。1948年8月到12月初，仅仅4个多月，由华北局送往学习并分配工作的达1000余人。
一个北风呼啸的日子，学员们聚集在场院里，听说由于北平出来的学生多于天津，天津比较缺少干部时，几个小伙子毫不犹豫地一步跨入去天津的行列。这里面，就有19岁的陈砾。
天津报业才子
1948年冬至1949年1月，接管天津市的党政机关人员在河北胜芳集结。在这里，成立了天津市各区政府和各部门、天津日报社及新华社天津分社、天津人民广播电台。19岁的陈砾自此正式迈进了新闻界。在胜芳时，陈砾向董东、石坚、林青等老师学习编报，等待入城。
1949年1月中旬，随军入城的陈砾进入新成立的天津日报社，做时事编辑。年轻的陈砾性格开朗、语言能力强，会好几种差异很大的方言。慈溪话、上海话、重庆话，特别是天津话，说得好极了。一有表演机会，他就南北方言夹杂着说，逗得大家大笑不已。
陈砾从小就口才出众，此后他活跃在新闻界和学术界，虽然不似他的父亲那样全国皆知，但他在新闻界是具有相当声誉的。同样于1949年进入天津日报社的同事、著名记者方放，评价陈砾是“才华横溢英姿勃发老报人”。
陈砾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他在重庆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时已熟练掌握英文，后又上夜校学习俄文，短期学的俄文，却能翻译苏联肃反小说《危险的旅途》，每天在文艺副刊上连载两三千字。此后还翻译过几本书《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秘密》、《决斗》等，都被天津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好学的陈砾在王亢之、范瑾、邵红叶等老报人的培养和指导下，学会了写评论文章，很多评论都是当晚命题当晚赶写，算得上“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而且才思敏捷，文笔流畅。报社不少年轻人暗下决心“有为者亦若是”。
1950年，陈砾认识了考进天津日报社的张燕平。张燕平后也被分配到时事组，两人成为同事。此后两人谈恋爱。1953年2月，天津日报社举行集体婚礼。本来是5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在举办的前几天，王亢之对陈砾说：“小陈，还等什么！？”他的这句话促成了一段美好姻缘。集体婚礼有了6对新人。
结婚后的陈砾带着新婚妻子去上海探望母亲王允默。50多年后，张燕平还清楚地记得，婆婆住在延安中路424弄48号福明邨，住着一栋两层的房子，楼下住着陈砾的舅舅和陈布雷副官陶永标，楼上住着陈砾的母亲和五哥陈迈。婆婆对张燕平挺不错，还给她做丝棉袄，给两个孙子做虎头鞋，常把一些吃的装在密封的罐头盒子里寄到北京，记得有宁波汤圆。
夫妻俩第一次去上海探亲是1953年，陈布雷一人高的大照片还在家里摆着。第二次再去上海时，已是1961年。张燕平谈起这两次探亲，说当时感觉就像犯罪一样。她能体会出身对陈砾心理的微妙影响。陈砾总说起二姐陈琏的一句话：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只是，这条道路还是背上了出身这个沉重包袱。
当然也有实事求是、慧眼识珠的人。天津日报社的领导非常难得，并没有因为陈砾的出身，就将他打入另册，反而是大胆使用、给予机会、全面培养。陈砾生前总是说起王亢之、范瑾、邵红叶、李麦、石坚等领导对他的关怀和培养。
陈砾年轻单纯，工作上是公认的“拼命三郎”、“报坛才子”。报社领导人用人唯贤，十分爱才。1952年，中国报界开始学习苏联管理报纸的经验，天津日报筹备成立检查组，陈砾到人民日报社学习取经，得到邓拓、李庄、肖航等老新闻工作者的指点。这一年，陈砾入党。此后，他又被任命为秘书组长、理论组长、文教组长、地方工业组组长，开始成为天津新闻界的名人。
1953年夏天，作为天津唯一的驻开城特派记者，陈砾辞别了新婚妻子去朝鲜开城采访停战谈判。被大家亲切唤为“小陈”、“小教授”、“报坛才子”的陈砾活跃在板门店谈判大厅和战俘营，用熟练的英文，采写了大量消息和特写、通讯。其中《解释帐篷中一个美国代表的嘴脸》等新闻报道，都是新华社转发全国，《人民日报》发表。陈砾被记者团评立三等功。
陈砾度过了10年的好时光。1959年反“右倾”以后，陈砾先是因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校门到机关门）被下放到山东宁津县参加劳动；1962年返回报社，又得知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都将被调离党报机关。陈砾被通知将调往天津师范学院新闻班教书。作为陈布雷的儿子，家庭出身的包袱是何等沉重。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孙五川很爱才，而出版单位对家庭出身要求比较低。1963年，孙五川截下将要调往天津师院的陈砾，调进天津人民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陈砾被关进牛棚，头上戴着“狗崽子”、“陈布雷的孝子贤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帽子，被批斗、囚禁。噩耗不断传来，1949年从美国回国、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的二哥陈过被诬为“特务”，在杭州跳楼自杀未遂，瘸了一条腿。陈砾的革命指路人、敬爱的小二姐陈琏在上海跳楼身亡。母亲王允默在“文化大革命”时，头部挨红卫兵棒打，没过太久便病逝。最让陈砾伤心的事是小二姐的自杀，他很意外，非常气愤，却又不敢表达，白天参加劳动时装作若无其事，晚上则躲在被窝里偷偷饮泣。
《中国日报》总编辑
1979年，二哥陈过和小二姐陈琏终于获得平反，陈砾也迅速恢复了工作。
好事从不探头的陈砾也有一次例外。1981年1月，国家将派遣出版家小组赴英国考察学习。社长到陈砾家谈话，陈砾便毛遂自荐，说这次英国学习，可以从很多方面改进咱们国家的出版事业，我愿意去学习。
经过考试，陈砾不仅去了，而且还任中国出版家赴英学习小组组长。半年后回国的陈砾连升三级，由编辑部主任升至副社长、社长、出版局副局长。
施展才华的机会终于来临。因为通晓英语，办报能力过人，陈砾被调到北京，担任当时我国唯一向国内外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并被推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届、九届委员。
同为记者的张燕平也随调到北京，在陈砾的要求下，张燕平婉拒了报社社长江牧岳安排她任行政处副处长的计划，一直在资料室工作，直到1987年退休。
当时的政策是调京的干部身边无子女的可以解决一个孩子到北京工作，夫妻俩想把15岁就上山下乡的老大从内蒙古调到北京，征求老二意见时，在天津的弟弟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调我哥。”有热心人出主意，说老大先调进报社，进了北京再找其他工作。可家人都知道陈砾的为人处世，从不敢提这事，始终没开这个口。最后还是张燕平通过她的老同学帮忙，将老大调到北京市机械局下面的一个技术性杂志社工作，1983年至今都在那里。而老二则一直留在天津。陈砾对孩子们说：“你们爸爸什么工作都可以干，就是不会走后门。”
中国日报社开始设在人民日报社院里，在金台西路。在陈砾任内，报社在北四环附近找了块地，盖了大楼，报社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报社很多人至今都念着老陈的好处。
2001年，当年也是地下党的丁群问陈砾：“你参加革命以后遭遇到不少挫折，对当年的抉择有没有感到过后悔？”陈砾目光坚毅地说：“从全部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的，我对当年的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2006年5月，陈砾病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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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子女教育严格的陈布雷
陈砾，浙江慈溪人，1929年5月出生于上海，是陈布雷最小的孩子。当时陈布雷作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刚参加完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同盟会元老，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的张静江两次相访后，不得不辞去《时事新报》主笔之职，8月，奉派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虽然1927年就开始追随蒋介石，但此前陈布雷并没有完全脱离新闻界。
作为陈布雷最小的孩子，陈砾是受宠的。尽管陈砾极少向他人提及他的童年和少年，但从他们父子俩出游的照片就可看出陈布雷对幼子的疼爱之情。父亲奔波于上海、南京各地，陈砾经常和母亲王允默在一起，功课也是母亲亲自督导。王允默和她的姐姐，也就是陈砾的姨母都是师范生，从事幼儿教育，对孩子管教比较严。王允默写得一手好文章。陈砾和五哥陈迈、六哥陈遂年岁相差小，常在一块，特别是和大他两三岁的六哥陈遂更为亲密。他们和母亲、姨母常常在一起，感情很好。
陈砾是个乐天派，性格开朗豁达，也好开玩笑。他从小就能说会道，说起话来滔滔不绝。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次英文辩论会上，陈砾是主辩手。那次辩论会的主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爆发？”陈砾是反方辩手，认为不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当时，国民党盼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以便从中获利，共产党却断言不会爆发。陈布雷曾对陈砾说过，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承诺在对德胜利后三个月对日本宣战（当时苏日订有互不侵犯条约）。陈布雷的话帮助陈砾了解政局，赢得了辩论的胜利。
作为报人之后，陈砾一生都与报界息息相关。陈砾爱上新闻工作可追溯到中学时代。1943年末他在重庆南开中学上初三，就与同学周文骏、唐贤耀等人创办了一张《公能报》，用手抄形式在校园内张贴，对国家大事、校园生活均有报道评论，曾因刊登讽刺英国资助日本的漫画受教导处警告。
陈砾天资聪颖。初三没上完，就跳到了高中；高中只念了两年，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也只念了两年半，又去了解放区。此后的陈砾常自嘲，念了一辈子书，初中、高中、大学，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京大学补发毕业证书，陈砾总算有了一张毕业证书。
陈布雷一生洁身自好、温和谦恭、生活俭朴，对子女教育很严格，唯恐儿女沾染上纨绔子弟之风。他要求子女们多学些本事，不要介入政治。他感到政治肮脏、勾心斗角，自己已深陷泥沼，希望子女们不要重蹈覆辙。身为国民党要员的陈布雷，其六子二女中，竟有四位是共产党员，分别为陈过、陈琇、陈琏、陈砾。同为一家人，却走上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陈砾的革命指路人陈琏
陈砾曾写过一篇回忆二姐陈琏的文章，谈到了他走上革命的诸多细节。
陈琏，我的二姐，长我十岁。为了和我姨母家的二表姐何平玖相区别，我们从小叫她“小二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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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小二姐和我都到了上海。我到了上海中学读书，她在申报馆资料室工作了一段短时间以后就到北平去了，在贝满中学教书。
1946年夏天，我读完高中二年级，抱着“试一试”的心情报考北京大学哲学系，没想到居然被录取。家里说我年纪小，一个人去北方不好，叫我“按部就班”。我最有力的一条理由就是：“小二姐在北平”！不用说，小二姐也写信来，极力主张我去。
到了北平，完全是一个新天地了。小二姐并没有抓紧对我进行“政治教育”，而是让我在北京大学这个环境中自己去面向生活。她邀我同贝满女中的师生一道去香山游览，使我看到她们师生间的融洽。我又认识了她在《平明日报》的一些朋友，像李梦北、刘秀麟等。但在北大、清华的地下党员，她一个也没介绍给我。
1946年底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暴行的群众运动和国民党当局对学运的抑制和镇压，激起我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我很自然地站在大多数同学一边，参加了罢课和示威游行。小二姐赞许我的行动，但并没有具体地告诉我该怎么做。
转年二月底，国民党政府以查户口为名，在北平市内进行大搜捕，其中清华学生王宪铨也被逮捕。当时正值期末大考，清华大学学生立即罢考抗议，汤用彤、向达、张奚若等著名教授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政府践踏人权，北大学生也在酝酿和清华一致行动，罢考抗议。
这时候我却踌躇不前了。自来学生怕考试，我们采取罢考的形式来抗议，人家会不会说我们是怕考试呢？这是我入大学以来的第一次大考，我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如果有人没做好准备，也以保卫人权的借口来罢考，岂不是我也和他们为伍了吗？我就去找小二姐商量了。她耐心地帮我分析：现在是保卫人权，如果人身的权利都没有保障，还会有读书的权利吗？罢考的目标是光明正大的，不要怕人家说；民主运动的力量在于团结，如果有的参加，有的不参加，当局就不会放人。她还说，教授们都在支持你们呢。
我听了她的活，心里明白了，参加了支持罢考的签名。签名人数虽然超过三分之二，学校当局仍然坚持要考。有些教授明白地表示同情罢考，但还是不能不发卷子。考试那天早晨，我们一些罢考的学生拥到教室窗外去看，发现那些奉当局命令去参加考试的右派学生，在里边交头接耳、递补“小抄”，我们就大声揭露他们，使他们有的被老师收了卷子。
清华、北大等学校罢考以后，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了王宪铨等人。后来，我又把那些想破坏罢考的人的洋相告诉小二姐。这都证明她对我讲的那些话是多么正确。我们笑了好一阵。
这次罢考在学运史上算不上重要斗争，但在我走向革命的道路上却有它的特殊意义。在抗暴运动中，我凭着正义感参加了斗争，受到了群众运动的初步洗礼，但是我还没有去认真思考社会，从我对这次罢考的犹豫就说明我把这些行动都看成个人对某些孤立事件的表态。但是小二姐帮助我把个人的行动和社会的命运联系起来，这实际上为我以后参加轰轰烈烈的“五二〇”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并从中真正开始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
回想起解放前的年月，小二姐是兄弟姐妹中冲破旧社会和家庭的樊笼，走向革命和共产主义的第一人，我们是跟着她走的。许多同志感到不好理解，你们这样出身的人，为什么还要投身革命？其实，人不是仅仅同家庭联系在一起的，他或她的社会存在，还有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在社会的动荡时期，社会前进的动向对人的影响极大。小二姐尽管对父亲也有很深的感情，对他的私德也表示敬仰，但她已把自己的命运同社会、同群众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关键的政治抉择上，她始终是清醒的，总是同社会前进方向保持一致而能够同国民党反动派针锋相对，直至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而进行决死斗争。她酷爱研究历史，早在解放前就对我说，中国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可能走向富强。我觉得她的共产主义觉悟是深深植根于爱国和民主的要求之中的，也就是说，是来源于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想到我们党现在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但小二姐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迫害去世而不得亲见，我不禁一阵阵心如刀割。我想，小二姐是离我们远去了。可她为之奋斗的理想，总有一天要实现。
陈布雷自杀与陈砾的抉择
风云际会的1948年，北平、天津已处于黎明之前。
1948年7月3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密令各大专院校肃清校内共产党嫌疑分子和接近共产党分子。华北“剿总”随即行动，决定于8月19日开始大逮捕。8月18日，北平当局将戒严时间提前了两小时。19日一大早，北平11所大专院校被军警、宪兵、特务封锁包围，史称“八一九”大逮捕。随后两天，当局在报上公布了两批拘传人员的名单，共325人，勒令这些人自动投案，否则派军警搜捕；随后又公布第三批名单，共403人。
当时的陈砾是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是一名大三的哲学系学生。虽然多次参加学生运动，但还未上黑名单。不然，自有好事者会通过各种渠道让蒋介石知道，从而让同在南京的陈布雷知道，正如一年前逮捕陈砾的姐姐陈琏及姐夫袁永熙一样。
能上名单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名单中的学生，只有小部分是共产党员，一部分是“民青”、“民联”盟员，大多都是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抛头露面的人，或是自治会、社团的负责人。他们平时都是好学生，成绩优秀、思想进步，在同学中说话有分量，而且注意帮助同学。他们周围团结了一大批热血青年，也得到教授们的同情，北平的学生运动才得以一波一波不断推进，形成与前线遥相呼应的第二条战线。
在这之前，华北局城工部北平地下党已经觉察到当局会有所行动，在这一年暑假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业已暴露的人员送到解放区。“八一九”大逮捕发生后，正在河北泊镇的地下党学委负责人佘涤清、杨伯箴火速赶回北平，同时又选派一些没有暴露的精干人员赶到北平协助疏散撤退工作。一方面，各院校发动师生进行反迫害斗争，动员教授敦促校方阻止军警进校搜查。另一方面，将已上名单的人全部送往解放区，争分夺秒的转移行动悄然进行。
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吞食两瓶近200粒的巴比妥，和衣躺在床上，将58年的人生画上了句号。 这时，陈布雷的幼子陈砾却迈出了走向另一条人生道路的第一步。
北平地下党将部分比较暴露的地下党员和学运骨干撤往解放区，陈砾也在被撤出之列。就在临走之前，陈砾收到母亲的急电，得知父亲已去世，母亲要他和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读书的六哥陈遂立即回南京奔丧。
陈砾虽然在政治上和父亲分道扬镳，但他非常敬重父亲的私德，很想去南京看父亲最后一眼。可他考虑再三，认定自己返回南京，就会被疼爱自己的母亲拖住，去不了他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同时，陈砾认为自己参加多次学生运动，目标太大。于是，他就让六哥单独返回南京，自己则抓紧收拾行装，和同伴们一起闯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进入解放区——河北泊镇。
转移行动一般都分批次，两三人一道，不引人注意。和陈砾一起走的，是一位“表妹”。这个“表妹”是一名初中生，只有十四五岁，当年的陈砾19岁，被分配带着这个“表妹”一起走。巧的是，这个“表妹”和几年后成为陈砾爱人的张燕平都来自北平市女一中。四五十年后，这个“表妹”来看望陈砾，陈砾才知道“表妹”和妻子是校友。
沿途的特务专盯学生，戴眼镜的学生尤其扎眼。大学生很多人都戴眼镜。陈砾他们想了一招，把肥皂化了，把眼镜放进去，再凝固，弄成肥皂的形状，眼镜就“消失”了，从而混过沿途的道道关卡。
1948年11月，陈砾到了泊镇姜桥村。他们这一批都是从国统区撤出的进步学生，到了泊镇都被送到华北联大政治班学习党的城市政策，熟悉平津两市的情况。学习完了，就等待分配工作，待命进城接管政权。1948年8月到12月初，仅仅4个多月，由华北局送往学习并分配工作的达1000余人。
一个北风呼啸的日子，学员们聚集在场院里，听说由于北平出来的学生多于天津，天津比较缺少干部时，几个小伙子毫不犹豫地一步跨入去天津的行列。这里面，就有19岁的陈砾。
天津报业才子
1948年冬至1949年1月，接管天津市的党政机关人员在河北胜芳集结。在这里，成立了天津市各区政府和各部门、天津日报社及新华社天津分社、天津人民广播电台。19岁的陈砾自此正式迈进了新闻界。在胜芳时，陈砾向董东、石坚、林青等老师学习编报，等待入城。
1949年1月中旬，随军入城的陈砾进入新成立的天津日报社，做时事编辑。年轻的陈砾性格开朗、语言能力强，会好几种差异很大的方言。慈溪话、上海话、重庆话，特别是天津话，说得好极了。一有表演机会，他就南北方言夹杂着说，逗得大家大笑不已。
陈砾从小就口才出众，此后他活跃在新闻界和学术界，虽然不似他的父亲那样全国皆知，但他在新闻界是具有相当声誉的。同样于1949年进入天津日报社的同事、著名记者方放，评价陈砾是“才华横溢英姿勃发老报人”。
陈砾勤奋好学、手不释卷。他在重庆南开中学、北京大学时已熟练掌握英文，后又上夜校学习俄文，短期学的俄文，却能翻译苏联肃反小说《危险的旅途》，每天在文艺副刊上连载两三千字。此后还翻译过几本书《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秘密》、《决斗》等，都被天津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
好学的陈砾在王亢之、范瑾、邵红叶等老报人的培养和指导下，学会了写评论文章，很多评论都是当晚命题当晚赶写，算得上“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而且才思敏捷，文笔流畅。报社不少年轻人暗下决心“有为者亦若是”。
1950年，陈砾认识了考进天津日报社的张燕平。张燕平后也被分配到时事组，两人成为同事。此后两人谈恋爱。1953年2月，天津日报社举行集体婚礼。本来是5对新人的集体婚礼，在举办的前几天，王亢之对陈砾说：“小陈，还等什么！？”他的这句话促成了一段美好姻缘。集体婚礼有了6对新人。
结婚后的陈砾带着新婚妻子去上海探望母亲王允默。50多年后，张燕平还清楚地记得，婆婆住在延安中路424弄48号福明邨，住着一栋两层的房子，楼下住着陈砾的舅舅和陈布雷副官陶永标，楼上住着陈砾的母亲和五哥陈迈。婆婆对张燕平挺不错，还给她做丝棉袄，给两个孙子做虎头鞋，常把一些吃的装在密封的罐头盒子里寄到北京，记得有宁波汤圆。
夫妻俩第一次去上海探亲是1953年，陈布雷一人高的大照片还在家里摆着。第二次再去上海时，已是1961年。张燕平谈起这两次探亲，说当时感觉就像犯罪一样。她能体会出身对陈砾心理的微妙影响。陈砾总说起二姐陈琏的一句话：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只是，这条道路还是背上了出身这个沉重包袱。
当然也有实事求是、慧眼识珠的人。天津日报社的领导非常难得，并没有因为陈砾的出身，就将他打入另册，反而是大胆使用、给予机会、全面培养。陈砾生前总是说起王亢之、范瑾、邵红叶、李麦、石坚等领导对他的关怀和培养。
陈砾年轻单纯，工作上是公认的“拼命三郎”、“报坛才子”。报社领导人用人唯贤，十分爱才。1952年，中国报界开始学习苏联管理报纸的经验，天津日报筹备成立检查组，陈砾到人民日报社学习取经，得到邓拓、李庄、肖航等老新闻工作者的指点。这一年，陈砾入党。此后，他又被任命为秘书组长、理论组长、文教组长、地方工业组组长，开始成为天津新闻界的名人。
1953年夏天，作为天津唯一的驻开城特派记者，陈砾辞别了新婚妻子去朝鲜开城采访停战谈判。被大家亲切唤为“小陈”、“小教授”、“报坛才子”的陈砾活跃在板门店谈判大厅和战俘营，用熟练的英文，采写了大量消息和特写、通讯。其中《解释帐篷中一个美国代表的嘴脸》等新闻报道，都是新华社转发全国，《人民日报》发表。陈砾被记者团评立三等功。
陈砾度过了10年的好时光。1959年反“右倾”以后，陈砾先是因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校门到机关门）被下放到山东宁津县参加劳动；1962年返回报社，又得知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干部都将被调离党报机关。陈砾被通知将调往天津师范学院新闻班教书。作为陈布雷的儿子，家庭出身的包袱是何等沉重。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孙五川很爱才，而出版单位对家庭出身要求比较低。1963年，孙五川截下将要调往天津师院的陈砾，调进天津人民出版社任编辑部主任。
三年后，“文化大革命”来了。陈砾被关进牛棚，头上戴着“狗崽子”、“陈布雷的孝子贤孙”、“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等帽子，被批斗、囚禁。噩耗不断传来，1949年从美国回国、任浙江省卫生厅副厅长的二哥陈过被诬为“特务”，在杭州跳楼自杀未遂，瘸了一条腿。陈砾的革命指路人、敬爱的小二姐陈琏在上海跳楼身亡。母亲王允默在“文化大革命”时，头部挨红卫兵棒打，没过太久便病逝。最让陈砾伤心的事是小二姐的自杀，他很意外，非常气愤，却又不敢表达，白天参加劳动时装作若无其事，晚上则躲在被窝里偷偷饮泣。
《中国日报》总编辑
1979年，二哥陈过和小二姐陈琏终于获得平反，陈砾也迅速恢复了工作。
好事从不探头的陈砾也有一次例外。1981年1月，国家将派遣出版家小组赴英国考察学习。社长到陈砾家谈话，陈砾便毛遂自荐，说这次英国学习，可以从很多方面改进咱们国家的出版事业，我愿意去学习。
经过考试，陈砾不仅去了，而且还任中国出版家赴英学习小组组长。半年后回国的陈砾连升三级，由编辑部主任升至副社长、社长、出版局副局长。
施展才华的机会终于来临。因为通晓英语，办报能力过人，陈砾被调到北京，担任当时我国唯一向国内外发行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的副总编辑、总编辑，并被推选为党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八届、九届委员。
同为记者的张燕平也随调到北京，在陈砾的要求下，张燕平婉拒了报社社长江牧岳安排她任行政处副处长的计划，一直在资料室工作，直到1987年退休。
当时的政策是调京的干部身边无子女的可以解决一个孩子到北京工作，夫妻俩想把15岁就上山下乡的老大从内蒙古调到北京，征求老二意见时，在天津的弟弟毫不犹豫地说：“当然调我哥。”有热心人出主意，说老大先调进报社，进了北京再找其他工作。可家人都知道陈砾的为人处世，从不敢提这事，始终没开这个口。最后还是张燕平通过她的老同学帮忙，将老大调到北京市机械局下面的一个技术性杂志社工作，1983年至今都在那里。而老二则一直留在天津。陈砾对孩子们说：“你们爸爸什么工作都可以干，就是不会走后门。”
中国日报社开始设在人民日报社院里，在金台西路。在陈砾任内，报社在北四环附近找了块地，盖了大楼，报社有了自己的“根据地”，报社很多人至今都念着老陈的好处。
2001年，当年也是地下党的丁群问陈砾：“你参加革命以后遭遇到不少挫折，对当年的抉择有没有感到过后悔？”陈砾目光坚毅地说：“从全部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社会进步的方向的，我对当年的抉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2006年5月，陈砾病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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