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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古代，文人常以悲愤凄怨、怀才不遇的形象出现。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便是这些文人中一个突出的典型。本文试以辛弃疾的创作和人生经历为切入点，分析中国古代文人怀才不遇的悲剧命运及其悲剧产生的原因，进而探讨古今文人的心理差异及其对当今知识分子如何立身处世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辛弃疾 创作 古代文人 怀才不遇
[中图分类号]J2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78－03
我们阅读中国文学经典时，会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咏怀型作品占了很大比例。而且文学家在艺术上的作为越大，所受的苦难越重，他们那光焰千丈长的作品与其深重的人生悲剧往往也更引人注目。在种种人生悲剧中，“怀才不遇”则是古代文人所遭受的最为常见也最为沉痛的悲剧。夸张一点说，中国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文人悲剧史：三闾大夫自投汨罗，曹子建七步成诗，陶渊明愤世长隐，谪仙人青天揽月，李后主饮鸩毙命，苏东坡赤壁怀古，宋徽宗身死他乡；还有诸如王实甫、关汉卿、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等留下了“千古文章”的大文豪，他们在写下辉煌篇章的同时却又——写下了自己愤愤不遇的坎坷遭际。而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人真是少而又少，哪怕是在封建盛世也难以做到真正的人尽其才，如在西汉昌盛时期，也有许多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便生动地揭示了文人们即使身处封建盛世也难以有所作为的悲剧命运：而身处盛唐时期的张九龄进退出处的人生轨迹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苦涩和艰难”。南宋词人辛弃疾自然也不能超脱出这个命题。他的词，是其壮志难酬的悲愤呐喊，那种将希望一点一点磨蚀为绝望的心路历程更是令人扼腕。研究他的创作和人生经历，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古代文人们所遭受的类似悲剧。
一、“光照日月”的艺术成就与壮志难酬苦作词的“无奈”
辛弃疾是南宋词坛上成就最高的词人，他的词内容博大精深，风格雄浑雅健，建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然而写词成为艺术家并非词人本意，他的理想是抗金复国，重振朝纲，只是弱宋末造不堪其用，他才退而求其次地借词以抒发壮志，戏剧性地成为了一位“无奈”的词坛大家。
辛弃疾的爱国词中尤为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那些按自我经历、自我形象、自我感触所创作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辛弃疾往往能将一个壮志冲天的爱国志士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这种以自我感受和人生经历为模本的写作，超出了同类词人的同类作品，达到了一种居高临下的高度。他的英雄豪壮与绝望交织组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形成了瀑布般的冲击力量，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以其独特的英雄壮志和干云豪情，极力使气逞辞，以文为词，大为扩展了词体的题材范围。他的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风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这也使得辛词沉郁豪壮的主体风格中又兼入婉约深曲和清新质朴的格调，可以说是熔铸百家，自由挥洒，多姿多彩。正是从他以后，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而他也与苏轼成为了宋词史上的双璧，前后辉映，光照千秋。
不过，当我们对其生平思想及其词作精神深入分析研究时，就会发现写词成为艺术家实在与其人生理想南辕北辙，成为文学史上一代词坛大家却是他个人最大的无奈与悲哀!
我们知道，辛弃疾出生之时，他的家乡山东已经沦为金人的土地。而稼轩在少年时期就深受祖父辛赞的影响，“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成为其一生的追求。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踌躇满志的辛弃疾慷慨南下后，弱宋末造的颓靡朝廷却不能为他提供一个大展抱负的舞台。宋朝重文轻武的传统以及求和派把持朝政的现实让辛弃疾苦不堪言：在南归后的四十多年间，朝廷对他是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二十多年间，居然有多达三十七次的频繁调动!由此可以想见，对于一位身怀壮志且兼有政治军事才干的英雄来说，这该是一条多么曲折何其坎坷的人生道路!尽管如此，当很多人在经历了相似遭遇之后选择消极隐退、遁迹田园时，辛弃疾壮志凌云的锐气却没有失去点滴的锋芒，他的一生总是忘不了恢复中原、积极抗金的大事，他总是为社稷、为苍生献计献策，尽心尽职，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军人品性。
辛弃疾的壮志豪情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那么他该当如何?隐退田园，旷达度日?不，因为词人至死都未曾放弃心中壮志。饮酒解愁，消极颓废?不，因为词人是一位坚韧超绝的斗士。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反差必定会使辛弃疾心中郁积了太多的愤慨与无奈，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感情是需要发泄的，种种郁闷悲愤的情绪，我们的英雄该如何发泄呢?于是乎，致力写词便成为辛弃疾最好的发泄方式。“徐釚《词苑丛谈》引黄梨庄的话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这是辛弃疾致力写词的原因，也是辛弃疾词多“忠愤”之气的原因所在。”
不过辛弃疾是何等坚毅之士，虽然他也哀叹也愤慨，但是他从未消沉从未放弃其收复河山的壮志。这种坚韧的意志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可以得见，词作中虽然也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但他更多的是追忆那种在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
总之，辛弃疾的一生虽然是郁郁不得志：作为从金地南归之人，他受到南宋本地人的排挤；作为武人。他饱受朝廷文人的打压；作为主战派，他又遭到主和派的攻击；但是作为一个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的爱国英雄，他始终未曾放弃“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的雄迈志向。他承载着英雄的历史使命，带着满腔抗敌复国的赤诚和对民族苦难忧患的深刻认识，为民族事业奋斗了终生。虽然光复古国的雄才将略得不到施展，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寺》)，他一腔忠心奋发为词，由此成就了一代词坛大家。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着实是历史和词人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本应驰骋绝荡的将军却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只能以笔为剑以词为沙场的文人!也可以这么说，辛弃疾在创作上的成就愈大，实则表明他所郁积的不遇之痛愈甚。
二、“怀才不遇”无独有偶，轮回悲剧原因何在
翻开中国文学史，我们便会发现历史上有着无数与辛 弃疾遭遇相似的文人，其数量之巨，命运之坎坷，着实让人触目惊心!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可以想见，文人们在怀才不遇饱尝人世寒酸之后，心中抑郁无法发泄，便寄之于文学创作，因此才成就了那些无与伦比的文学经典。“发愤著书说”成为了一种解释文人创作动机最好的说法，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发愤著书的典型。不过，面对古代文人普遍性怀才不遇的悲剧命运，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难道文人们真的只有在历经了磨难和挫折之后，才能写就伟大的文学经典?难道文人们就不能在一种相对顺畅的人生中创作出令世人瞩目的作品?他们人生悲剧的造成，到底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呢?难道就仅仅只是“文章憎命达”吗?
诚非如此，笔者认为，“怀才不遇”作为古代社会一种普遍性的时代悲剧，从社会因素和时代背景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的影响。千百年来，在以儒家入世精神和伦理义务为基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下，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莫不以天下为己任，把治国安邦、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最高理想。而古代知识分子在以官本位为一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想背景下要想实现上述最高理想，就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从政道路，只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才有可能实现救济天下的人生抱负。因此，大凡能在文学史留下一鳞半爪痕迹的文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做过致君尧舜、治国安邦的英雄梦。中国古代广大知识分子大多也把读书做官作为惟一的人生正途，即使那些称得上伟大的作家，也只是把文学当作“副业”，也以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只能当作家而感到莫大的遗憾，比如辛弃疾便是最好的例证。可以这样说，古代文人的“怀才不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事实上，真正能在仕途上获得较大成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文人却是极少的。文人所怀之“才”，大抵只是“文才”，而不是适合于封建官场的“政才”，但是许多文人却一厢情愿地将“文才”与“政才”划上了等号。基于此，文人“怀才不遇”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历史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牛郎织女式的社会生产方式始终是中国社会核心的生产模式。在传统的“劳力者”社会阶层“士”、“农”、“工”、“商”中，“士”为四民之首。这里的“士”，即可看成是“文人”。当人们苦读圣贤书成为“文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就不再愿意务“农”和“工”。一旦从政成功，则既可以实现鸿鹄之志，又可以解决经济之忧；既可以济世救民，又可以摆脱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俗物。然而数量庞大的文人群竞相涌向为官从政这座独木桥，自然就会造成一系列“落水”悲剧的发生。这就与当代中国高中生以参加高考考上大学作为终极奋斗目标的情况相似。没有办法，“桥”过于狭窄，肯定不堪其重，这便也成为了文人们不遇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第三，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和朝廷的腐败也是造成文人不遇的重要社会原因。“生不逢时”，历来是对中国文人仕途失意、难有作为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在人们的潜意识观念中，“怀才不遇”几乎与朝廷腐败划上了等号。诚然，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但是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朝廷的腐败颓靡确实也是造成文人不遇的重要原因。封建社会的取仕方式是有很多弊端的，汉举“孝廉”，会有真伪之分；魏评“九品”，又容易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现象发生；唐宋以后实行“科举”考试，即使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能写文章的人未必就有济世之才，比如李煜；而确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又未必善于考试，比如蒲松龄终身未能及第。而文人要想在考试失败后被破格录用，则更加难了。中国封建社会浩浩几千年，真正的君明臣贤时期又有多少年昵?昏君奸臣当道时自然不用多说，即使到了贤君时期，封建王朝的本质也很难使其完全做到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相反，与统治者沾亲带故之流反倒更容易爬上权力的巅峰。比如说李白、杜甫虽然身处“开元盛世”，当时的唐玄宗尚未昏聩，甚至堪称“明皇”，但两位诗人却也未能顺利走上仕途，倒是李林甫之流却因为是皇亲国戚而大权在握。在专制独裁偏重家族利益的封建社会里，士人们怀才不遇也就在所难免。
当然，文人自身的性格心理因素也是造成他们命运悲剧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文人们是在“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下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热情投身于政治。在这种盲动的情绪下，我们常常能看到“文学家在政治上的表现和政治家在文学上的智商一样低下”。然而，政治家们在文学上失掉的最多就是面子，而文学家却要用血和泪的悲剧来陪葬自己的政治生涯。因此众多文人在文学史上留下精彩绝伦的经典之作时，往往也将自己的悲剧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以想见，当文人们以一种单纯天真的艺术准则和蔑视权贵的孤傲心态去经营官场时，将会碰得个怎样头破血流的下场?因为官场和政治所需要的品格恰好与之相反，它强调的是权力和理性，需要伪善和手腕。因此，
“政治家的深沉、老练和冷酷同文学家的天真、幼稚和热情便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文坛准则和官场法则的南辕北辙更是制约了文人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因为“文人从政时往往很难从根本上抛弃他们与生俱来的或是多年养成的文人品性，也很难拥有或者接受政客们在追求权力时不择手段的‘政治手腕’。而只有协调处理好这种相互矛盾的关系才能既当好官又做得文人，这就需要具有双重人格”。然而历史上具备这种双重人格的文人可谓屈指可数，但是历史的悲剧却是：广大不具备双重人格的文人却执拗地仅凭自己的一腔热情去从政，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舞台上继续孤傲地扮演着清高文人的角色。可以想见，在此种心态下他们的不遇悲剧乃至命运悲剧如何得以避免呢?因此，诸如李白这样的困惑、这样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文人心理渐趋开放，“怀才不遇”成为历史
鸦片战争爆发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文人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多元社会，在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下，他们保守的心理开始“解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魏源“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开始，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运动，文人们保守的心理开始慢慢改变，他们不再以天朝上国优人一等的“文人”自居，而是以一种学生的心态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如果说此时的文人还未能完全从封建“文人”的醉梦中清醒过来，那么“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无异于一个重磅炸弹，它将文人们从“八股取士”
、“学而优则仕”的信念中“轰”了醒来。从此，文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定位自己与政 府、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文人觉醒的第一声呐喊。知识分子们开始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不再是统治阶级“科举取士”的玩偶和牺牲者，而是与反动政府争锋相对的英勇斗士；文人中的优秀者也大体放弃了官本位的一元价值取向，并且把古代文人的“忧患意识”发展成为开启民智、探讨中华民族新出路的启蒙思想。因此，和古代文人相比，现代人却很少有“怀才不遇”这样的心态。比如鲁迅先生常年遭到政府的打压甚至通缉，但他并没有“怀才不遇”的心理。他更多的是愤世嫉俗，是对社会、对人生和传统文化乃至国民劣根性的深刻剖析。先生无疑是非常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的，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官，他的才能，他的思想，他的抗争，都表现在那如“匕首”、“投枪”的文字中。他的悲哀不在“怀才不遇”，而在于那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痛心疾首。巴金也极有“才”，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才华施展在政治舞台上，而是醉心于自己的艺术境界，他用文学创作来揭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哲理的领悟，他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产生了那么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已经足够欣慰了。沈从文青少年时因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了厌恶心理，但他并不颓废气馁，也丝毫没有“怀才不遇”之感，相反，他却特立独行地用小说构造了自己心中的“乌托邦”——湘西世界。他的愤愤心理也在湘西质朴的民俗民风和优美如画的景物山水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并由此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诗人曾卓历经磨难的人生遭际更是充分展示了现代文人心理的旷达。他曾是“七月派”的代表诗人，一度以胡风主编的《七月》为阵地，创作了不少优秀诗篇，但是他也因胡风案的牵连而被捕入狱。然而他也未曾哀叹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剧命运，相反，他“以诗歌作为生存的精神支柱”，身陷囹圄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追求自由的人生信念，甚至“把这样的痛苦历练看作是生命的提升，是获得第二次生命的必然历程”。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四”以后，“从西方引入的版权和稿费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人的命运”，即使文人们遭受了很多挫折，但是只要他们的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么他们的心理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宽慰，获得了一种“审美快感”。由此可见，现代文人的胸襟比古代文人更为宽广，他们不再固执地只以致仕为官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享受了作为“文人”的快感，“舞文弄墨”这个职业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心理满足感甚至超过了做官。我们也可以凭此推断：古代文人那种普遍性“怀才不遇”的悲剧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渐趋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和越发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加之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和政治影响，文人们的心理已经相当开放。并且在“文化人”的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文人们往往乐于从事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或者从事于编辑、记者、教师之类“有身份”的工作，他们的才华在这样的工作中得到了施展，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得到了证明。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当今“怀才不遇”现象的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今社会背景下少数人的“怀才不遇”与古代文人普遍性“怀才不遇”的区别。因为当今社会的“怀才不遇”主要是指具有某方面特长和能力的人未能将自己的这种才华给施展出来，即未能寻找到一个与自己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职业或工作岗位。这与古代社会那种偏重于仕途失意层面的“怀才不遇”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古代文人普遍性“怀才不遇”的现象已经成为了历史。然则，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历史现象，作为新时代的“文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愈趋复杂的多元世界，面对种种挑战，我们该如何应付?该如何避免现代意义上的“怀才不遇”以及人才流失的悲剧?其实我们的先贤早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应对措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盲从，不附和，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扬长避短，才能走好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关键词]辛弃疾 创作 古代文人 怀才不遇
[中图分类号]J2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78－03
我们阅读中国文学经典时，会发现一个鲜明的特点：咏怀型作品占了很大比例。而且文学家在艺术上的作为越大，所受的苦难越重，他们那光焰千丈长的作品与其深重的人生悲剧往往也更引人注目。在种种人生悲剧中，“怀才不遇”则是古代文人所遭受的最为常见也最为沉痛的悲剧。夸张一点说，中国文学史几乎就是一部文人悲剧史：三闾大夫自投汨罗，曹子建七步成诗，陶渊明愤世长隐，谪仙人青天揽月，李后主饮鸩毙命，苏东坡赤壁怀古，宋徽宗身死他乡；还有诸如王实甫、关汉卿、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曹雪芹等等留下了“千古文章”的大文豪，他们在写下辉煌篇章的同时却又——写下了自己愤愤不遇的坎坷遭际。而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文人真是少而又少，哪怕是在封建盛世也难以做到真正的人尽其才，如在西汉昌盛时期，也有许多失意文人感叹生不逢时，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便生动地揭示了文人们即使身处封建盛世也难以有所作为的悲剧命运：而身处盛唐时期的张九龄进退出处的人生轨迹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立身处世的苦涩和艰难”。南宋词人辛弃疾自然也不能超脱出这个命题。他的词，是其壮志难酬的悲愤呐喊，那种将希望一点一点磨蚀为绝望的心路历程更是令人扼腕。研究他的创作和人生经历，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古代文人们所遭受的类似悲剧。
一、“光照日月”的艺术成就与壮志难酬苦作词的“无奈”
辛弃疾是南宋词坛上成就最高的词人，他的词内容博大精深，风格雄浑雅健，建立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派。然而写词成为艺术家并非词人本意，他的理想是抗金复国，重振朝纲，只是弱宋末造不堪其用，他才退而求其次地借词以抒发壮志，戏剧性地成为了一位“无奈”的词坛大家。
辛弃疾的爱国词中尤为值得我们重视的是那些按自我经历、自我形象、自我感触所创作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辛弃疾往往能将一个壮志冲天的爱国志士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他这种以自我感受和人生经历为模本的写作，超出了同类词人的同类作品，达到了一种居高临下的高度。他的英雄豪壮与绝望交织组结，大起大落，反差强烈，形成了瀑布般的冲击力量，以极强烈的力度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辛弃疾在词史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他以其独特的英雄壮志和干云豪情，极力使气逞辞，以文为词，大为扩展了词体的题材范围。他的词作，写政治，写哲理，写朋友之情、恋人之情，写田园风光、风俗人情，写日常生活、读书感受。可以说，当时能写入其他任何文学样式的东西，他都写入词中，范围比苏词还要广泛得多，这也使得辛词沉郁豪壮的主体风格中又兼入婉约深曲和清新质朴的格调，可以说是熔铸百家，自由挥洒，多姿多彩。正是从他以后，词的创作才完全摆脱了羁绊，进入了自由的境界，而他也与苏轼成为了宋词史上的双璧，前后辉映，光照千秋。
不过，当我们对其生平思想及其词作精神深入分析研究时，就会发现写词成为艺术家实在与其人生理想南辕北辙，成为文学史上一代词坛大家却是他个人最大的无奈与悲哀!
我们知道，辛弃疾出生之时，他的家乡山东已经沦为金人的土地。而稼轩在少年时期就深受祖父辛赞的影响，“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成为其一生的追求。但现实往往是残酷的，踌躇满志的辛弃疾慷慨南下后，弱宋末造的颓靡朝廷却不能为他提供一个大展抱负的舞台。宋朝重文轻武的传统以及求和派把持朝政的现实让辛弃疾苦不堪言：在南归后的四十多年间，朝廷对他是时用时弃，国有危难时招来用几天，朝有谤言，又弃而闲几年。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二十多年间，居然有多达三十七次的频繁调动!由此可以想见，对于一位身怀壮志且兼有政治军事才干的英雄来说，这该是一条多么曲折何其坎坷的人生道路!尽管如此，当很多人在经历了相似遭遇之后选择消极隐退、遁迹田园时，辛弃疾壮志凌云的锐气却没有失去点滴的锋芒，他的一生总是忘不了恢复中原、积极抗金的大事，他总是为社稷、为苍生献计献策，尽心尽职，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军人品性。
辛弃疾的壮志豪情在现实中得不到实现，那么他该当如何?隐退田园，旷达度日?不，因为词人至死都未曾放弃心中壮志。饮酒解愁，消极颓废?不，因为词人是一位坚韧超绝的斗士。然而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反差必定会使辛弃疾心中郁积了太多的愤慨与无奈，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感情是需要发泄的，种种郁闷悲愤的情绪，我们的英雄该如何发泄呢?于是乎，致力写词便成为辛弃疾最好的发泄方式。“徐釚《词苑丛谈》引黄梨庄的话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这是辛弃疾致力写词的原因，也是辛弃疾词多“忠愤”之气的原因所在。”
不过辛弃疾是何等坚毅之士，虽然他也哀叹也愤慨，但是他从未消沉从未放弃其收复河山的壮志。这种坚韧的意志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可以得见，词作中虽然也浩叹“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但他更多的是追忆那种在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战斗生涯，表示出不甘衰老、犹有可为的壮烈情怀：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
总之，辛弃疾的一生虽然是郁郁不得志：作为从金地南归之人，他受到南宋本地人的排挤；作为武人。他饱受朝廷文人的打压；作为主战派，他又遭到主和派的攻击；但是作为一个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的爱国英雄，他始终未曾放弃“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的雄迈志向。他承载着英雄的历史使命，带着满腔抗敌复国的赤诚和对民族苦难忧患的深刻认识，为民族事业奋斗了终生。虽然光复古国的雄才将略得不到施展，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寺》)，他一腔忠心奋发为词，由此成就了一代词坛大家。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这着实是历史和词人开了一个最大的玩笑：本应驰骋绝荡的将军却无可奈何地成为了只能以笔为剑以词为沙场的文人!也可以这么说，辛弃疾在创作上的成就愈大，实则表明他所郁积的不遇之痛愈甚。
二、“怀才不遇”无独有偶，轮回悲剧原因何在
翻开中国文学史，我们便会发现历史上有着无数与辛 弃疾遭遇相似的文人，其数量之巨，命运之坎坷，着实让人触目惊心!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道：“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可以想见，文人们在怀才不遇饱尝人世寒酸之后，心中抑郁无法发泄，便寄之于文学创作，因此才成就了那些无与伦比的文学经典。“发愤著书说”成为了一种解释文人创作动机最好的说法，司马迁本人就是一个发愤著书的典型。不过，面对古代文人普遍性怀才不遇的悲剧命运，我们应该进一步追问：难道文人们真的只有在历经了磨难和挫折之后，才能写就伟大的文学经典?难道文人们就不能在一种相对顺畅的人生中创作出令世人瞩目的作品?他们人生悲剧的造成，到底是由哪些因素引起的呢?难道就仅仅只是“文章憎命达”吗?
诚非如此，笔者认为，“怀才不遇”作为古代社会一种普遍性的时代悲剧，从社会因素和时代背景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的影响。千百年来，在以儒家入世精神和伦理义务为基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下，中国古代优秀的知识分子莫不以天下为己任，把治国安邦、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和最高理想。而古代知识分子在以官本位为一元价值取向的社会思想背景下要想实现上述最高理想，就只能走“学而优则仕”的从政道路，只有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们才有可能实现救济天下的人生抱负。因此，大凡能在文学史留下一鳞半爪痕迹的文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做过致君尧舜、治国安邦的英雄梦。中国古代广大知识分子大多也把读书做官作为惟一的人生正途，即使那些称得上伟大的作家，也只是把文学当作“副业”，也以不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只能当作家而感到莫大的遗憾，比如辛弃疾便是最好的例证。可以这样说，古代文人的“怀才不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指他们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事实上，真正能在仕途上获得较大成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文人却是极少的。文人所怀之“才”，大抵只是“文才”，而不是适合于封建官场的“政才”，但是许多文人却一厢情愿地将“文才”与“政才”划上了等号。基于此，文人“怀才不遇”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历史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影响。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牛郎织女式的社会生产方式始终是中国社会核心的生产模式。在传统的“劳力者”社会阶层“士”、“农”、“工”、“商”中，“士”为四民之首。这里的“士”，即可看成是“文人”。当人们苦读圣贤书成为“文人”，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也就不再愿意务“农”和“工”。一旦从政成功，则既可以实现鸿鹄之志，又可以解决经济之忧；既可以济世救民，又可以摆脱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俗物。然而数量庞大的文人群竞相涌向为官从政这座独木桥，自然就会造成一系列“落水”悲剧的发生。这就与当代中国高中生以参加高考考上大学作为终极奋斗目标的情况相似。没有办法，“桥”过于狭窄，肯定不堪其重，这便也成为了文人们不遇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第三，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和朝廷的腐败也是造成文人不遇的重要社会原因。“生不逢时”，历来是对中国文人仕途失意、难有作为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在人们的潜意识观念中，“怀才不遇”几乎与朝廷腐败划上了等号。诚然，这种看法是很片面的，但是封建制度的种种弊端以及朝廷的腐败颓靡确实也是造成文人不遇的重要原因。封建社会的取仕方式是有很多弊端的，汉举“孝廉”，会有真伪之分；魏评“九品”，又容易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现象发生；唐宋以后实行“科举”考试，即使做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能写文章的人未必就有济世之才，比如李煜；而确有真才实学的人却又未必善于考试，比如蒲松龄终身未能及第。而文人要想在考试失败后被破格录用，则更加难了。中国封建社会浩浩几千年，真正的君明臣贤时期又有多少年昵?昏君奸臣当道时自然不用多说，即使到了贤君时期，封建王朝的本质也很难使其完全做到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相反，与统治者沾亲带故之流反倒更容易爬上权力的巅峰。比如说李白、杜甫虽然身处“开元盛世”，当时的唐玄宗尚未昏聩，甚至堪称“明皇”，但两位诗人却也未能顺利走上仕途，倒是李林甫之流却因为是皇亲国戚而大权在握。在专制独裁偏重家族利益的封建社会里，士人们怀才不遇也就在所难免。
当然，文人自身的性格心理因素也是造成他们命运悲剧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文人们是在“学而优则仕”的信条下以一种义无反顾的热情投身于政治。在这种盲动的情绪下，我们常常能看到“文学家在政治上的表现和政治家在文学上的智商一样低下”。然而，政治家们在文学上失掉的最多就是面子，而文学家却要用血和泪的悲剧来陪葬自己的政治生涯。因此众多文人在文学史上留下精彩绝伦的经典之作时，往往也将自己的悲剧人生演绎得淋漓尽致。可以想见，当文人们以一种单纯天真的艺术准则和蔑视权贵的孤傲心态去经营官场时，将会碰得个怎样头破血流的下场?因为官场和政治所需要的品格恰好与之相反，它强调的是权力和理性，需要伪善和手腕。因此，
“政治家的深沉、老练和冷酷同文学家的天真、幼稚和热情便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文坛准则和官场法则的南辕北辙更是制约了文人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作为。因为“文人从政时往往很难从根本上抛弃他们与生俱来的或是多年养成的文人品性，也很难拥有或者接受政客们在追求权力时不择手段的‘政治手腕’。而只有协调处理好这种相互矛盾的关系才能既当好官又做得文人，这就需要具有双重人格”。然而历史上具备这种双重人格的文人可谓屈指可数，但是历史的悲剧却是：广大不具备双重人格的文人却执拗地仅凭自己的一腔热情去从政，在尔虞我诈的政治舞台上继续孤傲地扮演着清高文人的角色。可以想见，在此种心态下他们的不遇悲剧乃至命运悲剧如何得以避免呢?因此，诸如李白这样的困惑、这样的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文人心理渐趋开放，“怀才不遇”成为历史
鸦片战争爆发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文人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多元社会，在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下，他们保守的心理开始“解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从魏源“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开始，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运动，文人们保守的心理开始慢慢改变，他们不再以天朝上国优人一等的“文人”自居，而是以一种学生的心态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学。如果说此时的文人还未能完全从封建“文人”的醉梦中清醒过来，那么“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无异于一个重磅炸弹，它将文人们从“八股取士”
、“学而优则仕”的信念中“轰”了醒来。从此，文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定位自己与政 府、自我与社会的关系。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文人觉醒的第一声呐喊。知识分子们开始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他们不再是统治阶级“科举取士”的玩偶和牺牲者，而是与反动政府争锋相对的英勇斗士；文人中的优秀者也大体放弃了官本位的一元价值取向，并且把古代文人的“忧患意识”发展成为开启民智、探讨中华民族新出路的启蒙思想。因此，和古代文人相比，现代人却很少有“怀才不遇”这样的心态。比如鲁迅先生常年遭到政府的打压甚至通缉，但他并没有“怀才不遇”的心理。他更多的是愤世嫉俗，是对社会、对人生和传统文化乃至国民劣根性的深刻剖析。先生无疑是非常关心政治和国家大事的，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去做官，他的才能，他的思想，他的抗争，都表现在那如“匕首”、“投枪”的文字中。他的悲哀不在“怀才不遇”，而在于那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忧国忧民思想以及对国民劣根性的痛心疾首。巴金也极有“才”，但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才华施展在政治舞台上，而是醉心于自己的艺术境界，他用文学创作来揭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和哲理的领悟，他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产生了那么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已经足够欣慰了。沈从文青少年时因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了厌恶心理，但他并不颓废气馁，也丝毫没有“怀才不遇”之感，相反，他却特立独行地用小说构造了自己心中的“乌托邦”——湘西世界。他的愤愤心理也在湘西质朴的民俗民风和优美如画的景物山水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并由此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诗人曾卓历经磨难的人生遭际更是充分展示了现代文人心理的旷达。他曾是“七月派”的代表诗人，一度以胡风主编的《七月》为阵地，创作了不少优秀诗篇，但是他也因胡风案的牵连而被捕入狱。然而他也未曾哀叹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剧命运，相反，他“以诗歌作为生存的精神支柱”，身陷囹圄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追求自由的人生信念，甚至“把这样的痛苦历练看作是生命的提升，是获得第二次生命的必然历程”。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五四”以后，“从西方引入的版权和稿费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人的命运”，即使文人们遭受了很多挫折，但是只要他们的作品能够引起读者的共鸣和得到社会的肯定，那么他们的心理也就得到了最大的宽慰，获得了一种“审美快感”。由此可见，现代文人的胸襟比古代文人更为宽广，他们不再固执地只以致仕为官作为自己的人生价值取向，而是在创作的过程中享受了作为“文人”的快感，“舞文弄墨”这个职业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心理满足感甚至超过了做官。我们也可以凭此推断：古代文人那种普遍性“怀才不遇”的悲剧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渐趋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和越发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加之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和政治影响，文人们的心理已经相当开放。并且在“文化人”的地位不断提高的今天，文人们往往乐于从事文学创作或理论研究，或者从事于编辑、记者、教师之类“有身份”的工作，他们的才华在这样的工作中得到了施展，他们的人生价值也得到了证明。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忽视当今“怀才不遇”现象的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今社会背景下少数人的“怀才不遇”与古代文人普遍性“怀才不遇”的区别。因为当今社会的“怀才不遇”主要是指具有某方面特长和能力的人未能将自己的这种才华给施展出来，即未能寻找到一个与自己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职业或工作岗位。这与古代社会那种偏重于仕途失意层面的“怀才不遇”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古代文人普遍性“怀才不遇”的现象已经成为了历史。然则，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历史现象，作为新时代的“文人”，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愈趋复杂的多元世界，面对种种挑战，我们该如何应付?该如何避免现代意义上的“怀才不遇”以及人才流失的悲剧?其实我们的先贤早就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应对措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不盲从，不附和，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扬长避短，才能走好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