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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将通过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发展历程探究误读理论的实质意义，从而得到其真正的理论价值。文章除前言和结语外共分为三部分：一是误讀的定义。二是误读与解构主义。三是误读作为一种方法论应当发挥它的理论价值，以及树立正确的误读观。
关键词：误读理论；解构主义；方法论
最早接触到“误读”一词，源于童庆柄老师的《文学理论教程》。这一“反常化”的概念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了解到学术界关于“误读”的认识和研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統。
一、“误读”与狭义误读
美国耶鲁学派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中提出“一切阅读皆误读”，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由此全面展开。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误读，即具有创造性、充满比喻、心理防御和修辞的“误读”，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误读”现象大部分属于一种“不合理的阅读”，“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指读者在阅读和接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作品原有的形象、肌质、语义、结构和作家当初创作的语境和本义，从自我的某种先在观念、理论预设出发，结论先行，是一种主观化、随意性的阅读”。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非艺术非审美视角的关照和解读”。由此，我们可以将狭义的“误读”界定为：用因人而异的各种社会文化体系对文本进行的不符合文本实际的不合理解读。
二、“误读”与解构主义
“误读”理论经过了一个由准备、确立到逐渐深入的过程，与解构主义可谓有着不小的渊源。
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作为解构主义理论的开山之人，对误读理论所作的思想准备首先在于他著名的“作者之死”观念所发挥的消解作者权威的作用。此后，巴特后期的批评实践充分显示了读者进行误读、自由阐释的可行性。
与巴特的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具有相似性结论的，是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所谓“耶鲁学派”，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并活跃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几位有影响力的教授，包括保罗·德·曼、哈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和希利斯·米勒。耶鲁学派发展出一套美国式的解构批评理论，“误读”就是其中一个核心概念。第一次提出“误读”口号并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哈罗德·布鲁姆。布鲁姆在1973～1976年推出“诗论四部曲”～ 《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传统与批评》和《诗歌与压抑》，构建了一套关于文学创作中“误读”现象的实用批评理论。
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布鲁姆反其道而行之，将影响与压抑、焦虑等内在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后辈作家对前辈作家存在“俄狄浦斯情结”，在心理方面总是不断的试图超越来自前辈的“影响的焦虑”。超越的方式即是“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矫正行为”，反映在创作中即是一系列的“修正比”。
紧接着，布鲁姆在《误读图示》中，从文学修辞角度来对六种“修正比”所对应的比喻方式作了具体论述。接着，布鲁姆又从文学修辞的角度将这六种“修正比”分别归为反讽、提喻、转喻、夸张、隐喻和换喻，强调既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又是精神分析学上的心理防御，是具有强力意志的诗人创作时必然经历的六个心理阶段，即对前后辈作家之间误读方式的探讨。后来，布鲁姆将这种创作中的“误读”泛化到所有阅读活动中，但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受人重视之处还是在作家创作领域，真正对文学批评领域的“误读”理论作了系统阐发的是德里达、德·曼和米勒。随着这三人的加入，解构主义误读理论进入了语言研究的维度，得到全面深入的发展。
德里达、德·曼和米勒响应了布鲁姆“一切阅读皆误读”这一宣言，却不再关注文学活动中的创作和接受主体，转而聚焦文学语言本身对于误读的决定性意义，从修辞性方面来挖掘误读的根源。
针对如何释放修辞性文学寓言隐藏的多重意义，德里达、德·曼和米勒分别提出了自己的阅读方法：边缘阅读策略、修辞的语法化与语法的修辞化、“重复”理论。总体来看，这些都是“误读”的具体细微的操作，使得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在语言研究的维度进一步发展。
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总结出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两种不同形态：一是创作中对传统文学作品的解构，二是阅读中对文本意义的解构。前者是以布鲁姆及其“一切阅读皆误读”口号为代表的作为创作理论的“误读”，但后者即以德·曼等人为代表的阅读理论中“无意识的误读”似乎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三、“误读”在当代
“误读”之于文学活动，其意义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依附着对方的特征而并存。
一方面，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主张的意义的不确定性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们的共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否定意义的存在，反而展现了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积极的一面。
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也确实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所阐释出来的多重意义使得读者头绪纷杂，过于零散的解释容易令人摸不着头脑，难以进行交流与对话。
因此，我们在学习、借鉴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过程中，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首先，确立一种多元开放、自由平等的思维方式，消除中心意识。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任何一种先进的思维模式和观察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样要求我们保持先进的立场。
其次，将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当作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学习误读理论的细读方法，培养创新意识，使文学阅读在意义阐释过程优于传统，使文本意义更加丰富。
同样地，对于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我们要“避其所短”。时刻保持文学批评自身的本性，在平等的基础上剖析文学作品与现象，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童庆柄.《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张龙海.《哈罗德 布鲁姆论“误读”》.载《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
[3]徐克瑜.《论文学接受中的正读、误读和岐解》.载《文艺争鸣》，2009.138—144
[4]周新顺.《误读之“辨误”》.载《文史哲》，2008年第3期
[5]王敏.《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7]希利斯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载《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艾布拉姆斯.《关于近年批评理论的对话》.载《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赵毅衡，周劲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关键词：误读理论；解构主义；方法论
最早接触到“误读”一词，源于童庆柄老师的《文学理论教程》。这一“反常化”的概念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了解到学术界关于“误读”的认识和研究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統。
一、“误读”与狭义误读
美国耶鲁学派的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中提出“一切阅读皆误读”，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由此全面展开。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广义的误读，即具有创造性、充满比喻、心理防御和修辞的“误读”，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误读”现象大部分属于一种“不合理的阅读”，“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指读者在阅读和接受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离开了作品原有的形象、肌质、语义、结构和作家当初创作的语境和本义，从自我的某种先在观念、理论预设出发，结论先行，是一种主观化、随意性的阅读”。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对文学艺术作品的非艺术非审美视角的关照和解读”。由此，我们可以将狭义的“误读”界定为：用因人而异的各种社会文化体系对文本进行的不符合文本实际的不合理解读。
二、“误读”与解构主义
“误读”理论经过了一个由准备、确立到逐渐深入的过程，与解构主义可谓有着不小的渊源。
法国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作为解构主义理论的开山之人，对误读理论所作的思想准备首先在于他著名的“作者之死”观念所发挥的消解作者权威的作用。此后，巴特后期的批评实践充分显示了读者进行误读、自由阐释的可行性。
与巴特的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具有相似性结论的，是美国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所谓“耶鲁学派”，指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在美国耶鲁大学任教并活跃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几位有影响力的教授，包括保罗·德·曼、哈罗德·布鲁姆、杰弗里·哈特曼和希利斯·米勒。耶鲁学派发展出一套美国式的解构批评理论，“误读”就是其中一个核心概念。第一次提出“误读”口号并引起巨大反响的是哈罗德·布鲁姆。布鲁姆在1973～1976年推出“诗论四部曲”～ 《影响的焦虑》、《误读图示》、《传统与批评》和《诗歌与压抑》，构建了一套关于文学创作中“误读”现象的实用批评理论。
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布鲁姆反其道而行之，将影响与压抑、焦虑等内在心理联系起来，认为后辈作家对前辈作家存在“俄狄浦斯情结”，在心理方面总是不断的试图超越来自前辈的“影响的焦虑”。超越的方式即是“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矫正行为”，反映在创作中即是一系列的“修正比”。
紧接着，布鲁姆在《误读图示》中，从文学修辞角度来对六种“修正比”所对应的比喻方式作了具体论述。接着，布鲁姆又从文学修辞的角度将这六种“修正比”分别归为反讽、提喻、转喻、夸张、隐喻和换喻，强调既是修辞学上的比喻，又是精神分析学上的心理防御，是具有强力意志的诗人创作时必然经历的六个心理阶段，即对前后辈作家之间误读方式的探讨。后来，布鲁姆将这种创作中的“误读”泛化到所有阅读活动中，但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受人重视之处还是在作家创作领域，真正对文学批评领域的“误读”理论作了系统阐发的是德里达、德·曼和米勒。随着这三人的加入，解构主义误读理论进入了语言研究的维度，得到全面深入的发展。
德里达、德·曼和米勒响应了布鲁姆“一切阅读皆误读”这一宣言，却不再关注文学活动中的创作和接受主体，转而聚焦文学语言本身对于误读的决定性意义，从修辞性方面来挖掘误读的根源。
针对如何释放修辞性文学寓言隐藏的多重意义，德里达、德·曼和米勒分别提出了自己的阅读方法：边缘阅读策略、修辞的语法化与语法的修辞化、“重复”理论。总体来看，这些都是“误读”的具体细微的操作，使得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在语言研究的维度进一步发展。
到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总结出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两种不同形态：一是创作中对传统文学作品的解构，二是阅读中对文本意义的解构。前者是以布鲁姆及其“一切阅读皆误读”口号为代表的作为创作理论的“误读”，但后者即以德·曼等人为代表的阅读理论中“无意识的误读”似乎具有更为深远的影响。
三、“误读”在当代
“误读”之于文学活动，其意义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依附着对方的特征而并存。
一方面，解构主义误读理论主张的意义的不确定性是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家们的共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否定意义的存在，反而展现了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积极的一面。
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也确实存在值得反思的地方。解构主义误读理论所阐释出来的多重意义使得读者头绪纷杂，过于零散的解释容易令人摸不着头脑，难以进行交流与对话。
因此，我们在学习、借鉴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过程中，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首先，确立一种多元开放、自由平等的思维方式，消除中心意识。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任何一种先进的思维模式和观察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的飞速发展同样要求我们保持先进的立场。
其次，将解构主义误读理论当作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学习误读理论的细读方法，培养创新意识，使文学阅读在意义阐释过程优于传统，使文本意义更加丰富。
同样地，对于这一理论的局限性，我们要“避其所短”。时刻保持文学批评自身的本性，在平等的基础上剖析文学作品与现象，以积极的态度推动我国文学批评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童庆柄.《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张龙海.《哈罗德 布鲁姆论“误读”》.载《当代外国文学》，2012年第2期
[3]徐克瑜.《论文学接受中的正读、误读和岐解》.载《文艺争鸣》，2009.138—144
[4]周新顺.《误读之“辨误”》.载《文史哲》，2008年第3期
[5]王敏.《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6]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徐文博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7]希利斯米勒.《作为寄主的批评家》，载《重申解构主义》，郭英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8]艾布拉姆斯.《关于近年批评理论的对话》.载《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赵毅衡，周劲松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