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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期《文化纵横》，以韩少功《个人主义正在危害个人》开篇。作者以文学家特有的敏感，揭示出建基于启蒙主义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给当下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困境。此文启示我们，“文化重建”正面临重新定义的迫切任务。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陷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危机，东西方国家无一幸免，被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串联起来的世界，无不陷入危机的泥沼，全球经济政治，同频共振。
经济危机之下，政治光谱骤变，自由主义建立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普世叙事，无一不受到挑战。美国的分裂政治，英国的强硬脱欧，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以及南美国家骤然爆发的政治动荡，印度近几个月的持续骚乱，等等，莫不指向代议政治的危机。自由主义建构的世界秩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经济、政治危机之下，社会文化思潮开始反转，自由主义及其文化主张，诸如个人主义、契约精神、权利本位意识……莫不受到质疑，法国大革命高擎的“自由、平等、博愛”三色旗，从未像今天这般颜色斑驳，风雨飘摇。与此相对应，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狂飙卷起，其背后的文化保守主义价值开始弥漫思想文化界，曾占据西方思想文化阵地主流的古典或现代、乃至新自由主义价值黯然失色。
在中国，面对代议民主政治的碎片化，面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民主之春”的广泛失败，自由主义阵营也开始发生分裂。中国进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今天已不知从何说起，他们中一部分向保守主义靠拢，一部分向社会主义贴近，留在原地的，那些“反专制”“反蒙昧”的概念日益味同嚼蜡，连说的人自己都感觉无趣。
与自由主义边缘化的同时，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百年来强势文明的抵抗，对西方道路的质疑，今天大致集合在中华文明的旗帜之下，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中国道路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从中西方文明对比中证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但是，令文化保守主义意想不到的是，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比如对穆斯林群体的疑惧）也开始在社会上泛滥。中国思想界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丢失了其中进步主义的价值内涵，日益具有相对主义的色彩。
“五四”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主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启蒙，无论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尽管在左或右的道路选择上斗争激烈，但要拥抱西方，拥抱现代性，则是整个精英阶层共同的诉求。
“五四”一百年后，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已接近完成，从发展阶段看，正推动产业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从政治和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看，是构建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以及相应的社会运行机制。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然而，与发展相伴而生的，是严峻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环境破坏问题、社会道德风气滑坡问题。当代世界所有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在发生。尤其当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不断向中国蔓衍之时，中国的经济社会，正日益与世界的经济政治周期同频共振，相互影响、相互激荡。
体现在社会文化思潮上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日益深化背景下的个人主义价值的全面兴起。当代青年的主体人群，已经与其父辈祖辈的共同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渐行渐远，权利意识、契约意识、金钱拜物教普遍流行，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也是建立在个人权利本位的基础之上，不再具有百年悲情背景下历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斗、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
客观评价，当代中国青年主体人群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仍然具备了民族崛起上升期的勃勃朝气，为了个人而奋斗的冲动，也创造着民族复兴的不俗业绩。但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放大自我的另一面，则是带来普遍意义感缺失的各种社会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疾病（诸如抑郁症、高离婚率等），也在中国快速发生。
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日益趋同，发展阶段不同带来的差异日益缩小，而现代性的共同挑战日益明显。今日世界，无论东方与西方，环球同此凉热，西方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人类问题的解决。中国道路及中国模式的探索，越来越离不开人类道路的探索。
经历过百年的文化启蒙，经历过激烈的社会革命，也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挫折，并正在经历当代新自由主义落潮的当代中国，正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往回看，是中华道统的中断与重建，是新中国七十年与近代百年、传统两千年的断裂与延续，是中华文明历史合理性与当代合法性的再造。往前看，则是现代性的普遍挑战，是新技术革命产生的巨大不确定性，是人类社会在巨大危机面前的歧路彷徨。历史与现实，今天与未来，中国与世界，问题从未如此集中，挑战从未如此尖锐。
“五四”一百年后，中国再次面临创造新的文化的历史性任务，面临整合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价值并进而超越之的历史性文化使命。
超越自由主义，意味着继承其科学理性精神，扬弃其个人主义、权利至上、金钱至上的错误倾向;
超越传统苏式社会主义，意味着继承其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价值，继承其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扬弃其僵化保守的社会经济体制;
超越文化保守主义，意味着继承其现实主义与历史主义思维，扬弃其“向回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扬弃其对于科学理性及进步论怀疑甚至拒斥的保守心态。
创造新文化，不可能仅面对中国问题，它一定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新文化，应该是融合东西方、融合中国与外国，并适应新技术革命挑战的新文化。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只有在与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创造出来。
一百年前，“五四”开创了新文化，它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伟大开端。一百年后，中国仍然面临着“新文化”的崭新任务，这一次，它将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将承担解决人类问题的任务。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文化重建”赋予的新的内容。
全球范围内，旧有范式逐渐失灵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陷入长达十余年的经济危机，东西方国家无一幸免，被全球化、工业化、市场化串联起来的世界，无不陷入危机的泥沼，全球经济政治，同频共振。
经济危机之下，政治光谱骤变，自由主义建立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的普世叙事，无一不受到挑战。美国的分裂政治，英国的强硬脱欧，法国的“黄马甲”运动，以及南美国家骤然爆发的政治动荡，印度近几个月的持续骚乱，等等，莫不指向代议政治的危机。自由主义建构的世界秩序，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经济、政治危机之下，社会文化思潮开始反转，自由主义及其文化主张，诸如个人主义、契约精神、权利本位意识……莫不受到质疑，法国大革命高擎的“自由、平等、博愛”三色旗，从未像今天这般颜色斑驳，风雨飘摇。与此相对应，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狂飙卷起，其背后的文化保守主义价值开始弥漫思想文化界，曾占据西方思想文化阵地主流的古典或现代、乃至新自由主义价值黯然失色。
在中国，面对代议民主政治的碎片化，面对发展中国家各种“民主之春”的广泛失败，自由主义阵营也开始发生分裂。中国进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今天已不知从何说起，他们中一部分向保守主义靠拢，一部分向社会主义贴近，留在原地的，那些“反专制”“反蒙昧”的概念日益味同嚼蜡，连说的人自己都感觉无趣。
与自由主义边缘化的同时，是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百年来强势文明的抵抗，对西方道路的质疑，今天大致集合在中华文明的旗帜之下，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寻找中国道路的历史和现实合理性，从中西方文明对比中证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但是，令文化保守主义意想不到的是，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比如对穆斯林群体的疑惧）也开始在社会上泛滥。中国思想界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丢失了其中进步主义的价值内涵，日益具有相对主义的色彩。
今日中国，正与世界同频共振
“五四”一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主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启蒙，无论是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尽管在左或右的道路选择上斗争激烈，但要拥抱西方，拥抱现代性，则是整个精英阶层共同的诉求。
“五四”一百年后，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已接近完成，从发展阶段看，正推动产业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升级，从政治和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看，是构建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以及相应的社会运行机制。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的主要任务;然而，与发展相伴而生的，是严峻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环境破坏问题、社会道德风气滑坡问题。当代世界所有发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在发生。尤其当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不断向中国蔓衍之时，中国的经济社会，正日益与世界的经济政治周期同频共振，相互影响、相互激荡。
体现在社会文化思潮上的，是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日益深化背景下的个人主义价值的全面兴起。当代青年的主体人群，已经与其父辈祖辈的共同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渐行渐远，权利意识、契约意识、金钱拜物教普遍流行，对于国家民族的认同，也是建立在个人权利本位的基础之上，不再具有百年悲情背景下历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斗、英勇牺牲的献身精神。
客观评价，当代中国青年主体人群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仍然具备了民族崛起上升期的勃勃朝气，为了个人而奋斗的冲动，也创造着民族复兴的不俗业绩。但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放大自我的另一面，则是带来普遍意义感缺失的各种社会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疾病（诸如抑郁症、高离婚率等），也在中国快速发生。
工业化进程中，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日益趋同，发展阶段不同带来的差异日益缩小，而现代性的共同挑战日益明显。今日世界，无论东方与西方，环球同此凉热，西方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中国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人类问题的解决。中国道路及中国模式的探索，越来越离不开人类道路的探索。
创造新的文化，乃是中国今天的使命
经历过百年的文化启蒙，经历过激烈的社会革命，也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挫折，并正在经历当代新自由主义落潮的当代中国，正处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往回看，是中华道统的中断与重建，是新中国七十年与近代百年、传统两千年的断裂与延续，是中华文明历史合理性与当代合法性的再造。往前看，则是现代性的普遍挑战，是新技术革命产生的巨大不确定性，是人类社会在巨大危机面前的歧路彷徨。历史与现实，今天与未来，中国与世界，问题从未如此集中，挑战从未如此尖锐。
“五四”一百年后，中国再次面临创造新的文化的历史性任务，面临整合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文化保守主义价值并进而超越之的历史性文化使命。
超越自由主义，意味着继承其科学理性精神，扬弃其个人主义、权利至上、金钱至上的错误倾向;
超越传统苏式社会主义，意味着继承其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价值，继承其唯物辩证法与历史唯物论，扬弃其僵化保守的社会经济体制;
超越文化保守主义，意味着继承其现实主义与历史主义思维，扬弃其“向回看”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扬弃其对于科学理性及进步论怀疑甚至拒斥的保守心态。
创造新文化，不可能仅面对中国问题，它一定是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新文化，应该是融合东西方、融合中国与外国，并适应新技术革命挑战的新文化。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只有在与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创造出来。
一百年前，“五四”开创了新文化，它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伟大开端。一百年后，中国仍然面临着“新文化”的崭新任务，这一次，它将不仅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将承担解决人类问题的任务。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文化重建”赋予的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