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28日，著名建筑设计家、教育家齐康院士出生于江苏南京。他是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梅园新村周恩来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河南省博物院、福建省历史博物院、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扩建工程、淮安周恩来纪念馆等知名建筑的主要设计者。他以其高超的设计艺术，表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扬。
　　在齐康参与设计的近200件建筑品中，有一件他前后花了18年的时间，这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这也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1984年，南京市政府决定建设纪念馆，地点设在当年集中掩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13个场地之一——江东门。
　　1984年秋，在纪念馆筹备组同志的陪同下，齐康第一次来到这里。它北临茶亭街东街，面向恽代英烈士就义处（原国民党陆军监狱），东南西三面皆为农田和农舍。场地为边长百余米的近似正方形，由北向南缓慢倾斜，由东向西变陡，高差三米。空旷的场地上，立着一块纪念馆奠基石碑，旁边放着日本友人敬献的花圈，左侧是刚开挖的浅浅土坑，雨水冲去了表层的浮土，露出催人泪下的累累白骨。齐康回忆说：挖掘出的堆堆白骨刺得我眼睛发痛，自己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又浮现了出来。
　　齐康的父亲齐兆昌在南京沦陷后，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在南京，在拉贝的领导下，组织了金陵大学（宿舍）难民收容所，到街头收济难民。据史料记载，这个难民所一共收容了7000多名难民，是当时规模较大的难民收容所。他的父亲为了拯救难民，常常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日军士兵击毙了一个路过的平民，又把枪口对准他父亲，因为他们对他佩戴的红十字会的臂章表示怀疑。他父亲反复解释还是无效，最后还是一位美国传教士路过，证实他父亲的确是红十字会的成员，才逃过一劫。
　　当齐康回首40多年前这段耻辱的日子，想起这些惨痛的杀戮场景，这种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变得更加强烈，更加触发了他进行艺术创作的激情。他系统研究过二战以后纪念建筑的表现手法，也抄过不少图，对这类建筑的设计有较深的心得。因此，他很快就进入了创作状态。
　　纪念碑的设计一般使用的是传统的宏伟、对称的手法，但齐康在大屠杀纪念馆的设计上，却调动了一切手法来营造这个纪念馆的氛围，以生与死的强烈对比来控诉侵华日军的暴行。鹅卵石地上，寸草不长，几棵纹丝不动的枯树后面是一座母亲的塑像，她悲痛无力地伸着手，找寻她失去的亲儿;在她后面，是半地下的遗骸陈列室，造型像一具巨大的棺椁，强烈的死亡气氛得到了充分的渲染;而边沿的常青树和石砌小径，片片碧草，使人感到生气和生命，一种“野火烧不尽”的无限生命力和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紧紧地扣住了“生”与“死”的主题。沿着环绕的参观路线，布置了13块纪念石，每块代表一处在南京的掩埋地。
　　在设计纪念馆的过程中，还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当时南京的市委书记张耀华正在住院，他突然给齐康打了一个电话，建议墓碑上用鲜血的颜色刷上30万这个数字。张耀华的提议引起了他的注意，齐康最后决定，在墙上用中文、英文、日文三种语言，刻下死难者的数字。
　　就这样，1984年到2002年的18年里，但凡有事或活动需要，齐老几乎随叫随到。但是纪念馆的设计费，齐康却分文未取，他认为这是民族大义，是自己的义务。

　　1989年杨振宁来南京，到了机场，他提出要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当齐康陪同他沿着纪念馆的卵石铺面的广场绕场一周，将出门口时，杨振宁突然深沉地对齐康说：“这座建筑设计作品是成功的，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事件，我在青年时代，经历过那种压迫的苦难……”他又说：“你能给我一套纪念馆的幻灯片吗？我要带回去给我的学生，了解中国曾有这一段过去。现在的一些学生们，总认为世界已那么平和了，大同了，但他们还应当懂得历史，这是事实。”
　　这是全国第一座抗战史系列的纪念馆，先后获得“中国80年代十大优秀建筑设计奖”和“中国90年代环境艺术设计十佳”等殊荣。
　　1996年8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齐康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议，纪念馆应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国人、日本人，乃至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但是纪念馆二期再邀请他设计时，他却毅然拒绝了。其实当时齐康已经有了第二期的设想，准备做“血流成河”这一主题。但是一听说二期要招标，他就坚决不做了。齐康说，大屠杀纪念馆这样的主题建筑用招投标的形式来建，让他难以接受。在30年的创作生涯中，齐康创作红色建筑一直坚守这样的原则：坚决不做招标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