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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知道自己就要疯了。但妻子因为他多年前曾以神经衰弱为名开展不忠而不相信他。简单说就是这样。
或者换种说法，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疯了，在余下清醒的时间里他急于爱人。但他的家人急于安慰他，只想趕走他这个疯狂的念头，他们认为情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他清楚一切只会越来越坏。
教授63岁，临近退休，是地质学教授。这并非一位妄人做着古怪的梦。恰恰是活跃的大脑才能计算出自身即将运动的轨迹，充分的理智才能预知传记的尾声。他知道自己就要疯了，确凿无疑。焦虑下他的眉毛在两周内几乎全变白了，右眉尾有两根异常长的，根部已经全白，眉毛梢反而是黑色，异常显眼。他不再梳理头发。看到教授柔软白发长及耳后，烫过一般自然鬈曲，带着愁怨出入于楼道，邻居不禁议论纷纷。但教授心神不宁，他不在意身后那些关怀的密语。这一生中激情和委顿的日子已经太多了，此刻他试着让妻子理解将要发生的事，安排好一切，兴许通过暗示来向她作一些道歉和一点忏悔。他希望好好地平静度过余下清醒的时间，而这自然地包括要和她在一起。不过，妻子对他充满怜悯。她早已不想管束或关注他，现在她轻蔑地看着他再一次捡起那些年轻时的花招，试图迷惑她，像不成功的魔术师醉后在酒吧中硬要抢过邻桌的扑克牌。
在刚结婚的年轻日子里，教授选择让自己犯有长久的神经衰弱。教授说，失眠困扰他的睡眠，躺在床上时，脑浆不懈晃动如哗啦啦的万花筒。闭起眼睛他看到瑰丽的碎玻璃组合成千变万化的水晶大教堂和花岗岩穹顶。蚂蚁小口小口地啮咬他两个太阳穴之间的通道，让他想用电钻打穿自己的颅骨。因此他不能待在学校教概论课。他得用爬山和敲石头耗尽体力，在帐篷边累得站着睡着。他必须出野外，必须频繁地去矿床，去山岭间，去甘肃白银，去内蒙古沼泽地的蚊虫中。
儿子出世后那一年半，他第一次真正长久住在家中，但婴儿哭声让他的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他说，自己只能靠去校医院做头部按摩才能偶尔睡着一会儿。
在那里教授认识了一位女理疗师。她原本是一位运动医学医生，为了女儿可以进入这所大学的附小而调来校医院，从医生变成辅助骨折病人做康复训练的理疗师，为神经衰弱者按摩穴位。
“挺有意思的。我喜欢干体力活。”女理疗师表示教授不需要惋惜什么，调来这里并不是她为孩子做出的不得已的牺牲。
喜欢干体力活的女人是什么样的？他止不住想。很快他就知道了。
如今他还能想起她什么？她喜欢剪纸，送过他两张窗花和几枚给小孩玩的纸人，不过剪来剪去都是些简单的小图案。她手不算巧，还心不在焉，有时剪着梅花瓣的曲线，手中的剪刀就掉了。她有他没在其他人脸上见过的满不在乎的神情，对前途对职业有种彻底的放弃，丝毫无所谓，什么都不想要，就仿佛每一刻的懈怠和劳作都是她挣扎得来的一个机会。
妻子应对此事的方式是两三年中的密集争吵，一次又一次谈话，到系领导办公室去，向校方写信指出这场通奸钻了公费医疗系统的空子，不道德，还腐败。
这是他一长串风流韵事的开始。他逐渐获得了浪荡教师的名声，权威盖了章，他不适合进入课堂，更不适合担任年轻教师往往需要兼任的行政、科研秘书、班主任工作。这让他得到了更多出野外的机会。他调离地质系，进入刚成立的勘探所。
社会风纪在新世纪松弛，他的论文发表数量换来了基金和教授职位，又回到地质系。如今他年老而受尊敬，成为宗师式的人物，因为出野外时高超的牌技和极爱喝酒的习惯而获得研究生的喜爱，不过他为自己一生中从没有和女学生发生过什么而自得于自己的道德。
他更为谋略而自得。谋略组织了他的生涯并获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风流韵事是他自暴自弃的尝试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有发展前途者需要担当行政职务，需要入党，不免要管理学生或被学生的政治热情所累，而他向组织交出一个致命弱点，便能走去令人心旷神怡的冷宫之中。
一个有缺点的人，一个糊涂虫，激情只关乎女人和石头，适合艰苦的生活，总在野外，始终穿长袖，回到室内也不摘帽子。当然后来他获得了与年龄和论文相称的职务，成为理事和主席，在系所斗争中他不得不随其他教授一起在怪异的大字报上签名，这种东西在新世纪显得不合时宜，让学生惊异莫名。他不得不处理项目评定的不公，讨论各位教授门下博士名额的分配。这让他更为自己年轻时荒唐背后灵机一动的算计感到幸运。他甚至认为那些荒唐统统是算计出来的，来得恰逢其时，帮他生硬地遗忘掉女理疗师那些让他回家后辗转反侧、不能宁静的最初触摸，帮他逃脱课堂和会议，帮他写论文。
年轻的妻子渐渐苍老成夫人。在他最荒唐的那些年里，他在家时，她也会做好他迟钝地享用的早餐，虽然她并不坐下和他一起吃。他曾伤害又依赖的女人赐给他生活稳定的轴承，同时似乎逐渐放弃了他并赐给了自己自由。她的生活很满，活得脆生生，临近中年时，她工作越来越忙，儿子一上初中，她就要求他去寄宿。她在家中养满绿色植物，哼着歌浇水。教授带着好奇心观赏夫人在阳台上制造的温室，这超越了他的知识，他只知道出野外时要避开的那些有毒植物的种类。她喜欢看球，越来越喜欢。这从来都不是他的爱好，他也曾经怀疑是否她有个爱好利物浦队的情人，这至今是个谜，他也放弃了追索，她生活的节律看起来始终是简单的。如今她老了，不再上班，注意力的焦点是她暂时负责喂养的邻居家的小狗。欧文，我听着亲，夫人说。
邻居一家出国照料外孙，扔下欧文。这是一条身材小的老狗，有心脏病，总是咳嗽，没有力气爬楼梯。夫人聚精会神地给欧文的煮鸡肉饭里拌入心脏病药物胶囊里的碎颗粒，掰开嘴，喂它吃，像哄婴儿睡觉一样安抚它边打喷嚏边发出的低声呜咽，每天三次抱它外出散步，与其他遛狗者结下友谊。她管她们叫狗友。
“会不会是奥兹海默？老年痴呆，失智，不是什么神经性的。”她问他。
不可能。教授理智的那部分知道另一部分的异动。他能感觉到是理智而不是思想以恒定而不可控的速度离他而去，三个月后或许他就只能说出碎裂的语句和不堪的狂想。 “你应该去医院看看。”她给出不嘲弄也不委婉的冷静判决，他安心了一些。这个女人像廊柱，这可能是最好的女人。
但欧文每天得遛三次，早晨，中午，下午。她没办法在医院待上半天。他可以请研究生或者系办的小赵陪他去。她沒有问他究竟是什么感觉。他本来准备好要告诉她那些新生的蚂蚁的啮咬，他如何试过止疼片和镇静剂而最终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失望让他自己哭了一会儿。他也想告诉她分床睡二十五年后，他现在渴望她衰老的身体。每夜她睡在大约十五平米之外的卧室。他的房间在书房和厨房之间，每夜爬满蚁群。
第一次去医院无功而返。教授在医院大厅被吓了回来。这里缺少普通医院那种急冲冲的拥挤和近乎欢快的嘈杂。在普通医院里，人们总是在聊与带他们来到医院的具体的身体痛苦无关的话题，谈人多、排队、挂号的难度、医生的声誉、谁家的孩子的事。那些谈话，那些排队中的左冲右撞，像没头苍蝇一般地乱闯、奔跑和推搡，咨询台的敷衍，保安的高傲，时不时爆发的小争吵，总让医院有种热烈焦躁的气息。
这个大厅如同透明密封罐，十分安静。有人声音极低地询问着方向。没有血迹，没有捂着脑袋的人或者轮椅，人们并不互相搀扶照看。他突然明白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这里的人是没有身体损伤的，他们的损伤不能被直接看见，藏在某些更深的地方。
“这些人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教授想，“但是在入口没有安检。如果有人带刀进来怎么办？”
他用力睁了睁眼睛，让自己看得更清楚。有些人明显是疯子。他觉得来到医院后脑子好像转得慢了一些，又因为自己居然在用管理者而不是病人的想法考虑问题而感到纳闷，有点好笑。
他上午十点就回到了家。为了让自己更镇定，路上他还拐去菜市场，买了鱼和一把葱，心里想着，假如寻常医院像菜市场，精神病院就像菜场小贩穿着同样的衣裳走在去参加集体葬礼的路上。在楼下他躲开一辆正在倒车的银灰色轿车，手中的葱掉到地上。他赶紧避开车，走到一边时几乎感到可惜，如果葱完好无损，就该回去捡起来。如果葱压坏了，就说明——轮胎咯吱两下，车极慢地拐弯开走，他回转身去，闻到微微的辛辣腥气。地上躺着车轮碾过的一摊滑溜溜的葱尸，葱白是好的，浑圆，完整，青白，末梢翘着高傲的胡子。模糊的神启。
裤子口袋里有张餐巾纸，他垫在手里，捡起葱，走向垃圾箱。一个梳分头的小男孩在花坛边缘磕鞋里进的沙子，冲教授嗤嗤笑了起来，“爱因斯坦！”穿上鞋，跑掉了。
教授匆匆走过单元门，到了一单元门口，急刹住，转回到自家住的二单元门口，拉开沉重的铁门时教授的手抖个不停。
四天后教授再一次前往医院。早餐后他就出发了，告诉夫人他中午会回来。天气晴朗，有些风，花坛中翠绿的佛甲草东倒西歪地簇拥住盛开的金盏菊和低矮的瓜叶菊，自行车座上粘着这个季节北京常有的杨絮。每年这个季节，人们都在抱怨杨树和政府管理部门效率的同时笃信春天更好的版本将在几周后降临，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天性似乎是热爱生活的。从车流中蹿出一辆改装摩托车，急速加速，飞驰而去，发动机的突突声比它的音箱发出的轰鸣音乐还要响亮，这让教授站在斑马线边上，误过了一个绿灯。他带着怜惜望了望四周熟悉的一切。地铁出口挤出行人，涌出一团汗的风暴，路边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烧烤店想必昨晚又喧闹到后半夜，现在伙计正各据一桌，趴着睡觉，还有把椅子拼起来横在椅子上睡的。教授想，人们在平静可爱的日子中追求刺激，恐怕是因为他们总以为能把握明智与疯狂之间的界限。
手里的保温水壶有点重。他尽量不让自己被阳光的气息扣留在大厅外，顺利地挂了号。这一次他决心走进诊室。
这一次拜访精神病院的过程没有羞辱或者恐惧，但有困惑。医生喊，“进来！”他不由自主按了按小腹，走进去，发现刚才喊话的不是医生，而是医生身后坐着的年轻助手。医生是一位烫发的中年女性，大概比教授小几岁，极快剜他一眼，目光扫到他的脚又回到头。
“说吧。觉得有什么问题。”
教授告诉医生自己的预感，说明自己并不想要药物，但他需要医生的建议，才好对下面这几个月神志尚且清醒的时间作更有效的安排。他没想到医生的头几个问题都是“你是一个人来的？”“你单身吗？家属呢，家属怎么没陪着一起来？”问题中隐含的意外和责备让他反而想要捍卫妻子。过后他被撵去做量表测验。“过去一周内，你是否曾觉得自己有精神病？”他意识到，如果回答“没有”，可能会被认为表现出了精神病人的典型症状，病人否认自己有病，而如果回答“有”，也可能会被认为恰恰是一种精神病症状。
“完全没有”，0分;“偶尔有”，1分;“一半时间有”，2分;“非常频繁”，3分;“一直都有”，4分。他谨慎地选择了“一半时间”，2分。
此时他明白，在这里医生对病人的自述从怀疑开始，要求家属陪伴并不是要家属作为病人口述的旁证，而是医生要与另一个正常人探讨症状，一个比病人高明、准确、靠近正常的人。他不免感到遗憾：心理学——精神病学也像一般内外科一样高度依赖于仪器和指标，与其说这表明了人类的创造性，不如说表明了人类理性的界限。
二楼的量表测验室有一种奇怪的烧茄子的味道，这点他一走进去就发觉了。房间显然是新装修的，门外右手边墙上还贴着打印出来的临时指示牌，撕掉了一半，房间里安放着几台电脑和办公桌，无人看管，只有一位技术员代他打开电脑，确认他懂得操作方法。可是和诊室差不多大的房间整个是温热的，家常菜的气息让他打了寒颤。似乎有群人刚用过午餐，茄子的幽灵留下，人离开。在这个地方人突然发疯，如常生活，一瞬消失，身体由某种力量拖曳而去。“非常频繁”和“一直都有”的区别是什么？非常频繁的头痛，就可以理解为一直头痛，难道人的意识要在每一秒都积极对抗头痛，才算一直吗？重晶石资源丰富的地区，就是重晶石资源集中的地区，是富矿，你不可能说某个省只有重晶石而没有泥土。教授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是多么不精确的科学啊，在理智的黑洞中寻找身体指标，面前这些基于语法的含糊地带设计的问题并不能产出更准确的诊断，只能产出更标准化的诊断，让医生避免思考，躲开麻烦，不焦虑地走进办公室。量表是精神病医生的抗焦虑药物。教授这样想着他这些找不到科学方法的广义同行每天身处的像未知海洋一般的世界，心中混杂着怜悯与伤感。走廊里突然有人高声叫嚷起来，之后是奔跑和嘘声。 他勉力理解每个问题。其中有一些明显是翻译过来的，他觉得应该更本土化。例如有关体育运动频率的问题——该对体育有更中国化的定义，譬如将散步包括进去，或者干脆称为“活动频率”。另一些问题的分句太多，他想大概会给那些不经常阅读长句的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甚至让他们惊慌失措，像是走上法庭的良民。
这些想法让教授做题的速度很慢。这是否会被当作联想散漫的病兆？然而并没有人为他计时。三个小时后他交上问卷，回到诊室，已经是午休时间，护士告诉他可以先去做眼动测验。在另一个测试室里他强迫自己的眼球按要求跟踪仪器对面静止的图像和移动的光斑，脑子里却一直想着天花板上一片古怪的带有隐隐绿色的水渍。
量表和测试分数与仓促的面诊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下午，在再次问“现在家属来了吗”之后，医生表示教授不抑郁也不焦虑，他的眼球活动显示了高度注意力（NEF？RSS？），但他“不寻常的思想内容”是一种妄想和幻觉，这种预期自己会发疯的妄想并不朝向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可以在家治疗。教授不打算去药房开处方上列出的奥氮平和思瑞康，他清楚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来这里也并非求医问药，而是一种理智在寻求另一种理智作为参考。如今看来，地质学的理性比心理学的高明，而药学的价值或许更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但那并不能阻止必将到来的事件到来。此刻他急于回家，去吃他允诺要在正午吃下的午饭。
实际上到九点半夫人才发现教授已经离开家门。这一天早晨她在阳台上浇花，像往常一样忽略了教授提高声音喊出的许诺。她想了一会儿，倘若医院扣留教授，认定他精神失常，要他留院治疗，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遛狗回来后，她给地质系打了个电话。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有点严重。”夫人说，“不知道系里能不能出面来处理教授的事——我吃不消了。”
地质系主任在电话对面沉吟。他是教授的学生，和夫人很熟，不过夫人当然不知道现在是巡视组进入学校的第三个月，地质系刚因数位学者在学术项目中的不正之风受到公开批评，而会受到调查，恰是由于兄弟单位勘探所的举报。
谁能想到地质学家的腐败问题会成为被关注的问题？而这多少也影响着教授的命运。“我们当然全力以赴。”地质系主任让语调平衡过分流利的安慰与铿锵有力的信心，“不过现在为了教授的心情，还是该先由家人陪他去医院。得到诊断再说。需要住院的话就住下。”
“我觉得该把他交给你们了。”夫人说。
“如果真……教授有那么多学生，国内、国外，一定能有最好的治疗。您先稳定心情，先带他去医院。过些天我去看您。”
放下电话后，年轻的系主任拔掉电话线，回到他正在写的报告之中。写情况说明是微妙的艺术，像对晶石，你需要以科学的敏感去分类，拣选，录入，判断信息的价值和重量。但一个月来他已经疲累之极，他快要睡着了。
教授绕过药房前排队取药的队伍，沿走廊走向大厅。入口狭窄，长条形的大厅没有窗户，在下午昏暗得像密林深处移动着一座座面无表情的石像。这时他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她也看见了他。夫人一身浅色衣服，提着一只轻飘飘的绸袋，里面似乎没什么东西，像是下一站还准备到其他地方去。十几米之外，她脸上有一种惊异的失望，如同一场喜悦的冒险后掉入现实的人，回到家的爱丽丝，回到家的多萝西，也像走失的小狗，起初以为找到了自己的主人，再一看一闻后便在友好的陌生人面前仓皇失措，几乎就要吠叫起来。
他见过她这种表情。那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儿子上小学时。那天她在学校门口没接到儿子，到天黑儿子也没有回来，而班主任说当天正常放学，五点五十分小学已经准时锁起了大门。她去派出所报案，被告知儿童只有失踪二十四小时后才能立案。之后她在家附近的每条街道踯躅打听寻找。教授在郊区的会议宾馆接到妻子说儿子失踪了的电话，这一切发生时他在急匆匆赶回家的路上，奇妙的是，当晚他到家后几分钟，儿子便回来了。
教授见证了儿子的归来。那是晚上九点多，他刚刚赶到家，妻子回来取儿子的一寸照，准备再一次去派出所硬要求警察留心照片上的男童。看见儿子身上带着煤灰站在门口时，妻子脸上就有这种惊异的类似于绝望的失望。
“我跟同学去了一个废弃工地玩儿。”儿子低声说，“怕妈妈说我，不敢回来了。”
儿子走上来，要靠近她，她抓住又放开他的手，坐下，再站起来。他以为她要扇儿子一巴掌。但没有，她扭过头走去厨房。很快传來水壶烧开的声音。她神思恍惚地拎着开水壶到阳台上浇花。
“我太饿了，爸爸。”儿子说。
他当时以为她是过于疲累和焦急，是责怪孩子，是高度紧张连续几个小时后精力不济。现在他意识到，她可能以为孩子已经真的走失或被拐卖，儿子再次出现令她失望，或者正是儿子的再次出现让她幻想到儿子若是丢了就好了。
不过当晚她很快就给儿子换上干净衣服，煮粥，热牛奶，又开始模仿一位像样的母亲，就像她在刚结婚的那些年中模仿一位像样的妻子，重视家庭和家务、管教丈夫的个人卫生和头皮屑、学打毛衣、捉奸、关心丈夫的去向。那时世界上似乎并不存在其他的范本，没有谁敢于说出自己对丈夫的不忠毫不在乎，而有多少女人为了不显得愚蠢轻信、为了不显得软弱，不得不去管理，控制，对峙，演出戏剧性的鱼死网破，把生活过成唯一一种正确的戏剧。
30岁以来，她一直想离开家庭，离开他，而方式是等待他离开。大概他总会想要彻底离开家庭的，遇到某个不可抗拒的女人，爱上谁，执著地想走，或者犯一个可怕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让她可以轻松地说服其他人这种日子她没法再过下去。这种笃信是她能忍受他的原因。而到后来，是否离婚似乎根本无所谓了，她送走儿子，生机勃勃。
英勇的女人下了决心后便走上她自己的道路，饲养他像饲养房客，教养再送走儿子像偿付历史债务。教授想起他一切风流韵事的开端，那位校医院的理疗师当时毫不费力便让他了解到生活还能有多少秘境和层次，成为他心目中真正性爱的开始。她和他谈话时往往同时在剪纸，而从最初给他做理疗到后来在旅馆的床上，她总是同时在看调成静音的电视。她的兴趣在其他地方。原来他始终迷恋这种女人，她们笃定，残忍，决绝，以男人通常会忽略的方式自由着，以放弃的方式自由。男人多么盲目，男人以为自由意味着跳水、狂奔、种种表演性的大张旗鼓，可是在男人盯着自己双脚周围的一切时，她们早就轻轻走开了。他那种意图要抓住剩下的时间来回馈和忏悔的冲动则只是双脚周围的一切教给他的未经反思的另一种表演练习。 她们放弃那些通常被认为值得拥有的东西，根本不考虑勇气或者代价的问题。对于她们，放弃不是交易，而是一种使命，一个值得感恩的机会。让人惊叹的女人，与永恒和无限联姻，而男人躺在迷人芳香的沼泽中贪恋地呼吸身边的香气，抓住周围泥水中漂浮的一把又一把植物的腐根和残渣，在沼泽里自以为是地游泳。
她们是骑士，英雄，幻想家，天文学家，他是灰溜溜的务实者，他的想象力只够适度放弃，总是遗憾和回望，反省和犹豫，始终重视证件和政府登记，即使重视方式是千方百计绕过登记程序。男人向来是政府手臂的延伸，即使想要砍掉怪物头颅的那些人也和怪物享有同样一呼一吸的节律。而她对结婚证无所谓，也根本不需要通过获得来自一个办事处的离婚准许才能换取自由。
现在她带着惊异的失望站在那里。她或许以为他的发疯终究是一个要离开家的借口（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或许以为此刻他已经被捆绑电击（不过那样医院是否需要通知家属？），或许以为他出了什么事（能有什么事？当然，若不吃午饭他的血糖会出问题）。她并不在乎诊断本身（疯与不疯究竟有什么区别），只在乎他是否将离开家，那是干涉她生活的部分。而他端着已经喝空的保温杯，团了处方扔进医院走廊边上的垃圾桶，健康地，神色如常地走进大厅，像一位下了早班后脱掉白大褂准备回家的医生胜过像病人或家属。看到这一幕的她则终究像家属了，看到他健康自在如常，她就像一位确认亲人精神分裂后看到亲人被医院绑起来的家属那样惊讶又失望，不过她比他们少了痛苦。漫长的期待他离开的年头消磨了她的痛苦，她期待他走远，无论出野外，还是被关押、捆绑、电击，或者是去享受肉体的欢乐。她不抱兴奋地希望他离开，就像遛狗时她希望野狗离得远一些。
教授膝盖发软。他注视着她的脸，那张脸不断在变幻。她变成二十出头他们初相识时校园少女的模样。她变成怒气中疲劳的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四处寻找不忠的丈夫，那时她并不是想要占有他，而是粗野、意志坚定地要与他同归于尽，此刻他觉得那个形象极富魅力。她变成那个因儿子归家而失望的女人，要把儿子早早送去寄宿学校的女人，长久加班和频繁出短差的女人，在家中目光越过他傲慢地到达花盆与锅碗。他所亏欠她的不是忠诚，而是尊敬，以及对于他在苦涩的生命监牢中时她早已获得自由的嫉妒。
此刻教授感到激动。他听到女高音那云端之上歌咏的颤音，感到自己正在随飞翔的云雀攀爬天梯。
几乎他就要叫出她的乳名。那个名字，在二人初相识的信件中他曾经用过，在新婚的一些夜晚曾经叫过，后来就再也没有用过了。但是他没有。他一声不吭地跪倒在她身前，接着整个人都瘫到地上。
在失去知觉之前他看到她的脸不高兴地皱起来，似乎急于转身离开，但有一道强烈的白光打在他的面前让他不再能看到任何事物。整个大厅都弥漫着沼泽那种潮湿微腥的臭气，他的鼻腔张开了，让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两周后夫人请教授的研究生将他送上飞机，盼望他去向更广阔的人群诉说发疯和头脑中的预兆。她告诉一起遛狗的同伴：教授去美国做研究，如果不是有欧文，她本来也愿意一同去。大家都十分理解：狗比儿童还要缠人，况且人就是应当为弱小的生灵贡献力量，为那些生病的、不能用人的语言表达自身需要的、依赖于人的。
儿子已经为教授订好了从加勒比海出发的环球邮轮之旅。他大方地为教授包下一个带望海阳台的单人舱房，并让教授放心，船上有台球设施和桥牌俱乐部、魔术表演和小型电影院，他在这三个月的航行中绝不会感到寂寞。出于降低保险费用并且保证教授能获准上船的考虑，儿子没有透露教授的妄想。何必透露呢，教授丝毫没有暴力倾向，安静，愉快，每天按时主动吃药。不过，儿子把教授诸多种类的药丸分装进每日一格的小药盒装进箱子后，为以防万一，还是在自己的名片背后写下，“我的父亲可能表现出奥兹海默症的初期症状”，塞进教授钱包的夹层中。
旅行是安闲而缓慢的。刚驶离美国时，船平静地行驶在靠近大陆的无风海域，第二天，船速加快了，令人头晕，乘客纷纷离开船舱，到甲板上散步透气，强烈的海风击打着他们萎靡不振的面庞，开始有人注意到一位沉默寡言的异国老人。
他独自待着，整个下午都趴在围栏上，饶有兴趣，注视着时隐时现的岛屿和没有边际的发紫的海洋，以及比海洋更远的远方。他戴眼镜，身上总叠穿两件长袖衬衫，领口可笑地绽出来。据两位和他说同一种语言的乘客说，这位老人是在热切地等待夕阳落下之前有時会照耀整片海面的那道炫目的白光。
这两位乘客是两位试图多少享受一下生活的避难者，在每个港口急切地下船去使用与船上相比堪称廉价的网络信号，发出几条推特。这样先逃离祖国又逃离异乡的黑头发的人，在这艘邮轮上还有一位。那是一位神秘少女，据说她父亲已经由于积攒起骇人听闻的金库被关押了三或四年，有媒体称他虽然在审讯期间由于长时间的冷风吹身而至血压升高昏迷倒地，但现在健康尚佳，虽然不大可能被提前释放。
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位与他来自同一国家的流亡者常来找教授攀谈，以消磨他们二人长期相处之后明显的无聊和彼此间时时浮起的恶意，并且解除他们眼中这位来自祖国的老年旅行者强烈的孤单，教授不可能知道这些。而他们能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们曾担心这位孤身旅行的年轻同胞是跟踪者，便使用不为人知的手段了解到她的全名，进而查到她的身份。在他们的猜测中，她像其他一些类似状态的年轻人一样，在不再引人瞩目的生活中会不时收到来自神秘账户的能保障学费和消费的大额支票。他们仇恨她，又因猜测她也处于不得不流亡的状态而在道德上怜悯她，在对这个有罪者惺惺相惜的同时认为她理应付出更多。其中一个在邮轮晚宴时的酒醉中揽过她，又试图一再抚摸她的肩膀，她把冰块泼到他身上，他勃然大怒，说出大多数旅客一生中所听过的最长的一段中文。女孩再也没有出现在餐厅。乘客们上岸游览时，回头能看见她待在四层甲板上，帆布躺椅面对港口的方向，戴着印有向日葵图案的明黄色遮阳帽和墨镜晒太阳，像永远不打算起身一样。
而教授并不孤单。下午三四点，他睡好午觉，就走上甲板，拿着大副慷慨地硬要借给他的防滑手杖。他的心澄明得像一面镜子，比波涛还要柔软，比太阳底下甲板上的小水洼还要透亮。他对包括自己的身躯与理智在内的一切都不再在乎了，又比什么时候都活得更有兴致。“我错过了多少啊，”教授暗自思忖，“错过了多少，为了要占领生活。”他对流亡者抱有同情，同情他们不得不放弃部分生活却又不肯放弃的悲惨状态，但他宁愿回避他们，到甲板上去散步和等待。 准备当晚在船上小剧场演出的三位魔术师坐在他身后，围着一张小圆桌在喝鸡尾酒，其中一位懒洋洋地一再把戒指脱下又戴上。他们用西班牙语问老人来自何方，在看些什么。老人凝视着海洋，转过去，摇摇头，向他们微笑，又回转头，把身体靠在围栏上，扶了扶眼镜，向海面吹了一口气。
“或许你应该对他说英文。”走过魔术师身边的一位船员说，“据我所知，这是位来自中国的地质学家。他一定会英文。”而魔术师们嚼着鸡尾酒杯中的薄荷叶子，沉醉在微小清香的刺激中，已经忘记了几分钟以前他们曾担心过，这位老人长久站在围栏边或许是带着想要跳海自杀的念头。
一个穿着蓝白水手衫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步出船舱，踏上甲板。看见教授，母亲低声对小男孩说了些什么。他飞快地跑过去，递给教授自己从午餐桌的花瓶中偷来的一小串铃兰。
“你在做什么？”小男孩用英文问。
“等待光。”教授回答，声音轻柔而威严。
小男孩惊讶地张开嘴，带着咸味的海风吹拂他的喉咙，带来一丝干燥的清凉。他魂不守舍地走回母亲身边，牵住她的手，抿起嘴唇，委屈地觉得她逼自己完成了一个古怪的任务。当他将另一只手插进深蓝短裤的口袋里时，他摸到一个小小的带有凸起的方块，那是他以为早已丢失的乐高玩具块，他正在拼的喷水抹香鲸需要这枚方块，不然牙齿就无法对称。后来的日子里他偶尔会发呆，觉得自己被某种天意所摄，常常回想起母亲在他耳边说的话：那位老人是一位地质学家，想必在海洋的表面感到孤独。
自问自答
为什么写这个故事，让夫妇中的丈夫发疯？
会不会有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走在通往疯狂的路上？现在还清醒，清醒地感知到疯狂的降临，抬起头等待一场大雨。我一直想要写一个明知自己将要发疯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总是个男性形象。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说说看吧。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太有意思了。真的是到年纪大一点以后，才懂得鲁迅为萧红《生死场》写的序言里这一句，“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女人比较容易越轨。这个故事里女孩与女人不是叙述者，不过也许其实是主人公。
这位丈夫是位地质学教授。想表达什么？
我觉得在现代，人格似乎在职业的形状与由职业塑造的性情中。地质学家是种一再离开，不一定喜爱离开，但却习惯了离开的人，背后总有大风吹。
或者换种说法，一个人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疯了，在余下清醒的时间里他急于爱人。但他的家人急于安慰他，只想趕走他这个疯狂的念头，他们认为情况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而他清楚一切只会越来越坏。
教授63岁，临近退休，是地质学教授。这并非一位妄人做着古怪的梦。恰恰是活跃的大脑才能计算出自身即将运动的轨迹，充分的理智才能预知传记的尾声。他知道自己就要疯了，确凿无疑。焦虑下他的眉毛在两周内几乎全变白了，右眉尾有两根异常长的，根部已经全白，眉毛梢反而是黑色，异常显眼。他不再梳理头发。看到教授柔软白发长及耳后，烫过一般自然鬈曲，带着愁怨出入于楼道，邻居不禁议论纷纷。但教授心神不宁，他不在意身后那些关怀的密语。这一生中激情和委顿的日子已经太多了，此刻他试着让妻子理解将要发生的事，安排好一切，兴许通过暗示来向她作一些道歉和一点忏悔。他希望好好地平静度过余下清醒的时间，而这自然地包括要和她在一起。不过，妻子对他充满怜悯。她早已不想管束或关注他，现在她轻蔑地看着他再一次捡起那些年轻时的花招，试图迷惑她，像不成功的魔术师醉后在酒吧中硬要抢过邻桌的扑克牌。
在刚结婚的年轻日子里，教授选择让自己犯有长久的神经衰弱。教授说，失眠困扰他的睡眠，躺在床上时，脑浆不懈晃动如哗啦啦的万花筒。闭起眼睛他看到瑰丽的碎玻璃组合成千变万化的水晶大教堂和花岗岩穹顶。蚂蚁小口小口地啮咬他两个太阳穴之间的通道，让他想用电钻打穿自己的颅骨。因此他不能待在学校教概论课。他得用爬山和敲石头耗尽体力，在帐篷边累得站着睡着。他必须出野外，必须频繁地去矿床，去山岭间，去甘肃白银，去内蒙古沼泽地的蚊虫中。
儿子出世后那一年半，他第一次真正长久住在家中，但婴儿哭声让他的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他说，自己只能靠去校医院做头部按摩才能偶尔睡着一会儿。
在那里教授认识了一位女理疗师。她原本是一位运动医学医生，为了女儿可以进入这所大学的附小而调来校医院，从医生变成辅助骨折病人做康复训练的理疗师，为神经衰弱者按摩穴位。
“挺有意思的。我喜欢干体力活。”女理疗师表示教授不需要惋惜什么，调来这里并不是她为孩子做出的不得已的牺牲。
喜欢干体力活的女人是什么样的？他止不住想。很快他就知道了。
如今他还能想起她什么？她喜欢剪纸，送过他两张窗花和几枚给小孩玩的纸人，不过剪来剪去都是些简单的小图案。她手不算巧，还心不在焉，有时剪着梅花瓣的曲线，手中的剪刀就掉了。她有他没在其他人脸上见过的满不在乎的神情，对前途对职业有种彻底的放弃，丝毫无所谓，什么都不想要，就仿佛每一刻的懈怠和劳作都是她挣扎得来的一个机会。
妻子应对此事的方式是两三年中的密集争吵，一次又一次谈话，到系领导办公室去，向校方写信指出这场通奸钻了公费医疗系统的空子，不道德，还腐败。
这是他一长串风流韵事的开始。他逐渐获得了浪荡教师的名声，权威盖了章，他不适合进入课堂，更不适合担任年轻教师往往需要兼任的行政、科研秘书、班主任工作。这让他得到了更多出野外的机会。他调离地质系，进入刚成立的勘探所。
社会风纪在新世纪松弛，他的论文发表数量换来了基金和教授职位，又回到地质系。如今他年老而受尊敬，成为宗师式的人物，因为出野外时高超的牌技和极爱喝酒的习惯而获得研究生的喜爱，不过他为自己一生中从没有和女学生发生过什么而自得于自己的道德。
他更为谋略而自得。谋略组织了他的生涯并获得了比预期更好的效果。风流韵事是他自暴自弃的尝试的一部分，在那个年代，有发展前途者需要担当行政职务，需要入党，不免要管理学生或被学生的政治热情所累，而他向组织交出一个致命弱点，便能走去令人心旷神怡的冷宫之中。
一个有缺点的人，一个糊涂虫，激情只关乎女人和石头，适合艰苦的生活，总在野外，始终穿长袖，回到室内也不摘帽子。当然后来他获得了与年龄和论文相称的职务，成为理事和主席，在系所斗争中他不得不随其他教授一起在怪异的大字报上签名，这种东西在新世纪显得不合时宜，让学生惊异莫名。他不得不处理项目评定的不公，讨论各位教授门下博士名额的分配。这让他更为自己年轻时荒唐背后灵机一动的算计感到幸运。他甚至认为那些荒唐统统是算计出来的，来得恰逢其时，帮他生硬地遗忘掉女理疗师那些让他回家后辗转反侧、不能宁静的最初触摸，帮他逃脱课堂和会议，帮他写论文。
年轻的妻子渐渐苍老成夫人。在他最荒唐的那些年里，他在家时，她也会做好他迟钝地享用的早餐，虽然她并不坐下和他一起吃。他曾伤害又依赖的女人赐给他生活稳定的轴承，同时似乎逐渐放弃了他并赐给了自己自由。她的生活很满，活得脆生生，临近中年时，她工作越来越忙，儿子一上初中，她就要求他去寄宿。她在家中养满绿色植物，哼着歌浇水。教授带着好奇心观赏夫人在阳台上制造的温室，这超越了他的知识，他只知道出野外时要避开的那些有毒植物的种类。她喜欢看球，越来越喜欢。这从来都不是他的爱好，他也曾经怀疑是否她有个爱好利物浦队的情人，这至今是个谜，他也放弃了追索，她生活的节律看起来始终是简单的。如今她老了，不再上班，注意力的焦点是她暂时负责喂养的邻居家的小狗。欧文，我听着亲，夫人说。
邻居一家出国照料外孙，扔下欧文。这是一条身材小的老狗，有心脏病，总是咳嗽，没有力气爬楼梯。夫人聚精会神地给欧文的煮鸡肉饭里拌入心脏病药物胶囊里的碎颗粒，掰开嘴，喂它吃，像哄婴儿睡觉一样安抚它边打喷嚏边发出的低声呜咽，每天三次抱它外出散步，与其他遛狗者结下友谊。她管她们叫狗友。
“会不会是奥兹海默？老年痴呆，失智，不是什么神经性的。”她问他。
不可能。教授理智的那部分知道另一部分的异动。他能感觉到是理智而不是思想以恒定而不可控的速度离他而去，三个月后或许他就只能说出碎裂的语句和不堪的狂想。 “你应该去医院看看。”她给出不嘲弄也不委婉的冷静判决，他安心了一些。这个女人像廊柱，这可能是最好的女人。
但欧文每天得遛三次，早晨，中午，下午。她没办法在医院待上半天。他可以请研究生或者系办的小赵陪他去。她沒有问他究竟是什么感觉。他本来准备好要告诉她那些新生的蚂蚁的啮咬，他如何试过止疼片和镇静剂而最终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失望让他自己哭了一会儿。他也想告诉她分床睡二十五年后，他现在渴望她衰老的身体。每夜她睡在大约十五平米之外的卧室。他的房间在书房和厨房之间，每夜爬满蚁群。
第一次去医院无功而返。教授在医院大厅被吓了回来。这里缺少普通医院那种急冲冲的拥挤和近乎欢快的嘈杂。在普通医院里，人们总是在聊与带他们来到医院的具体的身体痛苦无关的话题，谈人多、排队、挂号的难度、医生的声誉、谁家的孩子的事。那些谈话，那些排队中的左冲右撞，像没头苍蝇一般地乱闯、奔跑和推搡，咨询台的敷衍，保安的高傲，时不时爆发的小争吵，总让医院有种热烈焦躁的气息。
这个大厅如同透明密封罐，十分安静。有人声音极低地询问着方向。没有血迹，没有捂着脑袋的人或者轮椅，人们并不互相搀扶照看。他突然明白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来这里的人是没有身体损伤的，他们的损伤不能被直接看见，藏在某些更深的地方。
“这些人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教授想，“但是在入口没有安检。如果有人带刀进来怎么办？”
他用力睁了睁眼睛，让自己看得更清楚。有些人明显是疯子。他觉得来到医院后脑子好像转得慢了一些，又因为自己居然在用管理者而不是病人的想法考虑问题而感到纳闷，有点好笑。
他上午十点就回到了家。为了让自己更镇定，路上他还拐去菜市场，买了鱼和一把葱，心里想着，假如寻常医院像菜市场，精神病院就像菜场小贩穿着同样的衣裳走在去参加集体葬礼的路上。在楼下他躲开一辆正在倒车的银灰色轿车，手中的葱掉到地上。他赶紧避开车，走到一边时几乎感到可惜，如果葱完好无损，就该回去捡起来。如果葱压坏了，就说明——轮胎咯吱两下，车极慢地拐弯开走，他回转身去，闻到微微的辛辣腥气。地上躺着车轮碾过的一摊滑溜溜的葱尸，葱白是好的，浑圆，完整，青白，末梢翘着高傲的胡子。模糊的神启。
裤子口袋里有张餐巾纸，他垫在手里，捡起葱，走向垃圾箱。一个梳分头的小男孩在花坛边缘磕鞋里进的沙子，冲教授嗤嗤笑了起来，“爱因斯坦！”穿上鞋，跑掉了。
教授匆匆走过单元门，到了一单元门口，急刹住，转回到自家住的二单元门口，拉开沉重的铁门时教授的手抖个不停。
四天后教授再一次前往医院。早餐后他就出发了，告诉夫人他中午会回来。天气晴朗，有些风，花坛中翠绿的佛甲草东倒西歪地簇拥住盛开的金盏菊和低矮的瓜叶菊，自行车座上粘着这个季节北京常有的杨絮。每年这个季节，人们都在抱怨杨树和政府管理部门效率的同时笃信春天更好的版本将在几周后降临，无论如何，中国人的天性似乎是热爱生活的。从车流中蹿出一辆改装摩托车，急速加速，飞驰而去，发动机的突突声比它的音箱发出的轰鸣音乐还要响亮，这让教授站在斑马线边上，误过了一个绿灯。他带着怜惜望了望四周熟悉的一切。地铁出口挤出行人，涌出一团汗的风暴，路边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烧烤店想必昨晚又喧闹到后半夜，现在伙计正各据一桌，趴着睡觉，还有把椅子拼起来横在椅子上睡的。教授想，人们在平静可爱的日子中追求刺激，恐怕是因为他们总以为能把握明智与疯狂之间的界限。
手里的保温水壶有点重。他尽量不让自己被阳光的气息扣留在大厅外，顺利地挂了号。这一次他决心走进诊室。
这一次拜访精神病院的过程没有羞辱或者恐惧，但有困惑。医生喊，“进来！”他不由自主按了按小腹，走进去，发现刚才喊话的不是医生，而是医生身后坐着的年轻助手。医生是一位烫发的中年女性，大概比教授小几岁，极快剜他一眼，目光扫到他的脚又回到头。
“说吧。觉得有什么问题。”
教授告诉医生自己的预感，说明自己并不想要药物，但他需要医生的建议，才好对下面这几个月神志尚且清醒的时间作更有效的安排。他没想到医生的头几个问题都是“你是一个人来的？”“你单身吗？家属呢，家属怎么没陪着一起来？”问题中隐含的意外和责备让他反而想要捍卫妻子。过后他被撵去做量表测验。“过去一周内，你是否曾觉得自己有精神病？”他意识到，如果回答“没有”，可能会被认为表现出了精神病人的典型症状，病人否认自己有病，而如果回答“有”，也可能会被认为恰恰是一种精神病症状。
“完全没有”，0分;“偶尔有”，1分;“一半时间有”，2分;“非常频繁”，3分;“一直都有”，4分。他谨慎地选择了“一半时间”，2分。
此时他明白，在这里医生对病人的自述从怀疑开始，要求家属陪伴并不是要家属作为病人口述的旁证，而是医生要与另一个正常人探讨症状，一个比病人高明、准确、靠近正常的人。他不免感到遗憾：心理学——精神病学也像一般内外科一样高度依赖于仪器和指标，与其说这表明了人类的创造性，不如说表明了人类理性的界限。
二楼的量表测验室有一种奇怪的烧茄子的味道，这点他一走进去就发觉了。房间显然是新装修的，门外右手边墙上还贴着打印出来的临时指示牌，撕掉了一半，房间里安放着几台电脑和办公桌，无人看管，只有一位技术员代他打开电脑，确认他懂得操作方法。可是和诊室差不多大的房间整个是温热的，家常菜的气息让他打了寒颤。似乎有群人刚用过午餐，茄子的幽灵留下，人离开。在这个地方人突然发疯，如常生活，一瞬消失，身体由某种力量拖曳而去。“非常频繁”和“一直都有”的区别是什么？非常频繁的头痛，就可以理解为一直头痛，难道人的意识要在每一秒都积极对抗头痛，才算一直吗？重晶石资源丰富的地区，就是重晶石资源集中的地区，是富矿，你不可能说某个省只有重晶石而没有泥土。教授想，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是多么不精确的科学啊，在理智的黑洞中寻找身体指标，面前这些基于语法的含糊地带设计的问题并不能产出更准确的诊断，只能产出更标准化的诊断，让医生避免思考，躲开麻烦，不焦虑地走进办公室。量表是精神病医生的抗焦虑药物。教授这样想着他这些找不到科学方法的广义同行每天身处的像未知海洋一般的世界，心中混杂着怜悯与伤感。走廊里突然有人高声叫嚷起来，之后是奔跑和嘘声。 他勉力理解每个问题。其中有一些明显是翻译过来的，他觉得应该更本土化。例如有关体育运动频率的问题——该对体育有更中国化的定义，譬如将散步包括进去，或者干脆称为“活动频率”。另一些问题的分句太多，他想大概会给那些不经常阅读长句的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甚至让他们惊慌失措，像是走上法庭的良民。
这些想法让教授做题的速度很慢。这是否会被当作联想散漫的病兆？然而并没有人为他计时。三个小时后他交上问卷，回到诊室，已经是午休时间，护士告诉他可以先去做眼动测验。在另一个测试室里他强迫自己的眼球按要求跟踪仪器对面静止的图像和移动的光斑，脑子里却一直想着天花板上一片古怪的带有隐隐绿色的水渍。
量表和测试分数与仓促的面诊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下午，在再次问“现在家属来了吗”之后，医生表示教授不抑郁也不焦虑，他的眼球活动显示了高度注意力（NEF？RSS？），但他“不寻常的思想内容”是一种妄想和幻觉，这种预期自己会发疯的妄想并不朝向对他人的暴力行为，可以在家治疗。教授不打算去药房开处方上列出的奥氮平和思瑞康，他清楚自己身上将会发生什么，来这里也并非求医问药，而是一种理智在寻求另一种理智作为参考。如今看来，地质学的理性比心理学的高明，而药学的价值或许更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性，但那并不能阻止必将到来的事件到来。此刻他急于回家，去吃他允诺要在正午吃下的午饭。
实际上到九点半夫人才发现教授已经离开家门。这一天早晨她在阳台上浇花，像往常一样忽略了教授提高声音喊出的许诺。她想了一会儿，倘若医院扣留教授，认定他精神失常，要他留院治疗，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遛狗回来后，她给地质系打了个电话。
“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有点严重。”夫人说，“不知道系里能不能出面来处理教授的事——我吃不消了。”
地质系主任在电话对面沉吟。他是教授的学生，和夫人很熟，不过夫人当然不知道现在是巡视组进入学校的第三个月，地质系刚因数位学者在学术项目中的不正之风受到公开批评，而会受到调查，恰是由于兄弟单位勘探所的举报。
谁能想到地质学家的腐败问题会成为被关注的问题？而这多少也影响着教授的命运。“我们当然全力以赴。”地质系主任让语调平衡过分流利的安慰与铿锵有力的信心，“不过现在为了教授的心情，还是该先由家人陪他去医院。得到诊断再说。需要住院的话就住下。”
“我觉得该把他交给你们了。”夫人说。
“如果真……教授有那么多学生，国内、国外，一定能有最好的治疗。您先稳定心情，先带他去医院。过些天我去看您。”
放下电话后，年轻的系主任拔掉电话线，回到他正在写的报告之中。写情况说明是微妙的艺术，像对晶石，你需要以科学的敏感去分类，拣选，录入，判断信息的价值和重量。但一个月来他已经疲累之极，他快要睡着了。
教授绕过药房前排队取药的队伍，沿走廊走向大厅。入口狭窄，长条形的大厅没有窗户，在下午昏暗得像密林深处移动着一座座面无表情的石像。这时他看见了自己的妻子，她也看见了他。夫人一身浅色衣服，提着一只轻飘飘的绸袋，里面似乎没什么东西，像是下一站还准备到其他地方去。十几米之外，她脸上有一种惊异的失望，如同一场喜悦的冒险后掉入现实的人，回到家的爱丽丝，回到家的多萝西，也像走失的小狗，起初以为找到了自己的主人，再一看一闻后便在友好的陌生人面前仓皇失措，几乎就要吠叫起来。
他见过她这种表情。那是十多年前，二十年前，儿子上小学时。那天她在学校门口没接到儿子，到天黑儿子也没有回来，而班主任说当天正常放学，五点五十分小学已经准时锁起了大门。她去派出所报案，被告知儿童只有失踪二十四小时后才能立案。之后她在家附近的每条街道踯躅打听寻找。教授在郊区的会议宾馆接到妻子说儿子失踪了的电话，这一切发生时他在急匆匆赶回家的路上，奇妙的是，当晚他到家后几分钟，儿子便回来了。
教授见证了儿子的归来。那是晚上九点多，他刚刚赶到家，妻子回来取儿子的一寸照，准备再一次去派出所硬要求警察留心照片上的男童。看见儿子身上带着煤灰站在门口时，妻子脸上就有这种惊异的类似于绝望的失望。
“我跟同学去了一个废弃工地玩儿。”儿子低声说，“怕妈妈说我，不敢回来了。”
儿子走上来，要靠近她，她抓住又放开他的手，坐下，再站起来。他以为她要扇儿子一巴掌。但没有，她扭过头走去厨房。很快传來水壶烧开的声音。她神思恍惚地拎着开水壶到阳台上浇花。
“我太饿了，爸爸。”儿子说。
他当时以为她是过于疲累和焦急，是责怪孩子，是高度紧张连续几个小时后精力不济。现在他意识到，她可能以为孩子已经真的走失或被拐卖，儿子再次出现令她失望，或者正是儿子的再次出现让她幻想到儿子若是丢了就好了。
不过当晚她很快就给儿子换上干净衣服，煮粥，热牛奶，又开始模仿一位像样的母亲，就像她在刚结婚的那些年中模仿一位像样的妻子，重视家庭和家务、管教丈夫的个人卫生和头皮屑、学打毛衣、捉奸、关心丈夫的去向。那时世界上似乎并不存在其他的范本，没有谁敢于说出自己对丈夫的不忠毫不在乎，而有多少女人为了不显得愚蠢轻信、为了不显得软弱，不得不去管理，控制，对峙，演出戏剧性的鱼死网破，把生活过成唯一一种正确的戏剧。
30岁以来，她一直想离开家庭，离开他，而方式是等待他离开。大概他总会想要彻底离开家庭的，遇到某个不可抗拒的女人，爱上谁，执著地想走，或者犯一个可怕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让她可以轻松地说服其他人这种日子她没法再过下去。这种笃信是她能忍受他的原因。而到后来，是否离婚似乎根本无所谓了，她送走儿子，生机勃勃。
英勇的女人下了决心后便走上她自己的道路，饲养他像饲养房客，教养再送走儿子像偿付历史债务。教授想起他一切风流韵事的开端，那位校医院的理疗师当时毫不费力便让他了解到生活还能有多少秘境和层次，成为他心目中真正性爱的开始。她和他谈话时往往同时在剪纸，而从最初给他做理疗到后来在旅馆的床上，她总是同时在看调成静音的电视。她的兴趣在其他地方。原来他始终迷恋这种女人，她们笃定，残忍，决绝，以男人通常会忽略的方式自由着，以放弃的方式自由。男人多么盲目，男人以为自由意味着跳水、狂奔、种种表演性的大张旗鼓，可是在男人盯着自己双脚周围的一切时，她们早就轻轻走开了。他那种意图要抓住剩下的时间来回馈和忏悔的冲动则只是双脚周围的一切教给他的未经反思的另一种表演练习。 她们放弃那些通常被认为值得拥有的东西，根本不考虑勇气或者代价的问题。对于她们，放弃不是交易，而是一种使命，一个值得感恩的机会。让人惊叹的女人，与永恒和无限联姻，而男人躺在迷人芳香的沼泽中贪恋地呼吸身边的香气，抓住周围泥水中漂浮的一把又一把植物的腐根和残渣，在沼泽里自以为是地游泳。
她们是骑士，英雄，幻想家，天文学家，他是灰溜溜的务实者，他的想象力只够适度放弃，总是遗憾和回望，反省和犹豫，始终重视证件和政府登记，即使重视方式是千方百计绕过登记程序。男人向来是政府手臂的延伸，即使想要砍掉怪物头颅的那些人也和怪物享有同样一呼一吸的节律。而她对结婚证无所谓，也根本不需要通过获得来自一个办事处的离婚准许才能换取自由。
现在她带着惊异的失望站在那里。她或许以为他的发疯终究是一个要离开家的借口（在漫长的等待之后），或许以为此刻他已经被捆绑电击（不过那样医院是否需要通知家属？），或许以为他出了什么事（能有什么事？当然，若不吃午饭他的血糖会出问题）。她并不在乎诊断本身（疯与不疯究竟有什么区别），只在乎他是否将离开家，那是干涉她生活的部分。而他端着已经喝空的保温杯，团了处方扔进医院走廊边上的垃圾桶，健康地，神色如常地走进大厅，像一位下了早班后脱掉白大褂准备回家的医生胜过像病人或家属。看到这一幕的她则终究像家属了，看到他健康自在如常，她就像一位确认亲人精神分裂后看到亲人被医院绑起来的家属那样惊讶又失望，不过她比他们少了痛苦。漫长的期待他离开的年头消磨了她的痛苦，她期待他走远，无论出野外，还是被关押、捆绑、电击，或者是去享受肉体的欢乐。她不抱兴奋地希望他离开，就像遛狗时她希望野狗离得远一些。
教授膝盖发软。他注视着她的脸，那张脸不断在变幻。她变成二十出头他们初相识时校园少女的模样。她变成怒气中疲劳的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四处寻找不忠的丈夫，那时她并不是想要占有他，而是粗野、意志坚定地要与他同归于尽，此刻他觉得那个形象极富魅力。她变成那个因儿子归家而失望的女人，要把儿子早早送去寄宿学校的女人，长久加班和频繁出短差的女人，在家中目光越过他傲慢地到达花盆与锅碗。他所亏欠她的不是忠诚，而是尊敬，以及对于他在苦涩的生命监牢中时她早已获得自由的嫉妒。
此刻教授感到激动。他听到女高音那云端之上歌咏的颤音，感到自己正在随飞翔的云雀攀爬天梯。
几乎他就要叫出她的乳名。那个名字，在二人初相识的信件中他曾经用过，在新婚的一些夜晚曾经叫过，后来就再也没有用过了。但是他没有。他一声不吭地跪倒在她身前，接着整个人都瘫到地上。
在失去知觉之前他看到她的脸不高兴地皱起来，似乎急于转身离开，但有一道强烈的白光打在他的面前让他不再能看到任何事物。整个大厅都弥漫着沼泽那种潮湿微腥的臭气，他的鼻腔张开了，让他比任何时候都要清醒。
两周后夫人请教授的研究生将他送上飞机，盼望他去向更广阔的人群诉说发疯和头脑中的预兆。她告诉一起遛狗的同伴：教授去美国做研究，如果不是有欧文，她本来也愿意一同去。大家都十分理解：狗比儿童还要缠人，况且人就是应当为弱小的生灵贡献力量，为那些生病的、不能用人的语言表达自身需要的、依赖于人的。
儿子已经为教授订好了从加勒比海出发的环球邮轮之旅。他大方地为教授包下一个带望海阳台的单人舱房，并让教授放心，船上有台球设施和桥牌俱乐部、魔术表演和小型电影院，他在这三个月的航行中绝不会感到寂寞。出于降低保险费用并且保证教授能获准上船的考虑，儿子没有透露教授的妄想。何必透露呢，教授丝毫没有暴力倾向，安静，愉快，每天按时主动吃药。不过，儿子把教授诸多种类的药丸分装进每日一格的小药盒装进箱子后，为以防万一，还是在自己的名片背后写下，“我的父亲可能表现出奥兹海默症的初期症状”，塞进教授钱包的夹层中。
旅行是安闲而缓慢的。刚驶离美国时，船平静地行驶在靠近大陆的无风海域，第二天，船速加快了，令人头晕，乘客纷纷离开船舱，到甲板上散步透气，强烈的海风击打着他们萎靡不振的面庞，开始有人注意到一位沉默寡言的异国老人。
他独自待着，整个下午都趴在围栏上，饶有兴趣，注视着时隐时现的岛屿和没有边际的发紫的海洋，以及比海洋更远的远方。他戴眼镜，身上总叠穿两件长袖衬衫，领口可笑地绽出来。据两位和他说同一种语言的乘客说，这位老人是在热切地等待夕阳落下之前有時会照耀整片海面的那道炫目的白光。
这两位乘客是两位试图多少享受一下生活的避难者，在每个港口急切地下船去使用与船上相比堪称廉价的网络信号，发出几条推特。这样先逃离祖国又逃离异乡的黑头发的人，在这艘邮轮上还有一位。那是一位神秘少女，据说她父亲已经由于积攒起骇人听闻的金库被关押了三或四年，有媒体称他虽然在审讯期间由于长时间的冷风吹身而至血压升高昏迷倒地，但现在健康尚佳，虽然不大可能被提前释放。
如果不是因为这两位与他来自同一国家的流亡者常来找教授攀谈，以消磨他们二人长期相处之后明显的无聊和彼此间时时浮起的恶意，并且解除他们眼中这位来自祖国的老年旅行者强烈的孤单，教授不可能知道这些。而他们能知道这些，是因为他们曾担心这位孤身旅行的年轻同胞是跟踪者，便使用不为人知的手段了解到她的全名，进而查到她的身份。在他们的猜测中，她像其他一些类似状态的年轻人一样，在不再引人瞩目的生活中会不时收到来自神秘账户的能保障学费和消费的大额支票。他们仇恨她，又因猜测她也处于不得不流亡的状态而在道德上怜悯她，在对这个有罪者惺惺相惜的同时认为她理应付出更多。其中一个在邮轮晚宴时的酒醉中揽过她，又试图一再抚摸她的肩膀，她把冰块泼到他身上，他勃然大怒，说出大多数旅客一生中所听过的最长的一段中文。女孩再也没有出现在餐厅。乘客们上岸游览时，回头能看见她待在四层甲板上，帆布躺椅面对港口的方向，戴着印有向日葵图案的明黄色遮阳帽和墨镜晒太阳，像永远不打算起身一样。
而教授并不孤单。下午三四点，他睡好午觉，就走上甲板，拿着大副慷慨地硬要借给他的防滑手杖。他的心澄明得像一面镜子，比波涛还要柔软，比太阳底下甲板上的小水洼还要透亮。他对包括自己的身躯与理智在内的一切都不再在乎了，又比什么时候都活得更有兴致。“我错过了多少啊，”教授暗自思忖，“错过了多少，为了要占领生活。”他对流亡者抱有同情，同情他们不得不放弃部分生活却又不肯放弃的悲惨状态，但他宁愿回避他们，到甲板上去散步和等待。 准备当晚在船上小剧场演出的三位魔术师坐在他身后，围着一张小圆桌在喝鸡尾酒，其中一位懒洋洋地一再把戒指脱下又戴上。他们用西班牙语问老人来自何方，在看些什么。老人凝视着海洋，转过去，摇摇头，向他们微笑，又回转头，把身体靠在围栏上，扶了扶眼镜，向海面吹了一口气。
“或许你应该对他说英文。”走过魔术师身边的一位船员说，“据我所知，这是位来自中国的地质学家。他一定会英文。”而魔术师们嚼着鸡尾酒杯中的薄荷叶子，沉醉在微小清香的刺激中，已经忘记了几分钟以前他们曾担心过，这位老人长久站在围栏边或许是带着想要跳海自杀的念头。
一个穿着蓝白水手衫的小男孩和他的母亲一起步出船舱，踏上甲板。看见教授，母亲低声对小男孩说了些什么。他飞快地跑过去，递给教授自己从午餐桌的花瓶中偷来的一小串铃兰。
“你在做什么？”小男孩用英文问。
“等待光。”教授回答，声音轻柔而威严。
小男孩惊讶地张开嘴，带着咸味的海风吹拂他的喉咙，带来一丝干燥的清凉。他魂不守舍地走回母亲身边，牵住她的手，抿起嘴唇，委屈地觉得她逼自己完成了一个古怪的任务。当他将另一只手插进深蓝短裤的口袋里时，他摸到一个小小的带有凸起的方块，那是他以为早已丢失的乐高玩具块，他正在拼的喷水抹香鲸需要这枚方块，不然牙齿就无法对称。后来的日子里他偶尔会发呆，觉得自己被某种天意所摄，常常回想起母亲在他耳边说的话：那位老人是一位地质学家，想必在海洋的表面感到孤独。
自问自答
为什么写这个故事，让夫妇中的丈夫发疯？
会不会有人能够感觉到自己正走在通往疯狂的路上？现在还清醒，清醒地感知到疯狂的降临，抬起头等待一场大雨。我一直想要写一个明知自己将要发疯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总是个男性形象。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说说看吧。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太有意思了。真的是到年纪大一点以后，才懂得鲁迅为萧红《生死场》写的序言里这一句，“女性作者的細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女人比较容易越轨。这个故事里女孩与女人不是叙述者，不过也许其实是主人公。
这位丈夫是位地质学教授。想表达什么？
我觉得在现代，人格似乎在职业的形状与由职业塑造的性情中。地质学家是种一再离开，不一定喜爱离开，但却习惯了离开的人，背后总有大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