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比尔·盖茨眼中“现代社会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大流行病”，将平时只有在人们感到头疼脑热、面临生老病死时才会想起的医学推到了显学的位置上。拥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医学，也遭到了重拾底线思维的公众的更多审视，其中被问及最多的问题之一是：医学面对的首要对象是病还是人？
　　病人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词汇，病和人在通常情况下很难被完全分割，否则就会进入更广阔的生物学语境，或者更不常见的兽医领域。而且在具体实践中，医生们是不会过多考虑重点的，就像经济学是在经世济民一样，医学是治病救人。
　　不过，病是表征，人是载体，医学面对二者不同的侧重，会在实践中出现差异化的结果。比如在疫情初期英国计划开展的群体免疫计划，就是关注“病”而非“人”;而疫情集聚的呼声高涨，则是出于人而非病的“诉求”。

文明史也是疾病抗击史

　　现代医学已经不仅仅是救人，而是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在过去70年里，全球人口快速增长，由1950年的25亿增加到2000年的60亿，到2011年突破70亿，而现在已经接近80亿的门槛。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的医学发现和大规模疾病预防。

　　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支援发展中国家，实质上也是保护自己。新冠疫情已经证明，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只会让自己的家园也被病毒淹没。

　　从历史看，或者纵向比较而言，我们会发现，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将病魔限制在治疗牢笼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同类疾病的死亡率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一部疾病史同时也是医学的抗争史。实际上，人畜共生的传染病，最早可以被看作是文明的标尺，因为这和驯养、群居以及农业社会的兴起密切相关。
　　现在常见的家畜，都携带对人造成威胁的病毒。人与家畜共有的疾病不少，比如，和狗共有的疾病有65种，与牛共有的50种，和羊共有的46种，和猪、马共有的分别是42种和35种，和家禽共有的是26种。一定程度上讲，共生疾病的数量也是与人类的“亲密指数”。不过，在长期的与人相互交叉感染中，这些疾病都被逐渐攻克或者弱化。
　　攻克疾病的过程是痛苦的，人类付出了惨重牺牲。地理大发现给了疾病更大的传播空间。欧洲人探索的船队航线图，同时也是病毒扩散的路线图。
　　海上先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重要港口城市，被《剑桥插图医学史》形容为“像交换银行汇票一样的病毒交换场所”。西班牙人将距离非洲西海岸不远的加那利群岛打造成进一步探索的前哨基地后，外来的瘟疫在原著岛民瓜恩切人间大规模暴发，而为了补上劳动力缺口，西班牙人从非洲运入大量黑奴来到种植园中劳作。
　　这成了之后发生在美洲大陆惨剧的恐怖预演。天花、麻疹、白喉、鼠疫、霍乱、疟疾和伤寒等一系列疾病，都是殖民者带给美洲的危险馈赠，这些来自欧洲的病毒一经传入就在“未被污染的净土”上大肆传播。按照《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估计，有高达90%的美洲土著倒在了一次次疫情的侵袭下。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三个半世纪以后，年轻的达尔文跟贝格尔号战舰进行了一次环球考察，他在航行日记中写道：“欧洲人的脚步踩踏到哪里，死亡似乎就跟踪土著人到哪里。”
　　中国同样没能在病毒的全球传播中独善其身，15世纪末葡萄牙人达伽马率舰队进入印度洋后，将梅毒传到东方，之后白喉和猩红热相继传入，让没有见过这些疾病的郎中大伤脑筋。

医学进步带来新目标

　　新冠病毒的杀伤力在医学的抗击下不如之前的病毒，但在传播方面却远胜“前辈”。因为全球化拉近了空间，无论高山、大海还是荒漠，都难以成为阻挡病毒传播的空间屏障。几个全球化的大城市，比如紐约、伦敦都成了疫情的重灾区，而一些努力打造全球航运中心的城市，像新加坡、迪拜等，同样受灾严重。
　　不管是神农尝百草，还是阿斯克勒庇俄斯寻药，医生这个职业从其诞生起，就在和致命性疾病和创伤作斗争，且要保障婴儿的存活，控制人的疼痛和各种不适。治疗疾病是个体的体验，同时也是公共政策目标，毕竟大众的健康程度直接关系到税基的大小。
　　公权对疫情的介入也是在重大防疫中确立的，而且只有有组织的防疫才能应对大型传染病。14世纪让欧洲闻之色变的黑死病促进了专业卫生机构的建立，那场清洗式的疾病直接将当时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从30岁拉低到20岁。当时为了应对鼠疫成立了临时性的卫生组织，后来成为固定的机构。
　　在卫生机构和医生的共同努力下，医学最初使命中的大部分已经完成。虽然还会有新的疾病不断出现，但基于过去的成功，人们对医学的未来不会感到绝望。但为什么明明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医学依旧会成为一些人批评的对象呢？
　　因为医学已经成为自身成功的奴隶，当对自身未来目标感到迷茫时，就会受到更加开放性的批评。事实上，医学在不忘初心的同时，还需要做得更多。

跨越专业鸿沟

　　用传统的“治病救人”四个字来涵盖现在的医学是困难的。毕竟在击退了传统的“病”这个顽固的对手后，“人”的因素被有意和无意地忽略，甚至病人成为医疗流水线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随着专业工具的不断引入，医学和普通人认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甚至医生间也出现了类似的鸿沟——人们对越来越多必须做的但又似是而非的检查“不明觉厉”，解释权又完全在医生那里。医学越来越像类似量子力学那样只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的知识，可遗憾的是，普通人或许一生都不会和量子力学发生直接关系，但却要持续和医学打交道。
　　医学内部专业的细分，也出现了信息孤岛的结果。从最古老的全科医生，到内科外科的两分，到现在盘枝错节的专科，想再一窥医学的全貌，难上加难。实际上，外科医生和理发师两个现在大相径庭的专业在不到5个世纪前才正式分道扬镳，以前放血疗法主要由理发师操作，他们还治疗割伤、擦伤和溃疡。

　　如今不会有人去理发馆包扎伤口，甚至不会听从一名有十多年诊疗经验的皮肤科医生，对胸闷提出的诊疗建议。专业性分工确实让医生能够更加高效地理解和治疗特定疾病，但专业主义的藩篱放在人体上却不合适，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可避免，而人却从来都是一个整体。这甚至可能造成希波克拉底誓言的无力，虽然每个医生都恪守“吾将竭尽吾之能力与智慧，以己之才帮助患者”，但在系统性的学科中，合作是分工的前提。
　　医学的合作需要不仅发生在医生之间、科室之间、医院之间，还在国家之间。在一个时间和空间都被不断拉近的世界中，所有人的公共卫生条件被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发达国家在公共卫生方面支援发展中国家，实质上也是保护自己。新冠疫情已经证明，以邻为壑的孤立主义，只会让自己的家园也被病毒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