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侯长生先生在《博览群书》(2008年第10期)发表了《关于<《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的补充说明》，我拜读了，十分感动。他这样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使我欣赏到一种宽容的学术风范。
由于见闻所限，我迄今仍未能读到侯先生的《(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一文，和弥松颐先生的《“钱学”谈助》一文。连《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王水照先生的《(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一文，我也是在拙作“谜仍未破”一文寄投《博览群书》编辑部后，才在江西省图书馆过刊室偶然发现的。
我为什么看了《新华文摘》对侯、弥两文的“论点摘要”后，就写出那篇文章呢?
(1)认为《吹景录》、《茶香室丛钞》本意并非贬抑而是肯定《正气歌》的“有所本”，钱先生以此为不选理由，站不住脚。我对钱先生是极其宗仰的，看过拙著《在学术殿堂外》一书的可以了解这一点。但我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及“事师有犯无隐”的原则，对钱先生不选《正气歌》窃以为非，因而直质所疑。
(2)我是吉安人，是文天祥的乡后学，一生崇拜他。每次在课堂上讲解《指南录后序》时，念到“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我总十分激动，泣不成声。“谜仍未破”一文会写出“白天说梦话”这一很失礼的短语，正是感情激动的缘故。这里我向侯先生道歉。
(3)2008年中秋，望月有感，写了五律两首，中有“鲸吞官德败，准战博徒横”之句，深感近几年间，外逃贪官4000人。带走赃款500亿美元，而城市中到处赌博，因而又有“正气方寥落，分明月独寒”之句，认为现在更应高扬正气。
(4)钱锺书先生《槐聚诗存》中有一首七古《剥啄行》，写他抗战时期。虽身隐孤岛，却坚决拒绝汪伪说客，不当汉奸，表现了凛然大节。刘梦芙先生在《二钱诗学之研究》一书中，分段钞引，特加阐释钱先生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我据此认为钱先生更应选《正气歌》，而居然不选，更觉得是谜。
现在读了侯先生的“补充说明”，虽然谜尚未解(看来由于钱先生已作古，无由与之辩难，只有我们自行揣度了)。但严颜是否“断头将军”，侯先生却给我解决了。他引了《石遗室诗话》有关文字，还指出常璩早已不取严颜。恰好最近阅读清人严可均的《铁桥漫稿》，卷二有《读(三国志)》两首七绝。其二云：“蛟龙要戏蜀江春，白水涪关血洗尘；一个生降严太守，到今说是断头人。”这不也是批评文天祥用事有误吗?可见钱先生说“逻辑存在问题”是正确的。
为了回应侯先生文，我又到省图找到王水照先生那篇文章再看。原来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也以为《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是个谜，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据王先生介绍，钱先生的《容安馆札记》，以及致弥先生的信，都认为《正气歌》全本前人；致日人荒井健先生的信，认为《正气歌》“排比近俗调”，并且径指为“蹈袭”。总之，《宋诗选注》所以不选《正气歌》，只是因为钱先生对它有“艺术上的保留”。
谢谢侯先生对我“谜仍未破”一文的鼓励，他说我对《正气歌》的创作方式、技巧、方法进行了详细探讨，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使他对《正气歌》有了新的认识。我其实只是说明“有所本”是古人大力肯定的一种创作方法，它与“蹈袭”不是一回事；“俗调”云云，则更是一种主观印象，犹如欧阳修欣赏林和靖咏梅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黄庭坚则认为不如“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只是个人的艺术口味不同。
现在就退一步说，即使《正气歌》在艺术上有不足之处，我们只要想一想，文天祥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首诗来的?被囚禁在污下幽暗的土室里，长期忍受着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和秽气的薰蒸，经受着亡宋皇帝的劝降、忽必烈君臣的威逼利诱，从物质到精神，受尽折磨，在这种艰危情况下，他唱出这么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歌》来，这正是尼采说的用血写成的。对这样的作品，我们怎能要求它“吟成一个字，拈断几根须”，“新诗改罢自长吟”，做到“毫发无遗憾”呢?坦白说，“艺术上的保留”，“审美感受”不足，这种闲情逸致，未免亵渎了这一神圣的篇章吧?
我真为钱先生惜!这是贤者之过。如果当时能选《正气歌》，而又在注释中指出严颜、嵇绍等用事有误之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李裕民先生在《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见《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3期)一文中，曾指出“钱锺书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偏狭”例证之一是，“书中对道学家哲理诗是全盘否定的。……文天祥的《正气歌》，按照他的评判标准是完全符合的，却偏说它艺术性不够，也许是因为它反映了理学家思想最高境界?”
这是李先生对“谜”的一种破解，足以证明王水照先生所说的，这个谜将长期讨论下去。
我倒是从李先生此文感到一种新鲜气息，即对“文化昆仑”钱先生，我们这些后学的思想越来越解放，敢于质疑问难，不为贤者讳。例如李文就顺着钱先生《宋诗选注》香港本前言的一句话：“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接着直率地指出他“主要的缺陷在于历史素养有欠缺，不太懂考据”。举了好些例子，如“将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宋江混为一谈”；“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对两宋道学家声势“纯属想当然之词”；宋代诗人年代“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对作品缺乏必要的考辩”；“对版本不甚留意”。“偏狭”方面，除上文已谈的不选《正气歌》外，还说了“书中对妇女的作品均不取”；随意给苏辙加上“爱吹捧、拍马屁”的恶名。
钱先生是“喜闻过”的，《管锥编》第五册尽是读者的批评意见，充分证明这一点。如果他尚健在，读了李文，一定乐有此诤友。
学术就是在这样不断地交流中发展的。所以，无论是侯先生、弥先生、王先生，还是李先生，我们对前贤的评议，都是为了推动学术的发展。
由于见闻所限，我迄今仍未能读到侯先生的《(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之原因》一文，和弥松颐先生的《“钱学”谈助》一文。连《文学遗产》(2006年第4期)王水照先生的《(正气歌)所本与(宋诗选注)“钱氏手校增注本”》一文，我也是在拙作“谜仍未破”一文寄投《博览群书》编辑部后，才在江西省图书馆过刊室偶然发现的。
我为什么看了《新华文摘》对侯、弥两文的“论点摘要”后，就写出那篇文章呢?
(1)认为《吹景录》、《茶香室丛钞》本意并非贬抑而是肯定《正气歌》的“有所本”，钱先生以此为不选理由，站不住脚。我对钱先生是极其宗仰的，看过拙著《在学术殿堂外》一书的可以了解这一点。但我本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及“事师有犯无隐”的原则，对钱先生不选《正气歌》窃以为非，因而直质所疑。
(2)我是吉安人，是文天祥的乡后学，一生崇拜他。每次在课堂上讲解《指南录后序》时，念到“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我总十分激动，泣不成声。“谜仍未破”一文会写出“白天说梦话”这一很失礼的短语，正是感情激动的缘故。这里我向侯先生道歉。
(3)2008年中秋，望月有感，写了五律两首，中有“鲸吞官德败，准战博徒横”之句，深感近几年间，外逃贪官4000人。带走赃款500亿美元，而城市中到处赌博，因而又有“正气方寥落，分明月独寒”之句，认为现在更应高扬正气。
(4)钱锺书先生《槐聚诗存》中有一首七古《剥啄行》，写他抗战时期。虽身隐孤岛，却坚决拒绝汪伪说客，不当汉奸，表现了凛然大节。刘梦芙先生在《二钱诗学之研究》一书中，分段钞引，特加阐释钱先生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我据此认为钱先生更应选《正气歌》，而居然不选，更觉得是谜。
现在读了侯先生的“补充说明”，虽然谜尚未解(看来由于钱先生已作古，无由与之辩难，只有我们自行揣度了)。但严颜是否“断头将军”，侯先生却给我解决了。他引了《石遗室诗话》有关文字，还指出常璩早已不取严颜。恰好最近阅读清人严可均的《铁桥漫稿》，卷二有《读(三国志)》两首七绝。其二云：“蛟龙要戏蜀江春，白水涪关血洗尘；一个生降严太守，到今说是断头人。”这不也是批评文天祥用事有误吗?可见钱先生说“逻辑存在问题”是正确的。
为了回应侯先生文，我又到省图找到王水照先生那篇文章再看。原来日本学者小川环树先生也以为《宋诗选注》不选《正气歌》是个谜，可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据王先生介绍，钱先生的《容安馆札记》，以及致弥先生的信，都认为《正气歌》全本前人；致日人荒井健先生的信，认为《正气歌》“排比近俗调”，并且径指为“蹈袭”。总之，《宋诗选注》所以不选《正气歌》，只是因为钱先生对它有“艺术上的保留”。
谢谢侯先生对我“谜仍未破”一文的鼓励，他说我对《正气歌》的创作方式、技巧、方法进行了详细探讨，这种细致入微的分析，使他对《正气歌》有了新的认识。我其实只是说明“有所本”是古人大力肯定的一种创作方法，它与“蹈袭”不是一回事；“俗调”云云，则更是一种主观印象，犹如欧阳修欣赏林和靖咏梅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黄庭坚则认为不如“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只是个人的艺术口味不同。
现在就退一步说，即使《正气歌》在艺术上有不足之处，我们只要想一想，文天祥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这首诗来的?被囚禁在污下幽暗的土室里，长期忍受着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和秽气的薰蒸，经受着亡宋皇帝的劝降、忽必烈君臣的威逼利诱，从物质到精神，受尽折磨，在这种艰危情况下，他唱出这么一首惊天地泣鬼神的《正气歌》来，这正是尼采说的用血写成的。对这样的作品，我们怎能要求它“吟成一个字，拈断几根须”，“新诗改罢自长吟”，做到“毫发无遗憾”呢?坦白说，“艺术上的保留”，“审美感受”不足，这种闲情逸致，未免亵渎了这一神圣的篇章吧?
我真为钱先生惜!这是贤者之过。如果当时能选《正气歌》，而又在注释中指出严颜、嵇绍等用事有误之处，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李裕民先生在《钱锺书<宋诗选注>发微》(见《社会科学评论》2008年第3期)一文中，曾指出“钱锺书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偏狭”例证之一是，“书中对道学家哲理诗是全盘否定的。……文天祥的《正气歌》，按照他的评判标准是完全符合的，却偏说它艺术性不够，也许是因为它反映了理学家思想最高境界?”
这是李先生对“谜”的一种破解，足以证明王水照先生所说的，这个谜将长期讨论下去。
我倒是从李先生此文感到一种新鲜气息，即对“文化昆仑”钱先生，我们这些后学的思想越来越解放，敢于质疑问难，不为贤者讳。例如李文就顺着钱先生《宋诗选注》香港本前言的一句话：“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过错”，接着直率地指出他“主要的缺陷在于历史素养有欠缺，不太懂考据”。举了好些例子，如“将历史上的宋江和小说中的宋江混为一谈”；“宋士大夫并非是不敢说‘一点点公道话’的胆小鬼”；对两宋道学家声势“纯属想当然之词”；宋代诗人年代“次序先后颠倒者甚多”，“对作品缺乏必要的考辩”；“对版本不甚留意”。“偏狭”方面，除上文已谈的不选《正气歌》外，还说了“书中对妇女的作品均不取”；随意给苏辙加上“爱吹捧、拍马屁”的恶名。
钱先生是“喜闻过”的，《管锥编》第五册尽是读者的批评意见，充分证明这一点。如果他尚健在，读了李文，一定乐有此诤友。
学术就是在这样不断地交流中发展的。所以，无论是侯先生、弥先生、王先生，还是李先生，我们对前贤的评议，都是为了推动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