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弘治年间（1488-1505），湖广籍诗人彭民望自京落魄返湘，好友李东阳挂念不已，作《寄彭民望》诗：
　　斫地哀歌兴未阑，归来长铗尚须弹。
　　秋风布褐衣犹短，夜雨江湖梦亦寒。
　　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
　　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
　　彭民望收到寄诗，读前四句黯然不乐，至后四句乃潸然泪下，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并对其子说：“西涯所造，一至此乎！恨不得尊酒重论文耳。”不到一年，彭民望抑郁而逝。
　　诗的首联化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王郎酒酣拔剑斫地歌莫哀！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之意，下句用战国时期冯谖客食孟尝君的典故，写彭民望虽然英雄落魄，但不失豪迈之气。颔联承接首联，极状彭氏归湘时之凄凉苦境：“布褐衣尤短，夜雨夢亦寒”。颈联源自屈原《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以及杜甫《秋兴八首》其五“一卧沧江惊岁晚”。在萧瑟秋风之中，感叹时光之流逝，交友之难，反衬出李东阳对朋友的真挚情意。尾联由所寄之人联想到作者本人，谓彭失意南归，而自己却不得不为衣食之计淹留京师，不能与友人共慰寂寥，也隐含了诗人无力助友的遗憾。
　　全诗人木三分地刻画出彭民望返回湖湘时的凄苦悲凉，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无怪乎彭氏会为之悲歌数十遍不休，足见诗言真情之震撼力。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李东阳一生留下了大量感人至深、传之久远的诗篇，并开创了影响较大的茶陵诗派，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以湖湘地域命名的诗派。

二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祖籍湖广长沙府茶陵县（今湖南茶陵县），因家族世代行伍出生，入京师戍守，属金吾左卫籍。
　　李东阳八岁时以神童之名入顺天府学，天顺六年（1462）中举，天顺八年举二甲进士第一，时年十八岁。弘治八年（1495）以礼部右侍郎、侍读学士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李东阳立朝五十年，柄国十八载，清节不渝。官至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师，谥文正。
　　李东阳是明代中叶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以一己之力开创了茶陵诗派，在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茶陵诗派之得名较晚，最早正式见于清乾隆年间。在此之前，明人徐泰有过相似的提法，语见徐泰《诗谈》：“庐陵杨士奇，格律清纯，实开西涯之派。”西涯为李东阳之号，茶陵为李东阳的祖籍，两者相去不远。明清之际钱谦益也提到“西涯一派”：“吾友程梦阳读怀麓之诗，为之擿发其指意，洗刷其眉宇，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焕然复开生面。”
　　到了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臣在沿袭前人“西涯之派”的基础上，正式提出“茶陵派”之说。《四库全书总目·东江家藏集》称：“（顾清）其诗清新婉丽，天趣盎然，文章简练，淳雅自娴……在茶陵一派，亦挺然翘楚矣。”
　　茶陵诗派的形成有较为复杂的内外因素。有明一代，文人学士特别热衷于结社立派，有较强烈的宗派意识。结社立派一方面可以互相切磋文艺，另一方面则可标榜门户，党同伐异，而明人于后者尤其钟情。据明人范景文《葛震甫诗叙》记载：“余尝笑文人多事，坛坫相高。其意莫不欲尽易昔人所为，独雄千古，不知矫枉有过，指擿适滋。往者代生数人，相继以起，其议如波……今则各在户庭，同时并角，其议如讼。拟古造新，入途非一;尊吴右楚，我法坚持。彼此分嚣，莫辨谁是。”这种结社立派之风气自然会影响到李东阳，他在任职翰林院时曾作诗《西山和许廷冕、刘时雍、汪时用三兵部韵五首》，谈及人社之情景：“社中诗友今频换，湖上山名问不迷。兴发便须呼笔札，酒酣故侧雁行题。”又曾在《次韵寄答若虚二首》中感叹：“城市行踪嗟我在，山林性格只君知。如今旧社无新兴，不似星堂夜战时。”
　　诗中提到“诗友频换”，知其在社时间非短：“如今旧社无新兴”，知其很早即参与诗社，且不止一个。能以李东阳为中心形成一个诗派，与这种诗坛结社之风密不可分。
　　当然，茶陵诗派的形成，其内在根源在于李东阳当时独特的地位及其影响深远的文艺观点。
　　据明人何良俊所著《四友斋丛说》记载：
　　李文正当国时，每日朝罢，则门生群集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可不及势利。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正恐兴事建功或自有人。若论风流儒雅。虽前代宰相中亦罕见其比也
　　李西涯长于诗文，力以主张斯道为己任。后进有文者，如汪石谭、邵之泉、钱鹤滩、顾东江、储柴墟、何燕泉辈，皆出其门。
　　李东阳以其独特的政治地位、突出的文学成就以及卓尔不群的文艺识见，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学士于己门下，已有文坛宗主之象，门生学士也自觉地视李为文坛盟主。
　　李东阳在与门人学士谈文论艺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艺主张影响着他们，他们复被李的才华与精深的文艺思想所折服，而以宗主目之。明人靳贵《（怀麓堂文集）·后序》即谓李东阳“高文大册既已光朝著而泽海宇，而长篇短述又皆流播四方，脍炙人口。盖操文柄四十余年，出其门者号有家法。”
　　不少同年、同僚亦视李为文坛宗主，如谢铎《读怀麓堂稿》称：“其发而为文，则根据六籍，泛滥百家，随所欲言，无不如意，一时学者翕然宗之。先生方且自视欲然，虽与人无竞，而其中则固有不可夺者。”谢铎是茶陵派重要诗人，与李东阳天顺八年会试同年，同入翰林院。
　　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除了与开创者的独特地位有关外，还与其文艺思想的影响力密切相关。李东阳的时代，诗歌盛行卑软委琐的台阁体。李力主革新，主张超越宋元，以盛唐为宗，以李白、杜甫之诗为师法典范，讲究声韵，倡导求真，即主张诗言真性情，描写真体验，抒发真感悟。这些主张得到许多门人弟子及同年、同僚的认同，成为茶陵派的理论基础，也是这一流派诗人活动的起点并形成其共有的诗文风格。
　　李东阳一生著述宏富，广泛流布，就诗稿而言。计有以下几种：
　　《南行稿》一卷，成化八年（1472）成集。当年李东阳陪父李淳回祖籍茶陵省亲，历时七月，行程万里，饱览山水，遍赏名胜，发为诗篇。
　　《北上录》一卷，成化十六年（1480）结集。是年，李东阳与同年罗璟赴南京主持应天府乡试。试毕，与南京士大夫燕会唱和，得赋一、诗一百零三、联句二、散文三。
　　《哭子录》一卷，弘治十四年（1501）结集。该年李东阳长子兆先不幸病卒，年二十七岁。友人多赋诗吊慰，李东阳答之，多至数十首。
　　《东祀录》三卷，成于弘治十七年（1504）。弘治十六年（1503）山东曲阜孔庙毁于大火，次年重建。李东阳以内阁大学士身份前往祭祀，留下诗文，集成《东祀录》。
　　《集句录》一卷，成化十三年（1477）结集。这年春，李东阳告假养病，戒作诗，而戏集古句，略代讽咏，间以应酬。两月间得数十首，集为一卷。
　　《集句后录》一卷，弘治十七年冬至十八年春，李东阳于病中复集古句，抒怀酬赠，得数十首。
　　《拟古乐府》二卷。李东阳十分推赏汉魏乐府古辞，于弘治年间取史册所载忠臣义士、幽人贞妇、奇踪异事，拟作古乐府一百零一首，于弘治十七年初成两卷。后友人谢铎、潘辰评点，门生何孟春为之作注。
　　《同声集》一卷，此集所收为李东阳与友谢铎同官翰林时唱和之作。友人陈音为作引。
　　《后同声集》一卷，此集收录李东阳与谢铎于弘治初复同官翰林唱和之作。吴宽为之作序。总共收录五十首。
　　以上除《同声集》、《后同声集》外都收录于《怀麓堂稿》。此为李东阳仕宦期间诗文作品集，有《诗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诗后稿》三十卷、《文后稿》三十卷、杂记七种，即《南行稿》、《北上录》、《讲读录》等。为李东阳生前自辑。《诗后稿》、《文后稿》系门生何孟春编次。此稿始刻于正德十一年（1516），清代刻本名《怀麓堂集》或《怀麓堂全集》，清代刻本与明代刻本有较大差异。此稿今存。
　　另由弟子为其编辑刊刻《怀麓堂续稿》二十一卷。此稿主要收录李东阳致仕后四年间的诗文作品，包括诗八卷、文十二卷、补遗一卷。李东阳去世的第二年，即正德十二年由门生张汝立等在苏州刊行。今存版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缺。