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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自己没什么要去证明的了。想唱歌时便唱歌，想出专辑时就出。”阿黛尔总是这样随性而洒脱，无论取得过怎样骄人的成绩，无论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多少狂热粉丝，她依然我行我素，不为名利所累，为自己而活，为家人而活。
牛津郡一个清新湿润的冬日上午，阳光奋力穿过积雨云照射下来，一组工业暖气温暖着这个充满诗意的破败古堡里空阔寒冷的房间，Annie Leibovitz决定在这儿将阿黛尔·阿德金斯（Adele Adkins）拍摄成一位拉斐尔前派少女。“已经六年了！”阿黛尔惊呼，上一次Leibovitz为她拍摄《Vogue》照片是在2009年，她本人创作的充满深情的首张专辑《19》发行前夕。她快乐地回忆道：“在洛杉矶一间乱七八糟的酒店客房里，我男朋友的短裤挂得到处都是！”
彼时年届二十的阿黛尔是个快乐纯真的女孩，她那充满灵性的天赋激励她走出贫困的伦敦托特纳姆和布里克斯顿区，跻身国际巨星之列。她回忆当她在条件艰苦的城内高中时的情形，感叹道：“我的音乐老师十分糟糕，让人灰心。”但14岁那年，她凭借演唱Stevie Wonder的《Free》以及在单簧管上演奏《Tumbledown Blues》，成功考进了著名表演艺术学校Brit School。
这段经历让她的天赋得到了释放。当时的音乐系主任TonyCastro坚持让学生写原创歌曲，阿黛尔也由此第一次执笔创作。她说：“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不会写出《Hometown Glory》和《Daydreamer》。我认为教师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我的演艺生涯走到尽头，我也会选择当老师。”
她那时言谈间夹杂着一些粗口，也时尖声大笑。如今的阿黛尔愈发成熟、睿智，也更深沉多思了，但她爱开玩笑的性格和她自称的“粗口”仍是她人格中最重要的部分。
2007年与XL唱片公司签约后不久，她就被引荐给了对她影响极深的经纪人Jonathan Dickins，此后两人一直合作至今。Dickins坚持带她参加每一次会议，让她全面参与工作的每一部分。她说这就是她无所畏惧的原因，“现在我最喜爱自己的职业的一点是，我的核心团队一直没变过，我们有共同的经历，这是很特别的。名气渐长有时会令人感到孤独，但有他们陪伴在我身边就不会。”
当我陪同阿黛尔出席2009年格莱美颁奖礼时，她在红毯上多少是被媒体忽视的——有一刻，摄影师大叫着让她挪开，好让他们抓拍身穿奢华黑色绸缎长尾礼服的Kate Beckinsale。但当她在场上深情演绎一曲《Chasing Pavements》时，却立刻迷倒了一众名流嘉宾，一举赢得最佳流行女歌手奖，她惊讶的是自己居然打败了Jonas Brothers得了最佳新人奖，所以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踢了高跟鞋、松了腰带、嚼着口香糖）上台领奖。
当然，其他的故事已是众所周知。两年后，她发布了第二张充满伤痛心绪的专辑《21》，销量高达三千万张，一夜间为她赢得了六座格莱美奖。这一次，她在红毯上没有被忽视，她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她认识了老伊顿毕业生Simon Konecki，一位看上去像威廉斯堡嬉皮士般不修边幅的前投资银行家，现在他是为全世界社区供应可持续洁净水的Drop4Dro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15岁起便“每日拼命唱歌”的阿黛尔患上了声带出血，因此取消了原计划宣传专辑《21》的大部分行程。她感谢Konecki陪伴她度过术后康复期，这包括六周的完全噤声和之后缓慢的声带复健。
“遇到Simon时，我就知道我们之间会发生些什么。”她回忆道。在那些人生大输家用自己的不良行为滋养出某些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歌曲后，阿黛尔最终成为了一位人生赢家。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的儿子Angelo就是在她“上一个Vogue封面出版那天”怀上的。
生命中新出现的两个男人彻底改变了阿黛尔的人生。他们让她不再需要曾赖以为生的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她告诉我：“我的大脑已无暇顾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事了。”同时Angelo让她“感到深深的自豪”，“身为人母后，我感到自己真真实实地活着。我有了前所未有的目标。”
甚至尚未考虑制作第三张专辑，阿黛尔就暂停了工作，投身新的家庭生活。“我的主要职责是当好母亲，接着是做我自己，然后才是工作。”她说完又补充道，“我想我得离开那么一阵子，好让人们想念我。”（不出所料，她引用了她所欣赏的深居简出的歌手Sade的话，还有Kate Bush的例子——她16岁的儿子说服她在淡出公众视野35年后举办复出巡回演唱会。）
带着新的欢快心情，阿黛尔研究了她最喜爱的一张麦当娜的专辑——以身为人母为灵感的《Ray of Light》，以及Moby充满灵魂深度的蓝调福音专辑《Play》。但这些对她来说毫无意义。“我就是不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她回忆道，“我怎么能用一张我自己都不明白个中意义的专辑去糊弄别人，还希望他们能懂呢？”
和阿黛尔几乎同时为人父母Dickins对此也很谨慎。阿黛尔回忆，“他远远观望着我，确保我寻到适当的平衡。”“他看到自己的女朋友是如何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因此十分体谅我，给我空间。我一直说最好的永远是下一张专辑，”她继续说道，“而在我18岁那年初识他时，他就是这么说的。”
当她认为她的歌迷们并不会与她产生这方面的共鸣时，无数关于Angelo的歌就被晾在了一旁（但我们可以在《SweetestDevotion》这首歌里听到Angelo的声音）。阿黛尔认为她和Konecki的感情也是很私密的，不应在她的音乐中去寻找，尽管《WaterUnder the Bridge》这首歌就是关于他的。当她将聚光灯转向自己，思索生活中的巨变，并带着几分心酸回望少女时期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时，她的音乐迎来了突破。
阿黛尔与一众合作者共同制作了这张新专辑，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制作人，也有相对无名者。她在网上发掘了Tobias Jesso，Jr.，并与之合作《When We Were Young》。这是她在整张专辑里最喜爱的一首歌，她称之为“像是给自己的一封信”。“关于重组我的生活。”她解释道，“我和我的朋友们很自然地分散开，我们依然爱着彼此，但不再有时间无条件地日夜相守……生完孩子后的一年里，我时常感到忧愁，以为再也无法重组自己的生活，再也不能。” 她与传奇制作人（泰勒·斯威夫特《I Knew You Were Trouble》的制作人）Max Martin的合作，带来了曲风活泼而极富感染力的《SendMy Love（to Your New Lover）》，她坦言“比我听过的许多流行歌曲还要流行”。新歌的创作时断时续，例如与Greg Kurstin合作的《Hello》用了将近四个月才完成，而与Bruno Mars一同创作的《All I Ask》只用了短短48小时。《All I Ask》的灵感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等“90年代乐坛天后”的深情歌谣，Mars告诉我“歌手用它们来展示自己的宽广音域”。“我们都围在钢琴旁，直到灵光闪现。”Mars回忆道，这一过程“用了一天”，“或许又用了一天来确定我们真的写了一首歌，而不是幻觉。这让我十分羡慕，因为这样的情况不常发生。”
阿黛尔说：“我一直是Bruno的忠实歌迷，但在我们共同合作时，他还远不止这些。他什么都会，能一边打鼓或弹贝斯或即兴演奏打击乐，一边唱出你人生中能够听到的最美的歌声。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最伟大的艺术家。”
阿黛尔对这张专辑的严苛甄选从她与Sia成果丰硕的合作中可见一斑。尽管他们合作的歌曲《Alive》没有出现在Adele的专辑中，却成为了Sia本人的大热单曲。
阿黛尔依然用老派的方式在笔记本上写歌。每次她都会先用Sharpie记号笔在上方写下自己当时的年龄，当写到“25”这个数字时，阿黛尔突然停住了，“突然间，我25岁了！这让我很震惊，但事实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自己。我很舒服地做自己。我喜欢自己的样子，喜欢自己的身份，喜欢身边的每一个人。显然我也会没有安全感，”她继续说道，“但它们并没有阻止我前行。”阿黛尔招人喜爱的自嘲是出了名的。她嘲笑自己的“双下巴”、“大脑门”和“胖手指”。她发誓在公开露面时要穿Spanx塑身衣，却又形容穿上它们时就像“拼命把一堆肉灌进香肠里！”
事实上，现在的阿黛尔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健康。除了一系列她为了保护嗓子必须敬而远之的食物和饮品，她还戒掉了抽了多年的万宝路，也几乎戒了酒——这可是个承认自己一天能喝掉一瓶酒的女人。她说：“我正在为巡演养精蓄锐，所以减掉了一些体重。现在我能穿得进正常尺寸的成衣了——这原本可是我的大难题！”
她仍然在与自己低调的造型师Gaelle Paul一同准备定制礼服，合作设计师包括Armani、Valentino，以及精通音乐的Burberry创意总监Christopher Bailey（“自从我表现出对时装的兴趣后，他就一直亲手为我设计”）。她很喜欢Joseph和Chloé这两个牌子，以至于买它们都买到商店都被“买伤”了。事实上，她是Chloé创意总监Clare Waight Keller的忠实粉丝，亦十分欣赏她兼顾工作与身为人母的能力，甚至邀请Clare一同喝茶，与她结为朋友。至于Paul，阿黛尔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时尚形象，要归功于她14岁时在当地HMV唱片行寻获的买一赠一装Etta James和Ella FitzgeraldCD封面上由Paul设计的演唱会礼服——它们对她此后的音乐和时尚风格皆产生了影响。阿黛尔高兴地将它们称为她的“June Carter装”。
2013年，她被查尔斯王子授予大英帝国员佐勋章时，身穿得体的墨蓝色Stella McCartney织锦裙，头戴Philip Treacy发网，指甲上套着迷人的小皇冠。她将自己的缎带勋章镶在了一只可爱的19世纪镀金木框里，现在挂在她家洗手间的马桶上方，“挨着我的Aesop‘便后一滴香’！”她欢快地告诉我。
同时，伦敦设计师Jenny Packham为她出席2013年奥斯卡颁奖礼打造的光彩夺目的礼服被她视若珍宝，当晚她凭借007系列电影中的经典主题曲《Skyfall》赢得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礼服被她珍藏在更衣室一个玻璃柜的人体模特上，一旁放着她的小金人。阿黛尔这样形容她家中这个堆满华服的房间，“东西太多了，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但我完全愿意分享这些衣物。”
外出购物时，阿黛尔一身典型的伦敦平民装扮：打底裤、帆布鞋、金色大耳环。她的Balenciaga手袋、双面羊毛大衣和她的面孔，则为她增添了几分天后光芒。“我今天是为你精心打扮过的，”她说，“平时我不会穿成这样出门。我会像个蓬头垢面的老妈子，和其他人并无二致。和孩子在一起时，我都是穿打底裤、套衫和一双Converse，因为他那脏脏的小手总会在任何一件好东西上留下印子。”
她将这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归结于她过去三年中的低调，还委婉地对很多传统意义上所谓成功的标志表示不屑。当有人向她推荐伦敦最新的名人出没的热门餐厅时，阿黛尔尖声笑道：“千万别带我去那儿，那儿就像是名人扎堆的地方！仿佛《超级名模》（Zoolander）中的场景！”
我们的购物之旅从Arclos开始，这家商店远非所谓的名人聚集地。现在商品已不再通过公司的传统目录订购，而是在电脑上完成。阿黛尔皱着眉头说：“我有严重的洁癖，因为手术。如果我喉咙发炎，就完全无法唱歌。那是最可怕的噩梦触摸电子屏幕。”除了电子产品和儿童玩具，店里还有一个摆满了项链饰品的柜子，项链上刻着“奶奶”或“世界最好的老妈”等字样。阿黛尔透露：“我以前在这儿买首饰，我简直迫不及待要来一条‘妈妈’项链了。”
离开Argos后，我们决定前往更高端奢华的Fortnum
牛津郡一个清新湿润的冬日上午，阳光奋力穿过积雨云照射下来，一组工业暖气温暖着这个充满诗意的破败古堡里空阔寒冷的房间，Annie Leibovitz决定在这儿将阿黛尔·阿德金斯（Adele Adkins）拍摄成一位拉斐尔前派少女。“已经六年了！”阿黛尔惊呼，上一次Leibovitz为她拍摄《Vogue》照片是在2009年，她本人创作的充满深情的首张专辑《19》发行前夕。她快乐地回忆道：“在洛杉矶一间乱七八糟的酒店客房里，我男朋友的短裤挂得到处都是！”
彼时年届二十的阿黛尔是个快乐纯真的女孩，她那充满灵性的天赋激励她走出贫困的伦敦托特纳姆和布里克斯顿区，跻身国际巨星之列。她回忆当她在条件艰苦的城内高中时的情形，感叹道：“我的音乐老师十分糟糕，让人灰心。”但14岁那年，她凭借演唱Stevie Wonder的《Free》以及在单簧管上演奏《Tumbledown Blues》，成功考进了著名表演艺术学校Brit School。
这段经历让她的天赋得到了释放。当时的音乐系主任TonyCastro坚持让学生写原创歌曲，阿黛尔也由此第一次执笔创作。她说：“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不会写出《Hometown Glory》和《Daydreamer》。我认为教师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如果我的演艺生涯走到尽头，我也会选择当老师。”
她那时言谈间夹杂着一些粗口，也时尖声大笑。如今的阿黛尔愈发成熟、睿智，也更深沉多思了，但她爱开玩笑的性格和她自称的“粗口”仍是她人格中最重要的部分。
2007年与XL唱片公司签约后不久，她就被引荐给了对她影响极深的经纪人Jonathan Dickins，此后两人一直合作至今。Dickins坚持带她参加每一次会议，让她全面参与工作的每一部分。她说这就是她无所畏惧的原因，“现在我最喜爱自己的职业的一点是，我的核心团队一直没变过，我们有共同的经历，这是很特别的。名气渐长有时会令人感到孤独，但有他们陪伴在我身边就不会。”
当我陪同阿黛尔出席2009年格莱美颁奖礼时，她在红毯上多少是被媒体忽视的——有一刻，摄影师大叫着让她挪开，好让他们抓拍身穿奢华黑色绸缎长尾礼服的Kate Beckinsale。但当她在场上深情演绎一曲《Chasing Pavements》时，却立刻迷倒了一众名流嘉宾，一举赢得最佳流行女歌手奖，她惊讶的是自己居然打败了Jonas Brothers得了最佳新人奖，所以才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踢了高跟鞋、松了腰带、嚼着口香糖）上台领奖。
当然，其他的故事已是众所周知。两年后，她发布了第二张充满伤痛心绪的专辑《21》，销量高达三千万张，一夜间为她赢得了六座格莱美奖。这一次，她在红毯上没有被忽视，她的人生完全改变了。
她认识了老伊顿毕业生Simon Konecki，一位看上去像威廉斯堡嬉皮士般不修边幅的前投资银行家，现在他是为全世界社区供应可持续洁净水的Drop4Drop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从15岁起便“每日拼命唱歌”的阿黛尔患上了声带出血，因此取消了原计划宣传专辑《21》的大部分行程。她感谢Konecki陪伴她度过术后康复期，这包括六周的完全噤声和之后缓慢的声带复健。
“遇到Simon时，我就知道我们之间会发生些什么。”她回忆道。在那些人生大输家用自己的不良行为滋养出某些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歌曲后，阿黛尔最终成为了一位人生赢家。她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们的儿子Angelo就是在她“上一个Vogue封面出版那天”怀上的。
生命中新出现的两个男人彻底改变了阿黛尔的人生。他们让她不再需要曾赖以为生的充满戏剧性的生活。她告诉我：“我的大脑已无暇顾及其他乱七八糟的事了。”同时Angelo让她“感到深深的自豪”，“身为人母后，我感到自己真真实实地活着。我有了前所未有的目标。”
甚至尚未考虑制作第三张专辑，阿黛尔就暂停了工作，投身新的家庭生活。“我的主要职责是当好母亲，接着是做我自己，然后才是工作。”她说完又补充道，“我想我得离开那么一阵子，好让人们想念我。”（不出所料，她引用了她所欣赏的深居简出的歌手Sade的话，还有Kate Bush的例子——她16岁的儿子说服她在淡出公众视野35年后举办复出巡回演唱会。）
带着新的欢快心情，阿黛尔研究了她最喜爱的一张麦当娜的专辑——以身为人母为灵感的《Ray of Light》，以及Moby充满灵魂深度的蓝调福音专辑《Play》。但这些对她来说毫无意义。“我就是不知道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她回忆道，“我怎么能用一张我自己都不明白个中意义的专辑去糊弄别人，还希望他们能懂呢？”
和阿黛尔几乎同时为人父母Dickins对此也很谨慎。阿黛尔回忆，“他远远观望着我，确保我寻到适当的平衡。”“他看到自己的女朋友是如何全身心扑在孩子身上，因此十分体谅我，给我空间。我一直说最好的永远是下一张专辑，”她继续说道，“而在我18岁那年初识他时，他就是这么说的。”
当她认为她的歌迷们并不会与她产生这方面的共鸣时，无数关于Angelo的歌就被晾在了一旁（但我们可以在《SweetestDevotion》这首歌里听到Angelo的声音）。阿黛尔认为她和Konecki的感情也是很私密的，不应在她的音乐中去寻找，尽管《WaterUnder the Bridge》这首歌就是关于他的。当她将聚光灯转向自己，思索生活中的巨变，并带着几分心酸回望少女时期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时，她的音乐迎来了突破。
阿黛尔与一众合作者共同制作了这张新专辑，其中有大名鼎鼎的制作人，也有相对无名者。她在网上发掘了Tobias Jesso，Jr.，并与之合作《When We Were Young》。这是她在整张专辑里最喜爱的一首歌，她称之为“像是给自己的一封信”。“关于重组我的生活。”她解释道，“我和我的朋友们很自然地分散开，我们依然爱着彼此，但不再有时间无条件地日夜相守……生完孩子后的一年里，我时常感到忧愁，以为再也无法重组自己的生活，再也不能。” 她与传奇制作人（泰勒·斯威夫特《I Knew You Were Trouble》的制作人）Max Martin的合作，带来了曲风活泼而极富感染力的《SendMy Love（to Your New Lover）》，她坦言“比我听过的许多流行歌曲还要流行”。新歌的创作时断时续，例如与Greg Kurstin合作的《Hello》用了将近四个月才完成，而与Bruno Mars一同创作的《All I Ask》只用了短短48小时。《All I Ask》的灵感来自惠特尼·休斯顿等“90年代乐坛天后”的深情歌谣，Mars告诉我“歌手用它们来展示自己的宽广音域”。“我们都围在钢琴旁，直到灵光闪现。”Mars回忆道，这一过程“用了一天”，“或许又用了一天来确定我们真的写了一首歌，而不是幻觉。这让我十分羡慕，因为这样的情况不常发生。”
阿黛尔说：“我一直是Bruno的忠实歌迷，但在我们共同合作时，他还远不止这些。他什么都会，能一边打鼓或弹贝斯或即兴演奏打击乐，一边唱出你人生中能够听到的最美的歌声。我相信他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最伟大的艺术家。”
阿黛尔对这张专辑的严苛甄选从她与Sia成果丰硕的合作中可见一斑。尽管他们合作的歌曲《Alive》没有出现在Adele的专辑中，却成为了Sia本人的大热单曲。
阿黛尔依然用老派的方式在笔记本上写歌。每次她都会先用Sharpie记号笔在上方写下自己当时的年龄，当写到“25”这个数字时，阿黛尔突然停住了，“突然间，我25岁了！这让我很震惊，但事实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喜欢自己。我很舒服地做自己。我喜欢自己的样子，喜欢自己的身份，喜欢身边的每一个人。显然我也会没有安全感，”她继续说道，“但它们并没有阻止我前行。”阿黛尔招人喜爱的自嘲是出了名的。她嘲笑自己的“双下巴”、“大脑门”和“胖手指”。她发誓在公开露面时要穿Spanx塑身衣，却又形容穿上它们时就像“拼命把一堆肉灌进香肠里！”
事实上，现在的阿黛尔比之前任何时候都健康。除了一系列她为了保护嗓子必须敬而远之的食物和饮品，她还戒掉了抽了多年的万宝路，也几乎戒了酒——这可是个承认自己一天能喝掉一瓶酒的女人。她说：“我正在为巡演养精蓄锐，所以减掉了一些体重。现在我能穿得进正常尺寸的成衣了——这原本可是我的大难题！”
她仍然在与自己低调的造型师Gaelle Paul一同准备定制礼服，合作设计师包括Armani、Valentino，以及精通音乐的Burberry创意总监Christopher Bailey（“自从我表现出对时装的兴趣后，他就一直亲手为我设计”）。她很喜欢Joseph和Chloé这两个牌子，以至于买它们都买到商店都被“买伤”了。事实上，她是Chloé创意总监Clare Waight Keller的忠实粉丝，亦十分欣赏她兼顾工作与身为人母的能力，甚至邀请Clare一同喝茶，与她结为朋友。至于Paul，阿黛尔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典时尚形象，要归功于她14岁时在当地HMV唱片行寻获的买一赠一装Etta James和Ella FitzgeraldCD封面上由Paul设计的演唱会礼服——它们对她此后的音乐和时尚风格皆产生了影响。阿黛尔高兴地将它们称为她的“June Carter装”。
2013年，她被查尔斯王子授予大英帝国员佐勋章时，身穿得体的墨蓝色Stella McCartney织锦裙，头戴Philip Treacy发网，指甲上套着迷人的小皇冠。她将自己的缎带勋章镶在了一只可爱的19世纪镀金木框里，现在挂在她家洗手间的马桶上方，“挨着我的Aesop‘便后一滴香’！”她欢快地告诉我。
同时，伦敦设计师Jenny Packham为她出席2013年奥斯卡颁奖礼打造的光彩夺目的礼服被她视若珍宝，当晚她凭借007系列电影中的经典主题曲《Skyfall》赢得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礼服被她珍藏在更衣室一个玻璃柜的人体模特上，一旁放着她的小金人。阿黛尔这样形容她家中这个堆满华服的房间，“东西太多了，让我感到无所适从，但我完全愿意分享这些衣物。”
外出购物时，阿黛尔一身典型的伦敦平民装扮：打底裤、帆布鞋、金色大耳环。她的Balenciaga手袋、双面羊毛大衣和她的面孔，则为她增添了几分天后光芒。“我今天是为你精心打扮过的，”她说，“平时我不会穿成这样出门。我会像个蓬头垢面的老妈子，和其他人并无二致。和孩子在一起时，我都是穿打底裤、套衫和一双Converse，因为他那脏脏的小手总会在任何一件好东西上留下印子。”
她将这种完全放松的状态归结于她过去三年中的低调，还委婉地对很多传统意义上所谓成功的标志表示不屑。当有人向她推荐伦敦最新的名人出没的热门餐厅时，阿黛尔尖声笑道：“千万别带我去那儿，那儿就像是名人扎堆的地方！仿佛《超级名模》（Zoolander）中的场景！”
我们的购物之旅从Arclos开始，这家商店远非所谓的名人聚集地。现在商品已不再通过公司的传统目录订购，而是在电脑上完成。阿黛尔皱着眉头说：“我有严重的洁癖，因为手术。如果我喉咙发炎，就完全无法唱歌。那是最可怕的噩梦触摸电子屏幕。”除了电子产品和儿童玩具，店里还有一个摆满了项链饰品的柜子，项链上刻着“奶奶”或“世界最好的老妈”等字样。阿黛尔透露：“我以前在这儿买首饰，我简直迫不及待要来一条‘妈妈’项链了。”
离开Argos后，我们决定前往更高端奢华的Fort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